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雨还在绵绵不绝。

我跟卡琳坐在洛豪桑机场楼上的餐厅里。我们喝着茶，等着呼叫我的飞机。它没有被呼叫，而是一刻钟一刻钟地被推迟了。地面导航又一次引进了“按规定办事”。他们要求更多的钱，所有的飞机都因为这场怠工而晚点。餐厅、大厅和机场的所有候机厅里都满是疲累、神经质和激动的男男女女以及哭泣的孩子们。我们的桌旁还坐着一对美国夫妻。他们什么也没叫，欣赏着那男人从一只皮袋子里取出来的大量照片。他妻子戴着一副厚眼镜。他们低声交谈。卡琳和我坐在窗前，雨点打在大玻璃上。我透过玻璃望向停机坪和那里的飞机、加油车，一股雾峦弥漫在这一切上方，室外的潮湿随着湿衣服和湿鞋也挤进了餐厅，许多人在咳嗽或打喷嚏。

“请注意，”喇叭里一位姑娘的声音说，“荷兰航空公司消息，飞往伦敦的451次航班起飞时间将推迟约一小时。”这个通知用英语重播了一遍。

“瞧这儿，这是在宫廷酿酒厂。”那个美国人说，指着一张照片。

“真迷人。”他妻子说。

卡琳跟着来机场，只是为了再把车子开回城里。刚才是我驾驶“海军上将”车，她坐在我身旁。她气呼呼的，一句话也没讲。当我回到家时，我的箱子和旅行包已收拾好了。我如此典型地打破了我的诺言，却没有因此而发生争吵。我们相互没讲到五句话。现在，我们在这里已坐了一个多小时，等着，继续相互沉默。时不时有一架飞机降落或起飞，汽车把旅客运往飞机或者从飞机上接下他们。可这一切进展得非常缓慢，喇叭里老是传来那个姑娘的声音：“请注意，汉莎航空公司消息，您所乘的经巴黎飞往尼斯的567次航班起飞时间继续推迟一刻钟。”

那声音又用德语和英语讲了这个消息。当卡琳出乎意外地讲话时，喇叭关掉了。

“祝你在戛纳顺利。”卡琳说。

“谢谢。”

我们俩都望着停机坪和窗外的雨。当我们讲话时，我们不望对方。

“只要你身体好就行，这是最主要的，是不是？”

我不回答。

“这是苏尔和我在上阿姆尔高。”

“瞧这张真漂亮！”

“你和你的肮脏的保险公司，”卡琳缓缓地大声说，“所有的保险公司都骗人。你助纣为虐。祝你愉快。”

“谢谢。”我说。

“我不信大夫会说你完全正常。”

“那你就问他好了。”我说。

“你明明知道他不会告诉我。”

我仍然一声不吭。

“这是我们在普拉特。看这只巨大的空中转轮。”

“这不是很美吗？”

喇叭里的那个姑娘声音又请求一位霍普金斯先生速去航空公司的柜台，他订的是全球航空公司飞往纽约的航班。

“我够了，”我妻子说，“我不再等下去了。这有什么意义？你反正一声不吭。”

