我的写作相当于大声思考，迎合我自己的性情，而不管听者是谁。

——托马斯·德昆西《一个鸦片瘾者的自白》

电话那头的人在定下阿拉丁商店门口的约会前，给了卡利普七个不同的电话号码。卡利普有信心认为其中一个号码定能让他找到耶拉和如梦，他甚至可以想像那些街道、门阶，以及与他们再度重逢的公寓。他知道一旦见到他们，就能得知耶拉和如梦躲起来的原因，而他将发现一切从头到尾都是如此的合理及正当。他确信耶拉和如梦会说：“卡利普，我们一直在找你，可是你既不在家也不在办公室。电话没人接。你跑哪儿去了？”

卡利普从坐了好几个小时的椅子上站起身，脱下耶拉的睡衣，梳洗一番，刮了胡子，然后换上衣服。透过镜子，他端详自己脸上的文字，发现它们如今不再像是某个神秘故事或疯狂游戏的延续，也不再像某个让他怀疑自己身份的视觉错误。就如同摆在镜子前方的旧刮胡刀片，或由施云娜·曼卡诺代言的粉红色丽仕香皂一样，他脸上的文字也是真实世界的一部分。

一份《民族日报》已经从门缝里塞进来，他看着自己的文字出现在耶拉的老地方，好像在看别人的文章。既然它们是刊登在耶拉的照片下，想必是耶拉的文句。但另一方面，卡利普也知道这些句子是他自己写的。然而这对他而言一点也不矛盾，相反地，它看起来只不过是一个清晰明了的世界的延伸。他想像耶拉正坐在其中一间他手上握有地址的公寓里，阅读着自己专栏中别人的文章，不过卡利普猜想，耶拉应该不会视其为欺诈或对他的人身攻击。很有可能，他甚至认不出那不是自己的旧作。

吃过了面包、鱼子酱、白切牛舌和香蕉后，他想更进一步加强自己与现实世界的联系，于是开始处理被他搁在一边的公事。他联络一个共同合作办政治案件的同事，但得到的答复是，对方突然被召出城去了。某个案子进展缓慢，和往常一样，不过另一件案子则达成了某种结论，两人所代理的客户分别被判处六年徒刑，因为他们窝藏某个地下共产党组织的创立者。他忽然想起，在不久前才读完的报纸里曾瞥见这一则新闻，却没有把它跟自己的事联结在一起，这使他不禁感到生气。尽管他不清楚这股怒气是从何而来，又是针对谁。于是他打电话回家，仿佛那是自然该做的事。“假使如梦接了电话，”他心想，“那么我也要耍她一下。”他打算变音，然后说想找卡利普。但电话并没有人接。

他打电话给易斯肯德。他告诉他，自己马上就要找到耶拉了。他问，英国电视台的人还会在城里待多久呢？“今天是最后一晚，”易斯肯德说，“他们明天一大早就要回伦敦。”卡利普解释自己很快会联络上耶拉，而耶拉也想见见那些英国佬，为他们厘清某些主题，他也认为这是一场重要的访谈。“这样的话，我最好今天晚上跟他们联络一下。”易斯肯德说，“他们也兴致勃勃。”卡利普说“目前为止”他都会待在这里，并且把电话上的号码念给易斯肯德抄下来。

他决定打电话给荷蕾姑姑。他想过，他的亲戚们可能因为一直没有耶拉和如梦的消息，而跑到警察局。或者，全家人仍在等他和如梦从伊兹密尔度假回来？这是他编给荷蕾姑姑听的谎言，说自己从一家杂货店里打电话，而如梦正坐在出租车里等他。还是，如梦回去过，并向他们坦白了一切？此时此刻，他们有没有耶拉的任何消息？他拨打荷蕾姑姑家的电话，压低音调改变声音，解释说他是一个忠实的读者及仰慕者，想要亲口向耶拉赞美他今天的专栏。荷蕾姑姑的回答很谨慎，没有多作解释，只是告诉他，耶拉不在，请他打电话去报社问问看。两点二十分的时候，他开始一个接一个地，试打他抄在《品格论》最后一页的七个电话号码。

