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将尽的那个秋天，妈妈的身体状况愈加恶化。她又开始偏头疼，失眠。她再次终日站在窗前，遍数天上的飞鸟流云，她夜里也坐在那里，睁大眼睛。

我和父亲分担了全部家务。我拣蔬菜，他把蔬菜剁碎，做成精美的色拉。他切面包，我在面包片上撒上人造黄油、奶酪或人造黄油和果酱。我打扫并清洗地板，把所有东西的表面都打扫一遍，我父亲倒垃圾，每隔两三天就要买三分之一块冰放进冰盒里。我到杂货店和蔬菜店买东西，而父亲则负责去肉铺和药店。我们在厨房门上别张小卡片当成购物单，两人都会填写所需物品。物品购买后，再把此项内容从购物单上画掉。每周六晚上，我们都开始填写新购物单：西红柿。黄瓜。洋葱。土豆。萝卜。

面包。鸡蛋。奶酪。果酱。糖。

看看有没有小柑橘，橙子何时上市。

火柴。油。蜡烛，以防停电。

洗涤液。肥皂。牙膏。

煤油。四十瓦灯泡。修理熨斗。电池。

浴缸龙头的新垫圈。龙头流水不畅，要修理。

酸奶。人造黄油。橄榄。

给妈妈买毛袜。

那时，我的字体越来越像父亲的字体，因此几乎不能分辨是谁写的“煤油”，或者是谁加上“我们需要擦地布”。直到今天，我的笔迹也像父亲的，笔力遒劲，不是总能看得清楚，但总是精力充沛，棱角分明，不像我妈妈冷静、圆润的梨状字体，有些向后倾斜，好认，看着让人愉快，运笔轻柔而训练有素，每个字母都写得到位，像她的牙齿分布均匀。

我和爸爸那时非常亲近，像一对抬伤员攀登陡坡的担架手。我们给她端来一杯水，让她吃下两个不同的医生开的镇静药。我们也用一张爸爸的小卡片记载这些，我们写下每种药的药名和服用时间，她吃掉一颗，我们就打上钩，她不想吃的就打叉。她多数情况下都很听话，连感觉恶心时都吃药。有时，她强迫自己给我们点微笑，那笑甚至比她苍白的脸颊或出现在她眼下的半月形黑晕还要让人难过，因为那微笑很空，仿佛与她没有任何关联。有时，她示意我们偎依着她，用始终如一的圆周运动来抚摸我们。她抚摸了我们很长时间，直至父亲轻轻拿起她的手放在胸脯上。我也做同样的动作。

每天晚上，晚饭时分，我和爸爸在厨房里召开每日工作会议。我告诉他今天在学校里做了什么，他则给我讲述在国立图书馆上班时发生的事情，或者描述他给下一期《塔尔巴茨》或《梅促达》快要写完的文章。

我们谈论政治，谈论国王阿卜杜拉遭暗杀，或谈论贝京和本-古里安，我们像两个平等的人。我心里对这个心力交瘁的男人充满了爱戴之情，他庄严地做出结论：“我们之间似乎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因此到目前为止，我们得求同存异。”

接下来我们会谈论家务事。我们会在父亲的小卡片上匆匆写下还需要什么，把已经办理的事情画掉。父亲有时甚至会和我商量钱的问题：还有两个月才付款呢，我们已经花了这么这么多。每天晚上他会问我写作业的情况，我会把学校的作业单，还有已经写完作业的练习本递给他加以比较。有时，他会看看我做的功课，并做适当评价。对于每一学科，他了解得都比我的老师多。多数情况下他会说：“不必检查你了。我知道对你，我可以绝对依靠，绝对信任。”