我沉默。

“给我汽车执照和钥匙。”她说。

我把它们给了她。

“我到达后打电话。”我说，感到自己很蠢。

“行。”卡琳站起来。我也站起来，绕过桌子帮她穿上雨衣。

“生活愉快。”卡琳说。

“也祝你生活愉快。”我说，走出餐厅之前，她连看都不看我。我目送她，直到她消失。她没再转回头。我又坐下去，望着窗外的雾峦和雨。

“请注意，泛美航空公司消息，您所乘的经停慕尼黑飞往罗马的875次航班起飞时间延迟约三十分钟。”喇叭里的那个姑娘声音说。她又用英语说了一遍。

9

我四十八岁。

再过两年我就五十岁了。说不定再过两年我就死了。或许早死了。但也许我还要活上很久。我有病，这我现在确切知道。病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也许很严重，也许不太严重。无所谓。我一生中工作得过多了。我挣得够多了。我有一幢漂亮的房屋，摆满了好看的东西。我跟一个我不爱的女人生活在那里。我曾经爱过这个女人。不，那不是爱情。那是欲望。在我的欲望里我是幸福的。这种幸福持续了不到三年。除此之外，我在生括中从没幸福过。不是吗？是的，就是。作为孩子，我有过幸福的少年，有许多能跟我玩的朋友。我有一只小狗，跟它在一起我是最幸福的。它被一只卡车压了。它没死，只是受了重伤，看得出来它必然会死。许多孩子围在我和我的狗周围，在街上。悄无声息。我从建筑工地上取来一块花岗岩，在我的狗身旁跪下，再一次抚摸它的头。他舔我的手，然后我举起石头，用它敲碎了我的狗的头颅。我不想让它再忍受痛苦，可别的孩子全都大声叫喊，群起殴打我，然后跑开了。他们回家后讲述发生的事情，从那时起，没有哪个孩子还能跟我玩。我父亲关了我一个星期禁闭来惩罚我。他们不允许我把我的狗埋在花园里，一家机构的车拉走了小小的尸体。我爱我的狗，因此我杀死了它。这也是一种永远不会有人理解的东西，我想。那之后我长时间为我的狗祈祷，愿它幸福，不管它身在何处。从那以后我就再没祈祷过。噢，不对，还是祈祷过，在我发作时。可这不是真正的祈祷。我再没养过狗。我也有过朋友，战争中，战争后。当我结婚时，他们全都渐渐地疏远了我。他们不喜欢我妻子，我妻子也不喜欢他们。一开始我老是妥协，照我妻子的意愿行事，因为我疯狂地渴望她的肉体，想同她睡觉。后来我不再妥协，一意孤行。但我的朋友们已经消失了。我从事我的职业可以说是见多识广。我从没到过戛纳。这真是奇怪。究竟为什么？我总是去公司派我去的地方，尽量做好我的工作，或成功或失败，跟许多女人睡觉。也没有很多。大约四十个。最多四十个。其中大约有三十名妓女，大约有十名已婚女子。妓女总是很可爱。我从没爱过这所有女人中的那一位，我不相信她们中有谁爱我。对此我甚至敢肯定。因此，我四十八岁了，实际上还不知道爱情是什么。我不大可能再了解到了，根本不可能了。我对我的妓女们非常满意。事毕你总是能立刻单独一人。为此我真想继续这么健康下去，健康得我能工作：为了能孤孤单单，远离家里。我跟卡琳没有生孩子。谢天谢地。在这么一种婚姻中我拿一个孩子怎么办？估计大多数的婚姻都跟我的相似，只是人们对此闭口不谈。我们也不谈。不，肯定也有幸福的婚姻。肯定的。真的被另一个人所爱，一定很美。那是什么滋味，我不知道。但我也根本不想知道或了解，因为我本身不能爱，这点我在我的生活中已证实了。我很想再这样保持健康十五年，让我能看看世界能工作。单独呆在酒店、酒吧、飞机场、卧铺车厢或高速公路上。然后我只求速死。如果可能的话，应该死得迅速而不痛，或只是一瞬间。最好是那么一种发作让我死去。不会有人为我哭泣，卡琳不会。她为什么要哭呢？无论如何，我不想病到成为他人累赘的程度，最不想成为卡琳的累赘。病着听任卡琳的摆布，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可怕的念头。我父母死于心脏病。他们不得不长期受罪，两人都是。这我无论如何不想。如果在我身上疼痛和久病不愈也会拖上很长时间的话，我将想办法弄到毒药。这是我紧接着必须干的事：给我弄一种烈性毒药。也许在戛纳能行。有钱什么都搞得到。我想搞到它，那毒药，这样，如果疼痛太剧烈，或者那最后一件还能给我一点开心的东西，即我的工作也令我生厌时，我好随时服用它。我得有一种有效的毒药，快点搞到，因为我不知道，我至少还能过多久我现在过的生活。

“请注意！汉莎航空公司公布您的经停巴黎飞往尼斯的567次航班的消息。请乘客们通过14号登机口登机。”喇叭里传来那个姑娘的声音。现在是十五点三十五分。我叫来侍者结账。

然后我上了汽车，它把我送到我的飞机。雨滴滴嗒嗒地敲打在车顶上。我们在暴雨中起飞。我坐在一扇窗户旁，可雨丝太猛，当飞行员将飞机陡然拉高时，我什么也无法看到。“禁止吸烟”的显示牌熄灭了。我机械地伸手摸我放在衣袋里的一盒香烟，然后缩回了手。不，不吸烟。我倒要看看，我是否真能做到贝茨大夫要求我做的。我的左脚开始轻轻地疼起来。我服下两粒药片。我身旁坐着一个带小男孩的妇女，小男孩仔细地观察我。他终于拽了拽我的衣袖。

