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有天吃晚饭时解释说，11月29日即将在纽约附近成功湖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要求至少达到三分之二的多数投票，才有可能采纳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在报告中的提议，在英国托管区的土地上建立两个国家，一个犹太国家和一个阿拉伯国家。穆斯林同盟以及英国人会千方百计设法阻挠出现这样一个大多数。他们想把整个领土变成英国统治下的一个阿拉伯国家，就像埃及、外约旦和伊拉克等其他阿拉伯国家一样，实际上处于英国的保护之下。另一方面，杜鲁门总统与自己的国务院大相径庭，为使人们接受分治协议而努力。

斯大林的苏维埃共和国联盟出人意料，与美国一道支持建立与阿拉伯国家共存的犹太国家。他也许预见到，同意分治的表决将导致这个地区多年处在流血冲突中，使得苏联能够在英国控制的中东地区，在靠近石油产地和苏伊士运河的地方赢得一个立足点。强权国家一肚子花花肠子，显然穿插着宗教野心，罗马教廷希望在耶路撒冷拥有决定性的影响力，按照分治计划，耶路撒冷既不属于犹太人，也不属于穆斯林，而是由国际管辖。出于良知而做的考虑和同情与自私自利和犬儒主义想法相互交织，几个欧洲政府正在寻求某种方式，为三分之一犹太人死于德国刽子手的魔爪，为犹太人世世代代遭受迫害而做出补偿。然而，又是同样的政府，不愿反对把成千上万贫困潦倒无家可归的东欧犹太人，那些自德国战败后一直在难民营里备受煎熬的犹太人，输送到远离他们自己的领土，实际上远离欧洲的地方。

在真正投票那一刻之前，结果难以预见。压力和诱惑、威胁与阴谋甚至行贿等手段，使三四个拉美和远东小国关键性的几票摇摆不定。智利政府，一向拥护分治，但屈从于阿拉伯世界的压力，通知其在联合国的代表投反对票。海地宣布准备投反对票。希腊代表团打算弃权，而且在最后一刻决定支持阿拉伯的地位。菲律宾代表拒绝表态。巴拉圭犹豫不决，巴拉圭驻联合国代表塞萨尔·阿科斯塔博士抱怨未从自己的政府得到明确指令。泰国发生了军事政变，新政府召回其代表团，新代表团尚未派出。利比亚答应支持提议。海地在美国的压力下，改变初衷，决定投弃权票。与此同时，在阿摩司大街，在奥斯特的杂货店，或者在报刊经售人和文具商卡里克的店里，他们说，一个相貌英俊的阿拉伯外交官对某小国的女代表施美人计，设法让她投反对分治计划的票，尽管她的政府已经向犹太人做出支持的承诺。“但是立刻，”克洛德尼印刷厂的户主克洛德尼先生咯咯笑了起来，“他们派一个机智的犹太人向神魂颠倒的女外交官的丈夫披露实情，又派一个机智的犹太姑娘向那位外交官唐璜的太太告发，万一没有达到目的，他们还安排了……”（这时谈话转为意第绪语，因此我不会听懂。）

据说，星期六早晨会在一个叫成功湖的地方举行联合国大会，决定我们的命运。“生存还是毁灭。”阿布拉姆斯基先生说。托西雅·克洛赫玛尔太太从丈夫的娃娃医院里拿来了缝纫机的接线板，使伦伯格夫妇能把他们家那台笨重的黑收音机搬出来放在阳台上。（那是阿摩司大街上唯一一台收音机，如果不是整个凯里姆亚伯拉罕地区唯一一台的话。）他们把音量调到最高，我们都聚集在伦伯格家里，院子里，大街上，楼上的阳台上，阳台对面，因此整个大街都会亲耳听到真正的广播，得知裁定，得知我们未来的命运（“倘若这个星期六之后仍有未来的话”）。

“成功湖的名字，”父亲说，“在比阿里克诗歌中象征着我们民族的命运，是泪海的反义词。殿下，”他接着说，“准许你参加此次活动，因为它符合你的身份：既是一个虔诚的看报人，又是我们的政治和军事评论家。”

妈妈说：

“是啊，但是加件毛衣，外面冷。”

