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父母会带我进城，也就是去乔治王大街或者本-耶胡达大街喝咖啡，那里有三四家主要咖啡馆很像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欧城市里的咖啡馆。在这些咖啡馆里，客人可以随意阅读用长木条固定住的希伯来文和外文报，以及不同语言的周刊和月刊。外国人在黄铜和水晶枝形吊灯的光影里低声絮语，青烟袅袅，有股异域情调，在那个世界里，宁静的书斋生活与伴侣生活平稳地前行。

装扮入时的女士们，以及仪表堂堂的绅士，坐在桌旁轻轻地说话。身穿雪白工作装的男女侍者臂上搭着叠得整整齐齐的白茶巾，在桌间穿梭行走，给大家端上滚烫的咖啡，咖啡上漂着状如纯洁的鬈发天使的掼奶油，加香精的小瓷壶锡兰红茶，酒心油酥点心，羊角面包，奶油苹果馅饼，裹上一层香草霜的巧克力蛋糕，冬天晚上喝的香料酒，小杯的白兰地和樱桃白兰地。（在1949年和1950年，仍然只用代用咖啡，巧克力和奶油也许也是代用品。）

在这些咖啡馆里，我父母有时会碰到不同圈子的熟人，与他们平时交往的修娃娃或邮局职员圈子有天壤之别。我们在这里跟重要的老相识交换意见，比如说普费弗曼先生，他是父亲在图书馆报刊部的老板，偶尔从特拉维夫到耶路撒冷执行公务的出版商耶胡沙·查扎克，与父母年龄相仿已开始在大学里发展、大有可为的年轻语文学家和历史学家，还有其他年轻学者，包括前途似乎已有保障的大学助教。有时父母会碰到一小群耶路撒冷作家，父亲觉得认识他们是一种荣幸：多夫·吉姆西、施拉格·卡达里、伊扎克·申哈尔、耶胡达·亚阿里。而今，他们几乎已经被人遗忘，甚至就连他们的许多读者也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那时，他们很有名，拥有广泛的读者。

父亲会为这些会面做准备，洗头，把皮鞋擦得像黑色大理石一样闪闪发光，系上他最喜欢的那条灰白条领带，别上一枚银色领带夹，不止一次地向我解释怎样才能做到彬彬有礼，我有义务简明扼要地回答问题，还有品位。有时，即使他在早晨已经刮过脸了，但在我们出门之前他还要刮一次。我妈妈为彰显这一时刻，戴上她的珊瑚项链，完美地衬托出她的橄榄色皮肤，给她恬静的美丽增添了几分异国情调，有些像意大利人，或许像希腊人。

父亲的敏锐与渊博给诸位名作家和学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深知，每当字典或参考书令之大失所望时，他们始终可以依靠他渊博的学识。但是比利用我父亲及其学术专长更甚者，是他们对我母亲能够伴他而来而毫不掩饰地感到高兴。她深邃而鼓舞人心的关注，促使他们乐此不疲地追寻语词技艺。她沉思的神态，她突如其来的问话，她的目光，她的评论，会给正在讨论的话题增添几分珍贵的理解，使他们不住地说啊说，仿佛他们有点陶醉，谈论他们的工作，他们那充满创造性的斗争，他们的计划以及他们的成就。有时，我妈妈会用一种截然相反的方式引用说话人自己的创作，畅谈类似于托尔斯泰的思想，要么就是在所谈论的事情中识别出一种禁欲者（斯多葛派）的性质，要么就是稍微歪着头进行评论——在那一刻，她的声音会呈现某种深色葡萄酒般的性能——这里她的耳朵似乎在在座作家的创作中捕捉到了近似斯堪的纳维亚人的音符，捕捉到汉姆孙或斯特林堡甚至史威登堡神秘主义创作的回声。从此我母亲会像从前一样保持沉默，密切关注，像精确调试好音调的乐器。与此同时，他们如痴如醉慷慨地向她道出一切，也不管自己是不是这么想的，为的是引起她的注意。

多年过去后，我偶然碰到了他们当中的一两位，他们对我说，我母亲是位非常迷人的女子，一个真正受到神灵启迪的读者，每位作家孤独地在书房里艰苦劳作时都梦幻着拥有这样的读者。她没有留下自己的创作真是一件憾事，她过早的离世可能使我们失去了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而那时希伯来女性创作者屈指可数。

