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至少不再把回家視為畏途了。我不必再戰戰兢兢地注意“保持常態’了。我們又可以推心置腹無所不談，哪怕是我們在一起的日子已經屈指可數這樣一個可怕的事實，也不回避了。

我們有許多問題需要商量，這些問題由一對才二十四歲的夫婦提出來，未免异乎尋常。

“我相信你會堅強起來的，你這個冰球明星，”她說。

“我一定堅強，一定，”我回答說。其實，冰球大明星已經害怕了，不知素來洞察幽微的詹尼弗是否看得出來。

“我是說，你得為菲爾堅強起來，”她繼續往下說。“將來最不好受的是他。你反正可以做個快樂的鰥夫１。”

１這里套用的是一部維也納輕歌劇《快樂的寡婦》（又譯《風流寡婦》的劇名。

“我不會快樂的，”我把她的話打斷。

“你會快樂的，混蛋。我要你快樂。OK？”

“OK。”

“OK。”

過了大約一個月，一天，剛吃過晚飯。由于她的堅持，她還管烹飪。我勸之再三，她總算同意把收拾打掃的工作交給了我（不過她還是剋了我一頓，說這不是“男人干的活”）。當時我正收拾杯盤，她在彈肖邦的曲子。我听到肖邦的一首前奏曲彈到中途戛然而止，便立刻走進起居室。只見她坐在鋼琴前發呆。

“詹，你沒事儿吧？”我問她，意思當然是指比較而言。

她卻反問一句：“雇車的錢你身邊總還有吧？”

“當然有，”我答道。“你要上哪儿？”

“大概——要上醫院了，”她說。

在隨后出現的一陣忙亂中，我意識到這一天終于來臨了。詹尼就要走出我們的公寓，一去不复返了。當她于坐在那里等我為她收拾几件東西的時候，不知道她心里在想些什么。我是說，對這套公寓不知她是否有所留戀？她想看一看這儿的什么留個紀念？

什么也不看。她只是一動不動地坐著，目光沒有停留在任何物体上。

“喂，”我說，“你另外還有什么要緊的東西要帶嗎？”

“唔，唔，”她搖搖頭表示沒有，接著似乎想起了什么，便加以補正：“就是你。”

到了樓下，找一輛出租汽車可費了不少勁，因為那正是人們上劇場看戲什么的時候。看門的又是吹哨子，又是揮手臂，活像個金剛努目的冰球裁判。詹尼只好靠在我身上，我暗暗希望干脆雇不到汽車，好讓她一直這樣靠著我。但我們最后還是雇到了一輛。也不知我們交的是什么運，那司机是個愛說笑的家伙。一听我說目的地是西奈山醫院，而且要快，他把討口彩的老一套全搬出來了。

“放心吧，年輕人，你們碰上的不是個生手。這匹麒麟跟我干這一行有年月了。”

在后座上，詹尼緊緊依偎著我。我吻著她的頭發。

“你們這大概是頭胎吧？”我們那位愛說笑的司机問道。

詹尼大概覺察到我快要忍不住罵那個家伙了，所以就悄悄對我說：

“奧利弗，友好點儿。他是想對咱們表示友好。”

“是的，先生，”我回答他說。“是第一回。我妻子感到不大舒服，所以能不能請你盡量搶綠燈？”

才一眨眼的工夫，他就把我們送到了西奈山醫院。他确實很友好，待地下車為我們開了車門，諸如此類無不周到之至。在把車開走以前，他祝愿我們万事如意，快樂幸福。詹尼謝了他。

詹尼好像連站著都有點晃悠，我想抱她進去，但她不肯，“這儿不用你抱我進門，預科生。”于是我們走進醫院，去辦那一連串麻煩得要死的住院手續。

“你們買過‘藍盾’或其他醫療保險沒有？”

“沒有。”

（誰會想到這些芝麻綠豆事儿？我們買碗碟瓷器還忙不過來呢。）

當然，詹尼進醫院也是意料中事。醫學博士伯納德·阿克曼事先已經預見到了，現在治療就由他主持。正如詹尼所說的那樣，他人挺好的，盡管是個徹頭徹尾的耶魯貨。

“現在就設法讓她增加白細胞和血小板，”阿克曼醫生對我說。“這是她眼下最需要的。她說什么也不要用抗代謝藥。”

“那是什么意思？”我問。

“一种減慢血細胞破坏的治療手段，”他解釋道，“但是可能產生不愉快的副作用，這詹尼是知道的。”

“我說，大夫，”我知道對他講這番道理其實是多余的。“一切由詹尼作主。她怎么說就怎么辦。你們只要想盡一切辦法不讓她受到痛苦就行。”

“這一點你可以放心，”他說。

“費用我不計較，大夫。”我大概把嗓門都提高了。

“是几個星期——還是几個月，這就很難說了，”他說。

“費用的事管他娘，”我說。其實他對我很耐心，倒是我對他气勢洶洶。

“我的意思只是說，”阿克曼解釋道，“她究竟能拖多久，時間是長是短，實在無從知道。”

“請記住，大夫，”我簡直是命令他了，“請記住，我要她得到最好的照料。特等病房。特別看護。一應俱全。請照辦。錢我有。”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