我听到这些话时，心中涌起一阵秘密的自豪与感激，有时也会油然产生一阵怜悯。

是对他，而不是对妈妈。那时我一点也不怜恤她，她只知道没完没了地让你每天履行责任，提各种要求，并且是难堪与耻辱之源，因为我有时得向朋友解释，他们为什么从来不能来我们家串门，我得回答杂货店里邻居们可爱的拷问，为什么他们总看不见她，她怎么了。即使对叔叔阿姨们，即使对爷爷奶奶，我和爸爸也不会把整个事实和盘托出，我们轻描淡写。我们说，她感冒了，即便她没有感冒。我们说，偏头疼。我们说，对夜晚特别敏感。有时我们说，她也太累了。我们努力说出真相，但不是整个真相。

我们不知道整个真相。但我们又确实知道，即使没有相互串通，我们谁也没有向任何人透露我们二人所了解的一切；我们只让外界知道一些事实。我们二人从来没有商量她的状况。我们只谈论明天该做的事情，谈论日常生活琐事，谈论家里需要什么。我们从来没有谈到她有什么不适，只是父亲在没完没了地重复：“那些医生，他们什么也不懂，一点不懂。”在她去世后，我们也不谈论。从母亲去世那天起到父亲去世，二十年间，我们一次也没有说起过她。只字未提。仿佛她从来没有生活过，仿佛她的人生只是经审查从苏联百科全书里撕去的一页。或者，我仿佛雅典娜，直接从宙斯的头颅里降生；我是某种倒生的耶稣，从一个童贞男子看不见的精神中托生出来。每天早晨，天将破晓之时，院里石榴树枝头的鸟儿把我唤醒，她用贝多芬《致爱丽丝》的最初五个音符来迎接白日的到来：“啼——嗒——嘀——嗒——嘀！”接着，更为激动：“啼——嗒——嘀——嗒——嘀！”躺在毯子下面的我，深情地将其完成：“嗒——嘀——嗒——嗒！”我在心中，把鸟儿叫作爱丽丝。

我那时为父亲难受。仿佛他是倒下去的受难者，本身没有过错，却遭受某种旷日持久的伤害，好像我妈妈在故意虐待他。他非常劳累，伤心，即使他像平时一样总是在兴高采烈地谈天说地。他一向憎恨沉默，并为出现的任何沉默谴责自己。他那双眼睛，像母亲的眼睛，下面有半月形的黑晕。

有时，他白天得在上班时离开，带她去做检查。那几个月他们什么都检查过：她的心脏、肺部和脑电波，消化、激素、神经、妇科病和循环系统。没有效果。他不吝花钱，请过各种各样的大夫，带她去看私人医生；他甚至不得不从父母那里借些钱，尽管他憎恨借债，讨厌他母亲施罗密特奶奶的方式——喜欢“插手”，为他修理婚姻生活。

我爸爸每天早晨天不亮就起来，收拾厨房，整理已经洗好的衣服，榨水果汁，给我和妈妈端来温果汁，想让我们强健起来。上班前，他也设法草草回复编辑和学者们的来信，接着，他冲向公共汽车站，破损不堪的箱子里装着好几个叠好的购物袋，准时到塔拉桑塔楼上班，在“独立战争”期间，坐落于守望山上的大学被与城市其他部分隔离开来，国家图书馆报刊部就搬到了塔拉桑塔。

他五点钟会回到家里，路上已经在肉铺、电器商店或药店逗留，径直进门看看妈妈是否感觉好些，希望他不在家时她会睡上一会儿。他会用小勺喂她吃下一点土豆泥或米粥，我和爸爸不管怎么样都会熬粥了。接着，他把门反锁上，帮她换衣服，尽量和她说话。他甚至可以试着说说从报纸上看到或从图书馆里听来的笑话，逗她开心。天黑之前，他会急急忙忙再次出门去商店，挑选各种东西，马不停蹄，仔细阅读一些新药的说明书，甚至顾不上坐一会儿，试图吸引妈妈聊聊未来巴尔干的局势。

