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理说，从克兰顿到温代尔最简便的办法是乘出租车到佛拉明汉去搭一班开往阿尔巴尼的快车，然后再搭朝西北方向驶去的慢车，经过一段很短的路程就到了；可是说实在的，这种最简便的办法是最不切合实际的。那两条铁路彼此是否有某种严重的宿仇，或者它们是否联合起来赏给其他运输工具一个公平的机会，都不得而知，反正永远存在这样一种局面：不管您怎样摆弄时间表，您在阿尔巴尼换车，至少也得等上三个钟头。

上午十一点有一班公共汽车从阿尔巴尼出发，下午三点左右抵达温代尔，可是这就得搭清晨六点三十一分从佛拉明汉开出的那班火车；维克多觉得他不一定能按时起床，于是就改乘稍晚一班开得相当慢的火车，赶上阿尔巴尼最后一班去温代尔的公共汽车，这样晚上八点半便可以安然到达。

一路上都在下雨。他到达温代尔终点站时，雨还淅淅沥沥下个没完。维克多生来有点神志恍惚，心不在焉，因此不管排什么队，他都一向站在紧末尾。他早就对自己这点毛病习惯了，就跟人慢慢对自己的视力差或者腿瘸习惯了一样。他由于个儿高便哈着点腰，并不急躁地跟着其他旅客鱼贯下车，踩到闪闪发光的柏油路上；旅客当中包括两位身穿半透明雨衣、臃肿不堪的老太婆，活像玻璃纸包着的土豆；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剃着小平头，长着凹陷娇嫩的后脖颈；一个身体呈现多角形的、怵怵怛怛的老瘸子，不要任何人搀扶，身子一部分一部分从车上慢慢下来；三个温代尔学院的女学生，穿着短裤，膝盖冻得通红；那个小孩的妈妈累得精疲力竭；还有其他一些旅客；最后就是维克多，拎着一个手提包，腋下夹着两本杂志。

在公共汽车站的拱廊里，一位皮肤带点棕色、头秃得挺彻底的男人，戴着墨镜，拎着一个黑色公事皮包，正在和颜悦色地伛着身子探询那个瘦脖颈的小孩，他呢，一个劲儿摇晃脑袋，手指着他的母亲，后者正等着她的行李从那辆“灰狗”的肚子里提出来呐。维克多腼腆而愉快地打断了这种认错人的局面。那位秃着棕色脑袋的绅士摘掉墨镜，慢慢直起腰来，朝上，朝上，再朝上，瞧高、高、高个儿的维克多，瞧他的蓝眼睛和棕里透红的头发。普宁颧骨上长得挺好的两块肉疙瘩鼓了起来，使他那晒得黝黑的脸变圆了；他的脑门，鼻子，甚至那对漂亮的大耳朵都投入了这一微笑。总的来说，这是一次叫人非常满意的会面。

普宁提议把行李暂存车站，两人先遛遛——要是维克多不怕淋雨的话（这当儿，雨正倾盆而下，柏油路面在哗哗响的大树下像山间小湖似的，在黑暗里闪闪发亮）。普宁心想，请孩子去一家小饭馆吃顿夜宵一定会使他高兴的。

“一路上还好吗？没遇到什么不痛快的事吧？”

“没有，先生。”

“很饿了吧？”

“不，先生。不特别饿。”

“我叫铁莫菲，”他俩在一家寒伧的老饭馆靠窗户的一张桌子前坐定之后，普宁说。“第二个音节照‘莫弗’那样发音，浓（重）音放在末尾音节上，这里的元音照‘泼瑞’那样发音，不过拖长一点。‘铁莫菲·巴甫洛威奇·普宁’，意思就是‘保罗之子铁莫菲’。当中那个源于父名的名字浓（重）音放在第一个音节上，后面可以一带而过，就成了铁莫菲·巴尔奇。我思想斗争了好久——咱们擦擦刀叉吧——最后决定你应该就管我叫铁姆先生，要么更短些，就跟我的一些要好的同事那样，干脆叫我铁姆好了。这当然是——你想吃点什么？炸小牛肉片？好，我也吃炸小牛肉片——这当然是对我的新祖国美国的一大让步，奇妙的美国有时叫我惊讶，但总是令人尊敬。一开始，我感到窘极了——”