“嗯，”我说，“什么事？”

“你为什么哭？”小男孩问。

“我没哭。”

“奥拉夫！”母亲说。

“可他真的是在哭，妈咪！”

我用手擦擦眼睛，发觉它们是湿的。

我想，多么奇怪。我这一辈子还从没哭过。我对那个小男孩说：“你知道吗，这是雨水？我在机场上淋湿了。”

他只是盯着我。

“什么？你不相信我？”

“不相信。”那个叫奥拉夫的小男孩说。

10

我看到我身下的大海，它跟天空一样蔚蓝。

我们到达尼斯时，太阳尽管很低，但还在照耀。飞机远远地从海上绕了一个大弯降落。当它停稳下来，我们下机后，我有两个非常强烈的感觉。我觉得太热了，感觉无比的舒适。我还觉得是降落到了另一个世界上。阳光下，处处花团锦簇。这阳光不一样，跟我从前见过的所有光线都迥然两样。一种舒心的、很明亮的光线，令眼睛感觉很舒服，跟那空气一样。它和暖温柔，像洗了一次暖乎乎的澡。这里的人热情、友好，镇静自如，跟我在其它地方认识的人都不同。

我站在行李传送带前，虽然感到很热，我能深呼吸，每一次呼吸对于我都是一种无尽的善举。后来，当我坐在出租车里，在一条总是贴着大海的公路上驶往戛纳时，我想，这里一定可以生活。一直在这里生活。直到死。

我们驶过许多的海滩浴场，我看到浴场上有很多人。我觉得他们比德国人漂亮，这当然是无稽之谈，因为其中肯定有德国人和其他的非法国人。但光线和空气加上融洽的气氛，会让人们变得更漂亮。我们途经一座跑马场，经过许多小棚子，棚子大多数是木头的，里面开有饭店。

“先生，您要是想尝尝这海岸边最好的普罗旺斯鱼汤，您就应该来这儿。”出租车司机说。他指着海边一座漆成白色的棚子。我读到：“乳房”饭店。“普罗旺斯鱼汤在别的地方也能喝到，但哪儿也没这儿好。”出租车司机说。天空像海一样蔚蓝，西天泛红，让远方一列长长的山脉的岩壁像火一样红彤彤。

“这是什么山？”我问。

“艾斯特莱尔山。”出租车司机说，“您要是有时间，也得坐车去那里一趟。您来这儿是出差吗？”

“对。”

“但您还是得抽时间到处看看。戛纳的整个四周围。巴劳利斯、比奥特、安提伯斯、格拉瑟、文斯、胡安派恩斯、圣特洛佩兹，那些渔村……这里美极了，先生。我这么说不是出于地方主义。我本人也是在戴高乐放弃阿尔及利亚之后才来这儿的。那之前我一直生活在那下面，在那里有一大笔资产。不得不走。您知道，人家称我们什么吗？”

“是的，”我说，“黑脚佬。”黑脚佬，法国人这么称呼那些不得不离开阿尔及利亚的同胞们。他以为法国能让他梦想成真，那个出租司机说，但是什么也没实现。为了养活他的家庭，他开出租车，而他曾经是个大庄园主。去北方他本来有更大的机会，但是他不能跟他的家庭去北方。他们需要这里的气候，这永恒的温暖，否则他们会生病。

我看到长满棕榈树、杉树、桉树和意大利五针松的大花园里有许多美丽的白色别墅。先是大海，然后是我们正行驶在上面的快速公路，接着就是铁轨。铁轨后面是山坡，漂亮的白别墅。它们当中有些已经很老了。有两列火车从我们旁边呼啸而过。这时候交通很繁忙。我们一小时后才来到戛纳。司机很快上了十字架路。这条路路面宽阔，中间用花草绿化带分开，绿化带里长满了许多棕榈树。一侧是白色的酒店宫殿和别墅在熠熠生辉，另一侧是大海。姹紫嫣红，蓝的、红的、黄的、紫的、橙色的。我感到我开始冒汗了。即使本地人有可能已适应了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气温，跟杜塞尔多夫相比，这里还是热得很。我看到的男人多数穿着裤子、拖鞋，裤子上面套着衬衫。妇女们穿着花花绿绿的套装或轻便服。我看到，在花园里的大别墅和庞大的酒店之间是低矮的白色建筑，里面开着商店和饭店。司机为我沿途讲解。在“卡尔顿”酒店前，他指着一处海滩，那里躺着的都是男人。

