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凉亭里，有五六个十五岁左右的女孩子。我避开她们。接着一些男孩子吵吵嚷嚷地从我旁边走过。一对青年男女在树下散步，说着悄悄话，但谁也没碰谁。在果园的另一边，墙角附近，一棵桑树枝繁叶茂，有人在它粗糙的树桩旁边搭了一条长凳，一个面色苍白的女孩正双膝并拢坐在那里。她黑头发，黑睫毛，脖子细长，双肩瘦削，剪短的头发垂到额头，在我看来，那额头被某种好奇而快乐的光从里面照亮。她身穿一件米色上衣，外面是条宽带海军蓝长裙，上衣领口别了一枚象牙胸针，令我想起施罗密特奶奶的胸针。

乍看之下，这个女孩好像与我年龄相仿，但是她微微隆起的外衣，不再幼稚的好奇目光，还有那目光与我的目光相遇时露出的警觉（在我的眼睛尚未移开的刹那），表明她一定比我大两三岁，大概有十一二岁。然而我还是设法看到，她的两条眉毛又粗又黑，几乎连在了一起，与精致的五官形成鲜明对照。她脚下有个小孩，大约三岁的鬈发男孩，可能是她的弟弟，他跪在地上，全神贯注地捡地上的落叶，并把它们排成一个圆圈。

我壮着胆子，一口气向这个女孩倾泻出自己所知道的全部法语词汇的四分之一，也许不像一只雄狮面对群狮，却比较像楼上房间的一只鹦鹉。我甚至有意无意地微微欠身，渴望建立联系，这样便可以消除所有偏见，促进我们两个民族之间的相互和解。

“小姐，你好。我是阿摩司。你呢，小姐，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她看看我，没有微笑，两道耸起的眉毛令她显得神情严峻，与年龄不相称。她点了几下头，仿佛做了决定，同意自己的做法，考虑再三，确认了结果。她的海军蓝裙摆垂到了膝下，但映入我眼中的却是她褐色的腿肚，在裙摆和配有蝴蝶搭扣的鞋子中间，光滑而女性化，已经成熟。我的脸一下子红了，又一次避开目光，看着她的小弟弟，小弟弟默默地看着我，没有猜疑，然而也没有微笑。他那黝黑冷静的面庞突然显得和她一模一样。

父母、邻居、约瑟夫伯伯、老师、叔叔、阿姨告知我的一切，还有种种谣传，那一刻重又响彻在我的耳畔。他们在安息日，在夏日夜晚，在我们家后院喝茶时谈论的关于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日益加剧的冲突、不信任与敌意，英国人的阴谋诡计种下的恶果，穆斯林中的激进分子煽风点火说我们如何可怕，激起阿拉伯人对我们的仇恨。我们的任务，罗森多夫先生曾经说，是打消疑虑，向他们解释说我们实际上是正面甚至友好的民族。总之，某种使命感赋予了我勇气，向这个陌生姑娘说话，并试图开始和她交流。我是想用几个富有说服力的词语向她说明，我们的动机多么纯真，在两个民族内部搅起冲突的阴谋多么可憎，整个阿拉伯民众——具体表现为这个嘴唇精巧的女孩——花点时间，与彬彬有礼并令人愉快的希伯来人相处，该有多好，而我，则是这个希伯来民族的具体体现，一个能说会道的使者，年仅八岁——快八岁了。

但是，我事先没有想过，我在开场白里把储备的外国词语快用完了，这之后我该怎么办。我怎样启迪这个健忘的女孩，让她一劳永逸地理解犹太人返回锡安是正义之举？用手势？用肢体语言？我怎能不用语词就可以使她承认我们回归土地的权利？我怎能，不用语言，就可以为她翻译车尔尼霍夫斯基“啊，我的土地，我的故乡”？或是杰伯廷斯基“那里，阿拉伯人，拿撒勒人和我们/将在欢乐中痛饮/约旦河两岸/飘扬着我们那纯洁的旗帜”？总之，我就像那个傻瓜，知道怎样把兵向前走两格，不假思索地做了，但这之后丝毫也不知道下棋规则，甚至连棋子的名称也不知道，也不知道怎样走子，上哪儿走，为什么走。

迷失。

但是女孩子回答了我，用的确实是希伯来语，她没有看我，双手叉开放在裙子两侧的凳子上，眼睛盯着她的小弟弟，他正躺在叶子中央的一块小石头上。

“我叫阿爱莎。那个小家伙是我弟弟阿瓦德。”