接着，他会来到我的房间，帮我换床单，或在我的衣柜里放上樟脑球，因为快过冬了，与此同时低声哼唱一些令人多愁善感的情歌，遗憾的是跑调了，要么就是试图把我拉进关于巴尔干未来的争论。

天擦黑之际，莉兰卡-莉莉亚阿姨，莉亚·卡利什-巴-萨姆哈——母亲最好的朋友会来看望我们，莉兰卡阿姨也是罗夫诺小镇人，和妈妈是塔勒布特的同班同学，撰写过两部儿童心理学著作。

莉莉亚阿姨带来一些水果和李子蛋糕。父亲端上茶和饼干，还有她的李子蛋糕，而我则把水果洗干净，连同小碟和刀子一同端上来，而后我们让她俩单独谈话。莉莉亚阿姨和我妈妈一起待上一两个小时，当她出现在我们面前时，眼睛红红的，而我妈妈却像平时一样冷静安详。爸爸克制住了对这个女人的极端厌恶之情，礼貌地邀请她共进晚餐。干吗不给我们机会宠宠你呢？范妮娅也会高兴的。但是她总是不好意思地表示歉意，仿佛是在让她参加某种不体面的行动。她不想妨碍我们，但愿此事不要发生，然而不管怎么说还是希望她到家里来，很快他们就会为她忧心忡忡。

有时，爷爷奶奶也会来，从穿着上看好像赴舞会。奶奶穿着高跟鞋，黑丝绒长裙，戴着白项链，先到厨房巡视一番，而后坐到妈妈身边。接着她便检查一包包药片和小药瓶，把父亲抓过来，看看他的领口，当检查过我的手指甲后，她厌恶地皱起眉头。她决定做出伤感的评论，现在的医学已能够查出大部分病症，只要病原是来自肉体，不是来自精神。与此同时，亚历山大爷爷总是像一只兴高采烈的幼犬一样迷人躁动，吻吻我妈妈的手，称赞她的美丽：“即使生病也漂亮，痊愈后会更加漂亮，明天，即使不是今晚。嘿，怎么啦！你已经像花一样了。非常迷人！真可爱！”

我父亲仍然固执地坚持要我每天晚上九点准时关灯。他悄悄走进另一个房间——起居室、书房兼卧室，在我母亲肩膀上加一条披肩，因为已然秋天，夜晚正在变凉，他坐在她身边，把她冰凉的手放在自己一向温暖的手里，试图同她简单地聊上几句。他就像故事中的王子，试图唤醒睡美人，可即使他吻她，也无法将其唤醒：苹果咒语不会破。也许他吻她的方式不对，或者她在梦中等待的不是一个戴眼镜的话匣子，他精通百家学说，总在噼噼啪啪讲笑话，为巴尔干的未来担心，是某种全然不同的王子。

他摸黑坐在她身边，因为她那时受不了电灯灯光，每天早晨，我们上班、上学前都要关闭所有的百叶窗，拉上窗帘，好像妈妈变成了《简爱》中阁楼上那个令人恐怖的可怜女人。他摸黑坐着，默默地抓过妈妈的一只手，一动也不动，不然就是用双手紧紧握住她的双手。

但是，他不能一动不动地坐上三四分钟，除了在放有卡片的书桌旁，无论在我生病的妈妈身旁，还是在任何地方，他都坐不了三四分钟。他是一个活跃的人，始终忙忙碌碌碌，忙着做事，忙着说话。

当无法继续忍受黑暗和沉默时，他就会把书和许多卡片拿到厨房里，在油布上给自己擦干净一块地方，坐在椅子上工作一段时间。但独自地囚禁在这个烟熏火燎的书房里，很快便让他神情沮丧。因此每星期总有那么一两次，他会站起身，叹口气，换上西装，梳头漱口，洒点须后水，轻轻来到我的房间看看我是否睡着（因他之故，我总是装睡），接着他走进妈妈的房间，总是那么几句话，总是同样的保证，她当然不会阻拦他，相反，她通常抚摸他的脑袋说，去吧，阿里耶，到外面玩去吧，那里的人可不像我这么死板。