“这里是同性恋海滩，”他说，“这儿非常公开。”

“戛纳同性恋很多吗？”

“那当然。”他说，“话说回来，全法国都没有这儿这么多的漂亮女人。先生，您会看到的。”

我们到达了“庄严”酒店。它的位置有点偏离十字架路，一条宽宽的白色公路通向酒店，绕过一座鲜花怒放的花圃。我的箱子被提下来，我付钱给司机，四顾张望。站在酒店门口，大门左侧有一座大平台。此刻那里已差不多坐满了，人们正在喝他们的开胃酒。平台前面有个游泳池，纯白色大理石的。还有几个人在游泳。酒店专用路的一条岔路通向地下车库。我越过十字架路上永恒的车水马龙望向海面。很远的地方停着几艘船，我看到了无数帆船。它们的帆被落日映照得血红。我就这么伫立了很久，欣赏着大海、棕榈树、愉快的众人和瞬息万变的天空，直到总台的一个人走近我跟我讲话。

“您是卢卡斯先生吗？”

“对。”我从一场温柔的白日梦里醒过来，答道。

“欢迎来戛纳。”那人微笑着说，“我可以领您去您的房间吗？”

我点点头。他带路。我不停地回头，欣赏棕榈、鲜花和大海，我确实看到了如花似玉的女人，也有许多潇洒倜傥的男人。

11

“卢卡斯先生，您这么快就赶来，真是太好了。”路易?拉克洛斯说。这位“地中海海军水上事务部”的“行政首长”的代表，握着我的手，把我的名字讲得像是“吕卡”。我是在“庄严”酒店里从我的房间里给他打的电话。这套房朝向十字架路，朝向大海，打电话之前，我还冲了个澡，然后赤条条地坐在床沿上，观看太阳越落越低，艾斯特莱尔山的岩石先是变成金色，后是银色，最后变成水淋淋的蓝色，一种逐渐变暗的蓝色。戛纳的天色还很亮。

“您的上司，勃兰登伯格先生，通知说您来了。我们的人仍然在出事地点。包括我们的炸药专家，海军少尉维阿拉，您很快就会认识他。”

拉克洛斯是个矮小、细瘦的男人，动作敏捷，理解力强。在证实了我能跟得上他之后，他讲话也非常快。他的工作岗位紧靠旧码头，从他的办公室的窗户我能望到外面的无数帆船，它们相挨着停靠在码头里。光秃秃的鱼网冲向天空。不见游艇，但是有许多摩托艇。

“这是些什么船？”我问拉克洛斯。

“这些是‘小艇’，它们从马利提姆码头开往岛上。去那些小岛上。”

我望见马利提姆码头后面有一块海滩。在白色的沙滩上停放着渔船，大网摊晒着。那里站有许多男人在玩球。

拉克洛斯注意到我的目光。

“这是一种愉快的游戏。”他说，“从前，这些人在那边的自由大街梧桐树下有他们的球场。可后来那里铺上了沥青，改建成了一座停车场。因此，这些人现在不得不在这里玩。”

“你们调查到了什么程度，先生？”我问，脱去上装。我在酒店里挑选了我的最轻便的西服，可是它也太厚了。我感到我淌汗淌得厉害。

“还没有多大进展，先生。那是一场威力难以想象的爆炸。”拉克洛斯给我看一组照片。我看到废损部件散布在一大片水面上。

“一颗炸弹爆炸能引起这么严重的后果吗？”

“没这么严重，没有。”拉克洛斯说。他长着一缕小胡子，讲话时经常扯它，手指被尼古丁染黄了。他不停地吸烟。他也马上给我敬烟，但是我拒绝了。我还能忍受，我感到吃惊，根本感觉不到想吸烟的愿望。