她还说：

“你是邮局客人家的儿子？”

于是，我向她解释说我绝对不是邮局客人家的儿子，而是他们朋友的儿子。我父亲是个相当重要的学者，一个乌斯塔兹，我父亲的伯父甚至是个更为重要的学者，甚至举世闻名，是她那位令人尊敬的父亲阿里-希尔瓦尼先生本人建议我到花园里来，和家里的孩子们说说话。

阿爱莎纠正说，乌斯塔兹·纳吉布先生不是她的父亲，而是她母亲的舅舅，她和她的家人不住在谢赫贾拉，而是住在塔里比耶，她本人跟热哈维亚的一位钢琴老师已经上了三年钢琴课，她跟老师和其他学生学了一点点希伯来语。希伯来语，那是一门优美的语言，热哈维亚区很美，井然有序，很安静。

塔里比耶也井然有序，还安静，我忙不迭地回答，报之以一个又一个的赞美。也许她同意和我说说话？

我们不是已经说话了吗？（她的嘴角迅速闪过一丝微笑。她用双手拉直裙摆，放下交叉着的双腿，接着又把腿交叉在一起。有一刻她的膝盖又露了出来，那是已经成熟了的女人的膝盖，接着她的裙子又拉平了。她的目光现在有点向我的左侧转移，花园墙透过树木在窥视我们。）

我于是采用一种具有代表性的神情，亮明自己的观点：以色列的土地足以供两个民族居住，要是他们能够明智一些，和平共处相互尊敬就好了。不知是出于不好意思，还是出于妄自尊大，我不是用自己的希伯来语和她说话，而是用父亲和他客人们的希伯来语，正式，优雅，就像一头驴穿上礼服，脚踏高跟鞋。出于某种原因，我确信这是向阿拉伯人和女孩子说话的唯一合适方式。（我以前几乎没有任何机会和一个女孩或者和阿拉伯人说过话，但是我想象，在这两种情况下，需要一种特别的斯文，就像踮着脚尖说话。）

很明显她的希伯来语知识不甚宽泛，不然就是因为她的观点和我的相左。面对我的挑战，她没有做出回应，而是选择了岔开话题。她对我说她哥哥在伦敦，将来要做“事务律师和出庭律师”。

我有些趾高气扬，分明是在代表着什么，问她长大之后想学什么，比如说在什么领域，从事什么职业。

她直视我的眼睛，在那一刻我没有脸红，而是脸色煞白。我立刻转移了自己的视线，看着地上，她那个勤奋的小弟弟已经在桑树下用树叶圈起了四个标准的圆圈。

你呢？

嗯，你知道，我说，依旧站在那里，面对着她，两只湿乎乎的冷手在短裤上来回揉搓，嗯，你知道，是这样——

也许你也要做一个律师。从你说话的方式上看。

你为什么这么想？

她没有回答，说，我要写一本书。

你？你要写什么书？

诗歌？

诗歌？

用法文和英文。

她也用阿拉伯语写诗，但是她从来没给任何人看过。希伯来语也是一门优美的语言。有人用希伯来语写过诗吗？

她的话让我大吃一惊，义愤填膺，一种使命感油然而生，我在那里带感情地给她朗诵一些诗歌片断：车尔尼霍夫斯基、拉海尔、弗拉基米尔·杰伯廷斯基，还有我自己的一首诗。想起什么背什么，双手狂暴地在空中挥动，扯开嗓子，拿腔捏调，声情并茂，以姿势助说话，甚至闭上双眼，甚至她的小弟弟阿瓦德也抬起鬈发脑袋，用那双羔羊般无辜的褐色眼睛盯着我，充满了好奇，似乎还表现出一丝理解，他突然用清晰的希伯来语朗诵道：“等也等啊！歇也歇啊！”与此同时，阿爱莎什么话也没说。她突然问我会不会爬树。

