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火星”

我试着回想起来，我的中篇小说卡拉布迦日海湾的构思是怎样产生的。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

我小的时候，在基辅德聂伯河岸乌拉基米尔小丘上，每天晚上，有一个戴着满是尘土的帽子、帽缘下垂的老人。他天天拿来一个脱了漆的天文镜，慢吞吞地把它安在三支弯曲的铁脚上。

人们把这个老人叫作“天文学家”，而且说他是一个意大利人，因为他故意用外国腔调把俄国话说得怪里怪气的。

老人把天文镜安好，然后用机械的单调的声调说：“亲爱的老爷太太们！Buonagiorno！①只花五分钱，您就可以从地球飞到月球和其他星球上去。我特别建议你们看看可怕的火星，它有人类血液的色调。谁要是火星照命，就会在战场上—下子给火枪子弹打死。”

【①意大利文：晚安】

有一天我和父亲在乌拉基米尔小丘上，从天文镜里看火星。

我看见一个漆黑的深渊和一个微红的小球，这个小球没有任何支柱，大胆地挂在这个深渊中。当我看着它的时候，这个球，开始悄悄地走到天文镜的边上，躲到铜圈后面去了。“天文学家”把天文镜轻轻一转就把火星拉回原来的地方。但它又开始往铜圈那边移动。

“怎么样？”父亲问道。“你能看见点儿什么吗？”

“当然，”我回答说。“我连运河都能看见。”

我知道火星上有人——火星人，而且知道他们不晓得为了什么原因，在自己的星球上挖了许多大运河。

“会有这种事！”父亲说。“别信口开河！什么河你也看不见。只有一个天文学家——意大利人斯恰帕勒利——发现过，而且还是用大天文镜。”

同胞斯恰帕勒利的名字，对“天文学家”没起任何作用。

“在火星左边我还看见一个什么行星，”我没大把握地说。“不晓得它为什么在天上四面乱跑。”

“那哪儿是什么行星！”“天文学家”温厚地扬声说道。“那是什么虫子跑到天文镜上去了！”他摘下了帽子，用帽子赶走了镜片上的甲虫。

火星的景象使我浑身发冷，有点害怕。离开天文镜之后，感到很轻松；基辅的街道上幽暗的灯光、来往马车的辘辘声、正在雕谢的栗子花混着轻尘的香味，这一切都使我觉得舒适而安全。

不，在那个时候我一点儿也不想从地球飞到月亮或者火星上去！

“为什么它跟砖一般红？”我问父亲。

父亲告诉我说，火星是一个正在死去的星球，火星曾经和我们地球一样美丽一—有过海，有过山脉和茂密的草木，可是海和河逐渐干涸了，草木枯死了，山脉整个儿风化了，于是火星就变成了一个大沙漠。大概火星上的山是由红岩石组成的，所以火星上的沙子有点发红。

“就是说，火星是一个由沙子作的星球？”我问道。

“是的，大概是，”父亲同意说。“火星上发生的一切，地球上也可能发生。地球会变成沙漠的。不过这要在多少亿万年以后。所以你不要害怕。人到那个时候，总会想出办法来改变这种岂有此理的情况。”

我回答说，我一点也不害怕。但是说实在的，当时我既害怕，又替我们的地球担忧。而且，在家里，我从哥哥那儿打听到，现在沙漠已经占有地球的一半面积了。

从那个时候起，对沙漠的恐怖(虽然我还没看见过沙漠)，时时刻刻萦绕在我的脑际。而且纵使我在环游世界杂志上，读了叙述撒哈拉沙漠、沙漠的热风和“沙漠上的船只”——骆驼等等的出色的文章，但这些东西都没能够诱惑住我。

其后不久，有一个机会我尝到了第一次接触沙漠的滋味。这一次，更加加强了我对沙漠的恐怖。

我们全家到乡下祖父马克西姆·格利高里耶维奇家去消夏。

是一个多雨而暖和的夏天。杂草繁茂。篱畔的荨麻长得一人多高。田里庄稼都抽了穗。从菜园子里飘出来一阵阵浓厚的茴香的气味。一切都预示着丰收。

但是，有一次，我和祖父坐在河岸上钓白杨鱼，祖父突然间慌忙地站了起来，用手掌打着遮阳，往河对岸的田地上望了好半天，然后激愤地啐了一口吐沫，说道：“刽子手、恶魔，滚来了！怎么能够把它永远铲除呢！”

我往祖父看的那边望了一望，但除了一道长长的模糊不清的波浪而外，什么也看不见。这道波浪很快地靠拢过来。我以为风暴来了，可是祖父说：“这就是热风！万恶的阴间的火！从布哈拉，从沙漠吹来的风。一切都要烧光！你看多大的灾难来到了，柯斯契克！要出不来气了。”

这道不祥的波浪，贴着地面，一直朝我们奔来了。祖父急急忙忙收起了他的胡桃木的长鱼竿，对我说：“快跑回家去吧，不然会迷了你的眼睛。我随后跟着就来。快跑！”