一开始，普宁对美国人那种随意摆弄教名的轻松劲儿感到窘迫不堪：参加一次宴会，一杯带冰块的威士忌打头，许多杯搀点水的威士忌结尾，然后你就应该管一位阴阳怪气的陌生人叫“杰姆”，他呢，也就永远管你叫“铁姆”。你要是第二天早晨忘了这个碴儿，管他叫埃弗雷特教授（对你来说，这是他的真名），这（对他来说）就是个极大的侮辱。铁莫菲·巴尔奇一回想起他在欧洲和美国的俄国朋友就很容易数出至少六十位好人儿来，都是从，嗯，一九二〇年起便跟他很熟了的，可他压根儿也没给他们改过名字，而是一直管他们叫瓦杰姆·瓦杰米奇啦，伊万·赫里斯多弗罗威奇啦，萨缪依尔·伊兹拉伊列威奇等等；他们一遇见他，也洋溢着同样的热情，热烈地握手，称呼他的教名和父名：“啊，铁莫菲·巴尔奇！Nu kak?（您好吗?）A vï, baten'ka zdorovo postareli（哎呀呀，老弟，您可真的不再年少了）！”

普宁说个没完。他的谈话并没叫维克多感到惊奇，他听见过许多俄国人说英语，普宁把英语里的“家庭”这个词的头一个音节念得好像法语里的“女人”那个词，这也没叫他见怪。

“我的法语比英语说得还要流利，”普宁说，“但是你——vous comprenez le français?Bien?Assez bien?Un peu?”

“Très un peu.”维克多说。

“真遗憾，可也没有法子。我现在跟你聊聊体育运动吧。俄罗斯文学里首次对拳击运动的描写，我们发现是在米哈依·莱蒙托夫的一首诗里。他生于一八一四年，被杀死于一八四一年——挺容易记。至于对网球的描写，首次出现是在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这部小说里，有关年代是一八七五年。在我年轻的时候，有一天在那个跟拉布拉多处于同一纬度的俄罗斯乡村，别人给我个拍子，叫我跟东方学家戈托夫切夫一家人打网球玩，也许你听说过他吧。我记得那是个美好的夏天，我们就打啊，打啊，打啊，一直打到十二个网球全都不见为止。等你老了，你也会无限缅怀往事的。”

“还有一种运动，”普宁一边接着说，一边往他那杯咖啡里猛加糖，“当然是槌球游戏。不瞒你说，我是槌球冠军哩。不过嘛，全国最时兴的娱乐活动当属所谓的‘gorodki’意思是‘小城镇’。你记得花园里一块地方和那种充满青春活力的气氛：我当年结结实实，穿着俄罗斯绣花衬衫，现在可没人玩那种健康的运动喽。”

他吃完炸小牛肉片，又接着谈这个话题：

“你在地上，”普宁说，“画一个挺大的正方形，在里边放一排排的圆柱木，你知道，然后从远处朝它们投扔一根粗的曲棍，很硬，就像一个有长长的曲柄的飞镖——对不起——唷，幸好是糖，不是盐。”

“我如今依然听得见，”普宁说，一边拿起那个糖罐，一边对自己惊人的记忆力表示得意地摇晃起脑袋，“我依然听得见那喀哒一声响！你打中那排圆柱，它们一起飞向空中时发出的响声。你还没吃完那盘肉吗？不大喜欢吗？”

“好吃极了，”维克多说，“可我并不太饿。”

“噢，你得多吃，你要是想当一名足球运动员，更得多吃。”

“我恐怕不大喜欢足球。说实在的，我讨厌足球。我真的什么运动也不在行。”

“你难道不是一名足球爱好者吗？”普宁说，那张富于表情的大脸渐渐涌现出一股沮丧的神情。他撅起嘴唇。他张开嘴——可是啥也没说。他默不吭声地吃他那客香草冰淇淋，其实那里面并没有香草，也不是奶油做的。