但是，星期六早晨我们才知道那次至关重要的会议下午在成功湖召开，由于纽约和耶路撒冷存在时差，所以这里要等到晚上才开始，或许因为耶路撒冷也是如此一个偏僻的地方，离大世界这么遥远，相隔万水千山，那天晚上发生在那里的一切，只是隐约传到我们这里，一向在经历了延宕之后。投票结果传到耶路撒冷，要等到很晚，可能将近半夜，这时孩子已经在被窝里躺了一个小时，因为第二天早晨要去上学。

妈妈爸爸迅速说了几句话，用波兰语和俄语进行简短交流，最后妈妈说：“你今天晚上最好像平时一样睡觉，但是我们坐在外面篱笆墙边，听伦伯格先生家阳台上放的广播，倘若结果是肯定的，即便已经半夜，我们也会把你叫醒，让你知道。我们保证。”

后半夜，投票即将结束，我从睡眠中醒来。我的床就在窗下，窗外便是大街，于是我跪起身，透过百叶板向外窥探，周身颤抖。

就像一场可怕的梦，人影绰绰，大家站在一起，站在昏黄的街灯旁，阳台上，路上，犹如众多的幽灵。数百人一声不吭，邻居，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有的穿着睡衣，有的穿着西装外套打着领带，还有几个人头戴帽子，有些女人头上什么也没戴，有些女人身穿晨衣，头上包着头巾，有些人的肩膀上驮着睡眼惺忪的小孩，我注意到，在人群边上，偶尔有个老太太坐在凳子上，或是有个被人连同椅子搬到大街上的老头。

在那个可怕的宁静夜晚，整个人群仿佛化作石头，他们仿佛不是真人，而是映在闪烁不定的黑暗幕布上的黑色剪影，宛如死者站在那里，听不到一个字，听不到一声咳嗽，听不到一声脚步，听不到蚊虫嗡嗡的叫声，只有音量开到最大嘟嘟作响的收音机里传来美国播音员那深沉粗犷的声音，令夜晚的空气颤抖。也许那是联合国大会主席、巴西外长奥斯瓦尔多·阿拉尼亚先生的声音。他按照英语字母表顺序一个接一个读出名单上的最后几个国家名，这些国家的代表立刻作答。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弃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同意。乌拉圭：同意。委内瑞拉：同意。也门：反对。南斯拉夫：弃权。

声音戛然而止，一阵幽冥之中的宁静突然降临，令整个场面凝固，一阵可怕而令人恐惧的宁静，几百人屏住呼吸时的宁静，从出生到那时，从那个夜晚到现在，我从未感受过这样的宁静。

接着，又传来那个深沉并略带嘶哑的声音，令空气颤抖，那粗犷冷峻又充满激动的声音总结：三十三票赞成，十三票反对，十票弃权，一个国家未参加投票。决议通过。

广播里爆发出吼声，成功湖大厅的走廊一片声浪，吞没了他的声音，叫喊，怀疑，目瞪口呆，约莫过了两三秒钟，耶路撒冷北部凯里姆亚伯拉罕区边缘我们这条遥远的街道上也一下子爆发出吼声，那叫喊令人胆寒，划破黑暗、房屋与树木，穿透大地，那不是欢乐的叫喊，一点不像观众们在运动场上的叫喊，不像激动狂欢的人群发出的叫喊，也许更像困惑与惊恐中的尖叫，一阵灾难性的叫喊，那叫喊可以撼动山石，让你血液凝固，仿佛已在这里死去的死者和正在死去之人瞬间拥有了叫喊的窗口。随即，代替惊恐尖叫的是欢乐的怒吼，沙哑的哭喊声响成一团，“犹太民族活下去了”，有人试图唱起《希望之歌》，女人们边尖叫边拍手，“在这里在我们先祖挚爱的土地上”，整个人群宛如搅拌机里卷起的水泥开始缓缓地转圈，不再有任何禁忌。我穿上长裤，但没顾上穿衬衫或毛衣，夺门而出，某位邻居或者陌生人把我抱起，免得让人踩在脚下，我被从这个人手中传到那个人手中，最后在家门口不远处骑到父亲的肩头。父亲和母亲相拥着站在那里，像两个在森林中迷路的孩子，无论以前还是之后我从来没有见他们这样，我在他们共同的怀抱里停留片刻，接着又回到了父亲的肩头，我那位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的父亲站在那里声嘶力竭地叫喊，不是叫喊语词、文字游戏或犹太复国主义口号，甚至也不是欢乐的叫喊，而是没有任何藻饰的长声叫喊，好像那时还没有发明文字。