于是我便向小房跑去，但热风在半路赶上了我。旋风打着转，把沙子吹得沙沙地响，鸟雀的羽毛和木屑都吹上了天。四周一片昏暗。太阳立刻变得毛茸茸的，成了紫红色，就跟火星一样。爆竹柳开始摇摇摆摆，发出哨声。从背后喷过来那么一股热气，烫得就好象我的衬衫在背上烧着了似的。满嘴都是沙子，灰沙迷了眼睛。

我的姑母费奥道露·马克莫芙娜站在门坎上，手里捧着绣花手巾包着的圣像。

“上帝呀！救救命吧，发发慈悲吧！”她恐怖地喃喃着。“最纯洁的圣母，别让我们着上吧！”

这时，龙卷风打着转，向小屋刮来了。弥得不好的玻璃哗哗响了起来。屋顶的稻草掀起来了。一群麻雀象黑色子弹似地，从稻草下面，一齐飞出来了。

父亲当时没和我们在一起，他在基辅。母亲显然极其不安。

我记得，最难过的是，热度不断增高。我想，再过两个钟头光景，房顶上的稻草就要烧着了，连我们的头发和衣服也都要冒烟了。所以我哭起来了。

快到傍晚的时候，扶疏的爆竹柳的叶子蔫了，低垂下来，好象一条条灰色的破布。在所有篱笆旁边，都吹拢了一堆堆象面粉一样黑糁糁的沙尘。

第二天早晨，叶子都变色了，枯焦了。把叶子摘下来，可以用手指搓成粉末。风更大了。它开始扫掉枯败难看的叶子。许多树木都已光秃，黑黝黝的，就象在深秋一样。

祖父到田里去了一道，回来的时候，心里很乱，样子怪可怜的。他怎么也解不开麻布汗衫领子上的红绳，因为手在发抖，他说：“夜里要不停下来，庄稼便要整个儿烧光了。小花园和菜园子也在内。”

但风势并没减弱。一直刮了两个礼拜，然后减弱了一点，又重新刮了起来。大地眼看着变成了一片灰色的荒原。

家家户户女人们都大哭大叫。男人们垂头丧气地坐在墙根土堆上，躲着风，用棍子戳着土。偶尔说道：“这是石头，哪儿是土！简直是死神抓住了袍子，没处躲，没处藏。”

父亲从基辅来了，把我们带到城里去。当我絮絮叨叨地问他热风的时候，他爱理不理地回答说：“收成完了。热风到了乌克兰。”

“那么不能想点什么办法吗？”我问。

“什么办法也没有。你不能修一道两千俄里长的高石头墙。”

“为什么不能呢？”我问。“中国人不是修了万里长城吗？”

“那是人家中国人，”父亲说。“中国人都是了不起的有能耐的人。”

这些童年时代的印象逐年淡忘下去丁。不过当然它们仍然留在我的记忆的深处，偶尔还会冲上来。天一旱，我就总是感到模糊的不安。

在我成年的时候，我爱上了俄罗斯中部。其原因可能是那里的自然清新、有无数清凉的溪水，湿润的密林，阴沉沉的蒙蒙细雨。

所以当旱灾象灼热的楔子，插到俄罗斯中部来的时候，我的惊慌便变成了对沙漠的无力的愤怒了。

2、泥盆纪石灰岩

许多岁月过去了，又使我想起了沙漠。

一九三一年我到奥尔洛夫省利大内城去消夏。当时我正在写我的第一个长篇，我满心想躲到一个小城市去，最好一个熟人也没有，那样可以专心致意于写作，谁也不会来打扰我。

我以前没到过利夫内。我喜爱这座小城的整洁、无数盛开的葵花、整块石板铺成的马路和那条贝斯特拉雅索斯纳河，这条河在黄色的泥盆纪石灰岩最厚的地方，流出了一个峡谷。

我在城郊一栋破板房里赁了一个房间。这栋板房在临河的悬崖上。房子后面有一个半荒芜的园子，已经成了河岸上杂草丛生之所。

腼腆的老房东在车站售货亭里卖报，他的老婆是一个忧郁、肥胖的女人，他有两个女儿：大的叫安菲莎，小的叫波琳娜。

波琳娜是一个柔媚、涓洁的姑娘，她跟我说话的时候，总是羞羞答答的，把金黄色的辫子解开又编上，编上又解开。她当时是十七岁。

安菲莎是一个约摸十九岁的端正的姑娘，面色苍白，两只灰色的眸子很严肃，嗓音很低。她穿一身黑，好象一个见习修女，在家里差不多什么事都不做——光是半天半天躺在花园里枯干的草地上看书。

在顶楼上堆着许多书，给耗子咬得残缺不全，大部分是索依金版①的外国古典作家的作品。我也从顶楼上拿过这些书看过。

【①索依金(1862—1932)：俄国出版家，印刷厂主，书商。】

好几次我在花园里居高临下地看到安菲莎在贝斯特拉雅索斯纳河岸上。她坐在峭壁下山楂树丛旁，并肩坐着一个羸弱的十六岁模样的孩子，头发淡黄，沉静，长着两只凝神的大眼睛。

安菲莎常常偷偷地把东西拿到河岸上来给他吃。这个孩子吃着，安菲莎温柔地望着他，有的时候抚摸着他的头发。

有一次，我看见她忽然双手蒙住脸，哭得全身颤抖。那个孩子停下了吃东西，吃惊地望着她。我悄悄地走开了，久久地抑制自己不去想安菲莎和那个孩子。

可我曾天真地指望在寂静的利夫内，我可以聚精会神地写我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谁也不会来打扰我！但生活立刻就把天真的希望打得粉碎。显然，在我不知道安菲莎是怎么回事以前，什么专心致意和安静地工作都谈不上。