他头上戴着亨弗莱·鲍嘉式的帽子，腋下夹着把雨伞以防万一，走了出去，快步经过我的窗前时，小声哼唱，那歌声可怕地跑了调，并带有浓重的阿什肯纳茨口音：“……我头偎在你的胸口，我遥远的祝祷找到了归处。”或者：“你可爱的眼睛像一对信鸽，你的声音像银铃般悦耳！”

我不知道他去哪里，然而却不知自明，然而却不想知道，然而却原谅爸爸。我希望他在那里稍许得到一丝快乐。我绝对不愿勾画那里发生了什么，在他自己的“那里”，但是我不想勾画的东西却在夜深人静之时发生在我身上，让我晕眩，让我无法入睡。我是个十二岁的小孩，我的身体已开始成为一个无情的敌人。

有时，我有一种感觉，家里没人时，妈妈实际上白天上床睡觉。有时，她起来在家里走来走去，总是光着脚，尽管父亲恳求她，给她买了拖鞋。我妈妈在走廊里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地走动，战争期间，走廊是我们的避难所，现在走廊里堆满了书，墙上挂着地图，成了作战室，我和父亲在那里指挥以色列安全部门和自由世界的防御工作。

即使白天，走廊也黑漆漆的，除非你打开电灯。我妈妈在黑暗中来回飘然走动，没有变化，走上半小时或一小时，就像犯人在监狱的院子里放风。有时她开始唱歌，好像要和我父亲比比高低，但调子把握得比他准多了。她唱歌时声音阴郁深情，仿佛冬夜品尝加香料的温酒。她唱歌时不用希伯来语，而是用声音甜美的俄语，富于梦幻的波兰语，或者偶尔用意第绪语，听上去像是抑制着眼泪。

爸爸夜晚出去，总是信守诺言，半夜之前回来。我能够听见他脱下衣服，接着给自己倒上一杯茶，坐在厨房里的凳子上，轻轻哼唱，把一块饼干蘸在茶里。接着他会洗个冷水澡。（要是用热水，你得提前四十五分钟用木头烧小锅炉，先要用煤油把木头点燃。）而后，他会轻轻来到我房间确定我已经睡着，替我拉拉被子。只有那时，他才轻轻走进他们的房间。有时，我听见他们二人小声说话，听着听着便睡着了；有时那里一片死寂，仿佛没有生命。

爸爸开始害怕自己对妈妈失眠负有责任，因为他睡在大床上。有时，他执意把她安置在沙发床上，每天夜里沙发变成床，他自己睡在椅子上。（我小时候管它叫作“汪汪沙发”，因为你打开沙发，它的样子就像气势汹汹的狗张开大口）。他说，如果他睡在椅子上，她睡在床上，对大家真的都比较好，因为他不管睡在哪里都像根木头，“即便睡在滚烫的平底锅上”。实际上，如果知道她睡在床上，他在椅子上会睡得更好；反之，知道她在椅子上一连几个小时失眠，他即使睡在床上也睡不好。

一天夜里，快半夜了，我房间里的门轻轻打开，爸爸在暗中向我俯下身，我一如既往，赶紧装睡。他没有替我把被子盖好，而是掀开被子，钻到我被窝里。像那时一样，像11月29日建国决议通过后那样，我的手看到了他的眼泪。我惊恐万状，急忙把双膝蜷起紧紧贴到肚子上，希望并祈祷他不会注意到我为什么夜不成眠，要是他发现了，我会当即死掉。当爸爸钻到我被窝里时，我的血液凝固了，陷入极度恐慌之中，千万别发现我干脏事啊，良久，我意识到，溜进我床上的剪影并非父亲，恍然在噩梦中。

