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

第二天夜晚我已经上了火车，孤单单地一个人坐在简陋的三等车厢里，感到有些害怕。微弱的灯光不断地摇曳晃动，照在木板凳上，显得凄清惨淡。我站在黑洞洞的窗户旁，一股股新鲜的气流从看不见的窗缝里钻进来，砭人肌肤。我两手搭在脸上挡住光线，凝神注视这窗外的夜和森林。那里似乎有成千上万的红蜂嘤嘤嗡嗡，一下子又消失不见。有时，树脂和机车燃烧木柴的气味随同严冬的清凉空气一起吹过来……啊，这林中之夜多么黢黑，多么严峻，多么凝重！林中小道狭窄、深邃、没有尽头。小道两旁，千年古松的高大细长的黑影密密层层重叠着。明亮的车窗的方影斜斜地投射在林边雪堆上，一晃而过。窗外不时又问过一根电线杆，它先愈变愈高，又愈变愈远，隐没在黑暗和神秘之中。

早晨我一觉惊醒，精神爽快。列车停了，已到了斯摩棱斯克。这是一个大站。周围一片光明和宁静。我跳出车厢，贪婪地吸了一口新鲜空气……车站门口围着一群人，我跑过去一看。原来是一只被猎人打死的野猪撂在地上，它庞大、粗壮，已冻得硬梆梆，极其可怕，不忍一睹。它周身竖着又长又密的灰色刚毛，沾上了一层干燥的雪粉，两只家猪一样的小眼睛，嘴咬得很紧，伸出两颗大獠牙。“呆在这儿吗？”我想了想，“不，继续走，到维切布斯克去！”

我乘车到维切布斯克已近黄昏，一个寒冷而明亮的黄昏。到处是厚厚的雪层，洁净而缺乏生气，好象是块处女地一般。这个城市在我看来是古老的、非俄罗斯的。高大的房屋连成一片，尖尖的屋顶，不大的窗户，底层的大门幽深，呈半圆形，做工粗糙。你往往会碰见老犹太人，他们一色都穿长襟衣，白长袜和皮靴，长鬓发就象弯曲的管状绵羊角。他们面色苍白，一律乌黑的眼睛带着忧郁的疑惑神情。人们正在热闹的街道上游近，人行道上一大群胖姑娘慢慢吞吞地挪动步子。她们穿着省里犹太人的盛装，淡紫、天蓝、石榴红色的厚绒面皮袄。一些小伙子跟着她们后面，不过很支雅，而且保持一段距离。他们全都戴圆顶礼帽。也留着长鬓发，那东方人的甜甜的脸面娇嫩、浑圆，象少女一般。他们腮边生长一层青春期的绒毛，目光象羚羊的一样懒散……在这群人中间，在这座我觉得是那样古老的城市里走着，我仿佛着了迷，感到一切都是那么神奇。

天黑了，我来到一个广场上，这儿耸立着一座有两个小钟楼的黄色的天主教堂。我走进去，就看见半明半暗中摆着一排排长椅，再往前，祭坛的供桌上有点着半圈蜡烛。蓦然间在我的头上什么地方响起缓慢的、沉思般的风琴声，音流低沉平稳，后来逐渐升高、壮大，出现了刺耳的象金属发出来的尖锐声……又完全变成颤音、擦音，似乎要挣脱压抑它的什么东西；突然间，冲破了。响起洪亮的天堂赞美歌……再往前，灯火阑珊处，传来时高时低的呢喃细语声和鼻音浓重的拉丁语的吟诵声。在粗大的上端隐没在黑暗中的国石柱两边，一些铁制披甲兵立在往基上，昏暗中看上去就象黑色的幽灵。祭坛上方高处有一扇绘彩的大窗户，隐没在朦胧之中……

十七

我当天夜里就乘车去彼得堡。从教堂一出来，我就往回走，到火车站去乘搭开往波洛茨克的火车，想在那里随便找一家旧旅馆，过一段与世隔绝的日子。去波洛茨克的火车很晚才开。车站上空无一人，漆黑一片。只有小卖部的柜台上点着一盏朦胧欲睡的灯，墙上挂钟的滴答声那么拖沓，仿佛时间本身也到了尽头。四周是死一般的静寂，我独自一人坐了很久很久，最后，不知从什么地方飘来茶炊的香味，车站开始骚动起来，明亮起来了。这时，谁知我竟糊里糊涂地买了张上彼得堡的车票。

