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总不至于把千人大会的全体参加者都当成白痴，而只会认为这是一些对于明天自己被抓也会乖乖服从的道德堕落的说谎者。

不断地说假话，和背叛行为一样，变成了唯一安全的生存方式。每动一下舌头都可能被人听去，每一个面部表情都可能有人观察。因此每一句话如果木必须是直接的谎言，也必须不与共同的谎言相抵触。存在着一套现成的句子、一套现成的标签、一套现成的公式。任何一篇讲话，任何一篇文章，任何一本书，不论是学术的、政论的、批评的或者是所谓"文艺"的--不使用这些主要的套话是通不过的。在最最科学性的文字里也必须找个地方对某某人的假冒的权威和假冒的发明权吹捧两句，把说了真话的某某人臭骂两句；即使是最高水平的学术著作，不夹进些这一类的谎言也不能出版。还用说那些吵吵嚷嚷的群众大会吗？还用说那些利用午休时间召开的狗屁不值的集会吗？在这些集会上必须举手反对你自己的意见；对于你不痛快的事假装兴高采烈（认购新的公债啦，降低计件工资额啦，为建立一个什么名目的坦克纵队捐款啦，承担星期天义务劳动，或者派孩子们去支援集体农庄庄员啦），以及对于八杆子够不着的地方发生的事情表示最深刻的愤慨（在西印度群岛或者巴拉圭发生的什么摸不着看不见的暴行）。

腾诺在监狱里害臊地回忆起，他被捕前的两个礼拜还向水兵们做过一次《斯大林宪法--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的报告。自然一句真心话也没有。）

没有一个打出过一页稿纸而没有说过假话的人；没有一个走上过讲坛而没有说过假话的人；没有一个在麦克风前面站过而没有说过假话的人。

如果到此为止也还罢了。要知道下面还有呢：和上级的任何一次谈话，在干部科的任何一次谈话，一般地和另一个苏联人的任何一次谈话都要求你说假话--有时候是瞪眼瞎说，有时候是瞻前顾后，有时候是点头认可。如果你的白痴交谈者当面对你说，我们撤退到伏尔加河是为了诱希特勒深入，或者美国人把科罗拉多甲虫丢到我们头上--你需要表示同意！一定要表示同意！以摇头代替点头会给你招来往群岛搬家的横祸（我们回忆一下丘尔佩涅夫的被抓，本书第一部，第七章）。

但这还不是全部：你的孩子在长大！如果他们已经长得够大了，你和你的老婆就不应当在他们面前公开说出你心里想的话；要知道，人家正在教育他们学习帕夫利克?莫罗佐夫，他们会脸不红心不跳地去建立这个功勋。而如果你的孩子们还小，就需要决定怎样教育他们最合适：是一开头就拿谎言当做真理端给他们（为了使他们将来比较容易生活），并且今后永远在他们面前说假话呢，还是冒着他们可能说漏嘴的风险，可能捐出去的风险，对他们说真话。因此一开始就得向他们讲清楚，真话是会带来杀身之祸的，一出家门就要说假话，只能说假话，就像爸爸和妈妈一样。

这样的选择使得你恐怕连孩子也不想要了。

谎言是生活得以长期稳定的基础；A?k--一个年轻、聪明、懂世故的女人，从首都来到某个省城的学院教文学。她的档案里没有任何问题，并且拿着一张崭新的副博士证书。她看到她讲主课的班级里只有一个党员女学生，于是断定这里的情报员一定会是她。（班级里必须得有个人送情报，这一点A?K是拿得准的。）她决定和这个党员女学生假装亲近。（顺便说一句，从群岛的策略角度看来这纯粹是失算。相反地，应当老给她打二分，那样一来，这人的任何小报告都会被看成是挟嫌报复。）她们俩又是经常在学院以外会面，又是交换照片。（女学生把A?K的照片放在党证夹子里）在假期她们两人亲热地通信。A?K讲每一堂课都尽力顺应自己的党员学生的可能的评价。这种令人羞辱的装模作样的四年过去了。女学生毕了业，对于A?k说来，这个人已经无足轻重了。这个女学生来看她，A?K毫不加掩饰地对她冷淡。女学生生了气，要求退回照片和信，并且大声说（最叫人哭笑不得的是，她大概根本不是情报员）："如果我念完研究生班，决不会象您现在这样死赖在这个可怜的学院不想走！您的课讲得像什么样子！--全是陈词滥调！"

的确！A?K为了适应一个情报员的接受能力，把一切搞得内容贫乏、色彩暗淡、棱角磨平，把她本来有能力讲得很精彩的这门课程完全毁了。

像某个诗人很机智地说过的；我们过去搞的不是个人迷信，而是两面派的迷信。

当然这也要区别不同的等级：有被迫的、自卫性的谎言，也有作家们最擅长的那种忘乎所以的、热情洋溢的谎言，即沙金娘以十分激动的心情于一九三七（！）写出的以下名句一类的谎言。她写道，社会主义时代竟把刑事侦讯也改变了面貌：据侦查员们介绍，今天的被侦查人都是自愿地同他们合作，主动地把关于自己和别人一切该讲的事都讲出来。

谎言使我们远离了正常的社会，使我们失去衡量事物的基准，在灰茫茫的浓雾中看不到一根路标。忽然，你从书中的脚注里发现，雅库博维奇的《在被遗弃者的世界里》一书，是在作者刚服完苦役正准备去流放地的时候出版的（虽然是用了一个假名字）。好了，拿来比比，拿来和我们比比！我那本迟到的、怯生生的小说刚刚奇迹般地溜过了关，人家马上就把拦路杆坚决地放了下来，门扇和门闩全紧紧地插牢了。而现在不仅当前发生的事情不许写，连三十年，五十年以前发生的事情也在禁写之列。我们有生之年还能读到这些吗？我们注定要泡在谎言和欺骗的污水里进坟墓了。

