兹比抬头看了一下，对那个高个儿说：“哦，你是波兰人？”

“我从没这么说过，”高个子用波兰话随口回答。

“可你说的是波兰话！”

“那倒不假，”高个儿说。

兹比朝地上吐了口唾沫，摇摇头。“除了波兰人谁也不说波兰话。除非绝对必要，有一个人会自找麻烦去学波兰语。”

沉默。

“坐下吧，看在上帝份上！就坐在台阶上。一个人怎么会长得这么高。刚才你说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雷伯。”

“雷伯什么？”

“就是雷伯。”

三个男子和一个妇女先后在报摊前停下来买一份报纸或杂志。其中有一个男人问兹比出了什么事。兹比回答说，他搭地铁时摔到一列火车下面去了，不过没什么，一切正常，倒是地铁的伤势更重，恐怕够呛。其实，兹比连站在那里都感到十分困难；他忍受着极大的痛苦，隔一会儿就不得不大喘气，把一双浅蓝色的眼睛睁得老大。

“O．K．，那就叫你雷伯，”他说。“高兹契尼亚克对我说，你这个人O．K．。通常他可不是提到随便什么人都这样说的。你卖过报吗？”

“从来没有。”

“你以前卖过别的东西没有？”

“烟卷。”

买报刊的顾客更多了，兹比也就得忍受更多的痛苦。他脸上的青肿块倒没有什么了不起——看上去怪吓人的，但他还受得了。可是他胸部的伤势简直要他的命，疼得直想大声喊叫；还有他的背脊和他的左手也在剧痛，那三个大汉曾接二连三地用双脚在上面蹦跳。他的左手压根儿没法使，连找钱也不行。他继续说：

“那好吧。反正有你干的事。我要走开一两天，不会更多。你有阅读能力吗？”

“相当可以。”他猜到对方接下来会提出什么问题，所以兹比还没有问，他就作了回答。“是的，也能读英文。”

“你是怎样遇见高兹契尼亚克的？”

“他的兄弟是个卡车司机，我们一起从田纳西州的孟菲斯来到纽约。我能叫你兹比吗？我不知道你的姓。”

兹比说出了他的正式姓名；好多年以前，这个难念的姓氏曾经把移民局的官员差点儿逼疯。

那高个儿扬起眉毛，面带笑容。

“这个姓怎么拼法？”

“跟发音一样别扭，”兹比说。“我拼给你听，小伙子……”他不得不稍停一会儿，他的胸部疼得象铁锤在猛敲。然后他又睁开眼睛，“我希望高兹契尼亚克关于你的介绍没有错，这也是为我着想。但愿我从医院出来以后，能看到我的报摊还在这个地方……”

他直盯着对方那双浅灰色的眼睛看了有好几秒钟。这时，有一位年轻妇女要买《纽约人》杂志，他便转过身去。

“O．K．，”他说。“O．K．，雷伯。”

尽管他的嘴唇又青又肿，一侧面颊鼓得高高的，而且好几颗牙摇摇欲坠，他还是在微笑，不是对那位走开去的年轻妇女，也不是对高个儿小伙子，可以说是在笑自己。其实，昨夜他一宿未睡，在挨了一顿毒打之后，累积的伤痛和神经的紧张已使他筋疲力竭，这时他突然不再勉力支撑。

他用手指轻轻擦着自己的左手，接着又按摩胸部。高个儿慢条斯理地说：“你的手骨折了，必须固定起来。你的肋骨也断了，也许在往里压迫背脊。而你的颧骨已经碎裂，更不用说你的牙齿了。你应该马上去病院。”

“好让别人来接收我的报摊？”

但兹比的话只是最后做做姿态罢了。他已处在崩溃的边缘，眼看着就要整个儿垮下来。

“我可以送你到医院去，”高个儿说，他的声音好像来自远处。

“难道把报摊撂下不管？”

“从我送你上医院到回来这段时间，可以让高兹契尼亚克的儿子来照看一下报摊。就这么办，咱们走吧。”

“把我打成这样的那些狗娘养的，明天或后天还会来，他们是这样告诉我的。”

“这事我也会加以注意的，”高个儿用非常纯正而又书卷气的英语回答。“我会把全部精力放在这上头。”

