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就要结束了。按照犹太年历，一年又要过去了。这一年真倒霉，在岁首节的除夕日，整个集中营的人都惴惴不安，神情紧张。今天毕竟不同于其他日子，是一年的最后一天。“最后”这个字眼有一种怪异的意味，难道它真是最后一天吗？

人们领了晚餐，很稠的汤，但没人碰它，我们得先做祈祷。集合空场被铁丝网围了起来，数千犹太人聚在那里，面带悲色，默不作声。

夜晚迅速来临，聚汇到这儿的囚徒也越来越多，来自每一栋楼房。他们可以突然战胜时间与空间，让时间和空间服从自己的意愿。

你是谁，我的上帝？我怒火中烧。这些饱受苦难的人聚在一起，众口同声表述他们的愤怒与蔑视，表达他们的信念，可你配得上吗？你是宇宙的主宰，但面对胆怯的人、贱如泥土的人、苦难深重的人，你的光辉有什么意义？你为什么不断折磨这些可怜的人？折磨他们伤痕累累的心灵和痛苦的躯体？

大约有一万人前来参加这场庄重的仪式，包括楼长和囚头，还有为死神效力的大大小小的头目们。

“感谢万能的主……”

主持仪式的是一个囚徒，他的声音很低，只能勉强听到。一开始，我以为是一阵风。

“祝福上帝的名字……”

数千张嘴重复着祝辞，人们弯腰弓背，像被暴风雨打弯的树。

祝福上帝的名字？

为什么？我为什么要祝福他？我身上的每根纤维都要造反。因为他让数千孩子在他创造的巨大坟场里烧成灰烬？因为他让六座焚尸炉没日没夜地燃烧，包括安息日和神圣日？因为他法力无边，创造了奥斯维辛、伯肯诺、布纳以及大量死亡工厂？我怎能对你说，感谢你，万能的主，宇宙的主宰，你在所有民族中挑中了我们，没日没夜地折磨我们，让我们亲眼看着自己的父亲、母亲和兄弟在焚尸炉里了却一生？我们赞美你的名字，因为你选中我们任人宰割，做了你祭台上的牺牲？

在全体“教民”的哭泣声、哽咽声和叹息声中，我听见主持仪式的囚徒提高了声音，虽有力量，却不连贯：

“大地和宇宙都属于上帝！”

他时断时续，好像没有力量揭示出蕴藏在经文里的意义，话音哽咽在喉头。

我，一个先前的神秘主义者，此时却在思考。是的，人比上帝强大。当亚当与夏娃接受了你，你却把他们赶出了伊甸园。当诺亚那代人不能讨你欢心，你就用大洪水毁灭他们。当索多玛失宠于你，你就从苍穹上降下天火和诅咒。但是，瞧一眼被你出卖的芸芸众生吧，你听凭他们受折磨、遭杀戮、被毒死、任人焚烧！而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你面前祈祷！他们在赞美你的名字！

“万物见证了上帝的伟大！”

从前，岁首节一直主导着我的生活。我知道，我的罪过让万能的主伤心，我乞求他的宽恕。那时候，我诚心诚意地相信，拯救世界与我的每一个行为、每一次祈祷都息息相关。

但现在，我一无所求，我也不再自悲自戚。恰恰相反，我觉得自己强大有力，我是控诉者，应当遭到谴责的是上帝。我举目四望，孑然一身，在没有上帝、没有人类、没有爱、没有怜悯的世界里，我陷入到可怕的孤独中。现在，我只是一堆残灰而已，但我觉得我比万能的主强大，而长期以来，我一直把自己的生命维系在他的身上。在虔诚祈祷的芸芸众生中，我觉得自己仅仅是一个旁观者，一个陌生人。

仪式以哀悼祈祷辞告终。人人都在为父母、孩子和自己背诵哀悼祈祷辞。

我们在空场上站了很久，无法从超越现实的时空中脱身。该就寝了，囚徒们慢腾腾地回到楼中。我听见他们相互祝福“新年快乐”。

我跑去找父亲。但此时此刻，我害怕祝他新年快乐，因为我不再相信什么新年。他斜倚在墙上，缩肩弓背，就像全身都受到重压。我走过去，握住他的手亲吻。我觉得他的手上有一滴眼泪。谁的眼泪？我的还是他的？我什么都没说，他也什么都没说。但此时无声胜有声，我们从来没像这样心心相印过。

铃声把我们带回现实——我们必须上床了。我们从遥不可及的遐想中回到现实，我看着父亲的脸，想在他皱缩的脸上看到一丝微笑或类似的表情，但什么都没有，一点儿表情都没有，全是沮丧。