在我还没看到她和那个孩子在一起之前，我看到她的痛苦的目光，就曾经想到过，在她的生活中，一定有什么悲惨的秘密。

果然不出所料。

几天之后，夜半时分，我为雷声惊醒。利夫内常常有雷雨。当地居民说这是因为利夫内地下有铁矿，好象这个矿在“招引”雷雨。

夜在窗外折腾着，一会儿进射出急速的白色闪电，一会儿凝聚成漆黑一片。隔壁传来激动的声昔。然后我听到安菲莎气愤地喊道：“这是谁想出来的？在什么法律上写着我不许爱他？拿来给我看看！既然给了我一条命就别想夺回去。都是坏人！他一天比一天瘦，象一支小蜡烛似的。象一支小蜡烛！”她大声喊着，呛了起来。

“孩子的妈，你让她平静平静！”房东没大把握地对妻子大声说道。“让傻瓜顺着心意活着吧。由她去吧。可是钱哪，安菲莎，我是一个子儿也不给。你也别痴心妄想。”

“谁要你那臭钱！”安菲莎喊道。“我自个儿会挣，我把他带到克里米亚去。他在那儿或许能再多活一年。反正我非离开你们不可。你们怎么也免不了丢丑。你们可要明白这一点！”

我开始推测发生的是什么事情。房门外在小过道上有谁也在唏唏嘘嘘地哭泣着。

我开了门，在一个雷电闪光中，我看见了波琳娜。她前额贴着墙站在那里，围着一条长披巾。

我轻轻叫了她一声。一个霹雷劈开了天空，好象一下子把这座破房子齐屋顶打到地下去似的。波琳娜恐惧地抓住了我的手。

“天哪！”她嗫嚅着说。“这可怎么办呢？又下着这么大的雨！”

她悄声告诉我安菲莎全心全意地爱上了柯利亚，他是卡尔波夫娜的儿子。卡尔波夫娜挨家挨户给人洗衣服。她是一个性情平和、不爱讲话的女人。柯利亚有病，是肺结核。安菲莎脾气大、性子急躁，谁也管不了她。要不依着她，她就自杀。

隔壁的声音忽然沉寂下来。波琳娜跑回自己房里去了。我躺下来谛听着，久久不能入睡。房东那边默然无声。于是我也打起瞌睡来了。在蒙陇中，我听见了懒洋洋的雷声和狗吠声。然后我沉沉入梦了。

大概我刚睡了一小会儿。一阵猛烈的敲门声把我叫醒了。是房东敲门。

“我们家出了事情了，”他在门外说，声昔简直象个死人。“请原谅我打扰您。”

“怎么回事？”

“安菲莎跑了。就穿着那身衣裳。我到斯洛博德卡，到卡尔波夫娜家里去看看。八成她奔那儿去了。我求您照顾一下我家里人。我内人昏过去了。”

我急急忙忙穿上衣服，给老太婆送去了缬草酊。波琳娜喊了我一声，我跟她到台阶上来。我虽然说不出什么道理来，但我知道马上大祸就要来了。

“到河边上去，”波琳娜小声说。

“你们有灯笼吗？”

“有。”

“赶快拿来。”

波琳娜拿来一盏不大亮的灯笼，我们顺着泥滑的绝壁，往河那边走下去。

我深信安菲莎就在这左近。

“安菲莎！”忽然波琳娜绝望地叫了一声，不晓得为什么这声喊叫却把我吓了一跳。“她喊也没有用！”我想。“白喊！”

闪电在对岸无力地悄悄地闪烁着。雷声勉强能够听见。峭壁上的丛莽中，雨点在沙沙地响着。

我们顺着河往下流走去。灯笼勉强照亮了。不一会儿，正在头上—个迟来的闪电，好象把天烧着了，在电光中我看见前边岸上，有点什么东西发白。

我走到这个白东西旁边，弯下腰去。我看见了安菲莎的衣服和衬裙。她一双沾湿了的鞋子也扔在这里。

波琳娜尖叫了一声，往家里就跑。我跑到渡船跟前，叫醒了摆渡的。我们坐上了平底小船，漂流下去，不断从这岸向彼岸划，仔细看着河水。

“难道在夜里能找到吗，还下着这么大的雨！”摆渡的打着呵欠说，他睡意还没有消呢。“没漂上来以前，反正找不着。就是说，死神连漂亮的人儿都饶不过。就是这样，我亲爱的朋友。把衣裳脱了，就是说，好死得容易些。嘿，好个姑娘！”

第二天清晨，在堤堰旁边，找到了安菲莎。

她躺在棺材里，显得说不出的美丽，一双浸湿的沉重的金色辫子搭在两边，惨白的唇上挂着一抹歉仄的微笑。

有一个老婆婆对我说：“你不要看她，亲爱的，不要看。因为这是那种使人心碎的美。最好别看。”

