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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胡尔达时大约十五岁,那时母亲已经去世两年半了,我是黝黑人群中的一个白脸小丑,魁梧巨人中一个瘦骨嶙峋的年轻人,沉默寡言人中一个喋喋不休的话匣子,农业劳动者中的一个蹩脚诗人。我所有的新同学都拥有健康的头脑与体魄,只有我,在几近透明的身子上长着一个富于梦幻的头脑。更为糟糕的是,有那么几次,他们撞见我坐在基布兹偏僻的角落画水彩画,或者是躲在赫茨尔之家一楼读报室后面的自习室里写写涂涂。麦卡锡主义谣言开始传播,说我和自由党有些联系,我成长在一个修正主义家庭,怀疑我和可恨的蛊惑人心的贝京、劳工运动的主要敌人不清不楚。总之,接受扭曲教育,遗传基因混乱,不可救药。
我来胡尔达,实则因为我反叛父亲,他的家人也不帮我。我没有因背叛自由党受到表扬,没有因在爱迪生礼堂听梅纳赫姆·贝京演讲时不能自控地哈哈大笑得到赞赏,《皇帝的新装》众人当中那个勇敢的小男孩,在胡尔达这里遭到怀疑,人们认为他被刁滑的裁缝收买了。
我白白地在干农活时努力表现突出,读不好书。我白白地努力像烤牛排一样烤炙自己,像其他人那样晒得棕红。在参加时事讨论时,我白白地把自己展示为胡尔达最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是整个劳动者阶级中最坚定的社会主义者的话。什么也帮不了我,在他们眼里,我是某种外星人,于是同班同学无情地侵扰我,让我放弃奇怪的生活方式,变成他们那样的普通人。一次,他们派我深夜不拿火把跑步赶到牛棚检查,回来汇报是否有奶牛发情,需要公牛紧急关照。还有一次,他们让我值班清洗厕所。还有一次派我到儿童农场为雏鸭鉴定雌雄。我绝对没有忘记自己来自何方,我不会误解我身在何处。
至于我,我毕恭毕敬地接受一切,因为我知道,摆脱耶路撒冷并痛苦地渴望再生,这一进程本身理应承担苦痛。我认为这些日常活动中的恶作剧和屈辱是正义的,这并非因为我受到自卑情结的困扰,而是因为我本来就低人一等。他们,这些经历尘土与烈日洗礼、身强体壮的男孩,还有那些昂首挺胸的女孩,是大地之盐,大地的主人,宛如半人半神一样美丽,宛如迦南之夜一样美丽。
除我之外。
人们没有因为我晒得黝黑而受蒙骗,他们一清二楚——我自己也清楚——即使我的皮肤最后晒成了深褐色,但内心依然苍白。尽管我学会了用软管灌溉草田,开拖拉机,用老式捷克步枪打靶,但我仍未成功地去掉污点,透过我披在身上的所有伪装,你仍然可以看到那个软弱、温柔、多话的城里孩子,他富于幻想,编造千奇百怪的故事,那些故事从来没有发生,也从来不会发生,不会让这里的人感兴趣。
然而,在我看来,他们都值得称道,这些大男孩可站在二十米外用左脚把球踢进,眼睛眨也不眨便把鸡脖子拧下来,夜里闯入店铺小偷小摸一些供应品,举行午夜盛宴,那些勇敢的女孩子可以背着三十公斤的背包行军三十公里,之后仍然留有充足的精力跳舞跳到深夜,蓝裙子急速旋转,仿佛重力本身满怀敬意停了下来,而后和我们围坐在一起,直至天明,顶着满天星斗,为我们歌唱,唱令人心碎的歌,轮唱两部、三部,背对着背唱,在唱歌时露出天真无邪的热情,的确可以让你神魂颠倒,因为那么纯真,那么超凡脱俗,犹如合唱中的天使那么纯洁。