一直打到晚上七点，他查出这七个号码中，一个属于他完全不认识的家庭；一个是那种常见的没礼貌小孩；一个是一个说话又直又尖的老头子；一个通到一家烤肉串店；一个通到一个万事通房地产经纪人，他并不好奇之前拥有这个号码的人是谁；一个打到了一个女裁缝家里，她说这个号码她用了四十年了；最后一个则打到了一对晚归的新婚夫妇家里。就在他猛打电话的同时，他发现在一个装满明信片、之前完全没兴趣仔细翻阅的盒子底部，有十张生活照。

十一岁的如梦好奇地盯着镜头，想必是耶拉拿着相机在某次博斯普鲁斯海峡之旅时拍的，背景是那棵著名榆树下的咖啡座，旁边是穿大衣打领带的梅里伯伯，年轻时长得很像如梦的美丽苏珊伯母，以及某个耶拉的怪异朋友或是某个在埃米甘清真寺当阿訇的人……如梦穿着她在二三年级夏天时常穿的绑带子洋装，还有，抱着荷蕾姑姑当时两个月大的小猫“煤炭”叫它看鱼缸的瓦西夫，再加上叼着烟眯着眼睛笑的艾斯玛太太，她还故意拉整披肩想挡住自己别被拍到，尽管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在镜头的范围里……如梦躺在奶奶的床上像婴儿般熟睡，就如卡利普在七天又十小时前最后看到她的姿势，两只膝盖蜷缩到肚子，脑袋顶进枕头里，因为撑饱了斋戒假期的流水席餐点而累得睡着，那是她第一次婚姻的第一年，满怀革命理想、一身邋遢的如梦与自己的母亲、叔叔、姑婶们鲜有往来，但却在那个冬日，意外地只身出现……全家人和门房以斯梅及他太太佳美儿，一起在“城市之心”公寓前面摆姿势拍照，所有人都直盯着镜头看，只有系了缎带、坐在耶拉腿上的如梦，注视着人行道上一只如今想必早已死了的流浪狗……苏珊伯母、艾斯玛太太和如梦挤在人群中——围观的群众站在帖斯威奇耶大道的人行道两侧，从女子学校一路延伸到阿拉丁商店——观看法国总统戴高乐通过，不过照片没拍到他本人，只拍到礼车的车头……如梦坐在她母亲的梳妆台前，台子上摆满了一盒盒蜜粉、一管管“沛肤”冷霜、一瓶瓶玫瑰水和古龙水、香水喷雾器、指甲锉刀和发夹，她把剪了俏丽短发的脑袋伸到两面边镜的中间，变成了三个、五个、九个、十七个和三十三个如梦……十五岁的如梦穿着无袖印花棉洋装，没有察觉有人在拍照，低着头在报纸上做填字游戏，阳光从窗户洒落在报纸上，一碗烤豆子搁在旁边，她一面扯头发一面咬着铅笔尾端的橡皮擦，脸上的表情让卡利普害怕地明白，自己被隔绝在外……顶多是五个月前的如梦开怀大笑——卡利普知道，因为他看见她戴着上次生日时他送给她的希泰族太阳神徽章项链——就在这里，在这个卡利普彻夜踱步的房间里，坐在卡利普现在坐着的椅子上，旁边就是他刚刚才挂上的电话……如梦拉长了脸，在某个卡利普认不得的乡间咖啡馆里，为了父母在郊游途中越发激烈的争吵而苦恼……如梦在她高中毕业那年去过的奇里欧海滩上，身后是一片海洋，她试着装出快乐的样子，但却露出一抹忧郁的笑容——她的丈夫，此刻看着照片的卡利普，永远猜不透那种微笑中的秘密——她美丽的手臂自在地搁在一辆别人的脚踏车的置物篮上，身上穿着一件比基尼，露出盲肠炎开刀的疤痕，以及两颗连在一起像豆荚形状的痣，就在伤疤和肚脐之间，还有隐约可见映在她丝缎肌肤上的肋骨阴影，她手里拿着一本杂志，卡利普看不清楚杂志名称，但那并不是因为照片失焦，而是泪水模糊了他的视线。