进一步说，即使有人提供了解真相的机会，还有一个我们这些自由的人们想不想知道的问题。奥克斯曼一九四八年从劳改营回来，以后没有再被抓进去，在莫斯科住下了。他的朋友和熟人没有抛弃他，经常帮他的忙，但是唯独不愿意听他回忆劳改营！因为知道了那个--他们以后怎么继续活下去？

战争结束以后有一首歌很流行：《这儿听不到城市的喧嚣》。没有一个歌手，即使是最平凡的，唱完这首歌得不到热烈的掌声。"思想感情管理总局"开头没有猜出其中的奥秘。既然是俄罗斯的、民间的，可以让电台广播嘛，舞台演唱也可以嘛。后来他们恍然大悟--赶紧划X。因为歌词讲的是一个在劫难逃的囚徒，讲的是一对被拆散的情人。忏悔的需要终归还潜藏在人们心里，它微微地蠕动着。说够了假话的人们至少在听这一首歌的时候可以出自真心地拍几下巴掌。

9．残忍。在上述的种种品性当中，哪里还有慈善心肠的立足之地？当你推开落水者求援的手的时候怎么可能继续保持你的善良？你一旦沾染了鲜血，以后只会变得越加残忍。对残忍（"阶级的残忍"）又是歌颂，又是培养，弄得你确实不知道好与坏之间的界限究竟在哪里。再加上善良遭嘲笑，怜悯遭嘲笑，仁慈遭嘲笑--这时候你用铁链也挂不住那些被人血灌醉了的人们了。

一个未署姓名的妇女写信给我（来信地址是阿尔巴特大街十五号），向我提出关于"某些苏维埃人"特有的"残忍性的根源"问题。为什么处在他们支配之下的人越无法自卫，他们表现出的残忍性越大？她举出一个例子，也许远远不是最重要的，但我仍要把它转述在下面：

一九四三-四四年冬，在车里雅宾斯克火车站行李寄存室外的遮檐下。气温是零下二十五度。由外面刮到遮檐下的积雪被紧紧地踩牢在水泥地面上。行李寄存室窗口里坐着一个穿棉袄的女人，隔窗站着一个穿熟羊皮外套的肥壮的民警。他俩互相调情挑逗，谈得入神。水泥地上躺着几个穿着泥土色的单布衣裳、裹着市片的人。用"破旧"两个字形容他们身上的布片都嫌过分美化。这是几个小青年，他们身体虚弱、浮肿，嘴唇上长着脓泡。其中一个看起来正在发烧，他把赤裸的胸膛贴在雪上，发出呻吟。讲述这件事的这位妇女走过去，问他们是什么人。原来他们一个是劳改期满释放的，另一个是因病释放的。但是释放证明写得不对，所以现在站上不给他们回家的车票。他们已经没有力气返回劳改营--腹泻把他们耗空了。这位妇女掰给他们每人一小块面包。在这当口民警忽然中断了他的愉快的交谈，用威胁的口气对她说："这是怎么回事，大婶，认出亲戚来了？你还是赶快离开这儿好。没你帮忙他们也会死。"她一想--他们真格儿地会把我也抓进去的（想得对！为什么不会呢？）。只好走开了。

这一切--她心里怎么想的，她怎么走开的--对于我们的社会是多么典型啊。还有那个狠心的民警，那个狠心的穿棉袄的女人，那个不给他们车票的售票员，那个不肯送他们进市内医院的女护土，那个在劳改营里给他们开证明的昏头昏脑的自由雇员。

严峻而险恶的岁月来临了。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人会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时代那样把犯人叫做"苦命人儿"。要叫，大约只会叫做"臭肉"。一九三八年马加丹的小学生们朝押解过路的女犯队伍扔石头（苏罗夫采娃回忆）。

我国从前或别国现在有没有这么多使人厌恶和寒心的住宅里的和家庭里的纠纷？这种事情每一个读者都能说出一大堆，我们仅略举

罗斯托夫市多洛马诺夫大街上的一座筒子楼里住着一个叫维拉?克拉苏茨卡娅的女人。她的丈夫是一九三八年被捕后死在狱中的。她的邻居安娜?斯托利贝格知道这件事--整整十八年，从一九三八至一九五六，她一直因为抓着这个把柄而洋洋得意，经常用威胁的话折磨克拉苏茨卡娅；在厨房里和走廊上碰到她就会用咝咝的声音对她说："我说要你活你才能活。我只要说一个字，黑乌鸦就会来接你。"只是到了一九五六年克拉苏茨卡娅才决定给检察长写了一封控告信。从此斯托利贝格不说了。但她们仍继续合住一个单元。

柳比姆市的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谢苗诺夫一九五0年被捕后，他妻子当年冬天就把眼他们住在一起的婆婆玛丽亚?伊里尼奇娜?谢苗诺娃赶出了家门："滚吧，老妖婆！你的儿子是人民的敌人！"（六年以后丈夫从劳改营回来。她和已经长大成人的女儿娜佳一起半夜里把只穿着内裤的丈夫赶到大街上。娜佳在这件事上特别积极，因为她需要给自己的丈夫腾出空间。她把长裤朝她爸爸的脸上摔过去，嘴里喊着："滚出去，老混蛋。"）婆婆到雅罗斯拉夫尔去投靠她的无子女的女儿。女儿、女婿很快就对老太婆感到厌烦了。女婿瓦西里?费多罗维奇?梅捷尔金，消防队员，常常在不值班的日子里用两个手掌捧住老大母娘的脸，夹得紧紧地让她扭不了头，以朝她脸上吐唾沫取乐，一直到把口水吐干，同时竭力吐到她眼里和嘴里。当他火气更大的时候，便把生殖器掏出来朝老太婆脸上符，还说："给你！嘬嘬！快死去吧！"他老婆对从劳改营回来的兄弟解释说："瓦复喝醉了。叫我拿这喝醉酒的人有什么办法？"后来为了申请分配一套新单元（"需要带洗澡间的。我们没地方给老妈妈洗澡！总不能让她老人家到外面澡堂子里去洗吧！"）对老太婆的态度才开始过得去。"以有老人为理由"得到一套单元以后，他们用大橱小柜把各个房间塞得满满的，把妈妈赶进立柜和墙壁之间的三十五公分宽的夹缝里，要她老躺在里头，不许探头探脑。谢苗诺夫这时住在儿子家里。他没问过儿子，就冒险把老妈妈接进家来。孙子进屋，奶奶朝他跪下，说："沃沃奇卡！你不会把我赶出去吧？"孙子做了一个难者的表情说："好吧，我结婚以前你可以在这儿住。"孙女娜佳-一娜杰日达?尼古拉耶夫娜?托普尼科娃的情况也可以顺便在这里谈谈。她在这期间念完了雅罗斯拉夫尔师范学院历史语文学系，入了党，当了科斯特罗马省涅雅市区报编辑。她还是个诗人，一九六一年当她还在柳比姆市的时候曾用诗歌形式给自己的行为做了辩护：