还在维切布斯克车站上，当开往波洛茨克的火车久等不到的时候，我感到周围的一切都是那么陌生，我很诧异，很纳闷：眼前的一切都是些什么？有何目的？我又为什么置身其中呢？小卖部阒无人声，半明半暗，柜台上点着一盏朦胧欲睡的灯，阴沉的车站大厅显得空阔、深长、高大，中央摆着一条长桌，布置得跟所有车站一样刻板。小卖部散发出夜间车站的茶炊的芳香时，一个昏昏欲睡的驼背老仆役，身后拖着燕尾服的后襟，一拐一拐地从柜台后边什么地方钻了出来，哀叹着自己年迈体弱，腿脚不灵，开始爬到墙边的椅子上，用一只颤巍巍的手点燃毛玻璃球形壁灯……接着一个身材魁梧的宪兵神气十足地经过小卖部走向站台，脚下的马刺嘎嚓作响，他身上的长军大衣一直拖到脚根，后岔使人联想到名贵的牡马的尾巴，——这都是何物？为何目的？出于何种动机？那宪兵开门进站台时，放进来冬雪之夜的清新空气是多么古怪啊！我一下子从发呆中清醒过来，不知为什么突然决定上彼得堡。

波洛茨克冬雨霏霏，透过列车之间的罅隙，我看到这城市街道泥泞，单调毫无特色，不免感到扫兴，而这扫兴反倒使我高兴。后来我在途中写道。“无穷无尽的白昼。无边无际的林海雪原。车窗外老是萧索的苍白的天穹和积雪。列车一会儿钻进密林，一会儿又出现在荒凉的雪原，遥远的地乎线上，黢黑的树林上方，低垂的天幕上挂着一抹铅灰色的云。车站全是木材建成的……到北方了，到北方了！”

在我眼中彼得堡已是位处极北。在阴霾的暴风雪中，出租马车载我沿着楼房异常整齐、异常高大、异常相似的街道飞奔，驶向利戈夫卡，驶向尼古拉耶夫车站。不过才下午两点多钟，车站主楼上的圆钟就已经放亮。我在运河流经的利戈夫卡停了车，离开车站不过两步远的光景。这儿到处是木柴栈、车夫夜店、茶馆、小饭馆、啤酒店，环境很糟。我在车夫介绍下进了一家旅馆，和衣坐了许久，从六层楼上高处的一个无比阴郁的窗口，望着黄昏前大雪纷飞的天幕。旅途的劳顿，火车的颠簸，使我觉得眼前一切都在旋转……彼得堡！我强烈地感觉到我已身处彼得堡，完全被它的黑暗、复杂、可怕的宏伟包围了。房间里又闷热又憋气，陈旧的毛料帷幔和沙发罩、用来打光下等旅馆房间地板的一种发红的东西散发出臭不可闻的气味。我走出房间，顺着陡直的扶梯跑下楼去。街上暴风雪搅得天昏地暗，冰冷的雪花向我扑面而来。我拦住一辆在风雪中出现的出租马车，直奔芬兰车站，——去体验一下异国情调。我在那里很快就喝醉了。突然给她拍了一份电报。

“我后天到。”

在宏大、古老、车水马龙的莫斯科，迎接我的是阳光普照的天气。冰雪融化，雪堆渐渐消失，小河和水洼已经解冻。有轨马车轰轰隆隆、叮叮当当地驶过，步行的和乘车的人川流不息，熙熙攘攘，满目都是满载货物的雪橇、肮脏狭窄的街道。克里姆林宫的围墙、宫殿，以及密集于其间的泛出金光的教堂圆顶，看上去好象一幅民间版画。我惊讶地瞻仰了瓦西里?勃拉仁①，参观了克里姆林宫内的大教堂，在野味市场上有名的叶戈罗夫酒馆吃了早饭。这酒馆挺特别，楼下的顾客多是做生意的老百姓，相当俗气而又嘈杂，可是楼上两间不太好的小厅却整洁雅致，很讲规矩——甚至禁止吸烟。太阳从院子什么地方穿过暖烘烘的小窗户照进来，一只金丝雀在笼子里婉转啼唱，小厅更显得十分舒适。屋角有盏灯闪着白色的火焰，一堵墙的上半部分是一幅发乌的画，涂过淡褐色清漆，大添异彩，画上有飞檐的鳞状屋顶、长廊，长廊上有几个大得不合情理的在喝茶的中国人，黄黄的脸，穿金色长袍，戴绿色瓜皮小帽，小帽就象一种廉价的灯……当天晚上我离开了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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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瓦西里?勃拉仁大教堂，在莫斯科红场上，具有世界意义的著名建筑古迹。