此刻，卡利普在一团迷雾中哭泣。仿佛置身于一个他熟悉却不晓得自己熟悉的地方，仿佛沉浸在一本他读过却不记得自己读过、因此依然让他激动的书中。他知道自己曾经感受过这样的绝望和打击，然而，他也知道，这种痛楚是那么强烈，任何人一辈子只可能经历一次。被欺骗的锥心之痛、幻想和失去的刺痛，是他一个人独有的，他不认为别人能够感受得到，但是，他又觉得这是某种惩罚，某个人像布棋局一样，设下了这个圈套。

泪水滴落在如梦的照片上，他没有抹掉，他没有办法用鼻子呼吸，他坐在椅子里动也不动。星期五夜晚尼尚塔石广场上的喧嚣渗进房间里：超载的公交车里疲乏的引擎发出隆隆声响，拥挤的马路上随意乱鸣的汽车喇叭，交通警察怒气冲冲的哨音，摆在各家唱片行骑楼门口的大喇叭此起彼落地传出流行音乐，还有人行道上的嘈杂人声，这片嗡嗡的声响不仅在窗玻璃上回荡，也引起屋里的物品微微的共鸣。卡利普倾听着房间里的共鸣声，想到家具和物品也有它们自己的世界，隔绝于众人的日常生活之外。“既然被骗就被骗了。”他告诉自己，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这句话，直到每一个字眼变得空洞没有情感，转化为不具丝毫意义的声音和字母。

他在心底构筑幻象：他不在这个房间里，而是星期五晚上与如梦一起在他们家里，等会儿他们要去哪里吃点东西，然后再去皇宫戏院。之后，他们会去买几份晚报，然后回家窝着看书和报纸。在他幻想的另一个故事里，有一个面孔模糊的人对他说：“我老早就知道你现在是谁了，可是你当时甚至不认得我。”说这句话的幻影男人，他发现，原来就是多年来一直注视着自己的那个人。接着，他又想到，这个人注视的不是卡利普，而是如梦。卡利普曾经有一次偷偷观察如梦和耶拉，结果竟陷入他意想不到的恐慌。“就好像我死了，从遥远的地方看着没有我的生活继续下去。”他在耶拉的书桌前坐下，马上提笔写了一篇文章，就用这句话开场，最后再签上耶拉的名字。他很确定有个人正注视着他。就算不是有个人，至少是有只眼睛。

尼尚塔石广场上的噪音逐渐被隔壁大楼传来的电视喧哗声所取代。他听见八点钟新闻的开头配乐，意识到全伊斯坦布尔六百万市民，此刻都聚集在自家的餐桌前看电视。他很想手淫，但那只甩不掉的眼睛一直干扰他。他强烈渴望能做自己，做自己就好，强烈到他想摔烂房里的每样东西，想杀死把他推入这个处境的每个人。正当他打算把电话从墙上拔下来丢出窗外时，这台机器响了。

是易斯肯德。他已经跟英国广播公司电视台的人说过了，他们非常兴奋，今晚将会在佩拉宫饭店等耶拉到来，他们已经布置好一个房间以供录像。不知道卡利普联络上耶拉了吗？

“对啦，对啦！”卡利普说，被自己的暴躁吓了一跳，“耶拉准备好了，他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要揭露。我们十点在佩拉宫见。”