我激动万分，也许有点喜欢她，而且有点为做民族代言人而兴奋颤抖，渴望去做她要我做的一切，我立即把自己从杰伯廷斯基变成人猿泰山。脱下斯塔施克叔叔那天早晨为我擦得像喷气式飞机一样亮晶晶的皮凉鞋，不管不顾我那套熨得平平整整的最好行头，我纵身一跃攀上一根矮树枝，光着的两只脚丫在节节疤疤的树桩上乱爬，毫不犹豫地爬到了树上，从一棵树杈攀到高处的树杈，直奔最高处的树枝，不顾树枝划了皮肉，也不管擦伤青肿，以及桑树留下的污渍，爬得比墙还高，比别的树的树梢还高，穿过树影，爬到树的最高处，直至肚子倚在一棵歪仄的树枝上，在我身体的重压下那树枝像弹簧一样弯了下去，我的手摸索着，突然发现一根头上挂着个沉重铁疙瘩的锈铁链，铁疙瘩也是锈的，只有魔王知道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的，怎么跑到了桑树尖上。小阿瓦德若有所思地看着我，疑惑不解，又叫了起来：“停也停啊！歇也歇啊！”

显然他只懂这一点点希伯来语。

我一只手抓住那棵叹息着的树枝，另一只手挥动铁链，铁球开始飞转，我口中发出狂暴的呐喊，仿佛在向下面的小女孩炫耀某种稀世真果。我们是这么学的，六十代了，他们把我们视为一个可怜巴巴的民族，挤成一团诵读经书的民族，一看见阴影就恐慌不已的脆弱飞蛾，死亡之子，而现在具有男子汉气概的犹太民族终于登上舞台，灿烂夺目的新希伯来青年的力量不可一世，任何人都要在他的怒吼前发抖，像群狮中的一头雄狮。

但是，我欣喜若狂，在阿爱莎和她小弟弟面前扮演的这头令人生畏的树上雄狮没有意识到厄运正在降临。他是一头又聋又瞎又蠢的狮子。他长着眼睛，但是看不见，他长着耳朵，可是听不着。他只是挥动着铁链，叉开双腿站在摇摆的树枝上，用他的铁苹果进行越来越强的旋转，划破长空，像在电影里看见的那些英勇无畏的牛仔用套索在空中绘出一道道圆弧。

他没有看见，没有听见，没有料想到，也没有注意到，这个热情的兄弟看管人，这头正在飞翔的雄狮，纵然复仇女神已经上路，一切准备就绪，等待恐惧降临。锈铁链终端的锈铁疙瘩在空中舞动，威胁着把他的胳膊扭得脱臼。他的妄自尊大，他的愚蠢，正在上扬的男子汉气概对他产生的毒害，陶醉于自负的沙文主义之中。那棵支撑他进行示威的树枝已在重压下呻吟。还有，那个眉毛浓密、清秀而沉于思考的阿拉伯女孩、女诗人，正露出遗憾的微笑抬头看着他，那微笑并非出于羡慕，或是出于对新希伯来人的敬畏，是微微带有几分蔑视、顽皮而宽容的微笑，仿佛在说，这算不了什么，你所有那些努力，丝毫不算什么，我们见得比这多得多，你别想打动我们，要是你真的想让我刮目相看，你还得加倍努力。

（他在某种黑漆漆的水井深处，也许刹那间隐约想起女人服装店里的浓密森林，他穿过这座原始森林，追寻一个小姑娘，当他最终追上她时，她化作了恐惧。）

她的小弟弟依旧在桑树下，已经用落叶圈起了标准而神秘的圆圈，现在蓬头垢面，认真，显得有责任感，非常可爱，他穿着短裤和一双红鞋在蹒跚追逐一只白蝴蝶，突然桑树梢上传来可怕的咆哮，阿瓦德，阿瓦德，快跑，他也许刚好来得及抬起头，两只圆圆的眼睛盯着树上，他也许刚好来得及看到生锈的铁苹果已经摆脱铁链，正像一颗炮弹越来越大越来越黑朝他冲了过来，径直飞到孩子的眼前，它肯定会砸烂他的颅骨，倘若不是险些避开孩子的头，飕飕闪过孩子的鼻子，砰的一声沉闷地落到了地上，隔着那双红色的小鞋砸伤了他那只小脚，玩偶般的鞋子突然染上一层鲜血，鲜血开始从鞋带孔汩汩涌出，又从布缝和鞋头喷出。接着树上传来一声撕心裂肺的痛苦的厉声长叫，之后你的整个身体像霜凌一样瑟瑟发抖，周围的一切立刻陷入了沉寂，你好像被关进了一座冰川。