是啊,确实,我知道自己的位置。不要太自以为是,不要好高骛远,不要插手注定比你强的人的事。确实,人生来就是平等的,这是基布兹生活的基本原则,但是爱情领域属于自然界,不属于主张人人平等的基布兹委员会。爱情领域属于强劲的雪松,不属于小草。
然而,俗话说即使一只猫也可以看国王。于是我终日看他们,夜晚躺在床上也看他们,当我闭上双眼时,我从未停止看他们,那些头发蓬乱的美人。我尤其要看女孩子。怎么看呢?目不转睛,目光火辣。甚至在睡觉时,我瞪大两只依依不舍的牛眼无助地看她们。不是因为我怀揣错误的希望,我知道她们注定不属于我。那些男孩是高贵健美的牡鹿,而我则是一条可怜虫,女孩子们都是仪态优雅的瞪羚,我则是在篱笆后嗥叫的迷途胡狼。在他们当中——如编钟上的钟锤——是尼莉。
这些女孩个个像太阳光芒万丈,个个如此,但是尼莉——始终为抖动的欢乐之环萦绕。尼莉走在小路上,草坪上,丛林里,花圃间,总是不住地唱歌,在走路时为自己歌唱。即使她走路时没有唱歌,但样子也像在歌唱。她怎么了,有时我在饱经磨难的十六岁少年的心灵深处问自己,她为什么总是歌唱?这世界究竟好在哪里?如何“从如此残酷的命运/从贫穷与忧伤/从陌生的昨天/和无法预见的明天”,一个人竟能汲取如此的“生命乐趣”?她是否听说“以法莲山/收到新的年轻受难者/……正像你一样/我们为民族奉献生命……”?这是个奇迹。它险些将我激怒,又令我为之着迷:像只萤火虫。
胡尔达基布兹笼罩在黑暗深处。每天夜里,离基布兹外围篱笆墙上昏黄的灯光两米远,便是黑幽幽的深渊。它伸向夜之尽头,伸向遥远的星际。在带刺铁丝网那边,蛰居着空旷的田野、废弃的果园、不见人烟的山峦、在夜风中荒芜了的种植园、阿拉伯村庄的废墟——不像今天,你可以看到周围密密匝匝的一簇簇灯光。在20世纪50年代,胡尔达外的夜晚依然一片空空荡荡。在这片太空世界里,渗透者、阿拉伯突击队员蹑手蹑脚来到黑暗深处。在这片太空世界里,有山上丛林、橄榄树园、庄稼田,垂涎三尺的胡狼不断出没其中,那疯狂可怖的嗥叫弥漫在我们的睡眠中,令我们毛骨悚然,直至天明。
即使在护栏内部有人把守的基布兹大院,夜间也没有多少灯光。无精打采的电灯偶尔抛下一汪微弱的光,接下去便是浓重的黑暗,而后又是一盏灯。裹得严严实实的夜间警卫在养鸡房和牛棚来回巡逻,每隔半小时到一个小时,在幼儿区值班的女子放下毛活,从托儿所走到儿童之家,再返回来。
我们每天晚上不得不折腾,免得陷入空虚与忧愁中。我们每天晚上聚在一起,做些吵吵闹闹、近乎野蛮的事情,直至半夜或更晚,以免黑暗潜入我们的房间,沁入我们的骨髓,熄灭我们的灵魂之光。我们歌唱,叫嚷,大吃大嚼,辩论,宣誓,谈论他人长短,嬉戏,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驱逐黑暗、沉寂,以及胡狼的嗥叫。在那年月,没有电视机,没有录像机,没有音响,不能上网,没有电脑游戏,甚至没有迪斯科舞会,没有酒吧,没有迪斯科舞曲,只有每周三在赫茨尔之家放映的一场电影。
我们每天晚上不得不聚在一起,尽量为自己创造一些光明和乐趣。
我们把基布兹里上年纪的人叫老伙计,尽管许多人只有四十岁,由于过多的职责、义务、失望、集会、委员会、采摘任务、讨论、值班、学习日和党内活动,过多的文化主义和日常生活琐事的摩擦,许多人的内在生命之光已经熄灭。晚上九点半,或差一刻十点,老兵住区小公寓窗子里的灯相继熄灭,明天他们得在早上四点半再次起床,摘水果,挤牛奶,在田野或公共食堂劳作。在那些夜晚,光成了胡尔达宝贵稀有的物品。
尼莉是只萤火虫。不只是一只萤火虫,是一台发电机,整座发电站。