要是这些名人雅士在图书馆或街上碰到我的父亲，他们会和他简短聊聊教育部长迪努致大学校长们的书信，或是扎尔曼·施奈欧尔在年事已高之际想成为沃尔特·惠特曼，或克劳斯纳教授退休后谁会接替他做系主任，而后他们会拍拍他的肩膀，眼睛放光，笑容可掬地说，请向你的太太致以温馨的问候，一个真正出色的女人，那么文雅而富有洞察力的女人！颇有艺术天赋！

他们深情地拍着他的肩膀，在内心深处却嫉妒他拥有那样一个妻子，不知她看上这个书呆子什么了，即使他渊博、勤奋甚至相对来说，不是一个不微不足道的学者，但是在我们当中却是个学究气十足、完全没有创造力的学者。

在咖啡馆里的这些谈话中，我的角色别具一格。首先我得像个成年人一样，彬彬有礼聪颖机灵地回答这些难题，比如说我多大了，在学校里上几年级，我是不是集邮，有没有剪贴簿，他们这些日子在地理课上教我们什么了，希伯来语课上教什么了，我是不是个好孩子，我读过多夫·吉姆西的哪些作品（或者亚阿里、或者卡达里、或者爱文·扎哈夫、或者申哈尔的哪些作品），所有的老师我都喜欢吗。偶尔也问：我开始对年轻女士感兴趣了吗？我长大以后会干什么——也做教授吗？还是做个拓荒者？还是在以色列军队里当个陆军元帅？（那时我在内心深处得出结论，作家们都有点虚假，甚至有点滑稽可笑。）

其次，我的任务是不许插嘴。

我不能让人意识到我的存在。

他们在咖啡馆里每次至少聊上七个小时，在这无穷无尽的时间里，我甚至比屋顶上发出轻轻声响的电扇表现得更为安静。

如果在陌生人面前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就要遭受惩罚：可能从放学后的那一刻就要待在家里，连续两个星期；或失去和朋友们玩耍的权利，或在接下来的二十天里不得在床上读书。

连续一百个小时独处会得大奖，奖励一个冰激凌，甚至奖励一根玉米棒。

他们几乎不怎么让我吃冰激凌，因为它对嗓子有害，让人着凉。至于玉米棒，街角有卖的，普莱默斯便携式汽化煤油炉上坐着开水锅，一个胡子邋遢的人从锅里拿出热呼呼香喷喷的煮玉米，用绿叶子给你包好，上面再撒些盐，几乎就不让我吃玉米棒子，因为胡子邋遢的人显然不干不净，他的水里也许都是细菌。“但是，要是殿下你今天在阿塔拉咖啡馆里的行为举止无可挑剔，就让你在回家的路上自由选择：是冰激凌还是玉米棒，随便你喜欢哪个。”

于是在咖啡馆，父母和他的朋友们无休无止地谈论政治、历史、哲学和文学，谈论教授们之间的权力斗争，编辑、出版商内部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还有一些谈话我听不懂，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慢慢变成一个小间谍。

比如说，我研制了一个小小的秘密游戏，可以玩上几个小时，不用动，不用说，不用辅助道具，甚至不用铅笔不用纸。我会看着咖啡馆里的陌生人，试图从他们的衣着和手势上，从他们看的报纸或是点的饮料上，猜出他们是谁，他们是哪里人，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来这里之前干了什么，之后他们会到哪里去。那边那个女人刚刚悄悄笑了两次——我试图从她的表情上推断出她在想些什么。那个身材瘦削戴帽子的年轻人目不转睛地盯着门口，每进来一个人都很失望，他在想些什么？他苦等的那个人长什么样子？我竖起耳朵，从空中窃取只言片语的谈话。我斜倚身子窥探大家在读什么，观察谁急急忙忙地离去，谁刚刚进来就座。