但是，其他人现在已经开始歌唱，大家都在歌唱。我父亲不会唱歌，不会流行歌曲的歌词，可他没有止住，而是继续他那发自肺腑的长声呼喊：啊——啊——啊——哈——哈——哈！喊得喘不上气来时，他像溺水之人吸一口气，继续呼喊，这个想成为名教授，配得上名教授身份的人，现在只是一个劲儿地呼喊啊——啊——啊——哈——哈——哈。我吃惊地看到母亲用手抚摩他那潮湿的头、颈背，接着我感觉她的手也在摸我的脑袋和脖子，因为我不知不觉也一直在帮父亲叫喊，妈妈的手一遍又一遍地抚摩我们，也许是在抚慰我们，也许不是，也许她从内心深处也想和他还有我一起叫喊，此次，我可怜的妈妈试图与整条大街、整个住宅区、整个国家一道叫喊——不，绝对不是整座城市，只是犹太人居住区，因为谢赫贾拉、卡塔蒙、巴卡阿和塔里比耶那天晚上一定听到了我们的声音，正沉浸在一片沉寂中，那沉寂也许酷似表决结果宣布之前犹太居住区的可怕沉寂。在谢赫贾拉的希尔瓦尼住宅，在塔里比耶的阿爱莎家里，还有服装店那个人，那个满怀同情的双眼下有两个大眼袋的受人爱戴的人的家里，今夜没有庆祝活动。他们一定听见了从犹太人居住的大街小巷传来欣喜若狂的叫喊，他们也许会站在窗前，观看使夜空蒙受损伤的星星点点的快乐焰火，默默地噘起嘴唇。就连鹦鹉也默不作声。花园池塘的喷泉默默无语。然而，卡塔蒙、塔里比耶，还有巴卡阿尚未得知，尚不能得知，再过五个月，它们会空空荡荡、完好无损地沦于犹太人之手，那些粉石砌成的穹顶房屋，还有那些飞檐交错、拱门林立的别墅里，会有新居民进驻。

后来，犹太人在阿摩司大街，在整个凯里姆亚伯拉罕，在所有的犹太人居住区，起舞，啜泣。人们举着旗子，布条上写着标语，汽车喇叭鸣起，“高举锡安山旗帜”，“在这里在我们先祖挚爱的土地上”，所有的犹太会堂里都传来羊角号声，《托拉》古卷从约柜中拿了出来，跳舞的人们追随着它，“上帝会重建加利利”，“过来观瞧/今天多伟大的日子”，后来，凌晨时分，奥斯特先生突然把自己的商店打开，泽弗奈亚大街、盖乌拉大街、钱塞勒大街、雅法路、乔治王街上所有的售货亭全部打开，整个城市里的酒吧全部打开，分发软饮料、甜点，甚至酒精类饮品，直至迎来第一道晨光，一瓶瓶果汁、啤酒和葡萄酒从这个人手上传到那个人手上，从这个人嘴边传到那个人嘴边，素不相识的人们在大街上含泪拥吻，惊恐万状的英国警察也被拖进跳舞者的行列，被一罐罐啤酒和软饮料灌得温和起来，欣喜若狂的狂欢者爬上英国人的装甲车，挥动着国家的旗帜，国家虽然尚未建立，然而在成功湖畔，已经决定它有建立的权利。它将在一百六十七个日日夜夜之后，在1948年5月14日建立起来，但是正在跳舞、狂欢、纵饮并在快乐中哭泣的每一百个男女老幼中就有一人，那天夜里拥上大街的激动万分的人们中有整整百分之一，会死于实施成功湖特别大会决定后的七小时内阿拉伯人发动的战争中——英国人离开后，阿拉伯人得到阿拉伯联盟正规军事力量的帮助，一队队步兵团、装甲部队、炮兵，一架架战斗机和轰炸机从南、东、北三方前来助战，五个阿拉伯国家的正规军前来进犯，打算把一个新国家在宣布建立一两天内就消灭掉。

但是，在1947年11月29日，我们在那里流连忘返，我骑在他肩上，四周是一圈圈跳舞欢跃的人流，当时父亲对我说，孩子，你看，你好好看看，孩子，记住这一切，因为你将至死不会忘记这个夜晚，在我们离开人世后，你会向你的儿女，你的孙儿孙女，你的重孙辈儿讲述这个夜晚。他说此话时，仿佛不是在要求我做什么，而是他自己知道我会做，并把他的所知用钉子敲实。