我们的县城已经通了火车，亚速海的狂风在车站上肆意狂号。她在已经没有积雪的干净的站台上等候着我。风吹动她的春季宽边帽，挡住了她的视线。我老远就瞧见了她，而她在风中蹙起额头，慌慌张张地沿着走动的车厢找寻我。她身上有一种楚楚动人的、惹人爱怜的东西，久别重逢的亲人身上总有这种东西使我们感到惊讶的。她清瘦了，穿着朴素。我从车上跳下来之后，她想掀起面纱，可是没成功，只是隔着面纱笨拙地吻了吻我，面色象死人一样苍白。在马车上她默默无言，迎风偏着头，只是伤心而又冷淡地反复说：

“瞧你对我干了些什么事！瞧你对我千了些什么事！”

后来她又说了，语气仍旧很严肃：

“你上‘贵族旅馆’去吗？我跟你去。”

我们走进二楼一间又大又有前室的房间里，她坐到沙发上，看着侍役笨拙地把我的箱子放在房子中间的地毯上。后来侍役问我还有什么吩咐。

“没了，”她替我答道，“去吧……”

接着她摘下帽子。

“你干吗老不开口，什么也不跟我说？”她抑制着颤动的嘴唇，若无其事地说。

我跪了下来，抱住她的双腿，一边隔着裙子吻着，一边抽泣。她捧起我的头，于是我又认出和感到了她那为我熟悉的异常甜蜜的嘴唇，我俩得心幸福地收缩起来，好象都停止了跳动。我跃起身来，反锁上门，用两只冰凉的手拉上被风吹得胀鼓鼓的白窗帘。窗外，风摇撼着黑乎乎的春天的树，树上，一只白嘴鸦象醉汉似地来回晃动，惊惺地大声叫喊……

后来，她呆呆地躺着休息时小声地对我说：“父亲有一个要求；结婚的事哪怕等半年也好。你就等等吧，反正我的生命现在只属你一个人，随你摆布了。”

几支没有点过的蜡烛竖放在镜台上，垂挂着的白窗帘毫无光泽，纹丝不动，粉白的天花板上各种奇形怪状的泥塑装饰朝下望着。

十八

格奥尔基哥哥已经从哈尔科夫迁到一座小俄罗斯的城市，我们就动身到那儿去了。我们俩都将在哥哥负责的地方统计局工作。我们在巴图林诺度过了复活节前的一个礼拜和复活节。母亲和妹妹对她喜爱得不得了，父亲慈爱地用“你”称呼她，而且每天早晨都主动地让她吻自己的手，只有尼古拉哥哥显得拘谨和客气。她结识了我家的成员，观看了我家的房屋，了解了我家的庄园，去过我少年时代居住过的房间，她觉得这房间至今都还可爱，她还怀着内心的喜悦翻阅过我的书籍，这一切她都觉得新鲜有趣，沉浸在一种既平静又迷惘的幸福之中……后来我们便离开了。

夜间我们抵达了奥勒尔，第二天拂晓换乘了开往哈尔科夫的火车。

早晨阳光明媚，我们站在车厢的过道上，依着暖烘烘的车窗。

“你看多怪，除了奥勒尔和利彼茨克，我从来没到哪儿去过！”她说，“马上就到库尔斯克了吗？在我眼中这已经是南方了。”

“是的，在我眼中也是一样。”

“我们要在库尔斯克吃早饭吗？你知道吧，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在车站上吃过早饭呢……”

库尔斯克站过了以后，愈往前走就愈使人感到暖和、愉快。路基两旁的斜坡上已是青草茵茵，野花簇簇；白蝴蝶在门飞，而有了蝴蝶就表示已经是夏天了。

“那儿的夏天是很热的！”她笑着说。

“哥哥来信说，整个城市就是个大花园。”

“对，小俄罗斯嘛。真是没有想到……你瞧，你瞧，杨树多么高大！全都绿了！为什么有过多的磨坊？”

“是风车，不是磨坊。马上就可以看见白垩山了，再就到别尔戈罗德。”

“现在我才理解你了，我恐怕永远也不能在北方生活，那里没有这样充足的阳光！”

我放下窗子。熏风徐来，送来了温暖，连机车喷吐出来的煤烟也带着南方的气味。她双目半闭，脸上、额角的黑绒毛以及简朴的印花布连衣裙上，一束束灼人的阳光在移动、照耀、炙烤。