我不记得孩子姐姐把昏厥的他抱走时他脸上的模样，我不记得她是否也发出尖叫，她是否喊人帮忙，她是否和我说话，我不记得我什么时候怎样从树上下来，还是同脚下折断的树枝一起摔下来，我不记得是谁为我包扎了下巴上的伤口，鲜血滴落在我最好的衬衣上（直到现在我的下巴上还有一块疤痕），不记得在受伤孩子发出一声惨叫和雪白的床单之间发生了什么，那天晚上我依然周身发抖，下巴上缝了几针，在斯塔施克叔叔和玛拉阿姨家的双人床上像个胎儿缩成一团。

但直到今天，我确实记得，两道浓密的黑眉连在一起，高耸眉峰下的那双眼睛，如同熊熊燃烧的两块燃煤，眼神里露出厌恶、绝望、恐惧和仇恨，在厌恶和仇恨之下，还有来自头脑的某种失望的首肯，好像同意自己的看法，好像在说我立刻就了如指掌，甚至在你还没开口时，我就应该注意到，我就应该严加防范，从远处当然就可以觉察得到。像股臭气。

我模模糊糊地记得，一个毛茸茸的矮个子男人，留着撮浓密的小胡子，宽大的手镯上镶了块金表，他或许是一位客人，要么就是主人的一个儿子，粗暴地把我从那里拉开，抓住我撕破了的衬衣，几乎是在奔跑。路上，我看见一个愤怒的男人，站在铺过地面的平台中央，在水井旁边，殴打阿爱莎，没有用拳头捶，没有扇耳光，而是用手掌重重地殴打她，一下接一下，速度很慢，出手凶狠，打她的头上、后背、肩膀，还有整个脸庞，不像是在惩罚孩子，而是像在朝马身上撒气，或是朝一头不听话的骆驼撒气。

当然，我父母，还有斯塔施克和玛拉，打算和那家人联系询问阿瓦德的情况，询问他的伤势。当然，他们打算找到某种方式表达他们的难过与羞愧。他们也可能考虑做某种适当补偿。也许，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让主人们亲眼看看我们这边也不是没受损伤，他的下巴划破了，缝了两三针。我父母和鲁德尼基夫妇甚至计划二访希尔瓦尼庄园，给受伤的孩子带些礼品，而我的任务则是匍匐在门槛，或者痛心疾首，表达一份谦恭的悔恨，向希尔瓦尼一家和整个阿拉伯民族证明，我们多么抱歉，多么惭愧，多么不好意思，但与此同时，过于宽宏大量地寻找借口，或者为具体情况进行辩解，足能承受所有的难堪、悔恨与愧疚。

但是，正当他们相互之间仍然在协商、争论具体的时间和方式时，或许建议斯塔施克先生去找老板诺克斯-吉多福德先生让他代表我们前去进行非正式试探，弄清希尔瓦尼家族是否仍然义愤填膺，能否减轻他们的怒气，个人道歉是否有用，究竟采取何种态度才能使之接受我们提出的消除误会的建议，正当他们仍然制订计划探讨措施时，犹太人的重要节日到了。甚至此前，在1947年9月1日，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提出了两个方案。

在耶路撒冷，即使尚未发生暴力，也让人感到，好像一块看不见的肌肉突然收缩，再去这些地方为不明智之举。

于是父亲勇敢地给玛丽女王大街的希尔瓦尼及子公司的办公室打电话，用英文和法文做自我介绍，用两种语言请求和阿里-希尔瓦尼老先生通话。一位年轻的男秘书报之以冷冰冰的礼貌，用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法语请他善解人意等上一会儿，再说话时则说他可以给希尔瓦尼先生传话。于是父亲口授一封短信，直陈我们的心意，我们的悔恨，我们为那个可爱孩子的健康忧心忡忡，我们准备支付全部医疗费用，以及我们由衷希望近期约个时间见面澄清一切，纠正错误。（父亲讲英语和法语时均带有浓重的俄罗斯口音，在说定冠词时，前面好像加了个字母d，而说“locomotive”却像说“locomotsif”。）

我们并没有从希尔瓦尼家族得到回复，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通过斯塔施克·鲁德尼基的老板诺克斯-吉多福德先生。父亲试着从其他途径弄清小阿瓦德的伤情，阿爱莎说没有说过我？要是他真的设法弄清了事实真相，那么他就是对我只字未提。直到妈妈死去那天，以及后来他自己死去那天，父亲从未和我提起过那个星期六。甚至偶然说说都没有。甚至许多年后，“六日战争”过去已经五年，在祭奠玛拉·鲁德尼基时，可怜的斯塔施克在轮椅上说了大半夜，缅怀了所有的快乐时光与悲伤场景，他也没提希尔瓦尼庄园的那个周六。