整整三十二年以后，在一九八二年以后，大卫·塞梯尼亚兹向他的电脑要了一份属于王所有的全部公司的清单，不管在什么领域，也不管以何种形式，包括他单独拥有以及掌握股份在百分之五十一至百分之一百之间的。计算机开始运转，几个小时以后，打出了一份令人大惑不解的明细表，足有十五米长，上面开列的公司不多不少共计一千六百八十七家。

王先后用过数以百计的男男女女充当代理人——有的是受惠者，有的是挂名者。其巾有一个名字在一九五〇至一九六〇年间被电脑提到过十次到十五次之多，它引起了塞梯尼亚兹的注意。首先，因为这个名字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其次，因为这个名字本身非常特别。

这个特别的名字乃是ZbynvSzblzuszk。它绝对无法拼读，简直象在开玩笑。经过向联合国的一位译员请教，他才知道前面一个名字的发音是兹比涅夫，后面一个姓氏发音为齐布尔斯基，这是一个相当普通的波兰姓氏。

“还剩下一美元八十三美分。”

高个儿把找头抖落在兹比床上。“按照事先谈妥的办法，我自己留下一美元。”

“谢谢你，”兹比说，他突然噎不成声。这个过去的西里西亚矿工曾走遍纽约的大街小巷而从来不指望有谁会帮助他。他搞到的一个报摊——仅仅是使用权——实际上充其量只能为他提供抵御酷寒的一道屏障，却标志着他在社会上已经爬到了顶峰。

“告诉我，打你的是些什么样的人，”雷伯说。

“你就别操这份心了，小伙子！如果他们再来，你只要对他们说，你在替我卖报，别的什么也不知道。等我出了这个该死的医院，我会应付他们的。”

雷伯含笑道：“还是请你把那些人的情况跟我谈谈。”

“他们一共三个人，”兹比说。“都是墨尔伯里或伊丽莎白街的南欧仔。很年轻，大约二十岁到二十二岁。他们带着刀子和那种套在手上、有尖刺的金属家伙。他们第一次来找我是在两三星期以前。我并不是他们找过的唯一波兰裔报贩。他们也找过高兹契尼亚克。还有第五街的科瓦尔斯基。还有联合广场的奥尔特曼兄弟。”兹比举出很多名字。“他们要我们每人每天缴一美元。象高兹契尼亚克那样的大户就要两美元。妈的，象我们这样的报贩光是在曼哈顿岛南区就有将近二百人。也就是说，我们每天至少得花三百美元供养那些坏蛋！”

某些报贩愿意付钱。“的确，有些人每天能赚八至十美元！如果你的报摊设在时报广场或者中央大站门前，那点钱是容易挣到的。但对我们来说，额外吐出一美元实在够呛，等于要我们的命。这笔钱加上我们付给爱尔兰人的—美元五十美分……”

“什么爱尔兰人？”

“给我们送报纸来的那些人。”

纽约三家最大的日报把它们的发行系统合并起来，由爱尔兰人包揽这宗生意。

“我们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雷伯。我们不付款就拿不到报纸去卖。每个人都付钱，所以我们再出负担不起更多的花销。这样每天就得付两美元五十美分……”

那天是一九五〇年七月十七日。第二天，老兹比刚刚从医院里出来，他本人以及高兹契尼亚克的儿子厄尔尼，幸成为下面将要发生的事情的目击者。

“蠢货，不要自作聪明。你是波兰佬？”

“不完全是，”雷伯问答道。“确切地说巴塔哥尼亚（注：阿根廷科罗拉多河以南的大片高地）人，从北边来。”

两个年轻的恶棍打量着他，眼睛都眯成一条线。

然后，其中较矮小的一个说：“你想干什么？做一个自作聪明的蠢货？要是你想试试的话，我们准备改变你的主意。你大概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你究竟是不是波兰佬。”

“眼下我是个被兰人，”雷伯承认。他转过头来对着跟他坐在同一蹬台阶上的厄尔尼微微一笑，当时厄尔尼才十四岁。然后他又转过去朝着那两个年轻人同样笑容可掬地补充一句：“此刻，我是个地地道道的波兰人。”

“我们不喜欢别人跟我们打哈哈，”个儿较小的那个说。“最近这样做的一个家伙尝到了我们的厉害。我们对波兰佬也不喜欢。你在卖报纸，对不对？”