别尔戈罗德附近，河谷中有鲜花盛开的樱桃园和白石灰墙的小屋，质朴可爱。在别尔戈罗德车站上听得到卖面包圈的小俄罗斯妇女急促而温柔的语声。

她下车去买东西，讨价还价了一番，很高兴自己善于精打细算和会说几句小俄罗斯语。

傍晚，我们抵达哈尔科夫，又换乘一趟车。

快到终点时天已黎明。

她睡着了。车厢里蜡烛快点完了，草原上仍旧是黑夜，一片昏暗朦胧，但是在远方，东边天标下边已暗暗地发青。这儿，无边无际的光秃秃的平原上，灰绿色的小丘一个紧挨一个，太不象我们家乡的土地了。窗外闪过一个沉睡的小站，站上周围既没有灌木，也没有树林，就是小站本身也是石头垒成的，没有遮掩，在这曙光初露的神秘时刻泛着青白色的光……这里的小站多么冷寂荒凉啊！

这时车厢有了一点点光亮。昏暗已藏在地板下边，地板上面已经半明半暗了。她，还在梦乡。头埋在枕头里，腿蜷曲着。我用我母亲赠送给她的一条古朴的丝织披肩小心翼翼地盖在她身上。

十九

车站坐落在宽阔的山谷中，远离市区。车站虽不大。却令人惬意。站上，侍役殷勤有礼，脚夫和蔼可亲，坐在双套家用长途马车上的车夫老实厚道。

整个城市掩映在葳蕤葱茏的花园中，它的盖特曼大教堂坐落在悬崖峭壁上，从那儿可以眺望东边和南边。东边山谷里孤零零地峙立着一座险峻的小山，山顶上有座古老的寺院，再过去是青绿一片，空旷无物，山谷逐渐变成草原的斜坡。南边，越过河对岸，再越过嫩绿的草地，视野便消失在耀眼的阳光之中。

到处是花园，再加上木板人行道旁又栽着一行行杨树，城市的许多街道便显得狭窄。在人行道上经常可以遇见一位高傲的少女，胸脯挺起，方格裙子里住臀部，结实的肩上挑着一担沉重的水。杨树异常高大粗壮，令我们叹为奇观。正值五月天气，常有雷电和暴雨，一到这时候，那杨树厚实的叶子就绿得发光，还散发出树脂的清香！这里春天总是绚丽，夏天酷热，秋天清明、悠长，冬天温和，吹来湿润的风，一辆辆雪橇挂着小铃铛，跑起路来发出暗哑而好听的叮当声。

我们在一条这样的街道上租了一套房间住下来。房东柯万尼科是个身材高大的老头，皮肤晒得黝黑，花白的头发修成圆形。他是个道地的庄园主：有院子、厢房、正房、后花园。他自己住厢房，而把正房租给我们。正房的墙壁粉白，后面有花园的绿荫遮掩，前面是大玻璃窗走廊。他不知在哪儿做事，习惯下了班便饱吃一顿，睡上一觉，然后不等农服穿好就坐在敞开的窗户前，一面抽他的烟袋，一面一个劲地唱道：“哎，山上那个女人在割麦子……”

院子里的房间既不高，也很简朴。前室里有一口古老的大木箱。上面盖着带彩色桃花的粗糙的麻布。一个年轻的哥萨克女人当我们的佣人，她有一种诺盖人①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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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土耳其语系的一个民族。

哥哥变得更加和悦可亲，心慈口善。我的期望实现了：他和她之间很快就建立起亲人和朋友的亲密关系。在任何情况下，只要我和她或他发生争执，他俩就总是站在一边。

我们在这里的同事和熟人（医生、律师、地方自治会的人）同哥哥在哈尔科夫的相似。我轻轻巧巧地进入了他们的圈子，而且很高兴在他们中间遇见到列昂托维奇和瓦金，他们也是从哈尔科夫迁来的。这个圈子里的人唯一不同于哈尔科夫那个圈子里的人的是更温和，与这个城市的和睦安宁的气氛几乎完全相称。他们本仅与来自任何其它城市的人们友善，甚至也与警察局长友好。

我们常常聚会在一位参议员家里，他拥有五千俄亩地和一万头羊，为了壮门庭，他把自己的家弄得富丽堂皇，具有上流社会的气派，可惜他本人却身材短小，穿着寒伧。他曾在雅库茨克呆过一段时期，但为人谦恭温雅，颇象是一个可怜的客人。