夜已然很深，从来也没允许这个孩子这么晚睡觉，也许三四点钟，我在黑暗中和衣钻进毯子里。过了一会儿，父亲伸手在黑暗中掀开我的毯子，不是因为我穿衣服睡觉而生气，而是钻进毯子里，在我身边躺下。他也没脱衣服，因为刚才在人群中挤来挤去，衣服已为汗水湿透，和我的衣服一样（我们有一条铁的纪律：不管什么原因，你永远不能穿着外出时穿的衣服钻进被窝）。我父亲在我身边躺了一会儿，什么话也没有说，而通常情况下他讨厌沉默，会忙不迭地把沉寂打破。但是这一次，他没有触摸我们之间的沉寂，而是分享沉寂，只是用手轻轻抚摩我的脑袋。仿佛在黑暗中，爸爸已经变成了妈妈。

接着，他向我说起了悄悄话，一次也没有叫我殿下或者阁下，告诉我有些小流氓在敖德萨向他和哥哥大卫所做的一切，非犹太男孩子在维尔纳的波兰学校向他做了什么，一些女孩子也参与其中，第二天，他的父亲亚历山大爷爷来学校告状，坏蛋们拒绝归还撕破的裤子，而是攻击他的父亲、我的爷爷，竟然当着他的面，强行把爷爷按倒在铺路石上，在操场中央也把他的裤子扒了下来，女孩子们纵声大笑，开下流的玩笑，说犹太人都是如此这般，而老师们在旁边瞧着，一言不发，也许他们也在嘲笑呢。

依然置身于一片黑暗，他的手依然在我头发里乱摸（因为他不习惯抚摩我），我父亲在1947年11月30日凌晨时分在我的被窝里告诉我：“坏蛋们有朝一日也会在大街上或者学校里跟你找碴儿。也许他们会对你做一模一样的事情，因为你有点像我。但从现在开始，从我们拥有自己的国家开始，你永远不会只因为是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如此这般而受人欺侮。不会。永远不会。从今天晚上开始，这样的事情在此结束。永远结束了。”

我困乏地伸手摸他的脸庞，就在他高高的额头下，我的手指没有摸到眼镜，而是突然摸到了泪水。有生以来，无论在那个夜晚之前，还是之后，即使在我妈妈死去时，我也没有看到爸爸哭过。实际上那天夜里我也没有看见他哭，屋里太黑了，只有我的左手看见他哭了。

几个小时后，七点钟，也许所有的邻居们依然沉浸在睡梦中，在谢赫贾拉地区，子弹射向一辆从城市中心开往守望山哈达萨医院的犹太人救护车。阿拉伯人在整个国家向犹太人发起袭击，在公路上袭击犹太人乘坐的公共汽车，打死打伤乘客，用轻型武器和机关枪袭击城市外围和偏远的定居点。贾马尔·侯赛尼率领的阿拉伯高级委员会宣布总罢工令，把成群结队的人们送上街头和清真寺，宗教领袖在那里号召针对犹太人发动圣战。两天以后，几百名携带武器的阿拉伯人走出老城，唱起渴饮鲜血的歌，背诵《古兰经》韵文，发出“刀劈犹太人”的吼声，一齐向空中射击。英国警察一路上跟着他们，英国装甲巡逻车，据报道，引导他们冲进马米拉路东头的犹太人购物中心，在整个地区抢劫、放火。共烧毁四十家商店。英国士兵和警察在玛丽公主街设置路障，阻止哈加纳防御武装前来帮助困在购物中心的犹太人，甚至没收他们的武器，并抓了其中十六人。第二天，准军事武装组织伊尔贡展开报复，烧毁了阿拉伯人的莱克司影院。

冲突发生的第一个星期，约二十名犹太人遇害。到第二个星期末，整个国家有二百多名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身亡。从1947年12月初到1948年3月，阿拉伯武装拥有主动权，耶路撒冷和其他地方的犹太人只得通过牢固防御才能放下心来，因为英国人摧垮了哈加纳所要发动的反击，抓捕哈加纳成员并没收其武器。当地半正规的阿拉伯武装、阿拉伯邻国来的数百名武装志愿者，还有投向阿拉伯方面并与之并肩作战的约两百名英国士兵，封锁了公路，把犹太人的势力范围缩小到围困起来的一块块马赛克似的定居点，或者是一片片定居点，那里只有通过护航才能保障食品、燃料和军火供应。