“我是个地地道道的波兰报贩，”雷伯回答的语气既悦耳又温和。

“那么你就付一美元保护费。这样，别人不来找你麻烦了。一天一美元，每天都得付。星期天要—美元二十美分，因为星期天的报纸要贵一些，你们赚得也多些。你付了钱就可以得到保护。没有人再会来找你的麻烦。如果你不付钱，就会给你点儿颜色瞧瞧。懂吗？你只要每天付一美元，星期天付一美元二十美分，很简单，是不是？随便一个波兰佬也能懂这个道理。”

“我大概开始明白了，”雷伯说，“虽然我是个波兰人。我得付给你们六美元加一美元二十美分，”他想了想。“总共是七美元二十美分。我看可以。”

两个年轻人吃吃地笑了。他们说，这才对。说到底，作为一个波兰佬，他还不算太蠢。一星期确实是七美元二十美分。他付了钱就可以得到保护；没有人再会来找他麻烦，他将得到保护，成为一个称心如意的波兰佬。

“那将使我十分称心，”雷伯说。“我做梦都一直在想成为一个称心如意的波兰人。只是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他们问。

“我并不怕你们，”他说，“一点也不怕。你们是两个人，即使我拼命想使自己害怕，我也怕不起来。这不是我的过错。也许因为你们只有两个人。如果你们是三个人的话，我也许怕得起来。是的，那时我也许会害怕。但是两个人我不伯。”

两人中的一个手里亮出了—把刀子。

雷伯摇摆头，显得挺懊丧的样子。

“不，很遗憾！”他说，“即使如此，我还是不怕，尽管我竭力使自己害怕。真的，我确实在努力。”

他用—只细长的、瘦骨嶙峋的手敏捷地扼住对方持刀的手腕子，把它拉过来，让锋利的刃尖逼近雷伯自己。他又按了一下，刀锋刺入他的三角肌和胸大肌之间的肉几乎有二厘米探。他面不改色，眼睛里还是那种迷离恍惚的神情。

带着仍然插在他胸前的刀子，他说，“即使现在，我还是不怕。当然，假如你们是三个人的话，那么整个局面将会改观。”

他把对方的手腕子推开。刀锋拨了出来。血淌在他褪色的蓝衬衫上留下圆圆的一滩。

“如果你们是三个人的话，情况就不一样了。那时我一定会害怕。你们什么时候愿意再来都可以。”

他们果然又来。一个半小时以后，卡车刚来回收没有卖掉的报纸和杂志，雷伯和厄尔尼正在收摊，时间大约是晚上八点钟。这次他们来了三个人。

雷伯点点头，说：“很好，这样才对！你们相信了吧？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如果有三个人，整个局面就会改观。现在我害怕了。”

那三个人互相递了个眼色。

其中一个用意大利语说：“他疯了！这家伙是个十足的神经病。”

“我想我还是付了这一美元为好，”雷伯补充了一句。

“既然我害怕了，我愿意付。不过这实在太可怜了。一天才一美元，真丢人！你们要得确实不多，这样你们是发不了财的。但是，假如你们觉得这点钱已经够了，那是你们的问题。从这些波兰佬身上只挤一美元就满足了，那实在太丢人！其实他们把你们耍了，从他们身上可以挤出更多的油水。但我不想干预你们的生意。拿去，这是付给你们的一美元。”

他们自然要用傲慢的口气问他，他说这件事太丢人以及诸如此类的话是什么意思？这是不是说，他们都是猪头三？他把他们当作猪头三看待，难道不是吗？他是不是在找死？他是不是想跟那个在他之前经营这报摊的波兰小老头一样挨一顿揍？

“如果你所需要的正是这个，你只要说一声。还有，你说你有办法从波兰佬身上搞到更多的钱，这是什么招儿？”雷伯和厄尔尼把杂志在卡车上堆放完毕，车开走了。雷伯迈开大步准备离去，厄尔尼跟在他后面，另外三个人自然也尾随不舍。

“喂，怎么回事儿？你真的要我们揍你一顿？你想尝尝这是什么滋味？”

他们来到一座仓库那儿。雷伯第一个进去，一直走到最里面。这地方实际上空空如也，只有几只破损的板条箱和口袋，还有些谷物——可能是小麦——从袋子里洒出来。可以听到耗子在周围奔跑，有几只甚至走上前来，露出尖利的牙齿，向人们挑战，完全是一副肆无忌惮的架势。