1967年，在我们攻克东耶路撒冷后，有一次我独自去了那里，那是夏日一个星期六的早晨，沿着以前那个星期六我们走过的同一条路。那座庄园已经安装了新铁门，一辆光亮耀眼的德国黑色轿车停在门前，车窗上拉着灰色窗帘。花园四周的墙壁上，插着碎玻璃，我不记得以前有这些。墙头上露出绿色树梢。屋顶上飘扬着某一重要领事馆的旗帜，在崭新的铁门旁边，挂着一块亮闪闪的黄铜牌，牌上用阿拉伯文和拉丁文字母写着国家名，饰有国徽。一个便衣保安走过来，好奇地打量我，我嘴里嘟囔了些什么，走向守望山。

我下巴上的伤口几天后便痊愈了。阿摩司大街诊所的儿科专家霍兰德医生给那个星期六早晨在急救中心缝合的伤口拆线。

从拆线那天起，整个事件被遮盖起来。玛拉阿姨和斯塔施克叔叔也积极参加掩饰行动。只字不提。不提谢赫贾拉，不提阿拉伯小孩子，也不提铁链、果园和桑树，不提下巴上的伤疤。禁忌。未曾发生。只有妈妈，以她特有的方式，向审查制度的壁垒进行挑战。一次，在我和她的领地，在厨房餐桌旁，趁爸爸不在家、我和她独处之际，她给我讲了一个印度神话：从前，有两个僧侣，他们把所有的戒律与苦恼强加于自己头上，并且，决定徒步走过整个印度次大陆。他们还决定在整个旅途中保持绝对沉默。他们一个字也不说，就连睡觉时也这样。然而，有一次，他们走在河边，听到落水的女人呼喊救命。年轻的僧侣不言不语跳进水中，把女人背到岸上，一言不发把她放在沙滩上。两个苦行者继续默不作声地赶路。过了几个月，或者过了一年，年轻的僧侣突然问同伴：跟我说，你觉得我背那个女子是犯罪吗？朋友反问道：什么，你还背着她呢？

父亲呢，又回到他的研究中。那时，他深入钻研古代近东文学，苏美尔和阿卡德文明，巴比伦和亚述，特勒-埃尔-阿玛纳和哈图沙什早期档案馆里的发现，被希腊人叫作萨达那培拉斯的亚述巴尼拔王的传奇图书馆，吉尔伽美什的故事和阿达帕的短篇神话。书桌上一堆堆专著和参考文献，周围是一打打笔记和索引卡片。他试图用通常说的某个俏皮话逗我和妈妈发笑：剽窃一本书者为文抄公，剽窃五本书者为学者，剽窃五十本书者为大学者。

耶路撒冷皮肤下面那块看不见的肌肉日渐紧张起来。我们这个居住区谣言四起，有些令人毛骨悚然。有人说，伦敦英国政府就要决定撤军，使得阿拉伯联盟的正规军——他们不过是身穿沙漠长袍的英国军队，大败犹太人，征服土地，而后，犹太人前脚走，英国人从后门进。奥斯特先生杂货店里的一些战略学家认为，耶路撒冷很快会成为外约旦国王阿卜杜拉的首都，会把我们这些犹太居民扔上大轮船，运到塞浦路斯的难民营，或者把我们疏散到毛里求斯和塞舌尔的失去家园者待的中转营。

另一些人毫不犹豫地声称，希伯来地下抵抗运动，伊尔贡、斯特恩帮、哈加纳，通过一系列血淋淋的抗击英国人行动，尤其是引爆大卫王酒店里的英国总部，给我们带来灾祸。有史以来，任何帝王也不会对如此奇耻大辱的挑衅视而不见，英国人已经决定对我们进行残暴的血洗，以示惩罚。我们那些狂热犹太复国主义领袖过于草率的暴行，令英国民众对我们恨得入骨，以至于伦敦做出决定，就让阿拉伯人把我们杀光。到目前为止，荷枪实弹的英国军队已经站在我们和阿拉伯民族亲手实行的集体屠杀之间，但是眼下他们要撤了，我们会头破血流。