挂上电话，他内心激动，在恐惧与快乐、焦虑与平静、复仇快感与兄弟情谊之间来回摆荡。他飞快地在笔记本、纸张、旧文章和剪报里面翻找，搜寻着什么，尽管他也不知道自己想找什么。某个暗示，以证明自己脸上的文字存在？可是那些字母和它们的意义是如此明晰，无须任何证明。某种逻辑，协助他选择该说什么故事？然而，除了自己的愤怒和激动之外，他再也不相信任何事物。某些范例用以阐释这个谜的美？但他明白，他只需带着自信说自己的故事就已足够。他翻遍橱柜，把地址簿迅速浏览一遍，读了读那些“关键句”，看了一下地图，瞥了几眼大头照。正当他埋头在戏服箱里探寻时，突然深深后悔自己竟然打算故意迟到，于是，他匆忙冲出门外，时间差三分九点。

九点零二分，他缩着脖子钻进阿拉丁商店对面大楼的黑暗门廊，然而，对街的人行道上并没有任何像是电话里的秃头男人或他太太的踪影。卡利普在脑中勾勒秃头男人的脸，回想他在酒吧里讲故事的模样。他很气那个男人和他太太竟然给他错的电话号码：是谁在骗谁？是谁在耍谁？

阿拉丁的店灯火通明，但透过塞满物品的橱窗，只能看见店里的一小部分。阿拉丁正在里面上上下下弯腰忙碌，计算着要打包退回的报纸份数。卡利普看见他的身影被物品团团包围：悬吊半空的玩具枪、装在网袋里的橡皮球、大猩猩和科学怪人的面具、一盒盒桌上游戏、一瓶瓶茴香酒和水果酒、色彩鲜艳的运动和娱乐杂志，以及装在透明盒子里的洋娃娃。店里面没有别人。平常白天坐在柜台后面的阿拉丁太太，这时想必已经回到家，在厨房里忙着，等丈夫回家。一个人走进店里，阿拉丁退到柜台后面；没多久，一对年老的夫妇出现了，卡利普的心猛地一跳。然后，第一个进入店里、衣着怪异的男人走了出来，而老夫妇跟在他后面也出来了，怀里抱着一个大瓶子，手挽着手慢步离开。他们是如此地怡然自得，卡利普瞥一眼便知道不是他们。一个身穿毛领大衣的男士走进店里，和阿拉丁谈了一会儿，卡利普不由得揣测两人的对话内容。

这时，无论是在尼尚塔石广场，还是清真寺旁的人行道上，或是伊赫拉穆那头的马路上，都没有半个能引起注意的人，只有心不在焉的行人、没穿外套疾步走过的店员、彻底迷失在幽蓝夜里的孤独旅人。有那么一阵子，马路和人行道上空无人迹，卡利普似乎可以听见对街裁缝车行的霓虹招牌吱吱作响。四周不见人影，除了一个警察，他手里拿着机关枪，站在车站前守卫。望着树干被阿拉丁用橡皮筋和晒衣夹挂满了内衣女郎杂志的栗子树，卡利普感到有点害怕，仿佛他正被人监视，被发现了身份，或是身处危险中。接着传来了一声噪音，一辆驶向伊赫拉穆的1954年道奇，在行经转角处时，差点撞上了一辆开往尼尚塔石方向的旧斯科达公交车。公交车紧急剎车，卡利普看见车里的乘客纷纷站起来，转头去看另一边的街道。隔着不超过三英尺的距离，借助公交车里的昏暗灯光，卡利普与一张对此事故无动于衷的疲倦面孔四目相对：一个六十多岁、历尽风霜的男人，有着一对奇异的眼睛，充满了伤痛。他以前遇到过这个人吗？他是一个退休的律师，还是一个等待死亡的教师？或许，在四目交投的剎那，对方心里也想着同样的问题——多亏了城市生活给予他们大胆对望的机会。公交车开走了，两人就此分别，也许永不再相遇。透过紫烟弥漫的汽车废气，卡利普察觉对面人行道上开始有些动静。两个年轻人站在阿拉丁商店门口，互相点烟，想必是两个大学生正在等另一个朋友，准备一起去看星期五晚场的电影。阿拉丁的店变得拥挤起来，有三个人在那里翻阅杂志，还有一个守夜警卫。一个留着大胡子的卖桔子小贩，眨眼间已经推着他的推车来到街角，但很可能他早在那儿待了好一阵子，只是卡利普没有注意到。一对夫妻沿着清真寺旁的人行道走来，手里拎着大包小包，但很快地卡利普就看见，年轻父亲的怀里还抱着一个小孩。同一时刻，隔壁小糕点铺的老板娘，一个上了年纪的希腊太太，熄掉了店里的灯，把磨损的外套裹在身上，走出门外。她对卡利普礼貌地微微一笑，然后拿勾子把铁卷门哐啷用力拉下。接着，阿拉丁商店和人行道又突然净空了。一个住在前面附近、自以为是明星足球队员的疯子，穿着一身蓝黄足球制服，从女子学校的方向缓缓地推着一辆婴儿车走过来；他平时都把报纸放在婴儿车里，到潘加地的珍珠戏院大门口兜售。小推车的轮子转呀转，发出卡利普挺喜欢的音乐。