根据某种不确定的表面迹象，我为他们编织出错综复杂但激动人心的生活。比如，那个嘴唇流露出痛苦、连衣裙领口开得很低的女人，坐在角落里的一张桌子旁边，周围浓烟缭绕，柜台后面墙上的挂钟走了不到一个小时，她就站起来三次，进了女厕所，接着她又回来坐在已经空了的茶杯面前，用棕色的烟嘴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偶尔瞟一眼皮肤黝黑、身穿西装背心、坐在立式衣帽架附近的一张桌子的男子。一次她站起身，走向那个身穿西装背心的男子，弯下腰，对他说了两三个词，而他只点头称是，现在她又坐在那里抽烟去了。这里面得有多少可能性啊！从这些碎片，我能够编织出千变万化令人眼花缭乱的情节与故事！也许她只是询问，他看完报纸后能否把报纸拿给她看。

我的眼睛设法避开女人那硕大的胸脯侧影，但无济于事，当我闭上眼睛，它却走近了我，我可以感觉到它的温暖，它几乎拥抱了我的脸庞。我的双膝开始颤抖。女人正在苦等她的情人，他答应前来，但是却忘记了，因此她坐在那里如此绝望地一口接一口地吸烟，一杯又一杯喝着清咖啡，来减轻嗓子眼里的苦痛。她一次又一次消失在厕所里，往脸上扑粉，掩饰泪痕。女招待给身穿西装背心的男子端来一高脚杯甜酒，以驱散他的忧伤，因为他的妻子离他而去，投向一个年轻的情人。也许，此时此刻，那对情侣正驾驭某爱情之舟，沐浴在洒向大海的月光下，在船长操办的舞会上跳贴面舞，爱迪生影院那令人魂牵梦萦的音乐随风飘荡伴他们起舞，驶向某个顶呱呱的胜地：圣莫里兹、圣马力诺、旧金山、圣保罗、无忧宫。

我继续编织我的网络。我想象那个年轻情人，就像纳尔逊“纳维卡特”板烟烟盒上所描绘的那个骄傲而有男子汉气度的水手，实际上就是他答应了一根接一根抽烟的女人，今晚来与她会面，而现在他却远在千里之外。她徒然等待。“先生，你也被命运抛弃了吗？你也和我一样形单影只吗？”那就是她刚才走向那个身穿西服背心的男人，冲他弯腰，用古老浪漫故事的语言冲他所说的话，而他点头称是。不久，这一对被抛弃的人儿一起走出了咖啡馆，在外面大街上，他们手挽着手，无需多说一句话。

他们二人一起去哪里呢？

我在想象林荫大道和公园，月光迷离的长椅，通往石墙背后小房子的小巷，烛光，紧闭的百叶窗，音乐，故事到此变得对我来说过于甜美与恐怖，令我无法讲述，也无法忍受，我连忙避开。接着，我把目光投向坐在我们桌子附近的两个中年男子，他们在下棋，操一口德国口音的希伯来语。其中一位正在吮吸并抚摸一根冰凉的红木烟斗，另一位偶尔用一块花格手绢擦去他高高的额头上那并不存在的汗水。一个女招待走过来，朝拿烟斗的男人轻轻说了些什么，他用带德国口音的希伯来语请另一个人原谅，又向女招待道歉，走向膳窗口旁边的电话机。说完话后，他挂上电话，站了一会儿，显得有点可怜与失落，接着跌跌撞撞回到桌边，显然再次请棋友原谅，接着他向他解释着什么，这次是用德语，急急忙忙在桌子上放了一些硬币，转身离去；他的朋友生气了，几乎强迫他把硬币放回兜里，但是另一个不肯，突然硬币滚到了地上几张桌子下，两位先生不再推让，跪在地上把硬币捡起来。

太迟了，我已经为他们做出决定，他们是一对堂兄弟，整个家族都被德国人杀光，只有他们二人幸存。我已经用一笔巨额遗产和一个怪里怪气的遗嘱来丰富了他们的故事，按照遗嘱条款，谁在对弈中获胜，他就能够得到三分之二的遗产，而输者只能得到三分之一。接着我又给故事引进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孤女，她与一些年轻移民被从欧洲送进基布兹，或受教育的机构，真正的遗产继承人是她，而不是那两个下棋的。在这里，我自己进入故事之中，充当身披闪光盔甲的骑士、孤儿保护者，将从没有资格获得遗产者的手中把遗产夺回，将其归还给真正的主人，我这样做并非一无所获，而是赢得了爱情。但是赢得爱情后，我再次闭上双眼，迫切需要掐断故事，开始监视另一张桌子。或者盯住眼睛深黑的跛脚女侍者。这似乎是我作家生涯的开始：在咖啡馆，苦苦等待冰激凌或者玉米棒。