既然要斗，就当真地斗！

是你亲爹？！也要狠狠地揍！

道德？！全是胡说八道，

我才不听那一套！

在生活中迈步向前，

我只需要冷静的算盘。

但是党组织要求她把和父亲的关系"正常化"，于是她就忽然开始给父亲写信。喜出望外的父亲回了她一封谅解一切的信，她马上拿去给党组织着。他们看了以后，在她的名字下面打了个勾。从此她只是在每年五月和十一月的两个大节日给他去一封贺节信。

这场悲剧涉及了七个人。这就是我国狱外社会的大海之一滴。

在比较有教养的家庭里是不会把仅穿着内衣的无辜受害的亲属赶到大街上去的，但是他们会以他为耻，他们会对他的充满怨气的"错误"世界观感到麻烦。

还可以列举下去。还可以指出存在着：

10．奴隶心理。上面提到的那个巴比奇在写给检察长的申诉书里是这样说的："我理解，在战争期间，我们的政权机关负担着比审查个人案件更为重要的任务。"

还有许多别的。

但是这里我们也要承认：如果斯大林时代的这一切不是自发产生的，如果这全是他亲自为我们一条一条地设计出来的--他可真算得了是个天才。

在这个恶臭阴湿的世界里，只有刽子手和最无耻的背叛者春风得意，而剩余的正直人除了以酒消愁便别无其他的勇气，青年们的皮肤晒成古铜色而灵魂却在发霉，一只灰绿色的魔掌每夜都要伸出来揪住什么人的衣领，把他塞进一只匣子。在这样的世界上，成百万被群岛夺去了丈夫、儿子或父亲的妇女们在迷们和盲目中徘徊。她们比谁都更加惊恐不安。她们害怕闪亮的人名牌、办公室的房门、电话铃、敲门声。她们害怕邮递员、送牛奶的女人和修水管的工人。谁认为她们妨碍了自己的利益，都可以把她们赶出住宅、工作单位和城市。

有时候她们轻信地把希望寄托在按字面理解"剥夺通信权"的判决词上，以为十年过去，他就会来信。她们在监狱门外排队。她们跑到一百多公里以外的什么地方，因为听说那里接受寄往监狱的邮包。有时候是她们自己死在她们狱中的亲人之前。有时候是她们根据退回来的食品包裹上附的"收件人在医院死亡"的条子知道了亲人的死期。有时候像奥利加?恰夫恰瓦泽那样千里迢迢奔赴西伯利亚给丈夫的坟头上带去一杯家乡的黄土--只不过已经没人能指给她，究竟在哪一个土包下埋着她的丈夫和另外三个人的遗骸。有时候像泽尔马?茹古尔那样，给伏罗希洛夫之类的人写一些由自己送上去的信。她们忘了伏罗希洛夫的良心早已在他的肉体死亡之前死掉了。

这些女人身边有年幼的孩子，每个孩子长到一定时期都绝对需要爸爸回来，过了这个关键时期就会迟了。可是爸爸总不回来。

用学生练习本上撕下的一张斜格纸折成的三角信。是用红色和蓝色铅笔交替着写的--一定是孩子的手把铅笔放下来休息，然后又拿另一头写。棱棱角角的幼稚的带间隔的字迹，有时候一个字被写成了两截：

"爸爸你好我忘了应该怎样写我很快就要

上学了过了第一个冬天你就快回来吧不然

我们可不好啦我们没有爸爸妈妈说你一会儿

出差一会儿有病你干嘛不从医院跑出来这儿的

奥列什卡从医院只穿衬衫就跑出来啦妈妈会给

你做新裤子我把皮带送给你反正同伴们都怕

我只有奥列什卡我从来不打他也说实话他也是

穷人还有一次我害病发烧想跟妈妈一块死可

是她不愿意我也不愿意唉手累麻了不写了吻

你好多好多次

伊戈廖克六岁半

我已经学会写信封妈妈还没下班我已经把

信放进邮箱啦

马诺利斯?格列佐斯"在一次鲜明而激动的讲话中"向莫斯科作家们介绍了在希腊监牢中受苦的同志们的情况。

"我明白，我所讲的使你们的心都发颤了。但我这样做是有意识的。我希望你们的心为那些在监牢里受苦的人们感到痛楚……请你们为争取希腊爱国者的释放而大声疾呼吧。"

这些饱经世故的老狐狸们当然是大声疾呼起来！要知道在希腊有二十来个囚犯在受苦受难呐！也许是马诺利斯本人不明白他的呼吁之可耻，也许是因为在希腊没有这句谚语：

"家有伤心事，何必为人愁"。

在我国各地都能看到这样的雕塑：一个石膏卫兵牵着一条挣着扑向前方去咬什么人的警犬。在塔什干，这样的塑像至少还是立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学校大门口的，可是在梁赞市它却成了全城的标志：如果你由米哈依洛沃方向进城的话，它是你能见到的唯一的纪念像。

而我们见到它也不会厌恶地打一个冷战。对于这种唆使狗去咬人的形象我们习惯了，觉得它是很自然的。它要咬的是我们。

我把本书前面提到的所有囚犯的命运都分成了许多片断，使他们的故事服从于本书的计划--勾划出群岛的轮廓。我避开写传记的方式；它可能太单调，照那样没完没了地写下去，会把研究的责任从作者的肩上推卸到读者的肩上。