微风轻吹，卡利普觉得有点冷。九点二十分。“再等三个人经过。”他想。此时他非但没看到阿拉丁在店里，也找不到应该守在车站前的那个警察。对街一栋公寓大楼的狭窄阳台里，有一扇门开了，卡利普看到香烟末端的一点红光，接着那个人把烟蒂往外一抛，便转身进屋。人行道有点微湿，在霓虹灯和广告招牌的映照下，反射出金属光泽，除此之外，上面还散布着纸屑、残渣、烟蒂、塑料袋……有那么一瞬间，这里的一切，这条卡利普从小住到大的街道，这片他眼看着逐渐蜕变的小区，以及远方的公寓大楼屋顶上，那一根根在幽蓝深夜里依稀可见的烟囱，都让卡利普感到无比陌生而遥远，仿佛是童书里的恐龙。接着他觉得自己像是小时候极为向往的X光透视人，可以洞悉世界的神秘意义。广告招牌上的每个文字，管它是在标明地毯商、餐厅、糕点铺，或是推销展示盒里的蛋糕、可颂面包、裁缝车、报纸，全都指向这第二层的意义。然而，如梦游者般踩过人行道的不幸的人们，已经忘记了曾经能够理解神秘的那段回忆，只能用残存的第一层意义来构建生活——就好像那些遗忘了爱情、义气和英雄的人，只能通过电影获取对这些情感的肤浅满足。他走向帖斯威奇耶广场，招了一辆出租车。

当出租车经过阿拉丁商店时，卡利普想像秃头男人正躲在角落里，就像自己刚才那样，等待着耶拉。是他的幻想吗？还是他真的看见一个衣着怪异的可怕人影，藏在卖裁缝车的商店橱窗里，周围是一群在霓虹照耀下冻结的人型模特儿，他夹杂在那些仿佛被施了魔咒的骇人躯体间，正在用裁缝车缝着什么。他不确定。来到尼尚塔石广场，他叫出租车暂停，买了一份《民族日报》的晚报版本。他带着好奇和兴奋阅读自己的文章，仿佛在读耶拉的作品，与此同时，他想像耶拉也正在读这篇以他的名义和照片发表的陌生文章，只不过，他抓不准耶拉的反应。一股怒气从心底升起，直指向耶拉和如梦：“你们会遭到报应！”他好想这么说。但他也搞不清楚自己到底希望他们如何：是遭到恶报还是善报？不仅如此，在他内心某处，其实暗暗幻想着能在佩拉宫饭店撞见他们。出租车沿着塔拉巴西曲折的街道蜿蜒而上，经过黑暗的旅馆和塞满了人的简陋咖啡馆。整个伊斯坦布尔正在期待某件事情发生，卡利普有这种感觉。接着，他惊讶地注意到马路上的汽车、公交车和卡车竟如此残破不堪，而他却从来都不曾察觉。

