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我们总是争论，与我们的女孩朋友争论，与男孩争论，在家里我们之间也在争论，探讨诸如什么是正义，什么是命运，什么是美，什么是上帝。当然我们也争论巴勒斯坦问题，同化问题，政党问题，文学问题，社会主义问题，或者是犹太人的不幸。哈娅、范妮娅和她们的朋友特别好争论。我争论得少一些，因为我是小妹妹，她们总是对我说：你只管听着。哈娅是犹太复国主义青年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你母亲是青年卫士的一员，三年后我也加入了青年卫士的行列。在你们家，克劳斯纳家，最好只字不提青年卫士。那对他们来说太左倾了。克劳斯纳一家甚至不愿意听到青年卫士的名字被提起，因为他们非常非常害怕你会从中接受些星星点点的红色。

一次，可能是在冬天，在过哈努卡节时，我们就遗传与自由意志问题有过一次大争论，断断续续了几个星期。我记得清清楚楚，仿如昨日，你母亲如何突然迸出这个奇怪的句子，说要是你打开人的脑袋取出大脑，就会立即发现我们的脑子只是花菜形的东西。就连肖邦或莎士比亚，他们的头脑也只是花椰菜。

我已经想不起来范妮娅在什么样的语境里说这样的话，但是我记得我们止不住放声大笑，我笑得太过，哭了起来，但是她连笑也没笑。范妮娅有这种习惯，极其热切地说出令人捧腹大笑的事情，她知道她们会笑，而她却不笑。范妮娅只有在适合自己的时候才笑，不和其他人一起笑，只有在人们觉得谈话无任何可笑之处的情况下……你妈妈才会突然爆发出大笑。

不过是花椰菜形的东西，她说着，用双手向我们比画花椰菜的大小，真是个奇迹，她说……就是这个花椰菜，能够让你上天入地，进入到太阳与所有的星辰之中，进入到柏拉图理念，贝多芬音乐，法国革命，托尔斯泰小说，但丁的《地狱篇》，所有的沙漠和海洋，那里有恐龙和鲸鱼的领地，一切都可以进入到那个花椰菜里，人类所有的希望、渴望、错误和幻想，所有的事物都可以在那里占据一席之地，就连那个长在巴什卡·杜拉什卡下巴上带黑毛的圆鼓鼓的瘊子也是。当范妮娅在谈及柏拉图和贝多芬时引入巴什卡那令人作呕的瘊子，我们再次放声大笑，只有你的妈妈只是惊愕地看着我们，仿佛可笑的不是花椰菜，而是我们自己。

后来范妮娅从布拉格给我写了一封富有哲学含义的信。我那时大概十七岁，她则是个十九岁的学生了，她的来信对我来说有点高深，因为我一向被认为是个小傻丫头，但我依旧清楚地记得，那封长信详尽地探讨了遗传与环境、自由意志的对立问题。

现在我试着告诉你她是怎么说的，可当然是用我自己的话，不是范妮娅的原话，我认识的人中很少有人具有范妮娅那样的表达能力。范妮娅基本上就是这么写的：遗传，以及养育我们的环境，还有我们的社会阶层……这些就像做游戏前随意分给人的纸牌，在这方面没有任何自由——世界给予，你只是拿上给予你的东西，没有机会选择。但是，她从布拉格给我写道，问题是大家都在处理分给他的牌。有些人技高一筹打出分给他的一手坏牌，另一些人则截然相反，他们浪费一切，失去一切，即使拿着一手好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自由的意义：如何用分给我们的牌自由出手。但是，就连出牌好坏时的自由，她写道，也富有讽刺地要依靠个人的运气，依靠耐心、智慧、直觉和冒险。在没有其他办法时，这些当然也只是游戏开始前分给我们或没有分给我们的纸牌。即或如此，我们最后还有什么选择的自由呢？