有些人说，各种与显贵人物有关系的犹太人，热哈维亚的富豪，与英国人有关联的承包商和批发商，托管政府里的达官贵人，已经得到暗示，最好尽快到国外去，或至少把家人送到某种安全的避难所。他们提到，某某人家已经动身去了美国，许多家道殷实的商人一夜之间离开耶路撒冷，举家定居特拉维夫。他们定是知道其他人只能想象的事情，或者他们可以想象这只是我们的一场梦魇。

另一些人述说，一帮帮阿拉伯青年夜里在我们街上到处搜寻，手里拿着一罐罐油漆和刷子，事先在犹太人的房子上标上记号，并给他们分类。他们声称，武装起来的阿拉伯民众，执行耶路撒冷大穆夫提的命令，已经控制了城市周围的所有山峦，英国人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说，外约旦阿拉伯军团，接到英国陆军军官约翰·格拉布，格拉布·帕夏的命令，在整个国家各主要位置部署兵力，甚至只要犹太人一有动静，便可将其摧毁。穆斯林兄弟会的战士们，经过英国人允许，从埃及携带武器而来，耶路撒冷周围的山上壁垒森严，挖好的掩体就隐蔽在基布兹拉马特拉海尔对面。有些人希望，英国人走后，美国总统杜鲁门会顶住压力，迅速派兵，两艘巨大的美国航空母舰已经在西西里准备东进。杜鲁门总统当然不允许在使六百万人丧生的大屠杀发生后不到三年的今天，在这里发生第二次大屠杀。富有并具影响力的美国犹太人会给他施加压力。他们不会袖手旁观。

有些人相信，文明世界的良知，或进步的公众舆论，或国际劳动者阶级，或对犹太幸存者悲剧命运油然而生的普遍负疚之情，会采取行动摧毁“英阿毁灭我们的阴谋”。至少，我们的一些朋友和邻邦促使自己在那个威胁四起的奇怪秋天伊始，欣慰地想到，即使阿拉伯人不愿让我们留在此地，但欧洲人最最不愿意让我们回去再次涌入欧洲，因为欧洲人比阿拉伯人更强大有力，随之而来的便是我们可以有机会留下。他们会迫使阿拉伯人吞咽下欧洲人使劲吐出的东西。

无论是哪种方式，几乎每个人都预见战争迫在眉睫。地下广播在广播波段播放激情澎湃的歌曲。食品、油、蜡烛、糖、奶粉和面粉几乎从奥斯特先生杂货店的架子上不翼而飞，人们开始为即将发生的不测储备应急物品。母亲在厨房的食柜里放上一袋袋面粉、死面薄饼粉、一包包面包干、速溶燕麦片、油、熟食品、罐头食品、橄榄油和糖。父亲买了两小罐密封得严严实实的煤油，储存在卫生间的洗涤槽下。

父亲依旧每天出去，一如既往，早晨七点半到守望山的国立图书馆上班，乘坐从盖乌拉开来的9路公共汽车，沿梅沙里姆前行，在离希尔瓦尼庄园不远的地方穿过谢赫贾拉；快五点时他下班回家，破旧的手提箱里装着书和旧期刊，胳膊底下还夹着书。但是有那么几次，妈妈让他乘车时不要靠窗。又加了几句俄语。星期六下午步行对约瑟夫伯伯和琪波拉伯母的固定拜访暂时搁置下来。

我不过九岁便已经是真诚的读报人了，为了解最新消息而废寝忘食，一个热切的阐释者与争论者，一位观点使邻里儿童刮目相看的政治专家，军事专家，用火柴棍、纽扣和多米诺骨牌在地上布阵的战略家。我会派遣军队、在战术上实施侧翼包抄行动，和这个或者那个国外势力结成联盟，准备展开激烈争论以赢得英国人铁石般的心肠，苦苦思索演讲稿，不仅要寻求阿拉伯人的理解，与之达成和解，让他们祈求我们的宽恕，甚至能使之为我们所遭受的苦难一鞠同情之泪，并对我们高尚的心灵与高尚的道德情操钦佩不已。