但是我不能不看安菲莎。我生平第一次亲眼看到那比死还强的无限的女人的爱。在那以前，我只是在书本上看到过，但不大相信会有这样的爱情。不知为什么，当时我以为这种爱情大都注定落在俄罗斯女人身上。

出殡的时候有很多人。柯利亚远远地跟在后面——他怕安菲莎家里的人。我想走近他，他撒腿跑开，拐进一条小巷里不见了。

我的心灵整个为这件事扰乱了，简直一行也写不下去。只好从城郊搬到城里去，不过，说城里，莫如说是车站，搬到铁路上的医生玛利亚·德米德利叶夫娜·沙茨卡雅的一所潮湿的阴暗的小屋里去了。

在安菲莎死前不久，有一次，我打城里花园走过。在露天电影院旁边，有四十来个小孩子坐在地上。仿佛在等着什么，吵吵嚷嚷，好象一群麻雀。

从电影院里出来一个头发花白的人，把电影票分给孩子们，然后，这些孩子便挤着骂着拥进了电影院去。

这个头发花白的人，面貌倒年轻，看上去不到四十岁。他善良地眯缝起眼睛看看我，向我挥挥手走了。

我决意要问问这些孩子，这个奇怪的人是谁。我走进电影院去看了一个半钟头旧片子红色小鬼，听着这些孩子打哨、跺脚、欢呼、惊叫和哼哧。

散场的时候，我和小孩子们一齐出来，我就问他们那个头发花白的人是谁，为什么给他们买电影票。

立刻在我周围集聚了一个大喊大叫的孩子大会，情形大致弄清楚了。

原来这个头发花白的人是铁路医生玛莉亚·德米德利叶夫娜·沙茨卡雅的弟弟。他有病：“脑振荡”。苏维埃政府给他数目很大的抚恤金。什么原因却不得而知。每月在他领抚恤金这一天，他把车站附近的小孩子都集聚到一起，领他们去看电影。

小孩子们准确地知道哪一天发抚恤金。在这一天，他们一大早便挤在沙茨基的房前房后，坐在车站前的小园子里，装着完全是偶然来到那里的样子。

这就是我从小孩子那里能够知道的一切。当然，还有一些与本题无关的细节。譬如，扬姆斯卡雅镇的小孩子们也想混进来，但车站的小孩们无情地反击他们。

我的女房东在安菲莎死后一直没起床，总诉说她心里不好受。有一次，玛莉亚·德米德利叶夫娜·沙茨卡雅医生来看她，于是我便和医生认识了。她戴着夹鼻眼镜，身材高大，是一个很果断的女人。虽然上了年纪，但她仍然保持着女学生的外表。

从她那里我得知她的弟弟是一个地质学家，有神经病，确实是由于他写过在国内和在欧洲都有名的科学著作，领着个人抚恤金。

“您不要在这儿住下去啦。”玛莉亚·德米德利叶夫娜·沙茨卡雅用一种不惯于提出反对意见的医生的语调说。“快到秋天了，下起大雨来，这个地方泥泞得很，连行人都不好走。而且环境也阴沉，能写出什么来！搬到我那儿去吧。我家里只有一个老母亲，一个弟弟和我，铁路的宿舍里有五个房间。我弟弟很懂事，他不会打搅您。”

我同意了，便搬到玛莉亚·德米德利叶夫娜家里去。这样我就认识了地质学家华西里·德米德利耶维奇·沙茨基——他成了我后来的中篇小说卡拉布迦日海湾中的人物之一。

家里的确寂静得很，甚至有些死气沉沉的。玛莉亚·德米德利叶夫娜终日在诊疗所或到外面去看病人。老婆婆整天摆牌阵解闷，而地质学家很少走出自己房间。他从一清早起来，便把当天报纸从头到尾一字不漏地通读一遍，然后，很快地写着什么东西，差不多要写到深夜，一天写满一厚本笔记。

偶尔从荒凉的车站上，送来几声那部唯一的调车机车的汽笛声。

沙茨基一开始畏避我，后来熟了，便开始跟我攀谈起来。在谈话中，明白了他的病的性质。从早起，当沙茨基还没疲乏以前，他是一个完全健康的人，而且是一个有趣的谈话的对手。他博学广闻。但当稍微有一点疲乏的时候，便语无伦次了。这些谵语都是根据一种癫狂的思想的，而这种思想是按照严格的逻辑发展的。

玛莉亚·德米德利叶夫娜把他的笔记拿给我看。这些笔记簿上密密层层地写满了单词。没有成句的话。差不多是这样：“匈奴，德国，霍亨索伦，文明的毁灭”，“利夫内，狡猾，伪善，谎言”。

是一组俄文中同一个字母起头的单词。但偶然也可以从中找出一些思想的暗示来。

在我工作的时候，沙茨基从不来打搅我，而且在自己房里都踮着脚走路。

他得病的缘由已经写在卡拉布迦日海湾里。他到中亚细亚作地质考察时，被巴斯马奇反革命匪徒抓去了。他每天和其余的俘虏一起，被拉出去枪毙。但沙茨基很幸运。当按照次序枪决第五名时，他是在第三名，当枪决第二名时，他是在第一名。他虽然幸免了，但神经出了毛病。他的姐姐好容易在克拉斯诺达德渐克一个给破坏了的货车里找到了他。