并不为多，你妈妈写道，在没有其他办法之际，或许留给我们的只有自由地随意大笑或悲叹，参加游戏或弃之而去，多多少少试图理解有什么没有什么，或放弃，不去理解……简而言之，是清醒地度过这样的人生，还是麻木不仁地度过这样的人生，要在这两者之间做出抉择。你妈妈范妮娅大体上说的就是这些，但这是用我的话表达出来的。不是用她的话。我无法用她的话表达。

现在我们正在谈论命运与选择的自由，既然我们说到了牌，我还有个故事要讲给你听。菲利普，穆斯曼家里的乌克兰车夫，有个皮肤黝黑相貌英俊的儿子叫安东，乌溜溜的眼睛像黑钻石一样熠熠生辉，嘴角微微向下，仿佛流露出蔑视与力量，宽肩膀，声音低沉，像头公牛，安东吼叫时，多屉柜上的玻璃杯叮当作响。每次上街从女孩子身边经过，安东故意放慢脚步，女孩子无意识地加快了步伐，呼吸也变得有些急促了。我记得我们经常互相开玩笑，我们姐妹和女孩朋友们，是谁为了安东稍稍整理了自己的衬衫？是谁为了安东头上戴花？是谁为了安东穿上百褶裙和雪白的短袜出去到大街上溜达？

在都宾斯卡大街，与我们毗邻的是工程师斯泰来斯基，拉夫佐娃公主的侄子，你外公十二岁上便被送去和他一起工作。正是这个可怜的工程师建起了磨坊，爸爸开始为他干活，最终买了他的全部产权。一天，他的妻子伊拉，伊里娜·马特维耶夫纳起身离开了他和两个孩子。她只是拎着一只蓝色的小皮箱直接私奔到对面的棚屋，那棚屋是马车夫菲利普的儿子安东在我们前花园外的建筑群边上为自己造的，实际上是在奶牛吃草的野地里。她从自己的丈夫那里逃跑，确实事出有因——他可能是有几分天才特征的人物，但是他是个醉醺醺的天才，有时他打牌时把她输掉，也就是他把她交出去一夜，代替输掉的钱，你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吗？

我记得自己曾就这件事情问过我的母亲，她脸色惨白，对我说，索尼耶奇卡！你真不害臊！别说了，听见了没有？从现在开始，不要想这样令人不快的事情，去想一想美好的事情！因为大家都知道，索尼耶奇卡，一个女孩子即便只在心里想想那样的事，也会浑身上下长毛，她开始像男人一样声音丑陋深沉，这之后没有人愿意娶她。

那些年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教育中长大。那么真实情况呢？我本人一点也不愿意想这样的事情，想一个女人不得不在深夜被某个醉醺醺的家伙带到一个肮脏的棚屋充当奖品，想被丈夫输掉的许许多多女人的命运。因为还有其他输掉女人的方式，不只是在打牌的时候！但是思想与电视不同，看电视时如果看到不愉快的东西，你只是按一下按钮，逃到另一个节目，令人不快的思想就像花椰菜里的虫卵！

索妮娅姨妈记得伊拉·斯泰来斯基是个体弱娇小的女人，长着张甜甜的有些令人惊讶的脸蛋。

她在安东的棚屋里住了几个月，也许有半年，她的工程师丈夫禁止孩子们去她那里，甚至她打招呼时孩子们也不许回答，但是他们每天可以从远处看见她，她也可以看见他们。她的丈夫斯泰来斯基也一直可以从远处看见她在安东的棚屋。安东喜欢把伊拉从地上提起来，虽然生了两个孩子，她仍然拥有十六岁少女般苗条优美的身材，他喜欢把她像只小狗那样托在手上，一圈一圈地抡她旋转，把她抛出去而后抓住，单腿跳，单腿跳，再来一个，伊拉常常害怕得尖叫，用小拳头连连击打他，几乎都算不上给他挠痒痒。安东像公牛一样强壮，要是咱家马车上的辕杆弯了，他可以赤手空拳把它扳直。真是一场没有语词的活生生的悲剧。伊拉·斯泰来斯基每天可以看见对面的家，孩子和丈夫，他们每天也能从远处看见她。