而英国人仍然继续维系其统治，把力量主要用在帮助阿拉伯人作战上，并束缚犹太人的手脚，犹太人的耶路撒冷逐渐和整个国家隔绝开来。它通往特拉维夫的唯一一条公路也遭到阿拉伯人的封锁，护航员只能不定期地将食品和必需品从沿海运往耶路撒冷，付出了沉重代价。1947年12月末，耶路撒冷犹太人居住区实际上陷于围困。伊拉克正规军得到英国管理部门的允许，控制了洛什哈阿因的抽水站，炸掉抽水装置，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居住区除水井和水库外，再无别的水源。孤零零的犹太区，如老城城墙内的犹太人居住区，也门莫西、梅库尔哈伊姆和拉马特拉海尔由于与城里的其他犹太我住区隔断了联系，因此陷于重重围困中。犹太人成立了一个“紧急委员会”，监管食品配给和每隔两三天在炮火间隙中沿街按照人头分发饮水的车辆。面包、蔬菜、糖、牛奶、鸡蛋和其他食品实行严格的配给制，按照食品券分配给各家各户，这些生活用品发光后，偶尔分给我们一些劣质奶粉、面包干以及味道怪怪的鸡蛋粉。医药用品几乎用光，伤员做手术时有时不打麻药。电力供应陷于瘫痪，因为几乎不可能弄到煤油，所以我们一连几个月生活在黑暗中，或者使用蜡烛。

我们那拥挤不堪、像地下室的住房变成楼上居民们的炮弹掩体，认为它在轰炸和枪击时比较安全。我们取下所有的窗玻璃，用沙袋把窗子堵住。从1948年3月到第二年8月或9月，我们日夜住在山洞般从不见天日的黑暗里。在这沉沉黑暗和无法摆脱的污浊空气中，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二十或二十五个人来和我们住在一起，包括邻居、素不相识者、熟人，以及从第一线居住区里来的难民，他们就睡在床垫或者草垫子上。他们当中有两个老态龙钟的女人，终日坐在走廊的地板上，神情木然，有个疯疯癫癫的老头自称先知耶利米，动不动就悲悼耶路撒冷的毁灭，向我们大家预言阿拉伯人在拉马拉附近有毒气室，“他们在那里已开始每天毒死两千一百个犹太人了”，还有亚历山大爷爷和施罗密特奶奶，还有亚历山大爷爷的鳏夫兄长（琪波拉伯母1946年去世），约瑟夫伯伯本人——克劳斯纳教授——同他的弟妹哈娅·爱里茨迪克——这两个人几乎是在最后一刻才设法从已被包围与外界隔断联系的塔拉皮尤特逃脱，来和我们一起避难。现在他们和衣躺在小厨房的地板上，那里如今被视为房子里最为安静的地方，他们也没脱鞋，时睡时醒——因黑暗之故，难以辨别夜与昼。（据说，阿格农先生也携夫人离开塔拉皮尤特，与热哈维亚的朋友们住在一起。）

约瑟夫伯伯用他那略带哭腔的尖厉声音，为不得不留在塔拉皮尤特的图书馆及其宝贵手稿的厄运痛惜，天晓得能否再看见它们。至于哈娅·爱里茨迪克，她唯一的儿子阿瑞尔已经从戎，为保卫塔拉皮尤特而战，很长时间，我们不知他是死是活，有没有负伤或被关进监牢。

米尤多夫尼克夫妇的儿子格里沙在什么地方与帕尔马赫共同作战，二人从第一线的贝特以色列地区的家里逃出来，在我们的小房子里落脚，与其他几家人一起挤在战前我住的那个小房间里。我对米尤多夫尼克先生深怀敬畏，因为我知道，我们大家在塔赫凯莫尼用的署名马提特雅胡·米尤多夫尼克的那本绿皮书《三年级算术》就是他写的。

一天上午，米尤多夫尼克外出，晚上没有回来，第二天还是没有回来，于是他的太太去市里的停尸房仔细寻找，回来时很高兴，疑虑全消，因为没有在死人堆里找到她的丈夫。

又过了一天，米尤多夫尼克还是没有回来，父亲像往常一样想打破沉默或者是驱除不快，开始打趣。他宣布，我们亲爱的马提特显然发现某位穿卡其布裙的具有战斗美，现在正和她并肩作战呢（他拙劣地试图使用双关语）。