佩拉宫饭店的大厅温暖而明亮。右边是一间宽敞的接待室，易斯肯德坐在一张旧沙发椅上，与其他游客一起观看一群人在这里拍戏。原来有一组国产片工作人员，利用饭店的19世纪装饰作背景，拍摄一出历史剧。灯光通亮的房间里洋溢着嬉闹、友好、欢乐的气氛。

“耶拉不在这儿，他没办法来。”卡利普开始向易斯肯德解释。“突然有很重要的事。他之所以一直躲着就是为了这件神秘事务。他要我代替他接受采访，原因也是基于那个秘密。要讲的故事我已经滚瓜烂熟了，我会接替他的角色。”

“我不知道那些人愿不愿意接受这种安排！”

“就跟他们说我是耶拉·撒力克。”卡利普恶狠狠地说，连自己都有点吃惊。

“可是为什么？”

“因为重要的是故事，而不是说故事的人。眼前我们有一则故事要说。”

“他们认识你。”易斯肯德说，“那天晚上在酒吧里，你也讲了一个故事。”

“认识我？”卡利普一边说一边坐下来，“你用词不够精确。他们是见过我，没错，仅此而已。而且，今天我是另一个人。他们既不认识那天见到的人，也不认识今天站在他们眼前的我。我打赌他们看土耳其人都长得一样。”

“就算我们告诉他们，那天晚上见到的是另一个人，”易斯肯德说，“他们也一定会预期耶拉·撒力克应该年纪要大得多才对。”

“他们对耶拉了解多少？”卡利普说，“大概是某个人说，去采访一下那个很有名的专栏作家，一定能够替你的土耳其专题节目加分。于是他们把他的名字抄下来，说不定连他的年龄和他是干什么的都还搞不清楚。”

就在这个时候，一阵笑声从拍摄历史片的角落传来。他们从沙发椅上扭过身子，转头张望。

“他们在笑什么？”卡利普问。

“不知道，没听见。”易斯肯德说，但脸上却带着微笑。

“我们没有人是自己。”卡利普低声耳语，仿佛在泄露一个秘密，“我们没有人可以。你难道不怀疑别人或许把你视为另一个人吗？你真的百分之百肯定你就是你吗？假使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你真的百分之百确信，你所肯定的自己就是你吗？究竟这群人想要的是什么？他们在寻找的，难道不是某个背景特殊的外国人吗？然后利用他的故事，来感动那些吃完晚餐看电视的英国人，让他们为他的忧愁而苦恼，为他的悲伤而落泪？我就有这样的故事，可以满足节目的需求！甚至不用拍到我的脸。他们可以用灯光把我的脸弄暗。一位家喻户晓的神秘土耳其专栏作家——更别忘了我的回教徒身份，这是最有意思的重点——由于担心政府压迫、政治暗杀以及地下党派恐吓，决定以不暴露身份的方式，接受英国广播公司的专访。这样不是更妙吗？”

“好吧。”易斯肯德说，“我打电话上楼通知一下，他们一定等很久了。”

卡利普望着交谊厅另一头的拍片现场。一个留胡子戴毡帽的奥斯曼帕夏，穿着一身笔挺的制服，上面缀满了闪亮的勋章、奖牌和饰带，正在对乖巧的女儿说话。女儿专心聆听着，但脸却没有正对她亲爱的父亲，而是对着忙碌的摄影机。饭店服务员和接待人员恭敬而沉默地在一旁注视。

“我们没有依靠，没有力量，没有希望！”帕夏说，“我们一无所有！每个人，啊，全世界的每一个人，都跟土耳其人为敌！天晓得，政府很可能也要被迫放弃这座堡垒了……”