一次这个不幸的女人喝酒过量，她从一大早就开始喝了，唉，她又一次藏在家门后面，等候着小女儿吉拉放学回家。

我碰巧路过那里，从近处看到吉鲁奇卡不愿意让母亲抱自己，因为父亲禁止她们之间有任何接触。孩子害怕父亲，她甚至不敢向母亲说一句话，她推她，踢她，大喊救命，直到卡西米尔、工程师斯泰来斯基的男仆听到她的呼喊声来到台阶上。他立刻开始向她挥动双手，就是这个样子，像轰赶鸡群那样发出嘘的声音。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伊拉·斯泰来斯基怎样哭着离去，她不像一位女士那样默默地哭，不，她哭得像个女仆，哭得像个农民，发出可怕野蛮的号叫，像狗崽被人抢走并当着她的面杀死的母狗。

托尔斯泰笔下有类似的东西，你肯定记得。在《安娜·卡列尼娜》中，一次安娜悄悄走进家里，而卡列宁此时正坐在办公室，她想办法溜进一度属于她的家，甚至想办法看看儿子，但是仆人们把她赶走了。只是托尔斯泰的描写不如我看到的那幕场景残酷，当伊里娜·马特维耶夫纳从卡西米尔仆人那里跑开时，她经过我身边，和坐在这里的你离我一样近……我们毕竟是邻居……可她没有和我打招呼，我听见她时断时续的哭号，嗅到她的呼吸，我从她的脸上看出，她已经神志不清了。从她的神态，她哭叫的样子，她走路的姿势，我能够清清楚楚地看到某种死亡迹象。

过了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安东把她扔了出来，或更确切地说，安东自己去了别的村子。伊里娜回到家里，她向丈夫下跪，显然工程师斯泰来斯基可怜她，重新收留了她，但没过多久，他们把她送到医院，最后，几个男护士把她的眼睛和胳膊用绷带缚住，强行送进考维尔的一家精神病院。我能够想见她的眼睛，就连现在我对你讲话时我都可以看见她的眼睛，真是奇怪，八十年过去了，大屠杀都发生了，这里也发生了所有的战争，发生了我们自己的悲剧和疾病，除我之外大家都死了，即便如此，她的眼睛仍然像一副尖利的织针刺穿着我的心房。

伊拉一次次地回到斯泰来斯基的家里，她已经平静下来。她照顾孩子，甚至在花园里栽种玫瑰，喂鸟，喂猫，但有一天她再次逃跑，跑到了森林里，他们把她捉回后几天，她拿了一罐汽油，去了安东在牧场里为自己造的那间棚屋。棚屋顶铺着柏油纸，安东很长时间不住在那里了，她点燃一根火柴，把棚屋连同他的破衣烂衫以及她本人一同化为灰烬。在冬天，白雪覆盖了一切，烧毁了的棚屋那黑漆漆的房梁钻出白雪，像沾满煤灰的手指指向白云和森林。

过了一段时间，斯泰来斯基工程师精神失常，做了件不折不扣的大蠢事：他再次结婚，失去了所有的金钱，最后竟然把磨坊股份卖给了爸爸。你外公在这之前已经设法买下了拉夫佐娃公主的股份。试想他最初在她家里当学徒，只是个农奴，一个失去生母又被继母赶出家门的男孩，年仅十二岁半。

现在，你自己瞧瞧命运为我们勾勒出多么奇怪的圆周，你失去母亲时不也恰恰是十二岁半吗？正像你的外公。尽管他们没有把你租给某个半疯狂的地主，但你被送到了基布兹。别觉得我不知道对于一个没出生在基布兹的孩子来说来基布兹意味着什么，那里不是天堂。你外公在十五岁那年已经真正为拉夫佐娃公主掌管磨坊了，你在同一年龄里写诗。几年后整个磨坊归爸爸所有，而他在心底里一直鄙视财富。他不光鄙夷财富，也为财富感到窒息。我父亲，你外公，执着，有眼光，慷慨，甚至有一种独特的人生智慧。他只缺少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