每天傍晚时候，沙茨基到利夫内邮局去寄给人民委员会一封挂号信。玛利亚·德米德利叶夫娜关照邮政局长不要把这些信发到莫斯科去，她拿回来都娆掉了。

我很想知道沙茨基在这些报告中尽写些什么。不久，我就知道了。

有一天晚上，他到我的房里来，我正躺着看书。我的鞋子摆在床前，鞋尖朝外。

“什么时候也不要把鞋这样放着，”沙茨基怒气冲冲地说。“这样危险。”

“为什么呢？。

“您马上就知道了。”

他出去，一分钟后，拿来一张纸。

“您看一看！”他说。“看完了敲敲墙叫我一声。我再过来，若有不明白的，我讲给您听。”

他走了。我读起来：

“致人民委员会。我会屡次警告人民委员会：预兆我国毁灭的严重危险已迫在眉睫。

“如所周知，地层中合有强大的物质能(如在煤，石油、片岩中)。人已学会解放这类能并加以利用。

“但很少有人知道，就是在这地层中，还压缩着地层形成时代的精神能。

“利夫内市位于欧洲泥盆纪石灰岩最深厚处。在泥盆纪，残酷的、无人性的混沌意识在地球上刚刚萌芽。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是介壳类的迟钝的脑髓。

“这种未发达的精神能，浓缩在介壳——菊石内。泥盆纪石灰岩地层中，可以说全是菊石化石。

“每一块菊石，都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小脑髓，包含着巨大的恶毒的精神能。

“许多世纪以来，人们幸而没学会解放地层中的精神能。我说‘幸而’是因为如果能把这种能从静止状态中放出来，它便会毁灭整个文明。中毒的人们便会变成残忍的野兽，只遵从盲目的兽性本能。而这便是文化的毁灭，

“不过，如我一再向人民委员会报告的，法西斯分子已找到了解脱泥盆纪精神能的方法，且复活了菊石。

“因为我们利夫内有最富厚的泥盆纪石灰岩，所以法西斯分子正想在这里放出这种能来。假如他们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全人类精神的以及肉体的灭亡便是不可避免的。

“法西斯分子解放利夫内区泥盆纪精神能的计划，备极详密。象所有最复杂的计划一样，这个计划是容易破坏的。只要事先疏忽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小节——计划便会失败。

“因此，除了必须迅速派大兵团包围利夫内外，且必须严格命令市内居民，改变习惯的行为(因为法西斯分子的计划，正依靠利夫内的习惯的生活过程)，违反法西斯分子所期待的常规。譬如，通常一切利夫内居民，在就寝前，把鞋子脱在床前，鞋尖朝外。而日后应鞋尖朝里。就是这种小事情，计划可能事先估计不到，而由于这种本来是不足道的事情，可以使这个计划归于失败。

“应该附带指出，精神传染病毒，即使从利夫内泥盆纪地层中自然渗出(虽然极少)，也能使这个城市的风尚较之其他同样大小、同样形式的城市，要粗野得多。有三个城市建立在泥盆纪石灰岩的深厚处：克罗麦，利夫内和耶列茨。无怪关于这三个城市有一句古谚：‘克罗麦——窃贼的大住宅，利夫内——窃贼成群结队，耶列茨——窃贼的祖师。’

“法西斯政府在利夫内的密使是当地的药剂师。”

现在我明白沙茨基把我的鞋子调转过去的原因了。但同时我也觉得恐怖。我明白了沙茨基家的宁静是极不稳固的，随时都会爆发。

不多久，我便注意到这种爆发并不稀罕，不过，沙茨基的母亲和玛莉亚·德米德利耶夫娜会在外人面前把它掩饰过去而已。

第二天晚上，我们一边喝茶一边平静地谈着类似疗法的时候，沙茨基拿起牛奶壶来，若无其事地把牛奶倒到茶炊的烟筒里去。老太太叫了一声。玛莉亚·德米德利耶夫娜严厉地看了沙茨基一眼说：“作什么祸？”

沙茨基抱歉地微笑着解释说，就是这种野蛮的举动，法西斯分子在他们的计划里一定预料不到，所以，当然能破坏这个计划而拯救人类。

“回到自己房里去吧！”玛莉亚·德米德利耶夫娜和以前一样严厉地说，生气地敞开窗户，让牛奶烧焦的气味出去。

沙茨基低下头，驯顺地回到自己房里去了。

但当沙茨基“神志清晰”的时候，他很喜欢说话，而且滔滔不绝。就在这种时候我知道了他在中亚细亚工作的时间最长，而且是最初勘查卡拉布迦日海湾人员之一。

他走遍了东岸。在那个时候，这差不多是一种出生入死的事业。他把这些地方记述下来，画到地图上去，而且在海湾附近的童山上发现了煤矿。

他给我看了许多照片。这些照片使我毛骨悚然。只有地质学家才能这样摄照山脉，这些山脉给奇异地掘了许多纵横交叉的深沟，极象人的脑髓，也只有地质学家才能这样摄照庞大的断层——险峻的乌斯秋尔特高原。它耸立在沙漠上好象一座陡峭的黑墙。