“可是，最亲爱的父亲，想想我们依然拥有的……”女儿开口说话，她举起手里的书，目的是要让观众而不是她父亲看个清楚，但卡利普分辨不出那是什么书。当这一幕再重来一遍时，卡利普还是没看见书名，不过他看得出那并不是古兰经，这让他更好奇了。

过一会儿，易斯肯德领着他搭乘老旧的电梯进入二一二号房，他又感觉到那种想不起一个熟悉名字的挫折感。

他在贝尤鲁酒吧见过的三名英国记者全在房间里。两个男人手里拿着茴香酒，一边调整摄影机和灯，一边喝酒。女人正在阅读杂志，她抬起头来。

“我们的名记者，耶拉·撒力克，专栏作家，亲自来了。”易斯肯德用英文说，卡利普听来觉得颇为做作，他当下便把这句话在心中翻译成土耳其文。

“非常高兴见到你！”女人说。两个男人立刻异口同声地跟进，好像漫画里的双胞胎。“不过，我们是不是以前见过？”

“她说，我们是不是以前见过。”易斯肯德替卡利普翻译成土耳其文。

“在哪里？”卡利普对易斯肯德说。

易斯肯德接着用英文对女人复述道：“在哪里？”

“在那家酒吧。”女人回答。

“这些年来我没去过酒吧，而我近期内也不会想去。”卡利普语气很坚定。“事实上，我想我这辈子从没去过任何一家酒吧。我认为那一类的交际应酬，在那一种乌烟瘴气的地方，不仅危害我的心理健康，更破坏我写作所需的内在孤寂。对文学的热情占据了我生活的很大部分，而对政治谋杀与迫害的探究则花去了更惊人的时间，这两件事情让我得以长年远离堕落的生活。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相当清楚，全伊斯坦布尔乃至全国上下，有无数的同胞认为自己就是耶拉·撒力克，而他们也都有无可辩驳的理由自称为耶拉·撒力克。此外，有时夜里当我变装上街时，我会在一些贫民窟的小酒馆里，惊讶地撞见他们中某些人，窝藏在我们黑暗、不可解的生活某处，在谜的中心。我甚至与这些不快乐的人结交朋友，而他们能够身为‘我’的程度简直令我害怕。伊斯坦布尔是一个了不起的地方，一个难以理解的地方。”

趁易斯肯德翻译的时候，卡利普透过敞开的窗户，望着金角湾和城市里的黯淡灯火。当初众人为谢里姆一世清真寺打灯照明，显然是为了增添其观光吸引力，然而，和过去一样，有人偷走了几盏灯，使得清真寺变成一堆诡异吓人的石头，看起来像是只剩下一颗牙的老头的黑洞般的嘴。一听完易斯肯德的翻译，女人立刻为自己的误会礼貌地道歉，她语中不失幽默地说，她把当天晚上另一个说故事的人，一个戴眼镜、身材高大的小说家，混淆为耶拉先生了，但她看起来并不相信自己说的话。似乎她决定把卡利普及这种奇怪的情况视为有趣的土耳其特例，拿出一种“我不懂但我尊重”的态度，像一个宽容的知识分子在面对不同文化时的做法。卡利普很快就对这位细腻的女人产生了好感，她颇具有运动员的精神，即使察觉手中的牌有异，也没有立刻喊停不玩。她是不是有点让人联想起如梦？