但是一刻钟过后，这个费劲找乐的父亲突然神情严峻，自己去了停尸房，在那里，根据自己借给米尤多夫尼克先生的那双袜子，设法辨认出那具已被炮弹炸烂的尸体。大概因为尸体已经面目全非，米尤多夫尼克太太没认出来。

在遭围困的那几个月，妈妈、爸爸和我躺在走廊一头的床垫上，整个夜晚，人们鱼贯而行，艰难地从我们身上跋涉过去，上厕所，厕所臭气熏天，因为没水冲洗，因为窗口被沙袋堵住。每隔几分钟就会发射一枚炮弹，整座山都在颤抖，石头砌成的房屋也在颤抖。有时，房子里有人做噩梦，令人毛骨悚然的叫喊会把我惊醒。

2月1日，一辆轿车在犹太人办的英文报《巴勒斯坦邮报》大楼外面爆炸，整座大楼毁了。怀疑是支持阿拉伯人的英国警察所为。2月10日，半正规的阿拉伯武装向也门莫西区发动大规模攻击，被那里的防御者击退。2月22日星期天上午十点半，一个自称“英国法西斯军团”的组织在耶路撒冷的心脏本-耶胡达大街引爆三辆装满炸药的货车。六层高的楼房被炸成一片瓦砾，大部分街道变成废墟。五十二名犹太人在家中遇难，约一百五十人受伤。

就在那一天，我那位近视眼的父亲到泽弗奈亚那条窄胡同里的民族卫士总部要求入伍。他得承认自己以前的从军经历极其有限，只给伊尔贡编辑一些非法的英文标语（“背信弃义的阿尔比恩人可耻！”“打倒纳粹英国人的镇压！”等等）。

3月11日，美国总领事那辆谁都认识的轿车由领事的阿拉伯司机驾驶，开进犹太人代办处大楼前的院子，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和整个国家的组织机构都在那里办公。部分大楼在爆炸中被炸毁，几十人丧命或受伤。在3月的第三个星期，从沿海地区护送生活必需品的努力没有成功，围困更加严重，整座城市处于饥饿边缘，严重缺水，并有爆发瘟疫的危险。

我们地区的学校从1947年12月中旬就停课了。一天早晨，我们这些在塔赫凯莫尼和教育之家读书的三四年级的孩子被叫到马拉哈伊大街的一座空住宅里集合。一个小伙子，脸晒得黝黑、随意穿一套土黄色便装、叼着烟卷，我们只在介绍时得知他代号为加里巴尔迪，向我们发表了大约二十分钟的训话。他语气严肃，非常实在，我们以前只从成人的谈话中见识过。加里巴尔迪交给我们一个任务：在院子和储藏货物的棚子里寻找空口袋（“我们在口袋里装上沙子”）和瓶子（“有人知道怎样把鸡尾酒灌进去，让我们的敌人美美享受一番”）。

我们还学着到荒地或废弃的院子里采集野生锦葵，其阿拉伯名字叫作“苦巴采”。这种野生锦葵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缓解可怕的饥饿。妈妈把野生锦葵煮过，或者炒过，用它做各种丸子或者酱泥，这东西看上去像绿油油的菠菜，但是更为难吃。我们也轮流值勤，白天每小时都有两个小孩放哨，从俄巴底亚大街选个合适的屋顶，观察施纳勒军营英国军团的动静，其中一个孩子时不时跑到马拉哈伊大街的作战指挥室，向加里巴尔迪或他的一个副官禀报英国兵在做什么，有没有准备离开的迹象。

加里巴尔迪让比我们稍大一点的四五年级的孩子在泽弗奈亚大街和布哈拉居住区的各个哈加纳哨所之间传递信息。妈妈恳求我“表现出一种真正的成熟，不要搞这种孩子气的游戏”，但是我不能按照她的意愿行事。我特别擅长收集瓶子，仅仅一个星期我就想方设法收集到了一百四十六只空瓶子，用盒子和口袋装起来拿到了总部。加里巴尔迪本人拍拍我的后背，斜眼瞟了我一眼。他边透过敞开的衬衣抓前胸的汗毛，边对我说：“干得非常漂亮。也许我们有朝一日还会听到你的消息。”我在这里如实记下他说的话，字字句句。五十二年过去了，我至今仍然没有忘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