尼莉身上散发出大量的生命乐趣。她的欢乐无拘无束,没有道理,没有根据,没有缘由,无需发生什么事情就能让她洋溢着欢乐。当然,我有时也看到她刹那间的忧愁,当她觉得有人错待或伤害了她,不管对错,都会不加掩饰地哭泣。要么就是看到伤感影片,不顾体面地哭泣,要么就是读某页辛酸小说挥泪不止。但是她的忧愁,总是让强有力的生命乐趣环绕,如同灼热的春泉,无论雪与冰都无法将其冷却,因为其热量直接源于地核。
这也许是因为受父母影响。她的母亲利娃具有音乐天赋,即便周围没有音乐;图书管理员谢夫特尔身穿灰衬衫在基布兹来回行走时会唱歌,他在花园里干活时会唱歌,当沉重的口袋压得他直不起腰板时也在唱歌,当他对你说“会好起来的”,他始终相信这是真的,没有丝毫怀疑,没有任何异议:不要着急,很快就会好的。
身为基布兹一个十五六岁的寄宿生,我用人们观看满月的方式来观看洋溢在尼莉身上的欢乐,远远的,不可企及,然而令人着迷而欣喜。
当然,只是远远地拉开距离,我不配如此光彩夺目的光,我这样的人只能观看。在读书的最后两年和服兵役期间,我有个女朋友,不是胡尔达人,而尼莉拥有一大串光彩照人、气宇轩昂的追求者,环绕在这群追求者周围的是第二圈晕晕乎乎、如醉如痴的追随者,接着是第三圈胆怯、谦卑的信徒,第四圈站在远处的崇拜者,第五六圈里包括我,一棵小草,偶尔一束奢侈的光不经意地触摸它,想象不到那转瞬即逝的触摸会是什么。
当人们发现我在胡尔达文化之家蹩脚的后屋写诗时,大家终于清楚我是无可救药了。然而,尽力使坏事变成好事,他们决定给我分派任务,为不同场合创作合适的韵文,庆典、家庭庆祝活动、婚宴节庆,还有,如果需要,也包括葬礼祷文,还有纪念册中的诗行。至于我写的那些情真意切的诗歌,我设法将其藏匿起来(深深藏进旧垫子的稻草中),但有时我控制不住自己,把它们拿给尼莉看。
为什么在所有人中只给她看?
也许,我需要检查一下,我那些描写黑暗的诗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时如何化为乌有,如果幸存下来情形又会如何。直至今日,尼莉仍是我第一个读者。她若发现草稿中有不当之处,就说,这样不行,把它删掉,坐下来重写。要么就是:我们以前听过了,你已经在什么地方写过了,不需要重复自己。但是当她觉得什么东西写得好时,她就会从书稿中抬起头,以别样的目光看着我,于是房间变得宽敞起来。当遇到悲悯之事,她就说,这部分内容让我落泪。要是读到滑稽可笑的东西,她便放声大笑。她之后,我两个女儿和儿子都会读,他们都目光敏锐,听觉灵敏。而后几位朋友会读,再而后是读者,而后是文学专家、学者、批评家以及行刑队。可那时已经找不到我了。
在那些年,尼莉和大地主人出入,我没有奢求。如果公主在一群群追求者的簇拥之下,经过农奴寒舍,他顶多抬眼看她一下,为她的时运赞叹,祈祷。因此,当有朝一日,太阳突然把月亮的阴暗面照亮,这在胡尔达,甚至在周围村庄里引起了轰动。那天,在胡尔达,奶牛下蛋,母羊奶子流出了美酒,桉树挂着蜜和奶摇摆,北极熊出现在羊圈后,日本天皇在洗衣房旁游荡,朗诵A.D.戈登的作品,高山美酒流淌,峻岭逐渐融化,太阳连续七十七个小时停在柏树上,不肯下落。我去了空无一人的男孩浴室,把自己锁在里面,站在镜子面前,大声询问,镜子啊镜子,你告诉我,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我究竟做了什么,竟蒙如此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