但正因为如此，我才认为有权利在这里完整地写出几个囚犯的命运。

1．安娜?彼得罗夫娜?斯克里普尼科娃

近科普市普通工人的独生女，生于一八九六年。正如党史已经告诉我们的，在万恶的沙皇制度下，所有求学的道路对她都是封闭的，她注定要过半饥半饱的奴隶生活。这一切她真的都遇到了，但时间却是在革命以后。在革命前她还是进了迈科普市文科中学。

安娜长成了一个大个儿的姑娘，头也长得特别大。中学的一个女同学给她画了一张全是用圆圈构成的肖像：她的脑袋（从各方面看）是圆的，她有一个圆额头和一双永远带着困惑的表情的圆眼睛。耳垂好像是长进面颊里去的小圆球。肩膀也是滚圆的。整个人好像个大圆球。

安娜过早地开始思索。上三年级的时候就请求老师允许她在中学图书馆借阅杜勃罗留波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老师生气地说："你读这个太早了！""好吧，您不同意，我就到市图书馆去借。"她十三岁时"解脱了上帝"，不再信神了。十五岁时钻研早期基督教著作。唯一的目的是要在课堂上对神甫进行激烈的驳斥，使全班同学都拍手称快。不过她倒是接受了古老信仰派教徒的坚忍不拔的精神，把它作为自己最高的典范。她吸取了这种思想：宁可死，自己的精神支柱不可折。

并没有人干涉她领取应得的金质奖章。一九一七年（真是求学的好时机！）她来到莫斯科，考入恰普雷金女子高等学校的哲学心理学系。作为金质奖章获得者，在十月政变以前，她可以领到国家杜马的助学金。这个系专为文科中学培养逻辑学和心理学教员。整个一九一八年，她一边靠私人教课挣钱，一边学习心理分析。她显然是一个无神论者，但她以整个的心灵感觉到……准火焰般的玫瑰之上，静止地，

万物的活的祭坛的烟霭冉冉升起。

这时她已经倾心于佐尔丹诺?布鲁诺和丘特切夫的诗意的哲学，甚至一度自认为是东方天主教徒。她贪婪地改换着信仰，也许比改换服饰更勤（她没有什么服饰，况且她根本不在意这些）。她还曾认为自己是个社会主义者，认为起义和内战的流血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她不能容忍恐怖政策。民主，但不要暴行！"可以让双手沾染鲜血，但不能沾染污秽！"

一九一八年末她不得不放弃学业（那个学校本身还存在着吗？），历尽艰险回到父母身边，因为那里比较吃得饱。她来到迈科普，这里已经成立了一个兼收成年和青年的国民教育学院。安娜竟然做了该院的逻辑学、哲学和心理学代理教授。她在学生当中很得人心。

这时期白军在近科普已经面临本日。一位四十五岁的将军企图说服她跟自己一同逃跑。"将军，不要装样子了。趁着还没有逮捕您，快跑吧！"那些日子里，一个中学历史教员在教员们自己的聚会上举杯提议"为伟大的红军"干杯。安娜拒绝干杯，她说："我决不干这一杯！"平素知道她的左倾观点的朋友们眼睛瞪得圆圆的。"这是因为……尽管有永恒的星星……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处决。"她预言。

她有这样的感觉，所有的优秀人物正在这次战争中灭亡，只有随波逐流者能够幸存。她已经预感到她的伟大时刻正在来临，但是还不知道……它将是怎样的事件。

几天以后红军开进了近科普市。又过了几天，召开了一次全市知识分子大会。第五军特别处处长洛谢夫上台讲话。用一种（离骂街不远的）横扫一切的口气痛斥"腐烂的知识分子"："怎么？你们是脚踩两只船吗？等着我来请你们？为什么你们自己不来？"越说火气越大，他把左轮手枪从抢套里抽出来，一边摇晃着它一边叫喊着："你们的整个文化都是腐烂的！我们要彻底摧毁它，建立新的！你们当中谁敢挡道，我们就把他消灭！"说完向会场上问："谁要发言？"

大厅像坟墓一样沉默着。没有一下掌声，没有一只手举起。（大厅沉默着--这是因为吓呆了。但是恐吓还没有经过排练，所以人们还不知道这时是必须鼓掌的。）

洛谢夫一定没有估计到有人敢出来发言。但是安娜站起来了："我发言！""你？好吧，爬上来，爬上来！"于是她穿过大厅登上舞台。一个身材高大、圆脸、面颊甚至还透着排红的二十五岁的女子，慷慨的俄罗斯大自然的产儿（她领的面包口粮只有八分之一磅，但是她父亲有一个不坏的菜园子入栗色的粗辫子能够拖到膝盖。但她是个代理教授，不能像这样打扮，所以把它盘在头顶上，好像是多了一个头。她声音洪亮地作了回答：

"我们听到了您的愚昧无知的讲话。你们召集我们到这里来，但是没有通知是来埋葬伟大的俄罗斯文化。我们原以为会看到一个文化传播者，而看到的却是掘墓者。您今天与其讲这些话，还不如简单地把我们骂～顿！我们应当理解您是代表苏维埃政权说话的吗？"

"不错。"已经慌了手脚的洛谢夫还是很骄傲地肯定。

"如果苏维埃政权将用您这样的土匪做它的代表，它是要垮台的！"

安娜说完了，大厅里响起了轰鸣的掌声。（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还不觉得害怕。）大会到此结束，洛谢夫找不到词儿了。人们向安娜走过来，在人丛中握她的手，低声说："您这下可完了。他们马上会来抓您。可是谢谢您，谢谢您！我们为您感到骄傲，但是您……这下可完了！您做出了什么事啊？"