“瞧着，”雷伯说。“仔细瞧着，那么你们一切都可以明白了。”

他的左手看起来好象在抚摩一个半小时以前他让刀子剩进自己的肉体造成的伤口，这只手顺势溜到衬衫里边，伸出来的时候握着一件状似棍子的长家伙，将近有五十厘米长。

他把那东西的一端抵着自己的嘴唇，接着宣布：“左起第三只老鼠。”

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得嗖的一声，象是一下极轻的哨音，小小的飞箭恰好击中老鼠身体的中部。那只老鼠先是很快地跑了两步，再慢慢地晃了两步，然后倒下，身子蜷做一团，一对惊恐万状的小眼珠已经蒙上死亡的薄翳。

雷伯说：“O．K．，这种箭毒叫做‘马钱子’，是致命的。在亚马逊尼亚，我们印第安人用它来杀死任何动物。我们的技艺非常高超，而且迅速。比方说，你们三个人当中任何一个如果敢跨一步，那么，不出两秒钟，这个人必死无疑……”

他举起吹管对准那三个人。

“我不知道你们三个人中间我先杀哪一个，”他用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柔和语气说：“我还没有决定。你们兴许会笑我，但我确实还没有拿定主意，是把你们三个全杀死呢，还是只杀两个。当然啦，假如你们动一动，假如你们当中有一个拔腿想逃，那对我来说问题就简单很多。那时我再也没有时间进行选择了。”

他笑了笑。

“他们没有一个人想逃跑？”

静默。

然后，个子最小的那个咽下一口口水，总算说了两句：“你真是疯了。你真是一个波兰疯子。”

“现在，我不再是波兰人了，”雷伯说。“早些时候我是个波兰人，但现在已经结束。现在我可是个印第安人，一个瓜阿里沃人，一个沙马塔里人，我是非常凶狠的。”

他慢慢地绕着那三个人转，切断他们一切可能的逃遁之路。

“请别转身。你们看到没有？我已把三支小飞箭装进吹管。三支。可以在不到四秒钟的时间内射出三支箭。”

吹管的尖端在三人中个子最小的一个脖梗上磨擦，他发出一阵近乎窒息的尖叫声。

“但是，我最后也可能一个都不杀你们。作为交换系件，只要你们在地上卧倒。喂……不许动！……请不要碰那把刀子……”

他俯身用他的大手夺下那件武器，同时踩住对方的手腕子。

“请趴下。分开双臂和两腿，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我根本不想杀死你们。倘若下次我再见到你们，我可要杀死你们。我把活讲清楚，我是一个沙马塔里人，你们明白了吗？假如我下次不杀死你们，我的兄弟雅瓦和我的全家都将为我感到羞耻。我们整个家族都将名誉扫地，他们将不得不来代我杀死你们……”

他用刀尖抵住三人中个儿最小的一个的手背。

“下次你们再出现在我的面前，哪怕只是来向我买一份报纸，我会先看见你们，而你们在看清楚我的脸之前就会死去。”

他往刀柄上使劲，刀刃从食指和中指的骨头之间刺进那人的手背。他站起来，把一只脚踩在刀柄上往下压。刀刃穿透手掌插入地面把那只手钉在那里。一声惨叫在空荡荡的仓库里激起阵阵回响。

他用一块木板把仓库门堵上，那三个人被关在里面，仍趴在地上不敢动弹。他对厄尔尼笑了笑。

“你饿了吧，厄尔尼？你该回家啦。你毋亲大概要着急了。”

那男孩的一双蓝眼睛直勾勾地望着他。

他问道：“你的吹管里真能一次装三支小飞箭吗？”

雷伯呵呵笑了起来。

“不，厄尔尼，当然不能。你很聪明，厄尔尼。我喜欢你。有朝一日咱们也许会在一起干一番事业，你和我，如果你愿意的话……”他把这个男孩的一头金发搔得蓬蓬松松。

走了一段路以后，他扔掉了昨天晚上从公园里捡来的一支竹杆。至于刚才他第二次插入吹管的只是一根木质牙签。现在他把牙签放到上下两排牙齿中间，开始把它嚼烂。但他小心翼翼地把装着箭毒的火柴合用一张纸裹好放回到他的布袋底部。布袋里另外还放着两本书，由于潮气的侵蚀，书上的字实际上已很难辨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