她把被子拉过我们二人的头顶，亲热地搂抱我，低声说，不要醒来。

早晨，她不在那里了。第二天夜里，她又来到我的房间，但是此次，她从“汪汪沙发”上搬来一个床垫，睡在我床边的地板上。接下来的又一个夜晚，我执意，尽量模仿爸爸不可一世的神态，要她睡到我床上，我睡在她脚下的床垫上。

仿佛我们都在玩随乐声抢椅子的游戏，它叫随乐声抢床。第一轮：普通形式——我父母睡在他们的双人床上，我睡在自己床上。接下来在第二轮里，妈妈睡在她的椅子上，爸爸睡在沙发上，我依然睡在自己床上，在第三轮里，妈妈和我睡在我的单人床上，而爸爸睡在双人床上。在第四轮里，爸爸没有改变，我又自己睡在自己的床上，而妈妈睡在我脚下的床垫上。接着她和我调换位置，她上床，我下地，父亲原地不动。

但是，我们没有就此结束。

因为几个夜晚过后，当我在自己房间睡在妈妈脚下的床垫上时，半夜时分，她发出一阵阵断断续续的声音，近似咳嗽，又不像咳嗽，吓了我一跳。接着她平静下来，我又继续睡去。但是过了一两个夜晚，我又被她似咳非咳的声音惊醒。我站起来，眼睛还没睁开，身上裹着毯子迷迷瞪瞪地走向走廊，爬上爸爸的双人床。我立刻又睡着了。接下来的夜晚我也睡在那里。

我妈妈在我的房间差不多睡到生命中的最后几天，我和父亲一起睡。过了两三天，她所有的药片、药瓶和镇静剂以及治疗偏头疼的药丸搬到了她的新地点。

我们只字未提新的睡觉安排。谁都没提。仿佛它是自行发生的。

确实自行发生。没做任何家庭决定。没说一个字。

但是，倒数第二个星期，妈妈没有在我床上过夜，而是回到她在窗子旁边的椅子上，只是，椅子从我们房间——我和爸爸的房间——搬到我的房间，现在那已经成了她的房间。

即使一切都已经结束，我也不愿意再回到那个房间。我想和父亲待在一起。我最终回到自己的旧屋后，根本无法入睡，仿佛她还在那里，冲我似笑非笑，似咳非咳，或者仿佛她把失眠传给了我，那失眠追随她到最后，现在又来追随我了。我回到自己床上的那个夜晚非常恐怖，接下来的几个夜晚，父亲不得不把我从“汪汪沙发”上拖到我自己的房间，和我一起睡在那里。有那么一两个星期，父亲睡在我脚下，之后，他回到自己的领地，她，或她的失眠症，追随着他。

仿佛，一个巨大的漩涡在席卷着我们三人，将我们抛出，聚聚分分，举起、颠摇、卷动，直至我们都被抛到不属于自己的陆地。我们都疲惫不堪，默默地接受着变化。不光父母眼睛下面出现了半月形的黑晕，那几个星期，我从镜子中看到自己的眼睛下面也出现了黑晕。

那年秋天，我们被绑缚在一起，像三个罪犯住在同一个号子里。然而，我们三人都有自己的意志。因为他们岂能知道我那些污秽不堪的夜晚？残酷的肉体那么猥琐？我父母怎么能够知道，我含垢蒙羞，咬牙切齿，一遍遍地警告自己，要是你今天不放弃，我会用性命起誓，吞下妈妈的所有药片，这样它就终止了。

我父母什么也没有怀疑。我们之间相隔一千光年。不是光年，是暗年。

但是我知道他们经历着怎样的痛苦吗？

他们二人呢？我父亲知道她的苦楚吗？母亲理解他的苦难吗？

一千暗年把大家全部隔开，即使同一号子间里的三个囚犯，即使特里阿扎那一天，那个星期六早晨，母亲背靠大树坐在那里，父亲和我枕着她的膝头，母亲抚摸着我们二人，即使那一刻，那是我童年时代最为宝贵的一刻，我们之间也隔着一千个无光之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