契卡人员已经在她家等着。"教员同志！你过得真穷--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张床，没什么可搜查的。我们还没抓过你这样的。你爸爸是工人，你这么穷，怎么站到资产阶级那边去了？"契卡机关还没有建立好，他们把安娜带进特别处办公室的一个房间，那里已经关着一个白军上校比尔德林格男爵。（安娜是他受审和处决的见证人。她事后告诉男爵的妻子："他死得很光彩，您可以自豪！"）

她被带进一间屋里去审讯。这是洛谢夫睡觉兼办公的屋子。她进门时，他正坐在摊开被子的床铺上，穿着马裤，内衣的扣子没有扣，在胸前搔痒。安娜立即要求押解她的士兵："把我带回去！"洛谢夫反唇相讥说："好，我马上去洗得干干净净，带上干革命用的羊羔儿皮手套！"

她在大欢喜的精神状态中等待着死刑判决，这样过了一个星期。斯克里普尼科娃现在回忆起来，觉得这是她一生中最光辉的一个星期。如果能理解这句话的确切意义，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她说的这句话。当你摒弃了对不可能的得救的一切希望而将自己坚定不移地奉献给一桩大事，这种大欢喜的精神状态便会作为对你的报偿而在你的心灵中降临。（好生恶死的念头则会破坏这个大欢喜的状态。）

她还不知道全市的知识界正为她的开释进行请愿。（在二十年代末这恐怕已经无济于事，到了三十年代初恐怕没有人再敢做这种事了。）洛谢夫在审讯她的时候采取了和解的方针：

"我拿下过多少城市，没遇见过一个像你这样的疯子。城市还在戒严状态，大权都在我手里，可是你骂我是--俄罗斯文化的棺材匠！好啦，好啦，咱们俩人都发了火……你把什么土匪、流氓之类的话收回去吧。"

"不。我现在对您还是这样看。"

"从早到晚不断有人来为你求情。看在苏维埃政权正在度蜜月的份上，我不得不让你出去……"

他们让她出去了。并不是因为他们认为她的讲话是无害的，而是因为她是工人的女儿。如果是医生的女儿，他们是不会饶过的。

斯克里普尼科娃的狱中历程就是这样开始的。

一九二二年她被抓进克拉斯诺达尔的契卡，在里面关了八个月--"因为和一名嫌疑分子相识"。在那个监狱里流行着伤寒病，而且犯人十分拥挤。面包口粮是八分之一磅（五十克！），还是用杂合面做的。她眼看着身旁一个女犯手里抱着的孩子活活饿死了。从而安娜发誓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永远不生孩子，永远不接受母性本能的诱惑。

她坚守了这项誓言，她一辈子没有成家，而她的命运，她的拒不妥协的精神向她提供了一次又一次的重返监狱的机会。

后来似乎开始了平静的生活。一九二三年斯克里普尼科娃申请到国立莫斯科大学心理研究所工作，在填写调查表时她写道："本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接谈人出于一片好心劝告她："您犯傻了吗？哪能这么填？您就写上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您心里爱想什么就想什么。""但是我不愿意欺骗苏维埃政权。我根本没读过马克思……""那更得这么写了。""不。等我研究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如果我能接受这个主义的话，我再这样写。"于是她先去残疾儿童学校当老师了。

一九二五年，她的一个好朋友的丈夫，社会革命党人，拒捕潜逃。为了逼他投案，国家政治保卫局把他的妻子以及他妻子的朋友即安娜抓了去当人质。（在新经济政策的高峰时期仍在抓人质？）她走进卢宾卡的监房时仍是那么一个圆脸庞、大个头、辫子拖到膝盖的女子。（她就是在这里听到侦查员的劝说："这种俄国知识分子派头已经过时了！……只照应你自己吧！勾这一次她被关了一个月左右。

一九二七年因为参加了一个后来被当做自由思想的巢穴而捣毁的由教员、工人组成的音乐团体，安娜第四次被捕。她得到了五年，是在索洛维茨和白波运河上服完刑的。

从一九三二年起的很长一段时间，当局没有碰她。不过看起来她自己也活得比较谨慎小心了。然而一九四八年以后她一再被工作单位解雇。一九五0年心理研究所把原已接受的她的博士论文（《杜勃罗留波夫的心理学观念》）退还给她，理由是她于一九二七年有过五十八条的前科！在她的这个困难时期（她三年多没有工作了）……从中央来到弗拉基高加索的国家安全部特派员利索夫（瞧，洛谢夫又来了！他还活着？连字母也没有改变几个啊！仅仅是不像麋鹿--"洛斯"那样公开地昂着头，而是像狐狸--"利斯"那样低头乱窜）建议她跟他们合作，代价是给她安排工作，允许她进行论文答辩。她骄傲地拒绝了。于是很便当地给她炮制了一个罪名，指控她在十一年前（！）即一九四一年曾说过：

--我们对战争没有做好准备（难道我们做好了准备吗？）；

--德国陈兵我国边境，而我们还给他们运粮（难道不是这样吗？）。这次她得到了十年，落进了特种营--先是莫尔多维亚的杜勃罗夫拉格，后来是克麦罗沃省苏斯洛沃车站的卡梅施拉格。

她感到自己面对着一堵穿不透的墙。这时她拿定了主意要给一个地方写申诉书，那不是别处，而是……联合国！！斯大林在世的时候她发出了三份。这并不是纯粹在耍什么手法--完全不是！她当真地是通过在内心中与联合国交谈来排遣她永远翻腾激荡的灵魂。在这人吃人的数十年中，她真的没有看到世界上还有其他的光明。在这些上诉书里她痛斥苏联国内的残暴专横，请求联合国向苏联政府提出要求：或者重新审理她的案件，或者把她处决，因为她不能在这种恐怖状态下继续生活下去。她在信封上写着苏联政府某领导人"亲收"，而里面夹着"请转交联合国"的条子。

在杜勒罗夫拉格，她被一帮狂怒的长官们叫了去：

"你怎么胆敢给联合国写信？"

斯克里普尼科娃像平常一样站在那里，挺直、高大、庄严：

"无论刑法、刑事诉讼法还是宪法都没有禁止这件事。而你们竟然私拆寄给政府领导人个人的信件，怕是不应该吧！"