“那么您认为是一场罪行了。”我说。

他点点头。

“是的，卢卡斯先生。您的公司恐怕得付钱。”

“你们还没有线索，是谁会犯下这桩罪行吗？”

他扯着他的小胡子。

“还没有，先生。”

“您相信赫尔曼会有仇敌吗？”

“您怎么想？”矮小的拉克洛斯问。

“我不知道。赫尔曼是位银行家，一个有权势的人。有权势者总有仇敌。”

“赫尔曼夫人也这么讲。”

“他妹妹？”

“对。我们当然跟她谈过。不太多，只短暂地谈了一下。她彻底崩溃了。这位夫人长期生病。她身边一直有一个护士。她告诉我们，上星期三，也就是十一天前，她哥哥来到了这里，精神彻底垮了。一定有什么深深地震撼了他。”

“是什么？”

“赫尔曼夫人讲，她不知道。他没跟她谈论此事，她说。他只讲，他得去科西嘉。有……呢……这件事，跟赫尔曼夫人交谈，有些困难。如果您需要她的话，您将会见到的。”

“您认为有可能是赫尔曼自己引爆了游艇自杀，因为他正处于一种没有出路的处境之中吗？”

拉克洛斯不解地摸着他的小胡子。

“什么没有出路的处境，先生？”

“一种经济上的。”

“先生，如果我理解得不错的话，赫尔曼是贵国最大最有威望的银行家！”拉克洛斯仍在吸烟，烟蒂的火快要烧到他的手指了。因此，那些手指也全是黄的。

“是的，”我说，“正因为如此。”

“这我无法想象。”拉克洛斯说，“不，完全不可能。我觉得这想法根本不可能。”

“您觉得什么最有可能呢？”

“谋杀。”

“谋杀？他的一个敌人？”

“不是，”矮个的路易?拉克洛斯说，吐出烟，“他的朋友之一。”

12

“他的朋友们？”

“是的，先生。这也是赫尔曼夫人的观点，那个妹妹。她很古怪，不肯承认，但是她讲的话令我深思。”

“她讲什么？”

“依照她的观点，是她哥哥知道了某个他所信赖的人，一个朋友，卑鄙地欺骗了他，让他上了当，他们之间有银行业务往来，因此赫尔曼才如此激动，因此才突然到来。赫尔曼夫人认为，一定是赫尔曼朋友圈子里的某个人，为了自救，别无出路。”

“可这人为什么不用其它方式杀死赫尔曼呢？为什么要让十一个无辜的人同时死去呢？”

“赫尔曼夫人认为，正是为了排除谋杀的怀疑。”他那发黄的手指玩着小胡子。

室外，光线正一分钟一分钟地变幻。阴影来了，光线变弱了，第一盏灯亮起来了。旧码头浸在蓝色、赭红、灰色、白色、紫罗兰色和深绿色里。

“除了船员，游艇上的其他人都是谁？”我问。

“两对夫妻，”拉克洛斯说，“弗朗茨和克拉拉?比奈特夫妇，保尔和巴贝特?西蒙夫妇。他们的别墅在这里。比奈特是瑞士人，跟赫尔曼一样是银行家。西蒙在里昂有一家大工厂。”

“一家什么工厂？”

“电子仪器配件供应厂。”

“有家庭吗？”

“当然有。但他们没来这里。他们远远地跟踪着我们的调查。我是说，没有嫡亲亲属，没有子女之类。尸体我们不是没法打捞吗？只有零零碎碎的尸体，已经火化掉了。火化之前，尼斯的法医研究所当然对这些碎尸详细检查过。所有的碎尸只得出一个线索。”

“哪一个？”

“那一定是一种非常剧烈的炸药炸的。”

“给您印象最深的念头就是他的朋友之一犯下了这桩罪行，是不是？”

“对，先生。您瞧，赫尔曼夫人告诉我们，这些朋友每年至少在这里住好几个月，他们全都跟她哥哥有生意往来。她马上就对我们这么讲了，因为她认为，我们会最先确定此事。我们也已经证实过了。这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社会。富得不得了的人们。全来自企业界和金融界。我们业已拜访过他们，恳请他们不要离开戛纳周围。他们答应了。”