二十

院子里有一口石砌的古井，厢房前有两株白刺槐，房子台阶旁，一株枝叶浓密的栗树遮掩着玻璃窗走廊的右半边。夏日早晨七点来钟，阳光已把一切照得耀眼、灼热，鸡舍里传来母鸡单调和惊疑惶惶的叫喊。然而，房子里，尤其是窗户对着花园的几间后房倒还凉快的。她穿着小巧玲珑的鞑靼式便鞋，站在卧室里，哗啦哗啦地把水淋在头上，胸脯冻得紧缩起来；她脖子后面、头发底下尽是皂沫，使整个卧室都充满凉水和香皂的清新气息。她不好意思地转过湿漉漉的脸来，跺着脚对我说：“走开！”不久，窗户朝走廊开的房间里飘来烧茶的香味儿。哥萨克女佣人在那里走动，钉了鞋掌的靴子咯咯地响着。她没穿袜子，脚踝裸露在外，细细的，好似良种小母马的一样，在裙子下面晃动着，很有几分东方的情调；她圆溜溜的脖子上戴着琥珀项链，也闪闪发光；小脑袋长着黑头发，脑瓜子十分机灵、敏捷，向外斜的眼睛炯炯有神，每走一步臀部都要扭一下。

哥哥拿着烟卷走出来喝茶，那微笑和习气都同父亲一个样，只是身材矮胖这一点不象父亲，然而举止间看得出有一种老爷派头。他开始讲究穿着，坐的时候，模仿上流社会的风度，洒脱地跷起二郎腿，夹着香烟。曾经有一个时期大家都相信他前程远大，他自己对此也深信不疑，现在却完全满足于他在这个小俄罗斯偏僻地方所担负的职务。从他出来喝茶时的眼神中看得出，他觉得自己精力充沛，身体健康。我们给他建立了一个十分可爱的家庭。他每天和我们一起上班，事情与在哈尔科夫差不多，可一半时间都花在吸烟和闲谈上，这成了他每天的乐事。每当她收拾打扮完毕，终于穿着漂亮的夏装走出来的时候，他总是眉飞色舞地上前去吻她的手。

我们靠着一行行在阳光下显得油亮的、极好看的杨树，挨着晒得烤人的墙壁和花园，在晒烫了的木板人行道上走着。她撑着一把闪闪发亮的绸布伞，凸出的圆顶在深蓝色天空的辉映下显得格外醒目。然后我们穿过暑气蒸腾的广场，走进参议室的黄色大楼。楼下散发出看守人穿的长统靴和他们吸的劣等烟草的气味。各类文书、干事们手里拿着公文，照小俄罗斯人的习惯垂着头，沿着二楼楼梯上上下下；这帮人穿着黑上衣，外表上看是傻头傻脑，其实是机灵狡黠，精于世道。我们穿过楼梯往一楼里边走，走进我们部门的那几间低矮的房间，那儿满是谈笑风生、不修边幅的知识分子，令人心情愉快……我看见她到这些房间去取来各种调查表，把它们装进信封里寄往各县，总觉得是件怪事。

中午看守们用廉价的杯子、小碟给我们端来茶和几片柠檬。这种衙门生活，最初也给了我某种愉快。喝茶的时候，我们所有来自其它部门的朋友都聚到我们这儿来闲聊，抽烟。参议会秘书苏利马也常来。这个人相貌俊俏，有点驼背，戴一副金边眼镜。头发和胡须都很漂亮，黑黑的，象丝绒一样闪光。他步态徐缓，举止谈笑都含有曲意逢迎的意味。他总是笑脸相迎，总是卖弄自己的举止从容和文雅。他是个很热心于美学的人，把山谷里那座小山顶上的寺院称作凝滞的和声。他来得不算少，但总要用愈来愈傻乎乎的和神秘的目光看看她，还要走到她的桌子近旁俯身去看她的手，然后扶一扶眼镜，温柔地笑着问：“您在发送什么公文呀？”这时她便挺直身子，尽量客气，然而也尽量简单地回答他。我完全放心了，我现在再也不嫉妒谁了。

在这个机关里我无意中也象在奥勒尔《呼声报》编辑部一样占据了某种特殊的地位，人们都带着善意的讪笑来看待我这个工作人员。我坐在这里不慌不忙地统计，造报表：某县某乡种了多少烟草、甜菜，采取了什么措施来与危害这种甜菜的小甲虫“作斗争”。有时我干脆就读点书，不去理会周围的人谈天说地。值得我高兴的是我有一张自己的办公桌，还可以不限量地从办公室领用新的鹅毛笔、铅笔和上等纸张。

下午两点下班。哥哥站起来，笑着说：“大伙回家吧！”于是大家一窝蜂似地去找自己的夏季遮檐帽和宽边帽，涌到耀眼的广场上，互相握手告别，然后各奔东西，只见花绸衫和手杖一闪一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