一九五六年一个最高苏维埃的"清理"委员会在他们这个劳改营里进行工作。委员会的唯一任务就是尽多尽快地把犯人放出去。有个很简单的手续，只要求犯人说几句认错的话，低着头在那儿站一会就行了。但是不，安娜?斯克里普尼科娃不是这种人！和普遍的正义相比，她本人的释放算得了什么！她怎么能接受宽恕，如果她本来就无罪？她向委员会宣布：

"不要高兴得过分！斯大林恐怖政策的所有推行者迟早都得向人民做出交代。上校公民，我不知道在斯大林时代您本人是什么样的人。但如果您是他的恐怖政策的推行者，您也得站到被告席上。"

委员们火冒三丈，吼叫起来，说她侮辱委员会成员就是侮辱最高苏维埃，说这事不能便宜了她，说她还得从早到晚她在劳改营里蹲下去。

为了坚持对正义的不可实现的信念，她果然在劳改营里又多蹲了三年。

她在卡梅施拉格有时继续给联合国写信（一九五九年以前的七年中她一共向各机关写了八十封申诉书）。由于这些信件，一九五八年她被送到弗拉基米尔政治犯监狱去了一年。那地方有这么一条规定：当局每十天接受一封写给任何方面的申诉。半年期间她从这里向不同机关发出了十八封申诉书。其中十二封是给联合国的。

她终于达到了目的！--不是处决，而是重新侦查！对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五二年的两案重新进行侦查。她对侦查员说："您看怎么样？在苏联官僚制度的墙上打开洞口、强迫耳聋的忒眯斯听到一点声音，唯一的办法是向联合国上诉。"

侦查员有时急得跳起来，捶着胸口说：

"斯大林恐怖政策--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要这样称呼个人迷信--所有的推行者都要对人民做交代吗？就拿我来说，为什么要我做交代？那时候我们能推行什么别的政策吗？况且我当时对斯大林是无限信仰的，我一点情况也不了解。"

但是斯克里普尼科娃继续穷追猛打：

"不对，不对，这是讲不通的！每一件罪行都要有人负责！你要谁来为成百万的无辜者的死亡负责呢？为民族的精华，为党的精华的牺牲负责呢？已经死掉的斯大林吗？已经毙掉的贝利亚吗？而你们却继续在政治上飞黄腾达吗？"

（而她的血压这时候已经升到危险点，她一闭上眼睛便觉得天旋地转，一片火红。）

本来还会继续扣住她不放，但是在一九五九年做出这种事已经是太不像话了。

以后的岁月里（她今天还健在），她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为仍在狱中、流放中以及尚未平反的她后期在劳改营里结识的熟人们奔走接济。有些人在她的努力下得到了释放，另一些人的名誉得到了恢复。她还承担了为本市居民进行辩护的义务。她的笔杆子和写着"寄往莫斯科"的信封使市政当局也要怕上三分，有些事不得不对她有所迁就。

如果所有的人都有安娜?斯克里普尼科娃的四分之一的不调和精神--俄国的历史恐怕就会是另一个样子了。

2．斯捷潘?瓦西里耶维奇?洛希林

一九O八年生于伏尔加地区，造纸厂工人的儿子。一九二一年大饥荒中成为孤儿。这孩子生性并不活跃，然而十七岁已经入了共青团，十八岁进了农村青年学校，二十一岁毕业。在这期间他们曾被派去帮助进行粮食征购工作，一九三0年在本村参加消灭富农运动。可是他没有留在村里建设集体农庄，而是在村苏维埃"打了证明"，拿着它上了莫斯科。费了好大的劲才在建筑工地上找到一个……壮工的工作。（那正是失业时期，当时盲目流入莫斯科的人特别多。）一年后应征入伍，在部队被吸收入党，后来转为正式党员。一九三二年就已经复员回到莫斯科。可是他不想再去当壮工，想学点技术，所以请求区委介绍他去厂里当学徒工。但是看来他这个党员还是不大行，因为连这点要求都被人家拒绝了。人家要他去当民警。

可是在这当口，倒是他不干了。如果他不是这样决定，这个传记大概也用不着写。但是--他好歹不干！

年轻轻的干壮工，没有一技之长，在姑娘们面前都害臊。可是到哪儿学专长去？他只好到"口径"工厂"去干活，还是当壮工。在厂里一次党员大会上他傻乎乎地为支部显然决定要清洗的一个工人说了些辩护的话。那个工人照样按原定计划被清洗了，而洛希林从此也穿上了小鞋。他收来的党费在集体宿舍里被盗，他用自己那九十三卢布的工资赔不起。结果是开除党籍，还威胁说要送法院（难道遗失党费也能按刑法典处理？）。洛希林在精神上已经退了坡，有一天他连工也没去上。他们以旷工为理由把他开除了。背着这样的问题，他长久找不到工作。一个侦查员把他叫去盘问过一阵，过后也丢开不管了。等着受审吧--可又总不开庭。忽然下来了一份缺席裁决：强制劳动六个月，工资扣发百分之二十五，通过市劳改局执行。

一九三七年九月的一天，洛希林到基辅车站小吃部去（我们自己生活中会发生的什么事我们能说得准？如果他再多忍上十五分钟的饿，会怎么样呢？如果他到别的小吃部去吃东西呢？……）。也许他脸上带着失魂落魄的表情或者好像在东张西望？他本人并不知道。迎面走来二个穿内务人民委员部制服的年轻妇女。（这是该你们女人家干的差事吗？）她问："您在找什么？您到哪儿去？""去小吃部。"那女的指了指一个房门："到那屋里去！"洛希林当然是服从了她的指挥（你向一个英国人说这句话试试！）。这里是特别科办公室。一个干部坐在办公桌后面。那女的说："这个人是我在车站巡逻时拘留的。"说完就走了，洛希林一辈子再也没见过她。（我们也永远不会知道她！……）那个干部不让他坐下就开始讯问。他拿走了他的全部证件，把他送进拘留室。那里已经有两个男人。据洛希林自己讲，他"这次没有征得许可（！）就在他们旁边的一张空椅子上坐下了。"三个人呆坐了好长时间。来了几个民警把他们带到羁押室。一个民警叫他们把身上的钱交给他，因为据他说在羁押室里"反正要被人夺走的"（民警和盗贼之间有多么惊人的共同点！）。洛希林扯谎说他身上没有钱。他们在他身上一搜，钱就永远被没收了。马合烟倒是还了给他。他带着两盒马合烟走进了自己头一间牢房，把烟往桌上一摆。当然屋里的人们都没有烟抽了。

