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休因法官告诉我，在提到人或事的时候用“纯正”这个词，已不再时兴了。他说，这种时兴早在许多年前就寿终正寝了。当时，一位作家在一篇德语文章中“因为一篇英语评论而产生了一个有趣的错误。这篇英语评论的作者为了将乔治·克鲁辛格和罗伯特·克鲁辛格区别开来，便称前者确实‘纯正’。这个德国人不理解这个暗示，很严肃地告诉他的读者：乔治·克鲁辛格是个笔名，他的真名是‘西蒙·皮尤尔’【这里的“纯正”一词，原文使用的是simon-pure。这个词源自于苏珊娜·桑特利维尔（1669-1723）的剧作《妻子的果断措施》中的一个角色的名字，所以才有这样的误会。】。”

这一事件是亨利·B·惠特利在《文学的失误》中发布的。这是一本十分迷人的书，不过其中使我更有兴味的一篇，记录的是弗雷德里克·桑德斯在他的那本《一些著名图书的故事》所产生的古怪错误。在桑德斯这本书的第169页，我们可以找到这样的信息：“在早期美洲游吟诗人当中，我们可以举达纳为例。他的富有想像力的诗篇《罪犯小仙子》（如此充盈着诗歌之美），是一篇哈得逊高地的神话故事。这首诗的起因可以追踪到与小说家库珀、诗人菲茨格林·哈勒克的一次谈话。哈勒克谈到苏格兰的河流及其相关的传说，坚持认为美国河流不容易像诗歌那样处理。达纳的想法则有所不同，并在三天之后拿出了这样一首优秀的诗作，以支持自己的立场。”

没准桑德斯写的是德雷克，因为写这首《罪犯小仙子》的人是詹姆斯·罗德曼·德雷克。或许是手民之误，才把这首诗归到了达纳名下。也有可能是桑德斯先生的字迹太清晰了，以至于印刷工对他的手稿粗心大意。

惠特利说：“作家们当中有一种颇受欢迎的观点，那就是：字迹清晰是不明智的。梅纳格是发表这一观点的第一人。他写道：‘如果你希望在你出版的作品中没有错误出现，就不要把书写工整的副本给印刷工。那样的话，你的手稿就会被交给年轻的学徒，他准会弄得错误百出。然而，要是让它读起来很困难的话，他们就会把手稿交给老师傅去处理。’”

我曾经从印刷品上读到过的最令人悲伤的错误，就是著名收藏家、文学家约翰·佩恩·柯里尔【柯里尔（1789-1883），英国莎士比亚研究专家。其姓氏Collier和“煤矿工人”一词完全一样，所以才有后面的误会。】下葬的时候。在1883年9月21日伦敦的报纸上，它是这样报道的：“最近去世的约翰·佩恩·柯里尔的遗体已经于昨天在临近梅登赫德的布雷墓地安葬，有许多观众出席了葬礼。”于是，《每日东部新闻》发布了下面这样明显曲解的消息：“布雷煤矿的灾难。新近去世的矿工约翰·佩恩的遗体昨天下午在布雷墓地安葬，许多朋友和观众出席了葬礼。”

对于错误的抱怨，爱书人和藏书家相去甚远。因错误而使得书反而更珍贵的事情并不罕见。谁会在乎佩恩的贺拉斯那些微不足道的错误呢？真正的初版霍桑的《红字》是通过序言中的印刷错漏来判断的。1716年在爱尔兰印刷的初版《英文圣经》是收藏家梦寐以求的玩意儿，究其原因，不过是因为里面有个小小的错误。以赛亚吩咐我们“不要再犯罪”，然而贝尔法斯特的印刷工竟鬼使神差地把字母掉了个个儿，十分英明地把这条训诫弄成了“更多地犯罪”。

有一本所谓的《邪版圣经》，也是我们极难见到的一本书，因此也就奇货可居，一面难求。它印刷于查理一世时期，之所以臭名昭彰，是因为它在第七戒中漏掉了一个副词“不”。印刷工们为了这个过错而被罚了一大笔款。现在存世的《邪版圣经》【这本《邪版圣经》出版于1631年，将摩西十戒中的第七戒“你们不要奸淫”误作“你们要奸淫”。这一错误激怒了国王查理一世，于是下令全部销毁，因此现在存世的极其罕见。】，已经知道的只有六本。已故的詹姆斯·伦诺克斯曾经一度藏有过两本。亨利·史蒂文斯在他饶有趣味的自传中告诉我们，他曾花了五十几尼在巴黎淘到过一本，真是捡了个大便宜。

拉伯雷的印刷工则因为把“穹隆”错弄成了“灵魂”，而把我们这位尖酸刻薄的博士拉进了深水沟。索邦神学院【索邦神学院，即巴黎大学的前身。】理事会将问题提交到弗朗西斯一世，并要求以异端的罪名起诉拉伯雷。国王拒绝这么干，拉伯雷接着就毫不犹豫地指责索邦神学院理事会，仅凭印刷工的错误就滥加指控，弄得理事会很是头痛。

从前，格拉斯哥的福利斯印刷公司决定要印行一套完美的贺拉斯，于是就将校对页挂到大学的校门上，悬赏捉拿每一个错误。

虽然有了这样的防范措施，但这个版本最后出版时还是有六处未修订的错误。迪斯雷利说，所谓的《珍版圣经》，竟有六千个印刷错误！1507年斯特拉斯堡出版的米兰杜拉的皮库斯的作品，给出的勘误表占满了十五个对开页。更糟糕的情况还是《米塞斯·米萨尔斯·安纳托米娅》（1561），一本一百七十二页的小书，其中有十五页专门用来勘误。此书的作者因为这一长串的错误而深感委屈，于是作了一次公开说明，说这一结果完全是因为魔鬼亲自把他的手稿偷去了，篡改了，然后，竟然还强迫印刷工读错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