从沙茨基口里，我第一次听到卡拉布迦日海湾——里海海岸的这个可怖的、谜一般的海湾，知道那里的海水中合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芒硝，以及可以消灭沙漠的办法。

沙茨基痛恨沙漠的程度，只有有生物才会那样——强烈而又坚决。他把沙漠叫作干痈疽、蛎壳疮、腐蚀大地的癌瘤、自然界的令人不懂的卑鄙。

“沙漠只会毁灭一切，”他说。“沙漠是死神。人类应该明白这一点。当然，要是人类还没失去理智的话。”

听到一个神经病患者说这种话，非常奇怪。

“应该征服它，不给它喘息的工夫，不停地、致命地、无情地打击它。在它没死灭以前，要不倦地打击它。那么在它的尸体上便会升起一座湿润的热带乐园来。”

他唤醒了我身上对沙漠的在昏睡中的仇恨——我的童年时代的回声。

“假如人们，”沙茨基说，“把用在互相残杀上的财力，只消拿出一半来根除沙漠，那沙漠早就不存在了。把人民的全部财产和千百万人类的生命都献给了战争。还有科学和文化。甚至连诗歌都变成了大规模屠杀的同谋者。”

“瓦夏！”玛莉亚·德米德利耶夫娜在自己的房里大声说道。“你放心吧。不会有战争了。永远不会有战争了。”

“永远没有，胡说八道！”沙茨基突然回答她说。“今天晚上都过不去，菊石都要复活。你们知道在什么地方吗？就在阿达莫夫斯卡雅磨房附近。走去散散步，连带检查检查。”

开始说胡话了。玛莉亚·德米德利耶夫娜把他带去，给他服了“别赫切列夫合剂”，让他睡下了。

我很想快一点写完长篇，好开始写一部关于消灭沙漠的新书。这样就出现了卡拉布迦日海湾的模糊的构思。

我离开利夫内已经是深秋时节。在临行之前，我到以前的房东家里去告别。

老太太还躺在床上。老头子不在家。波琳娜一直送我到城边。

是黄昏时分。薄冰在车辙里喀嚓喀嚓地响，花园差不多都雕零了，只在几处苹果树上，还挂着几片淡红色的枯叶。在凝冻的天室中，飘散了最后几朵寒冷的残照中的白云。

玻琳娜和我并肩走着，她信任地挽着我的胳膊。这显得她是一个小姑娘，我的心里充满了对她的柔情，那种孤独而羞涩的柔情。

从城内电影院里飘来一阵听不真切的音乐声。已经是万家灯火。花园上空缭绕着茶炊的轻烟。在疏枝的后面，已经莹然升起了几点寒星。

一种模糊的焦灼，紧压在我的心头，于是我想，为了这美丽的大地，甚至只为了象波琳娜这样的少女，也应该唤起人们为争取欢乐的、理性的生活而斗争。应该铲除所有使人类痛苦、忧伤的东西，一切即使引起人们一滴眼泪的东西。还有沙漠、战争、不义、谎言和对人类心灵的蔑视。

波琳娜和我走到城边。在那里，我和她告了别。

她低下头，开始解开她淡黄色的辫子，蓦然说：“以后我要多读书，康斯坦丁·格奥尔吉耶维奇。”

她抬起那双羞涩的眸子，握了握我的手，急速地回家去了。

我坐在一节拥挤不堪的硬席车上，到莫斯科去。

夜里，到门廊去抽烟，我放下窗子，把身子探到外面去。

火车顺着路堤驰过落叶萧萧的森林。森林几乎看不见。而是听声音猜测出来的——根据车轮在森林深密处产生的急促的回声猜测出来的。枋佛由于飘着大粒雪花，空气变得冷飕飕的，吹到脸上有一股冻结了的树叶的气味。

深秋的太空在森林上面飞驰着，紧跟着火车，给眩目的星光弄得模模糊糊。有时桥在车轮下轰轰作响。虽然火车在疾驰，仍然可以看见星星在桥下黑暗的——不知是沼泽地还是河道——水中倏忽的反光。

火车轰隆轰隆地响着，烟气缭绕。颤动作响的灯笼里，将尽的烛炬，分外明亮。窗外，顺着列车流过紫红色的火花。机车欢呼着，沉醉于它的飞快的速度里。

我深信火车正把我带向幸福。一本新书的构思正在我脑中涌现。我相信我一定能写出来。

我把身子探到窗外，哼着一些不连贯的字眼，歌诵这夜，这世上最迷人的地方——俄罗斯。夜风轻拂着我的脸，好象松散的少女的郁馥的发辫。我满心想吻这辫子，这夜风，这沁凉而湿润的大地。但我不能这样做，只是不连贯地唱着，好象一个中魔的人，惊异于东方天边的美，那里现出了一抹淡淡的、极柔和的碧蓝色。