赎罪节，也叫赎罪日。要斋戒吗？人们为这个问题激烈争论。斋戒肯定意味着加速死亡。在这种地方，我们天天都在斋戒。赎罪节意味着一年的轮回。但有人说，正是因为斋戒非常危险，所以才更应斋戒，我们必须向上帝表明，即使在这儿，严锁在地狱里，我们依然在为他唱赞歌。

我没有斋戒。首先，父亲不允许我这样做。此外，我也没有道理斋戒。我不能容忍上帝的沉默。我咽下那份汤本身就意味着背叛——那是对上帝的抗议。

我把面包屑吃得一干二净。

但身体更深处，我分明感觉到，有个更大的空洞正张开了它的嘴。

党卫军送给大家一份漂亮的新年礼物。

我们干完活返回集中营，经过大门口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点名的时间比往常短；吃晚饭时，汤分得很快，大家好像也都很焦急，三口五口就喝得一干二净。

我和父亲不住在同一栋楼里。他们又把我调到另一个劳工队——建筑队。在这个队里，我每天得干十二小时活，搬运沉重的石块。这栋楼的头儿是一个德国籍犹太人，个子很矮，目光锐利。那天晚上他宣布，从今以后，喝完汤后，谁都不许离开楼房。一个可怕的字眼很快传开——大挑。

我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一个党卫军要来检查了。他要是发现某人体质太弱，就会记下他的号码，把他送到焚尸炉里去。

喝完汤后，我们聚在铺位间。老资格的囚徒们说：“你们来得晚，所以很走运。与两年前相比，今天的集中营算是天堂了。两年前，布纳是个不折不扣的地狱，没有水、没有毯子，汤和面包比现在还少。夜晚，我们基本上光着身子睡觉，气温不到三十度。每天我们都能收集好几百具尸体。工作又苦又累。今天，这儿算得上小天堂了。那时候，囚头们每天回来都会宣布命令：处死某某号囚徒。每星期一次大挑，无情的大挑……是的，你们很幸运。”

“行了！别说了！”我求他们，“明天再讲你的故事吧，要么换个日子。”

他们哄堂大笑，这些老囚徒们都是见过世面的。

“你吓着了吧？我们全都吓得要命。那时候，哪有不害怕的？”

年岁大的人呆在角落里，一声不吭，一动不动，就像被捕获的野兽。又有人在祈祷了。

一小时过去了。我们知道就要颁布命令了：不是死刑，就是死缓。

父亲呢？我首先想到了他。他能躲过大挑吗？他岁数很大了……

从1933年起，我们的楼长就一直呆在集中营里。他饱经沧桑，目睹了所有屠宰场，去过所有的死亡工厂。大约九点钟，他回来了，站在人群中央：

“Achtung！”

房间里立即鸦雀无声。

“仔细听我说，”他的声音第一次打了个颤，“过一会儿，大挑就要开始了。你们必须脱光衣服，然后，一个接一个从党卫军医生面前走过。我希望大家都能通过，但是，你们必须想法子给自己增加机会。进旁边那间屋子前，要尽量活动四肢，让身体有点血色。不要慢走，要跑，就像有魔鬼追你似地跑！不要看党卫军。使劲跑，一直朝前跑！”

他顿了片刻，补充道：

“最重要的是，别害怕！”

我们都愿意听从这样的忠告。

我脱去衣服，扔到床上。今天晚上，没人会偷衣服。

台比和约西与我同时调到建筑队来，他们走过来对我说：“咱们呆在一起，这样才能更坚强。”

约西口中呢喃，他可能在祈祷。我从不怀疑约西是个虔诚的教徒。事实上，我的信念恰好相反。台比一声不吭，面色苍白。楼里的所有囚徒都赤身裸体站在上下床的空档中间。在接受最终审判时，人们一定都是这副模样。

“他们来了。”

三个党卫军军官簇拥着臭名昭著的蒙格尔博士。在伯肯诺，他曾经接待过我们。楼长强装笑脸，他问大家：“准备好了吗？”

是的，我们准备好了，党卫军的医生们也准备好了。蒙格尔博士拿着一份名单，上面有我们的号码。他对楼长点了点头：可以开始了。就像要做一场游戏。

最先接受检查的是楼里的“贵族”：队长、囚头和工头们。他们的体质都很好！然后才轮到普通囚徒。蒙格尔博士从头到脚打量着他们，不时记下一个号码。我只有一个念头，千万别记下我的号码，千万不要露出我的左胳膊。