那时，我与唐宁街、白宫、罗马教廷、克里姆林宫和阿拉伯领导人进行了令人自豪并行之有效的谈判。“希伯来国家！自由移民！”犹太社区的示威者们高呼口号游行，妈妈让爸爸带我参加过一两次公众集会。而每周五，一群群阿拉伯人从清真寺出来后怒气冲冲地游行，大声咆哮“杀死犹太人”，“巴勒斯坦是我们的土地，犹太人是我们的狗！”我要是有机会，就会轻而易举，理智地劝说他们，我们的口号中没有任何伤害他们的意思，而那伙气势汹汹的家伙喊的口号，既不好听，也不文明，实际上，他们实际上也使喊口号者本人蒙受羞辱。在那些日子，我已经不是个孩子，而是一堆自以为是的论证，披着热爱和平外衣的小沙文主义者，一个道貌岸然、满口甜言蜜语的民族主义者，一个年仅九岁为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喧嚣鼓噪者。我们是精英，我们是正义的，我们是无辜的牺牲者，我们是大卫对歌利亚，狼群中的羊，献祭的羔羊，而他们——英国人、阿拉伯人以及整个非犹太人的世界——他们是狼、恶魔，一个始终想吮吸我们鲜血的伪善世界，恬不知耻。

当英国政府宣布欲结束其在巴勒斯坦的统治，把托管权移交给联合国时，联合国组织了一个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调查巴勒斯坦的状况，也调查成千上万无家可归的犹太人和在纳粹种族灭绝行动中幸存下来的人们的状况，这些人已经在欧洲的临时难民营里待了两年多。

1947年9月初，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做了重要报告，提议英国的委任统治应该尽早结束。取而代之的方案则是巴勒斯坦应该一分为二，建立两个独立的国家：独立的阿拉伯国家和独立的犹太国家。分配给两个国家的土地几近相同，将两个国家隔开的弯弯曲曲的复杂边界，已经按照两个民族各自的人口分布大致划分出来。共同的经济与货币等等，会把两个国家联系在一起。耶路撒冷，委员会建议，应该中立，成为“独立实体”，由联合国派总督实行国际托管。

这些提议移交给联合国大会，需要三分之二多数票赞成方能得到批准。犹太人咬牙切齿，同意接受分治方案，分配给他们的领土并不包括耶路撒冷或上加利利和西加利利地区，提议建立的犹太国领土的四分之三均为未曾开垦的沙漠地段。与此同时，巴勒斯坦阿拉伯领导人和阿拉伯国家联盟中的所有国家立即宣布，拒不接受任何调停，他们打算“用武力反对实施这些提议，用鲜血溺死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的企图”。他们辩论说，整个巴勒斯坦数百年来一直是阿拉伯人的土地，直到英国人来到此地，鼓励一群群外国人在这片土地上蔓延，夷平山丘，将古代的橄榄树林连根拔出，采用不轨手段从腐败的地主手中购买一块块土地，赶走世世代代在那里耕耘的农民。要是不阻止他们，这些狡猾的犹太殖民主义者定会吞并整个地区，抹去阿拉伯人的生活遗迹，用欧洲殖民的红顶屋来覆盖这片土地，妄自尊大无法无天使其堕落，很快他们会控制伊斯兰圣地，而后他们直入周边阿拉伯国家。由于他们阴险狡诈，科技水平高超，加上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支持，他们会立即像白人在美国、澳大利亚以及世界各地那样对付土生土长的居民。要是允许他们在这里建国，即使是个小国，他们无疑会将其当作一个据点，数百万人将会像蝗虫一样蜂拥而入，定居在每一座高山，每一条河谷，剥夺这些古老风光里的阿拉伯特征，当阿拉伯人尚浑浑噩噩之时，吞并一切。

10月中旬，英国高级将领艾伦·坎宁安将军向当时犹太代办处执行主席大卫·本-古里安发出威胁暗示：“倘若有麻烦，”他忧心忡忡，“怕是我们帮不了你们，我们保护不了你们。”

爸爸说：

“赫茨尔是位先知，他知道会发生什么。1897年，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召开时，他说，再过五年，或者顶多再过五十年，在以色列土地上会出现一个犹太国家。现在五十年过去了，国家真的已经站在门口了。”

妈妈说：

“不是站立。没有大门，有个深渊。”

父亲的谴责声犹如甩起的鞭子噼啪作响。他讲俄语，因此我听不懂。

我口气里流露出掩饰不住的欢乐，说：

“耶路撒冷要打仗了！我们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

但是有时，当我独自一人在院子里看落日，或者在安息日早晨父亲和整个邻里依然在梦乡中沉睡时，一阵恐惧会令我周身寒彻，那是因为小姑娘阿爱莎从地上抱起昏迷中的孩子，默默地将他抱在怀中的场面，在我眼中，突然酷似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基督教画，某次参观教堂时父亲曾指着那幅画让我看，并悄声向我解释。