当我还没明白这是新升的朝霞的时候，我对东方天空的美，对它的澄彻的微光感到惊异。

我在窗外看到的一切，使我心神激荡的种种欢乐，神秘地交杂在一起，使我决定——写，写，写！

但写什么呢？我对大地美丽的赞叹，防止它涸竭、枯萎、僵死的热望，究竟会集拢在什么周围，或者象磁石一样，粘牢在什么题目上，在那一瞬间，对我都是一样的。

过了一些时候，这些思想铸成了卡拉布迦日海湾的构思。但也可以铸成另外一本书的构思，不过也必须充盈着同样的主要内容，充盈着同样的当时占据我心灵的戚受。显然，构思差不多永远是从心里流出来的。

从那个时候起，生活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所谓构思的“酝酿阶段”，说得确切一点，是以现实材料充实构思的阶段。

3、地图的研究

在莫斯科我找到了一本里海详图，且久久地徘徊徜徉(当然是在想象中)在它干涸的东岸上。

还是在童年的时候，我就对地图有一种偏好。我能够几个钟头不离开地图，就象看一本引人入胜的书似的。

我研究了人迹稀至的河流，古怪的海岸，深入到原始森林里，那儿只有用小圈圈标示的无名的贸易站，我象念诗一样吟味着那些音调铿锵的地名——尤戈尔沙尔海峡和赫希里底群岛，瓜达尔拉马和印维尔内斯，奥涅加河和科迪勒拉山系。

这些地方是那样清楚地在我的想象中逐渐复活起来，我甚至觉得能够写出不同的大陆和国度的幻想的游记来。

甚至我的富有浪漫情绪的父亲，都不赞成我这种过分的对地图的热中。

他说这会使我处处失望。

“假如碰上机会，”父亲说，“你能够去旅行，你会得到一肚子烦恼。你看到的完全不是你想象的。墨西哥可能会是尘土飞扬、饿殍载道的国家，而赤道上面的天空或许是灰暗而愁闷的。”

我不相信父亲的话。我不能想象赤道上面的天空，甚至会有一个时候是灰暗的。照我的想法，赤道上空的颜色是那样浓重，甚至使卡里曼迦罗的积雪都变成了靛蓝色。

不过无论如何我也丢不开这种嗜好。而日后，在成年的时候，才清楚，父亲说的不完全对。

譬如，当我第一次到克里米亚(事先我详尽地研究过地图)的时候，当然，完全不是我所想象的那样。

但正是因为我对克里米亚预先有个概念，所以才能够更敏锐地观察它，这此我对克里米亚一无所知要好得多。

每走一步，我都看到了我想象中所没有的东西，而克里米亚的这些新特点在我记忆中留下了特别强烈的印象。

我觉得这种看法，不论对地方，不论对人都同样适用。

每一个人，譬如，对果戈理都有概念。但假如我们能够在生活中看到他，那便会发现许多和我们的概念不同的特点。而正是这些特点会鲜明有力地铭记在我们的记忆之中。

但假如没有这个预先有的概念，说不定我们就不能在果戈理身上发现很多东西，而把他看成是一个完全普普通通的人。

我们总是把果戈理想象得有点阴郁、敏感、淡漠。所以我们马上就会发现与这个形象大相径庭的那些特点——譬如目光奕奕、活泼，甚至有些局促、好笑、衣着雅致以及很重的乌克兰口音。

这些思想我很难表达得有充分的说服力，但我认为是这样的。

在地图上流浪，在想象中游历各地，可以帮助你们在现实中正确地认识这些地方。

在这些地方，总好象留下你们想象的极轻微的痕迹，留下一抹渲染上去的颜色，一层魅人的光泽，一层使你们不能用寂寞的目光去看它们的薄雾。

就这样，我在莫斯科已经游历了里海的愁惨的海滨，同样读了很多书和科学报告，甚至还念了许多描写沙漠的诗——总之，我差不多读过了我在列宁图书馆所能找到的一切。

我读了普尔热瓦里斯基和阿努钦，斯文。格金和万别尔，马克—加哈姆和格隆—格尔日迈洛等人的作品，谢甫琴柯在曼格什拉克半岛的日记，希瓦和布哈拉的历史，海军上尉布塔科夫的报告书，卡列林的游记，地理调查报告和阿拉伯诗人的作品。

在我面前展开了人类研究欲和求知欲的壮丽世界。

已经是应该到里海，到卡拉布迦日海湾走一趟的时候了，但我没有钱。

我到一家出版社去，向社长，一位白发枯燥的人，提议订立关于卡拉布迦日海湾的书的合同。社长懒洋洋地听完了我的话，然后说道：“要吗是您丧失了所有对苏维埃现实的认识，要吗您对它干脆就没有认识，否则您不会叫出版社出这么一本书。”

“为什么呢？”

“在您的海湾上可以提取芒硝。难道您当真要写一本关于泻利盐的长篇吗？要不然您在跟我开玩笑吧？您是怎么的，指望有这种傻瓜出版家为这个荒唐的想法哪怕花一个铜板吗？”

我费了很大的气力在别处弄到了一笔钱。

我先到萨拉托夫，然后从那里取道伏尔加河，顺流而下，到阿斯特拉罕。于是就困在那里了。我的几个微薄的川资用光了，为了继续往前走，在阿斯特拉罕便不得不给三十天杂志和阿斯特拉罕的报纸写几篇随笔。