直至今天，我一直用这种方式行窃。特别是从陌生人那里。特别是在人来人往的公共场所。比如说，在诊所排队时，或在某政府部门的等候室，火车站或飞机场。甚至有时在我开车堵车时也在偷看身边的车辆。偷看并编造故事。再偷看，再编造更多的故事。从她的衣着，她的表情，她补妆时的姿势可以断定她是哪里人吗？她家境如何？她的丈夫是个什么人？要么就是捕捉到那边那个留着并不时髦的连鬓胡子的小伙子，他左手拿着手机，另一只手则比画着切东西的动作，感叹号，紧急呼救信号：他为什么明天一定要飞往伦敦？他做什么生意做得不称心？谁在那里等着他？他的父母长什么样？他们是哪里人？他小时候是什么样子？他今天晚上，今天夜里，在伦敦着陆以后计划做什么？（现在我不再惊恐地停在卧室门口了，我悄悄地溜了进去。）

倘若陌生人与我满怀好奇的目光相遇，我则怀着歉意冲他们心不在焉地微微一笑，把目光转向别处。我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很怕在行动中被抓获，并让我做出解释。但不管怎么说，一两分钟后，我就不需要继续偷看我漫不经心编织的故事中的主人公了，我已经看够了。半分钟，他们就被逮进了我那专门偷拍名人照片的相机里。

在超市等候付钱，比如说，我前面的一个女人矮小而丰满，约莫四十五岁，非常吸引人，因为她的体态或表情显示，她什么都尝试过了，现在已经是处变不惊，就连最异乎寻常的体验也只是引起她顽皮的好奇心而已。而我身后的一个士兵，也就二十来岁，显得有些愁眉苦脸，正用渴求的双眼直勾勾地看着这个什么都懂的女人。我向旁边退出半步，以便不挡住他的视线，为他们准备一间铺着厚地毯的房间。我关上百叶窗，倚门站在那里，而现在幻觉本身充满了流动，非常具体，包括他在极度兴奋中羞答答带有喜剧色彩的触摸，以及她满怀同情慷慨大方的生动触摸。直到钱柜旁边的女子抬高了声音：下一个！那口音不能确定是俄罗斯口音，也许是中亚某个国家的口音？我已经到了撒马尔罕，到了美丽的布哈拉，双峰驼，粉石砌成的清真寺，穹顶撩人、地毯厚实柔软的圆形祈祷大厅，伴我和我买的东西一道走到大街上。

1961年我服过兵役后，基布兹胡尔达委员会将我送到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学习两年。我学习文学，因为基布兹急需文学老师，我学习哲学，因为是我坚持要学。每星期日下午四点到六点，百名学生聚集在梅塞尔楼的大报告厅里倾听萨姆埃尔·雨果·伯格曼的讲座“从克尔恺郭尔到马丁·布伯的对话哲学”。我妈妈范妮娅在20世纪30年代也跟随伯格曼教授攻读哲学，当时大学依旧坐落在守望山上，她还没有嫁给我的父亲，每逢回忆起伯格曼教授，她都满怀深情。1961年，伯格曼教授已经退休，他是位荣退教授，但是他那清晰隽永的学识将我们深深吸引。更想到站在我们面前的这个人曾经在布拉格和卡夫卡一起上学，他有一次对我们说，他实际上连续两年和卡夫卡坐在同一条板凳上，直到马克斯·布罗德出现，取代了他在卡夫卡身边的位置。

那年冬天，伯格曼课后邀请了五六个他最喜欢的或最感兴趣的学生来他家里待上几个小时。每星期日晚上八点，我乘坐5路公共汽车从吉瓦特拉姆新校园去往热哈维亚大街伯格曼教授那简朴的公寓。房间里总是充满旧书、新鲜面包和天竺葵花散发出的淡淡的宜人气味。我们坐在沙发上，或者在大师，在卡夫卡和马丁·布伯童年时代的朋友，在为我们写下认识论史和逻辑学原理的作者脚下，席地而坐。我们静静地等候他开口。