“这些人叫什么？”我问，取出我的笔记本。

“我已经准备了一个名单。”矮个子拉克洛斯说。他推给我一页纸。

我读道：约翰?基尔伍德，美国人，石油。

加柯摩和比安卡?法比安，意大利人，重工业。

马尔科姆?托威尔，英国人，军事工业。

克劳德和帕斯卡勒?特拉博，法国人，酒店集团。

若塞和玛丽娅?萨冈塔纳，阿根廷人，肉罐头。

阿塔纳西奥和梅丽娜?泰奈多斯，希腊人，船主。

“没德国人。”我诧异地说。

“没有，没德国人，奇怪，是不是？因为赫尔曼毕竟是德国人。”

“对，正是。”我说。

“这些人，”拉克洛斯压抑地梳理着他的小胡子说，“无一例外全是亿万富翁。他们属于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卢卡斯先生。他们不常住在这里，除了赫尔曼夫人。特拉搏夫妇在巴黎附近有一座宫殿。其他人在全世界各处有他们的宫殿、别墅、套房和大牧场。他们只是来这里做客。这里是富人的世界，先生。但不是像那里聚集的这群人这种类型。这些人比全法国、全欧洲都更富有，富得令人难以想象。你很……你很难想象这些人的大脑和行为，先生。”拉克洛斯拿起一本打开的书，“我正在阅读一本新版的有关海明威的书。其中有许多他的谈话。我发现了一则，觉得它对您、对我、对我们大家都特别有意思。作家斯科特?菲茨杰拉德跟海明威谈论‘大富豪’。他说……”拉克洛斯嘴叼香烟，大声朗读，“……他们不同于你和我。他们拥有财产，早早地享受，这自有其后果。我们吃苦时，他们温存，我们信任时，他们讥讽。你若不是天生富有，就很难理解这个。在内心深处，他们以为他们比我们强，我们得在生活中自己寻找补偿和出路。即使他们深入钻进了我们的世界，或者深深地沦落到我们中间，他们仍一直以为他们比我们强。他们不一样。”

拉克洛斯抬起头。“您想知道海明威听了以后答的是什么吗？”

“什么？”

“他光是说：‘不错，他们钱更多。’”

我笑了。

“回答得很幽默，不错。”矮个子拉克洛斯狡黠地说，“但也仅仅是幽默而已。菲茨格拉德说得对，富人们不一样。直到现在我才不得不真正准确地认识到这一点。我的天，因为上司不在，就得有这些事。我只不过是代表他而已。而现在一切都落在我肩上了。”

“您要巴黎派高级官员来吧。”

“我已经要了。谁知道他们何时来？谁知道是谁来？”他几乎是恳求地说，“您同意我的看法吧？办这种案子得特别特别的小心才成，对不对？”

“肯定的，拉克洛斯先生。”我说。

“单看看联邦德国和美国吧。在美国，一小撮人私分了人民的财产。他们控制经济，操纵政治。您知道人口中不足百分之二点五的人控制着三分之二的经济吗？在您的国家，先生，百分之七十的生产总值操纵在百分之一点七五的人手中。经济的集中生产让这些‘大富豪’富上添富，通货膨胀的发展只波及工薪阶层，哪里都一样，富豪们的生产资本的价值还是上涨的！”

我想起杜塞尔多夫药房里的那位老妪，她曾经问我，为什么一切都越来越贵。

“当赫尔曼先生到达时，赫尔曼夫人和特拉博夫妇早就在这儿了。所有其他人相跟而至，比他先到或晚到两天。”拉克洛斯说。

“是赫尔曼叫他们来的吗？还是他们叫他来的？”

“我不清楚。”路易?拉克洛斯这位代理说，“我们正式听到的是他们相约而来，为赫尔曼先生欢庆六十五岁的生日。但这是否是真的……”他重重地叹息一声，“这些人是如此的有权有势。他们可以随心所欲。”

“您，一位警察，都这么讲？”

他只是点点头。

“对，我，一名警察，这么说。”他望向旁边，眯细眼睛，好像烟钻进眼睛里去了，“他们如此有权有势，他们……”他打住了。

“能毁掉每个人和他的位置——您想说这个，对不对？”