卡利普坐进一张背后打灯的椅子，由于旁边牵了麦克风和摄影机线，地上缠绕着一堆黑色电线，感觉有点像现代的电椅。他们发现他不自在，于是其中一个男人礼貌地笑了笑，拿一个杯子塞进卡利普手里，替他倒了点茴香酒加水。女人也带着同样的游戏态度——反正他们就是一直微笑——飞快地把一卷带子塞进放映机里，兴冲冲地按下播放键，一副偷看色情片的模样。转瞬间，他们过去八天所拍摄的土耳其风土民情便出现在小小的携带式屏幕上。众人安静地观看，仿佛在看一部色情片，带着一丝看热闹的心态，但也不是全然无动于衷：一个表演杂技的乞丐欢乐地展示他残废的双手与截肢的双腿；一场狂热的政治游行以及一个在游行过后发表演说的狂热领袖；两个老头子在玩西洋棋；酒馆与夜总会的景象；一个地毯商人夸耀自己的橱窗陈列；一群游牧民族骑着骆驼爬上山坡；一台蒸汽引擎火车头喷出浓浓的云雾；贫民窟里的孩童对着镜头猛挥手；蒙面妇女在蔬果店挑捡桔子；一个政治谋杀的牺牲者，以及他覆盖在报纸下的尸体；一个年老的门房用马车搬运一台大钢琴。

“我碰巧认识那位门房。”卡利普忽然开口，“就是他帮我们从‘城市之心’公寓搬到小巷里的住处。”

他们全都以又好玩又严肃的心情，看着老门房，而他也带着一模一样的好玩和严肃，一面微笑着，一面把载了钢琴的马车拉进一栋旧公寓大楼的前院。

“王子的钢琴回来了。”卡利普说。他不是很清楚自己是用谁的口气在说话，自己到底是谁，不过他很确定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那栋公寓大楼的土地上原本是间狩猎小屋，有一个王子曾经居住在那里。让我告诉你们王子的故事！”

他们很快把器材架设好。易斯肯德再次转述，著名的专栏作家将在此发表一段历史性的重要声明。女记者热情地对着观众为这段访谈开场，她巧妙地把接下来的谈话归入一个广泛的架构中，涵盖了从前的奥斯曼苏丹、土耳其地下共产党组织、阿塔图克不为人知的秘密遗物、土耳其境内的伊斯兰基本教义派、政治暗杀以及军事政变的危机。

“很久以前，有一个王子住在这座城市里，他发现生命中最重要的问题，在于一个人能不能做自己。”卡利普开始叙述。随着故事的进展，他感觉到王子的怒火在自己体内燃烧，让他变成了另一个人。是谁呢？当他讲到王子的童年时，他察觉到自己的新身份是一个从前名叫卡利普的小男孩。当他谈到王子刻苦读书的过程时，他则变成了这些书本的作者。当他提到王子在小屋里度过的孤独岁月时，他又转变成为各种故事中的英雄。而当他描述王子向书记员口述内心想法时，他感觉自己就是那名学习王子思想的人。当他叙述王子的故事就好像在讲耶拉的那些故事时，他发现自己变成了耶拉某一则故事中的主角。当他揭开王子生平的最终结局时，他心想：“耶拉以前老是这么结尾。”因此开始气饭店房里的其他人竟然没能领悟。怒火增添了他讲话的说服力，几个英国人认真地听，仿佛听得懂土耳其文似的。等卡利普说完王子的生平之后，停都没停，他又把同一个故事重头再说一遍。“很久以前，有一个王子住在这座城市里，他发现生命中最重要的问题，在于一个人能不能做自己。”他开始说，带着同样的自信。四个小时之后，他将回到“城市之心”公寓，回想起第一遍和第二遍之间的差异，他将会做出这样的结论：说第一遍时，耶拉还活着，说第二遍时，他已经倒卧在警察局正对面，阿拉丁商店旁边不远处，气绝身亡，尸体上面盖着报纸。他在第二次说的时候，加强了某些第一次没有留意的部分，而当他说第三遍时，他已经很明白每讲一遍他就会变成一个新的人。“正如王子，我叙述也是为了成为我自己。”他很想这么说。他恨那些不准他做自己的人，深信生命和城市之谜惟有借着说故事才能解开，最终，体验着内心死亡和苍白的感觉，他结束了第三遍故事，屋里陷入彻底的安静。接着，英国记者和易斯肯德飞快地给卡利普一阵掌声，仿佛在精彩的演出结束后，观众发自内心地向大师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