“咱们现在去取你的行李，叫辆出租车吧，”普宁说。

他们一到谢泼德的住宅，普宁就领维克多进入起居室，连忙把他介绍给他的房东、学院运动场地前任主管比尔·谢泼德老头儿（他的耳朵已经全聋，有一只戴着一个白扣子似的玩意儿）和他的弟弟鲍勃·谢泼德，他新近由于嫂子去世而从布法罗赶来跟哥哥住在一起。普宁让维克多跟他们待一会儿，自己匆忙地嗵嗵上楼去了。这所房子结构脆弱，楼上劲头十足的脚步和那间客房的窗户霍然被推开的吱扭吱扭声，使楼下房间里样样东西都随着颤动起来。

“瞧那张画儿，”耳聋的谢泼德先生用一个指指点点的手指头指着墙上一幅邋遢的大型水彩画说，“再现了五十年前我老弟和我常去度暑假的那个庄园。这是我母亲的同学格蕾丝·威尔斯画的，温代尔那家旅馆就是她儿子查理·威尔斯开的——我确信宁博士遇见过他——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我已故的太太也是位画家。待会儿我把她的画儿也指给你看看。嗯，谷仓后面那棵树——你只能模模糊糊辨认出来——”

楼梯那边突然传来扑通一声可怕的响声：普宁下楼，脚踩空了。

“一九〇五年春天，”谢泼德先生冲那张画摆动着中指，“在那棵三角叶杨树下——”

他一转脸，发现他老弟和维克多都奔出了屋子，到楼梯口去了。最后几级楼梯可怜的普宁是出溜下来的。他仰八脚儿躺了一会儿，直翻白眼。他给搀扶起来。幸好一根骨头也没摔断。

普宁一边微笑，一边说：“这真像托尔斯泰那个了不起的故事——你哪天得读读，维克多——伊万·伊里奇·哥洛温摔倒了，结果腰子得了癌症。维克多现在跟我上楼吧。”

维克多拎着手提包，跟在他身后。楼梯平台那儿有一幅凡·高的《摇篮曲》复制品，维克多经过的时候冲它冷冷地点了一下头，表示认识它。从客房敞开的窗户望出来，外面黑咕隆咚，雨啪哒啪哒打在芳香的树枝上的声音响彻整间屋子。桌上有一本包起来的书和一张十美元的钞票。维克多含着笑，向他生硬而友善的主人点头表示感谢。“把它打开吧，”普宁说。

维克多带着很有礼貌的殷切神情遵从了。然后，他就在床沿上坐下，一绺光滑而柔软的金棕色头发耷拉在右边太阳穴上，那条条纹领带垂在灰茄克外头，灰色法兰绒裤子里的两条粗大的腿劈着，他蛮有兴趣地把那本书打开。他想夸赞它一番首先因为这是件礼物，再者他相信那是从普宁的母语译过来的一本书。他记得精神治疗研究所曾经有过一位来自俄国的耶考夫·伦敦大夫。很遗憾的是，维克多碰巧翻到一段有关育空印第安族长的女儿萨琳斯卡的情节那儿，便轻松愉快地误以为她是一个俄罗斯姑娘。“她那双大而黑的眼睛，又是害怕又是挑战似地怔望着她的同族人。她十分紧张，甚至连呼吸都忘了……”

“我想我会喜欢这本书的，”彬彬有礼的维克多说。“去年夏天，我读了《罪与——》，”他那一直微笑的嘴慢慢张开，打了个年轻人的呵欠。普宁又是爱怜，又是赞同，又是有点伤心地看到了丽莎在十五年、二十年、二十五年前参加巴黎阿尔贝宁家或包里昂斯基家那些又长又欢乐的晚会后所打的呵欠。

“今天就别再看书啦，”普宁说。“我知道这是本很激动人心的书，可是你明天再反复读它吧。晚安。厕所就在楼梯那边。”

他跟维克多握握手，便朝自己的房间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