我前面只剩台比和约西了，他们通过了。我趁机瞟了一眼，蒙格尔博士没有记下他们的号码。有人在推我——轮到我了。我头也不回朝前跑去！我的脑袋天旋地转：你瘦骨零丁……你体质虚弱……你形销骨立，最适合进焚尸炉……这次奔跑好像没完没了，我觉得跑了好几年……你太瘦了……你太虚弱……终于跑到头了，我筋疲力尽。喘了半天气后，我问约西和台比：

“他们把我记下来了吗？”

“没有，”约西微笑着，补充道，“他们怎能记下你？你跑得太快了。”

我大笑起来。我很高兴，真想亲他一口。此时此刻，一切都无足轻重了，重要的是他们没有记下我的号码！

记下号码的人站到一边，世界抛弃了他们。有人在无声地抽泣着。

党卫军军官们走了。楼长出来了，他那疲倦的表情反映了大家的情绪。

“表现不错！别担心，谁都不会出事的，任何人都不会……”

他强作笑颜。一个瘦骨零丁的犹太人可怜巴巴，话音打颤：“但是……先生，他们把我记下来了。”

楼长一听就火了。什么，居然有人不相信他的话！

“怎么回事！你大概以为我在撒谎？我告诉你，再告诉你一次：你什么事儿都没有。什么事儿都没有！你是个傻瓜，沉湎在绝望中不能自拔！”

铃声响了，它意味着整个集中营的大挑都结束了。

我拼全力朝36号楼跑去，半路上遇到父亲。他朝我走来：“怎么样？通过了吗？”

“过了！你呢？”

“也过了。”

我们俩大大松了一口气。父亲给我带来一件礼物：半份涂了黄油的面包，他在仓库里找到一块橡胶皮，可以修鞋，面包是用橡胶皮换的。

铃声又响了。该分手了，是上床睡觉的时候了。铃声统治一切，铃声就是命令，我只能无条件服从。我憎恨铃声！每当我在梦中看见一个较好的世界时，就会想到一个没有铃声的宇宙。

几天过去了，我们已不再回想大挑，我们像往常一样，往货车上装载沉重的石头。惟一的变化是，每天配给的食物越来越少。

像往常一样，我们日出而作。我们领了苦咖啡和一份面包，像往常一样准备去上工。楼长跑过来：“大家安静一会儿，我这儿有一个编号名单要读给你们。凡是读到编号的，今天早晨不必上班了，留在集中营。”

他语气平和，读了十个号码。我们明白，这些就是“大挑”时选中的号码。蒙格尔博士没有忘记它们。

楼长转身要回自己的房间。十个囚徒围着他，扯住他的衣服。

“救救我们！你答应过……我们要到仓库去，我们很健康，能干活，我们是好工人。我们行……我们一定要……”

他想叫他们安静，让他们别担心自己的命运，还解释说留在集中营里没有别的意思，留下来并不意味着悲剧：“我毕竟天天呆在这儿……”

他明白，所有争论都没有价值。他不再说话，把自己反锁在屋子里。

铃声响了。

“站队！”

现在，工作是否繁重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怎样才能远离楼房，远离死亡的折磨，远离地狱的中心。

我看见父亲朝我跑来，突然感到一阵惊惶。

“出事了？”

他上气不接下气，几乎无张不开嘴。

“我，还有我……他们让我也留在集中营。”

他们记下了他的号码，他却没发现。

“咱们怎么办？”我焦切地问道。

但是，他反倒来安慰我：

“还好没有最后确定下来，还有机会。今天，他们还要再挑一次……然后才做决定……”

我什么都没说。

他觉得时间不多了，讲话的速度极快，好像有很多事要告诉我。他词不达意，声音哽咽。他知道我很快就得走，他将孑然一身，独自留下……

“给你，拿着这把餐刀，”他说，“我不需要它了，它对你有用。还有这把勺子，千万别卖了。快，走吧，拿着！”

这就是父亲的遗产……

“别这么说，爸爸。”我差一点儿哭出声来，“我不要您这样说！您把餐刀和勺子留下，您和我都需要它们。晚上咱们会再见的，下班后。”

他看着我，满眼疲色，目光绝望。但依然坚持道：“我要求这样做……接着！按我说的做，儿子！时间不多了，听爸爸的话……”

囚头发出齐步走的命令。

劳工队朝集中营大门走去。一二一！我咬着嘴唇。父亲留在集中营里，斜靠着墙。而后，他开始跑，想追上我们。他可能有什么事忘了告诉我……但是，队伍走得太快了。一二一！

我们到了大门口，点数，耳边响起军乐的嘈杂声。然后，我们出了大门。

整整一天我像梦游人似地步履沉重，台比和约西不时提醒我，想方设法安慰我。那天，囚头给我派的活比较轻松。我心里难受，他们待我很好，仿佛我已经是个孤儿。我觉得，即使到了现在，父亲仍然在帮助我。

