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宁小心谨慎地转入一条两旁长着野生羽扇豆的沙土道，便笔挺地坐好，两手僵硬地紧抓方向盘，样儿就像是个开拖拉机比开汽车更习惯的农民，以每小时十英里，放至第一挡的速度，驶入那一片把库克城堡和石子路隔开的、杂乱无章而又绝对地道的老松树圈子，这当儿布罗托夫夫妇和身穿长裤的瘦小女人施波里昂斯基夫人首先发现了他。

瓦尔瓦拉从凉亭的椅子上轻快地站起来——她和罗莎·施波里昂斯基刚在那儿发现布罗托夫正在看一本破损的书，而且偷偷犯禁抽了一根烟卷儿。她鼓掌向普宁表示欢迎，她丈夫合上书，把大拇指夹在刚读到的页数那里，用它慢慢晃了几下，向普宁表示他所能表示的最深切友好的情意。普宁熄灭引擎，坐在汽车里向朋友们微笑作答。他的绿色运动衫领口敞开着；那件只拉了一半拉链的风衣裹在他那给人深刻印象的躯体上显得紧了点；他低着那晒得黑不溜秋的秃脑瓜子，脑门上尽是皱纹，太阳穴上有明显的蠕虫似的血管，费劲地打开车门，最后终于从车上跳下来。

“Avtomobil'，kostyum——nu pryamo amerikanets（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佬），pryamo Ayzenliauer！”瓦尔瓦拉说，接着就把普宁介绍给罗莎·阿布拉莫芙娜·施波里昂斯基。

“我们四十年前就认识一些共同的朋友。”那位夫人一边说，一边好奇地打量着普宁。

“噢，别提那个天文数字啦，”布罗托夫说，他一边凑近过来，一边用一根草叶代替那个一直充当书签的大拇指，“你知道，”他握握普宁的手，接着说，“我正在第七遍看《安娜·卡列尼娜》，着迷的程度不下于六十年前七岁而不是四十年前看它时的劲头。而且每次都可以从中发现新的内容——譬如说，我现在注意到列夫·尼克拉耶维奇不知道他的小说情节是哪天开始的：好像是星期五，因为那天钟表匠到奥布朗斯基家来上钟弦，可列文和吉提的妈妈在溜冰场上谈话提到的却是星期四。”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瓦尔瓦拉大声说，“谁有那闲工夫想闹清那天到底是星期几呀？”

“我可以告诉你确切的日子，”普宁一边说，一边在闪烁不定的阳光下眨了眨眼，吸着北方松树散发的熟悉的浓郁香味，“小说情节开始在一八七二年年初，按新历计算是二月二十三日星期五。奥布朗斯基读晨报时看到有培伊斯特已赴维斯巴登的谣传。这当然指的是弗雷德里希·斐迪南·冯·培伊斯特公爵，他刚被任命为奥地利驻圣詹姆斯宫廷的大使。在递交国书之后，培伊斯特就到欧洲大陆去度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圣诞假期——他在那里跟家人住了两个月，当时正准备回伦敦，根据他那两卷集回忆录的记载，由于威尔斯王子伤寒症初愈，伦敦正准备于二月二十七日在圣保罗教堂举行一次感恩祈祷的仪式。可是（odnako），你们这儿可真够热的（i zharko zhe u vas）！我想我现在该先到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的慧眼前（presvetlïe ochi，俏皮话）报个到，然后再到他信里描写得那么生动的那条小河里去扎个猛子（okupnutsya，还是俏皮话）。”

“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因为公事或者寻欢作乐要到星期一才回家呐，”瓦尔瓦拉·布罗托夫说，“不过，我想你可以在后院找到苏珊娜；卡尔罗夫娜在她喜爱的那块草坪上晒日光浴呢。快到她跟前时，别忘了先喊一嗓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