从羁押室里只被带到侦查员那里一次。那人问洛希林是不是干扒手这一行的。（这本是多好的得救机会！应当说：是，我是干这一行的，这是头一次被抓。为这种事情顶了不起是遣送出莫斯科。）可是洛希林骄傲地回答："我是自食其力的。"侦查员也没有给他扣别的罪名。侦查到此就算结束，也没有开庭审判。

他在羁押室蹲了十天。一天夜里把他们全体转押到彼得罗夫卡大街的莫斯科刑事侦查局。这地方可是又挤又闷，水泄不通。窃贼们是这儿的主干，他们夺走囚犯们的东西拿去赌钱。在这里洛希林第一次被"他们奇怪的大胆，他们坚持据有的某种不可理解的优越地位"吓得目瞪口呆。某一个晚上，他们被一车车地运往斯列坚卡大街上的递解监狱（建立红色普列斯尼亚监狱之前就在这儿）。这里的牢房更挤。坐在地上和睡板铺的人们要倒班。被盗窃犯们剥得衣不遮体的人，民警发给穿的--树皮鞋和民警的旧制服。

和洛希林同来的以及其他的人当中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从来没有听到任何起诉也没有被传到法庭上去过，可是和已决犯一样地押来押去。洛希林一行被递解到佩列鲍尔。在那里填写入营登记表的时候他才获悉自己的条文是CB3--"社会有害分子"，刑期是四年。（至今他还莫名其妙：我爸爸是工人，我本人也是工人--为什么成了"社会有害分子"？如果我过去是做买卖的，那还说得过去……）

伏尔加拉格。伐木场。一天十小时工作，除了十一月和五月的两个节日，没有一天公休。（战争爆发前的整整三年都是如此！）有一次洛希林折断了一条腿。做手术，住院四个月，拄双拐三个月。然后又去伐木。四年的徒刑就是这样服完的。战争开始了，但他毕竟不算是"五十八条"，所以仍在一九四一年秋天按期获释。洛希林获释前夕有人偷走了他的外套，那是在他的装备卡片上记了帐的。他苦苦哀求杂役们把这件可恶的外套注销--不行！人家不肯发这个慈悲！他们从他的"释放费"扣除了外套的价值--实际多算了一倍的钱，而这件破烂的棉宝衣的官价本来就贵得吓人！这样，在一个寒冷的秋日，让他穿着一件劳改犯的单布衣出了营门，几乎没有一点路费，没有面包，甚至没有一条成鲜鱼。门岗在出口处搜完了他的身，便祝他一路顺风。

他在释放的日子也像被捕的那天一样，遭到洗劫……

在登记分配科科长办公室里开离营证明的时候，洛希林反着个儿读出了他的档案里写的内容。那里面写的是："在车站巡逻时拘留的……"

他回到本乡本土的苏尔斯克市。区兵役局因为他有病而免除了他的兵役。可是这样却反而糟了。一九四二年秋兵役局遵照国防人民委员会第336号命令对所有能从事体力劳动的兵役适龄男性公民实行动员。洛希林被编入乌里扬诺夫斯克市卫戍部队营房。

管理部的劳动支队。这是个什么性质的支队以及受到怎样的看待仅从以下一点就可以判断出来：这个支队里有很多战争爆发前就已经征召入伍但由于不可靠而没有派到前线去的西部乌克兰的青年。所以洛希林等于又落进了群岛的一个变种，一个按军队编制的没有看守的劳改营。它的任务同样是在榨干这些人最后一把力气后加以消灭。

十小时的工作日。营房里是没有任何卧具的双层板铺。（他们出工以后营房好像是没人住的。）不论劳动还是平时，都是穿着从家里被抓来时穿的那一套衣服，内衣也是自己的。既没有洗澡房也不发换洗的内衣。他们的工资很低，面包（六百克）和其他食物（十分粗劣的。一天两顿，每顿一汤一菜）的价钱都要从工资里扣。连发给他们穿的楚瓦什桦树皮鞋都要算钱。

支队管理员和队长是从队员中指派的，但是他们没有任何实权。一切由修建办公室主任M?热尔托夫说了算。他是一个想怎么干就能怎么干的上皇帝。只要他说一句话，有的队员就一两天领不到面包和午饭。（"哪儿来的这种规矩？"洛希林奇怪地问，"连劳改营里也不像这样。"）同时，正在养伤的身体还衰弱的前线士兵也陆陆续续被派到这个支队里来。给支队配备了一名女医生。她有权开病假条，但是热尔托夫不许她写。她怕他，她哭，也没有向队员们瞒着自己的眼泪。（这就是自由！这就是我国的自由！）大家全长了虱子，板铺上爬满了臭虫。

但这毕竟还不是劳改营！他们是可以提意见的。他们果真提了。给省报写信，给省委写信。哪儿也没有回音。唯一的反应来自市卫生局：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消毒，让每个人好好地洗了一个澡，给每人发了一套内衣和若干卧具--但全要从工资里扣钱（！）。

在一九四四-一九四五年的冬天，即洛希林在支队里劳动的第三年的开端，他自己的鞋袜全穿烂了，因此没有上工。马上以旷工为理由给他判了罪--在本支队内服劳改刑三个月，工资扣发百分之二十五。

在春天的湿地上，穿着树皮鞋的洛希林再也走不了路，又一次没有出工。他又一次被判刑（如果连缺席判决的那一次也算上，这是他一生中的第四次了！），这次审判是在营房的所谓"红角"里进行的，判决是监禁三个月。