我记得从那所别墅的窗子里看到的橄榄树，它们早已不再属于生机勃勃的世界，而是成为无生命王国中的一部分。

停一停啊歇一歇啊停歇停歇。

11月，某种屏障开始在耶路撒冷内部拉开。公共汽车依旧来回行驶，附近阿拉伯村庄里的水果商贩带着一盘盘无花果、杏仁和仙人果，依旧在我们这里走街串巷，但是一些犹太家庭已经从阿拉伯居住区里搬出来，阿拉伯家庭已经开始离开西耶路撒冷，搬到南部和东部地区。

我只有在想象中，有时才可以去往圣乔治大街的东北部延伸地带，睁大双眼凝视着另一个耶路撒冷：城中黑黝黝的古柏苍苍，不是翠柏郁郁葱葱，街道上石墙林立，防护栏纵横交错，飞檐翻翘，高墙阴森，陌生，静谧，冷漠超然，含而不露的耶路撒冷，阿比西尼亚人、穆斯林、朝觐者、奥斯曼人的城市，布道者的城市，奇怪陌生的城市。十字军、圣殿骑士、希腊人、亚美尼亚人、意大利、隐修者、圣公会信徒、希腊东正教徒的城市，苦行者、科普特人、天主教徒、路德会教友、苏格兰人、逊尼派教徒、什叶派教徒、苏菲主义者、阿拉维派教徒的城市，钟声悠扬，宣礼员略带哭腔的绵长唱颂，黑压压的松树，可怕而诱人，暗藏所有的魔力，拥塞的窄街不容我们进入，并在暗中威胁着我们，一座恶毒的神隐城市，孕育着灾难。

我在“六日战争”后听说，整个希尔瓦尼家族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离开了约旦人管辖的耶路撒冷。一些去了瑞士和加拿大，另一些定居在海湾国家，还有一小部分搬到了伦敦和拉丁美洲。

他们的鹦鹉呢？“谁是我的命运之神？谁是我的王子？”

阿爱莎呢？她的瘸弟弟呢？她在世间何处弹钢琴，假使她仍然有一架钢琴，假使她没有在尘土飞扬燥热难耐的小破屋，在某个土路上污水横流的难民营，渐渐枯萎老去。

如今，那些幸运的犹太人居住在她昔日他塔里比耶的家园，街区的房屋穹隆拱顶，由淡淡的蓝粉相间的石块建成。

不是由于战争在即，而是由于另外某种原因，某种比较深入的原因，我在1947年秋季，会突然被某种恐惧攫住，感到某种渴望，确信某种惩罚即将来临并为之感到耻辱，还掺杂着某种无法言状的痛苦，某种横遭禁锢的期盼、愧疚与伤悲，令我心如刀绞，疼痛难耐。为那片果园，为那眼盖有一块绿铁板的水井，还有那蓝瓷砖砌成的池塘，金鱼在太阳下鳞光闪闪，而后消失在一簇簇水生植物里；为饰有精美飘带的软垫，为图案缤纷的地毯，其中一块绣着天堂树林中的天堂群鸟；为彩色玻璃花瓣，分别显示出日光的不同颜色：红彤彤的叶子，绿油油的叶子，金灿灿的叶子，紫罗兰的叶子。

还为那只鹦鹉，声音听上去像个烟瘾很大的人：“可也是，可也是，亲爱的年轻女士。”它的女高音同伴银铃般地回答说：“请！请！请随意。”

我到那里，到那座果园，去过一次，之后又不光彩地被从那里赶走，我确实用手指触碰过它：“安静！安静，不要吵！请不要吵！先生！”

清晨时分，我在第一缕晨光的气息中醒来，透过关闭着的百叶窗的缝隙，看到我们院子里的那棵石榴树。在这棵石榴树上，藏着一只看不见的鸟儿，每天早晨，它欢快并准确地重复《致爱丽丝》的前五个乐音。

这个口齿清晰的傻瓜，这个吵吵闹闹的小傻瓜。

走近她时，不是像新希伯来人走近高贵的阿拉伯人民，不是像雄狮走近群狮，也许我可以就像一个小男孩走向一个小女孩那样走近她？也许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