萨姆埃尔·雨果·伯格曼即使上了年纪，仍旧是个大块头。他雪白的头发不住抖动，眼角周围的皱纹既顽皮，又具有讽刺意味，富有穿透力的目光既满怀狐疑，又像一个充满好奇的孩子的目光那样天真无邪，与老年时代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照片非常相像。伯格曼操中欧口音，在用希伯来语行走时步态不太自然，仿佛他精通这门语言，但是有点得意洋洋，就像一个追求者为所爱之人接受了他而欣欣然，决定抬高自己，证明她没有看错人。

在这些聚会上，我们的老师几乎只关心一个题目，即灵魂生还问题，或者人死后是否还有机会生存。整整一冬天的星期日晚上，他就向我们讲述这些。雨打窗棂，花园里风在低吟。有时，他让我们谈自己的见解，他一丝不苟地听着，不像老师耐心地指导学生行路，而是像人倾听一个复杂乐章里的一个特殊音符，以便定夺它是对还是错。

“没什么，”一个星期日晚上他这样对我们说，我没有忘记，我确实没有忘记，我相信自己可以逐字逐句地重复，“没什么东西可以消失。从来没有。‘消失’这个词的本意指宇宙，可以说是有限的，可以离开它。但是没——什么——东西（他故意把词语拖长）能够离开宇宙。什么也进入不了宇宙。就连一颗微尘也无法出现，也无法消失。物质变成能量，能量变成物质，原子聚集在一起，而后分散，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与变形，但是没——什么——东西可以从有到无。即使长在某病毒尾巴上的最微小的毛发也不会。无限一词的概念确实非常广阔，无限地广阔，但与此同时，它也是封闭的，密封得严严实实：什么也没有离开，什么也没有进入。”

停顿。狡黠、天真的微笑宛如喷薄的日出洒满他表情丰富的迷人脸庞：“也许有人能够向我解释，在什么情况下，他们为什么执意告诉我唯一的例外，唯一注定要下地狱、化为乌有的事物，在一个原子也不可能被毁灭的广袤宇宙里唯一注定要停息的事物就是我可怜的灵魂？除了我的灵魂，一切事物，每粒尘埃，每滴水，都将继续生存，直至永远，尽管形式不同？”

“灵魂，”一个年轻聪颖的天才从房间角落里轻声说，“是任何人也看不到的。”

“就是，”伯格曼表示赞同，“你在咖啡馆里也碰不到物理定律或者数学规则。也碰不到智慧、愚笨、欲望与恐惧。尚未有人取些快乐或憧憬作为样品，放到试管里。但是谁，我年轻的朋友，谁现在在和你们说话呢？是伯格曼的幽默吗？是他的脾脏？也许是伯格曼的大肠在说话？是谁，要是你们原谅我说这种话，是谁在你们脸上洒下一点也不惬意的微笑？不是你们的灵魂吗？是你们的软骨吗？是你们的胃液吗？”

又有一次他说：

“死后等待我们的会是什么？没——有——人知道。无论如何，用可证明或论证的知识无法知道。要是我今天晚上告诉你们，我有时听到死人说话的声音，那声音比多数活人的声音要清晰，明白易懂，你们有理由会说，这个老头年老昏聩了。他在行将就木之时可怕地发了疯。因此我今天晚上不和你们谈论声音，今天晚上我将谈论数学：因为没——有——人知道在我们死亡的另一边是否存在着事物，还是不存在事物，我们可以从这种全然无知中推断出，那里存在事物的概率与不存在事物的概率完全等同。百分之五十休止，百分之五十幸存。对于像我这样的犹太人，一个中欧犹太人，与纳粹大屠杀受害者是同代人，如此珍惜幸存的机会一点也不坏。”

戈尔绍恩·肖洛姆，伯格曼的朋友与竞争对手，也为死后的生活问题着魔，甚至可能是深受折磨。在他死去的那天早晨，广播中播报了他的死讯，我写道：戈尔绍恩·肖洛姆在深夜去世。现在他知道了。

伯格曼现在也知道了。卡夫卡也是。还有我的父母。还有他们的朋友和熟人还有这个咖啡馆里的众多男男女女，所有那些我在故事中讲述的人们，以及那些被完全遗忘的人们。他们现在都知道了。有朝一日我自己也会知道。与此同时，我们将采集各种不同的细节。以防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