“您知道，先生，”这位“行政上司”的代表说，“我妻子和我，我们长期省吃俭用。我们刚买了一座小房子。当然还没付钱，背了一身债。但这房子处于绿丛中，不再是城里的那种热死人的住房。我有两个孩子，卢卡斯先生。儿子在上中学，他想成为物理学家。我女儿才五岁。我们是个幸福家庭。对于那些我现在要打交道的人来说，我只是一堆垃圾。他们跟我讲话，真是个奇迹。”又一支香烟……“他们必须跟您讲话！您代表着法律。”

“啊哈，法律，”拉克洛斯说，“哪一种？我的还是他们的？”

“只有一个法律。正义的法律。”

“您说得可真动听，卢卡斯先生。要真是这样倒好了。这些人习惯于跟总统、皇帝、国王和类似的人一起将生活安排得合他们的意。请您别误会，卢卡斯先生，我不眼热他们的财富。但我知道，如果我不谨小慎微，过分侮辱了他们，那我就会收到来自巴黎的电话。没什么严重的，没有。我只是被解职了，另一个人将来接替调查。一个非常温和的人。在戛纳当警察常常很困难。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都来这里。我们的官员和警察太少了。责任重大的岗位上的警官要求五十五岁退休，这是事实而不是例外！他们再也干不下去了，卢卡斯先生。我五十六岁。我还能够。但是我……”

“但是您担心您在一两年之后干不成了。”我低声说。

他捻着他的胡子根，眺望窗外的许多船。

我做了一件怪事。我对我刚刚认识的这个人说：“我也有这种担心，先生。”

他沉默地望着我，我们俩好一会儿无语。最后他说：“不管怎么样，我也向尼斯的司法警察局求助了，请求巴黎让经济警察来查查这些人。我独自一个人权力太小了。您也是，先生，包括您的保险公司，虽然它很大。我们这是在跟亿万富翁打交道。跟统治这个世界的财富，几乎跟全部的财富。这不是普通的谋杀，肯定不是。”

“如果您通知了巴黎，那么，那些大人物、部长和政治家也会盯着您。”我纯粹是作为钓饵说的。他果然回答了：“但愿如此，先生，但愿如此。”

他看上去更矮小更虚弱了，眼睛望着双手。一个姑娘的笑声从外面钻进来，然后又静下来了。路易?拉克洛斯热乎乎的办公室里一片阒静。我吐烟时才察觉，我点着了一支烟。

13

“此案中唯一的一个不是亿万富翁的人是昂热拉?黛尔菲娅。”拉克洛斯抚摸着他的小胡子说。

“那个也坐了船但是幸免于难的女人吗？”

“对。”

“她为什么要留在科西嘉？”我问。

“她在船上闹肚子，后来，返程时她太难受了，也太虚弱，不能跟其他人同行。眼下我们的一艘船把她从科西嘉接回戛纳了。”

“昂热拉?黛尔菲娅，”我说，“这女人是谁？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属于她吗？”

“哎呀，什么也不属于她，卢卡斯先生。”拉克洛斯说，“我是说，她当然富有，但她是通过辛辛苦苦的工作变富的。她所有的一切都是她凭自己的双手挣来的。她在戛纳这儿是个名人。”

“为什么？”

“她是一位著名的女画家，是个享有国际性声誉的画家。我感到奇怪，您还从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不，从没听说过。”

“奇怪。她画这个城市的头面人物，画来到我们这儿的大多数名人。画一张肖像就有理由收取许多钱。您知道吧，她给谁画像，那是一种荣耀。”

“结婚了吗？”

“没有。三十四岁。了无牵挂，完全自由。一个机灵的女人。我今天上午跟她谈了很长时间。她认识新贵、旧富、假绅士、百无聊赖者和吃饱了撑得慌的人们……也许您该尽快跟她谈谈。她有许多健康的人类理智。她也讲德语。”

“她住在哪儿？”我问。

他给了我地址和电话号码，我把它们写下来，嘴角叼着一支烟。然后我对他讲，明天早晨我会打电话给他，如果他们有了什么新消息，他可以随时打电话给我。他点点头，向我伸出被尼古丁染黄了手指的手。当我在门边转身时，他已经又坐在了他的办公桌旁，头撑在双手里，像个老头似的。他肯定又在想他的妻子、两个孩子和还没付款的房子，想那些非常富有和有权势的人们和退休命令。我也突然想起此事来。也许过几天，当贝茨大夫的体检结果全部出来时，我就会被召回。这也是一个美妙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