为了写这些随笔，我到阿斯特拉罕草原和爱姆巴河去旅行。这些旅行对我写卡拉布迦日海湾这部书很有帮助。

我是在里海上，沿着芦苇丛生的海岸，到爱姆巴河去的。一艘旧式轮船名字很奇怪，叫作“天芥菜号”。和一切旧式轮船一样，到处都镶着红铜。栏杆扶手，罗盘，望远镜，一切仪器，甚至连船舱的高高的门槛，都是铜的。“天芥菜号”好象一只漂荡在波浪上用砖头擦得通亮冒烟的粗腰茶炊。

海豹象些洗海水浴的人，肚皮朝上，躺在温暖的水里。偶尔懒懒地摆动一下肥软的鳍脚。

在捕鱼的浮码头——即渔船——上，有一群皓齿的姑娘，穿着水手的蓝外衣跟在“天芥菜号”后面，又打口哨又哈哈大笑。脸上都粘满了鱼鳞。

白色的云朵和白色的沙岛，倒映在闪光的水中，有时简直很难分辨。

荒僻的小城古里耶夫弥漫着干牛粪的炊烟，到爱姆巴市我是坐着新近开始行驶的新型火车穿过无水的草原去的。

在爱姆巴河上的多索尔，在粉红色浓重的湖水之间有石油的唧筒在霍洛霍洛响着，四下里弥漫着一股盐水的气味。人家的窗子上没有玻璃，都用细密的金属网来代替。在网外面有那么多的小虫，把屋子里都遮黑了。

在爱姆巴我热衷于石油，脑子里想的尽是“石油穹地”、勘探沙漠、轻重石油和委内瑞拉著名的含油的马拉开波湖。爱姆巴的工程师们都到马拉开波湖去实习。

我亲眼看到一个工程师，给避日虫咬了一口，第二天就死了。

中亚细亚蒸散着暑气。每夜星星透过尘埃发出闪光。哈萨克老人们穿着杂色花布（粉红色底子上零乱地印着许多大黑芍药和绿色叶子）做的宽腿细口短裤，在街头蹒跚着。

但每次旅行之后，我都回到阿斯特拉罕来，回到阿斯特拉罕报纸的一位记者的小木房里来。他把我拉到他家里去，我就在他家里住下了。

小房子在瓦尔瓦齐耶夫运河河岸一座小花园里，那儿的金莲花一大丛一大丛地盛开着。

我的特写，便是在花园的凉亭里写的，凉亭是那样小，只能容下一个人。我睡觉也在那里。

记者的妻子是一个羸弱的、和蔼可亲的少妇，整天躲在厨房里，一边翻着小孩子的衣服，一边愉偷地啜泣——她刚生下来的一个男孩，在两个月前死了。

我从阿斯特拉罕到马哈奇—卡拉、巴库和克拉斯诺沃德斯克。以后的事，我都写在卡拉布迦日海湾里了。

我回到了莫斯科，但过了几天，我又不得不以记者的身份，到北乌拉尔——到别列兹尼基和索列卡姆斯克去。

从难以置信的中亚细亚的溽暑，一下子落到了那布满阴郁的枞树、沼泽、覆满苍苔的群山和冬天降临很早的地方。

就在那里，在索列卡姆斯克的旅馆里，我着手写卡拉布迦日海湾。这家旅馆过去是修道院。房间是拱形的，很阴冶，除我以外，还有三个化学工程师——一个男的两个女的——好象在前线似的挤在那里。他们在索利卡姆斯克钾矿里工作。

旅馆里有一股十七世纪的气味——神香的气味以及面包，毛皮的气味。夜里穿皮袄的更夫们敲打铁板报时，在飞雪的幽明中，隐现着一座“斯特罗冈诺夫家族当权”时代古老的花石膏人教堂。

在这里没有一点令人想起亚细亚的地方，不晓得为什么，反而倒容易写了。

这就是卡拉布迦日海湾写作经过的很简单的梗概。所有我在旅途上的邂逅、游览、谈话和种种事故，不要说一一讲述，就连从头数—数也几乎难以办到。

你们当然已经看出来，写到中篇里面去的只是所搜集的材料的一部分，而且是很少的一部分。更大的一部分却扔掉了。

但无须惋惜。这些材料随时会在新作品里用上的。

我写着卡拉布迦日海湾时，并没有考虑到材料的正确布局。我按照在里海岸旅行时搜集来的次序编排。

在卡拉布迦日海湾出版之后，批评家们在这个中篇中发现了“螺旋结构”而高兴起来了。但这无论在哪方面我都没有责任。

当我写卡拉布迦日海湾的时候，我主要想的是我们生活中的许多东西，可以用抒情的英雄的音响来填满，生动如实地表现出来。不管它是芒硝的故事也好，或者是在北方森林中建筑造纸厂的故事也好。

这一切都能以极大的力量袭击人心，但一个必要的条件是作者必须力求真实，坚信人类理智的力量，坚信人类心灵的拯救一切的力量，热爱大地。

新近我读到巴夫洛·安托科尔斯基的一首诗，有两段，巧妙地表达了热爱生活的人类心灵的状态。这颗心不能够听不见，应该听见：

预感到春的跫音的

远方琴弦的哀吟，

和静寂的千万声

落珠般的回响——

这世世代代清新不朽欢娱人类的宇宙的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