但是……并没有关监牢！因为让洛希林白吃饭对国家不利！因为任何一种监禁也没有比这种劳动更难受的了！

这事情发生在一九四五年的三月。如果在这以前洛希林没有给卫戍部队营房管理处写过一封告状信，说热尔托夫答应给每人发一双鞋可是至今不发（由他一个人写，是因为严厉禁止集体告状。搞这种和社会主义精神背道而驰的集体告状，弄不好会捞到一个"五十八条"），事情本来也就这么过去了。

由于加上了这件事，洛希林被叫到人事科："把工作服交回来！"这个平时不声不响的劳动干将三年以来领到的唯一东西就是一条劳动围裙。洛希林把它解下来，轻轻地放在地板上。营管处叫来的地段民警就在一边等着。他把洛希林带到派出所，当晚就送进了监狱，但是监狱值班员发现公文里有毛病，拒绝接受。

民警又把洛希林带回派出所。半路经过他们劳动支队的营房，民警说："去，回去歇着吧，反正你也跑不到哪儿去。等我一两天来接你。"

一九四五年快到四月末了。传奇般的师团已经逼近易北河，对柏林形成了包围。国家天天放礼炮，把天空染成红、绿、金黄的颜色。四月二十五日，洛希林被关进乌里扬斯克省立监狱。这个监狱牢房的拥挤程度不亚于一九三七年。五百克面包。菜汤是用饲料芜菁煮的，即使用土豆煮，也只是些小不点的，连皮带泥一起下锅。他在监室里度过了五月九日（胜利日以后的好几天他们还不知道战争已经结束）。正像他在铁窗后面迎来了战争爆发一样，他同样是在那里送走了它。

胜利日之后，所谓的法令犯（既因旷工、迟到、有时因在生产岗位上小偷小摸而入狱的）一律被送进了劳改营。他们在这里从事挖土、建筑以及装卸驳船等项工作。伙食很坏。营是新建的。别说医生，连个护士也没有。洛希林受了寒，得了坐骨神经炎，照样被赶出去上工。他已经奄奄一息，两腿浮肿，长期发烧，但还是要他去劳动。

一九四五年七月七日颁布了赫赫有名的斯大林大赦。但是洛希林没有等到享受按大赦释放的荣幸；七月二十四日他的三个月的劳改期满，当时就被放了出来。

"不管怎么样，"洛希林说，"在灵魂深处我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当我死的时候，请把我当做一名共产党员。"

他可能是在开玩笑，但也可能是当真的。

我手头没有材料以便按照我原来的想法结束这一章--展示几个俄国人的生活与群岛的法则之间发生的惊心动魄的相交。此外，我也不能指望再得到一个安全而从容的时机以便对此书进行再次校订，把遗漏的生活经历补充进去。

我想，如果能在这里加进一段关于保罗?弗洛连斯基神甫的生平、在监狱和劳改营受到的摧残及其死亡的事略，会是很合适的。这个人也许是被群岛永远吞噬的最卓越的人物之一。知情的人们都说他是一个二十世纪少有的精通多种学科的学问家。他在学校里是学数学的，青年时代曾深深地受到宗教的感动并因而当了神甫。他青年时代的作品《真理的柱石和真理的确立》只是到了今天才获得应有的评价。在数学（很久以后在西方得到了证明的拓朴定理）、艺术学（论俄罗斯圣像，论庙堂戏剧）、哲学和宗教学等等方面他都有大量的著作。（他的档案基本上保存下来了，但还没有公布，我接触不到。）革命以后他是电力工程学院的教授（他讲课时穿着僧袍）。一九二七年他提出了一些比维纳"早得多的思想。一九三二年他在《社会主义改造与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能解算课题的机械"的论文，和控制论的精神很接近。不久以后就被捕了。他的狱中经历我仅知道一些片断，很没有把握地写在下面：西伯利亚的流放（在流放地继续写作并用化名发表在科学院西伯利亚考察队论文集里）；索洛维茨。这个劳改营撤销后，他被遣送到极北地区，据某些消息来源说是遣送到了科雷马。在科雷马他仍在研究当地的植物和矿物（这是在他论丁字镐的劳动之余）。他在劳改营中去世的地点和时间都不清楚，据传说是在战时被处决的。

我一定要把一九五0至五二年和我一起在埃克巴斯图兹坐过牢的叶夫列莫夫县的瓦连京?H?科莫夫的生平也在这里谈一谈。但是我的关于他的记忆实在有限，而他的经历确是值得细说的。一九二九年，当他还是个十七岁的少年时，他杀死了本村苏维埃主席后逃亡在外。从此他只能靠偷窃生存和藏身。他曾被关押过数次，全是因为扒窃。一九四一年他被释放了。德军把他运到德国。他跟他们合作了吗？没有，他逃跑了两次，结果落入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他被盟军从那里解放出来。他留在西方了？没有，他以自己的真名实姓（"祖国宽恕了你们！祖国召唤你们！"）回到了自己的村庄，娶了老婆并且在集体农庄劳动。一九四六年为了一九二九年的案子依照第五十八条把他关进了监狱。他是一九五五年获释的。如果把这个传记详细展开来写，它可能向我们说明最近数十年俄国人的命运中的许多问题。此外，科莫夫还是一个典型的劳改营作业班长，是一个"古拉格之子"。（甚至在苦役劳改营里他也敢在全体点名时冲着长官喊："为什么我们营里实行法西斯的制度？"）

最后，如果在这一章里加进某个在人品和观点的忠贞方面出类拔萃的社会党人的生平事略，以便展示他在多年内随着每次"大牌阵"的重摆而遭到的磨难，也会是很适当的。

也许把某个穷凶极恶的内务部分子如加拉宁和扎维尼亚金之流或某个不那么有名的人物的传记放在这里也是非常得体的。

但这一切显然命中注定不能由我来完成了。当我在一九六八年初截止这部书的写作时，我不指望今后再有机会回到群岛的主题上了。

不过就这些也已经够了。我和它打交道已经有了……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