我不知道这一天过得快点好还是慢点好，我害怕到晚上时只剩自己一个人形影相吊，我恨不能现在就死掉！

终于踏上了回去的路程，我真希望他们下一道跑步的命令。进行曲，大门，集中营。我立刻朝36号楼跑去。

地球上还有奇迹吗？他居然活着，安然通过了第二次大挑。他还有油水可榨……我把餐刀和勺子还给了他。

阿吉巴·杜马离开了我们，他成了大挑的牺牲品。最近一些日子，他一直在我们中间游荡，目光游移，逢人就讲他多么虚弱：“我坚持不住了……完了……”我们给他鼓气，但他听不进去，只是反复说，对他来说，一切都完了。他没法再战斗，没有力气，没有信心。他的双眸常常茫然一片，只剩下两个窟窿，就像两口可怕的井。

在大挑那几天，他不是惟一丧失信心的人。我认识一个拉比，来自波兰的一座小城。他上了年纪，曲背驼腰，嘴唇经常颤抖。他总是祈祷，在楼里，在干活时，在队列里。他整页整页地背诵《塔木德经》，没完没了地提问，自问自答，自论自辩。

有一天他对我说：

“完了！上帝离开我们了。”

他好像后悔讲了这样冷漠、这样干涩的话，结结巴巴补充道：“我知道，谁都没有权力说这样的话。我心里清楚，人很渺小，无足轻重，无法理解上帝的奥秘。但像我这样的人能做什么呢？我既不是智者，也不是明察秋毫的法官，更不是圣人，只是血肉和骨头构成的简单生命。我的灵魂和肉体都在遭受地狱之苦。我有眼睛，亲眼目睹了这里发生的事情。上帝的怜悯之心何在？上帝何在？我怎能相信上帝的悲怜之心，谁能相信呢？”

可怜的阿吉巴·杜马，只要他依然坚信上帝，只要他把这场大苦大难看作一场神圣的考验，就不会被大挑席卷而去。但是，信念刚刚出现裂缝，他就失去了全部的战斗勇气，打开了死亡之门。

在大挑时，他注定在劫难逃，他主动把脖子伸给了行刑者。他只求我们：“三天内我就会离去……为我念哀悼祈祷辞吧。”

我们答应了：三天内，只要看见烟囱里冒出黑烟，我们就会想起他。我们会找十个人举行一场专门的仪式，所有朋友都会为他念祈祷文。

后来，他走了，朝医院走去。他几乎迈着坚定的步伐，头也不回地走了。一辆救护车停在那儿等着，准备送他去伯肯诺。

接下来的几天非常可怕。我们挨了很多打，但食物很少，工作能把人累死。他离去三天后，我们忘了为他念诵祈祷文。

冬天来了。白天很短，夜晚则叫人难以忍受。深更半夜，刺骨的寒风像鞭子似地抽在我们身上。我们发了冬装：带条纹的衬衫，只是稍厚一点而已。老资格的囚徒门趁机自嘲道：“现在你们才真正尝到集中营的滋味。”

我们照样出去干活，全身都冻僵了。石头冰凉，摸一下都扎手，浸透骨髓似的。但我们很快就习惯了。

圣诞节和新年期间，我们不出去干活，汤也不像往常那么清透。一月中旬，我的右脚因为寒冷而肿胀。我不能用右脚站立，只好去诊疗所。医生是一个犹太名医，和我们一样，也是囚徒，他直截了当地说：“必须做手术！要是熬下去，就得切去脚趾，甚至截掉整条腿。”

我竟然得做这种手术！但我别无选择。医生决定做手术，容不得讨价还价。其实，我倒是满高兴，因为决定是他做出的。

他们让我躺在一条铺着白被单的床上。我忘了人们睡觉时盖的就是这种被单。

其实，诊疗所里日子不算赖：我们可以吃到好面包，喝到浓汤，没有铃声，不点名，不干活。每隔一段时间我都能给父亲送去一块面包。

我旁边躺着一个匈牙利籍犹太人，他得了痢疾，瘦得皮包骨头，长着一双死人眼。我只能勉强听到他的话音，那声音表明他还活着。他怎么还有力气说话？

“别高兴得太早，孩子。这里也有大挑，比外面还频繁，德国人不需要病怏怏的犹太人。德国人不需要我，下一批人来后，你会有新邻居。因此，听我说，下次大挑前，一定要离开诊疗所！”

这些话就像出自坟墓，出自一个没有面孔的鬼影，我不由得毛骨悚然。诊疗所的确很小，要是再来病人，就得腾地方。

但是，这个没有面孔的邻居可能害怕别人把他挤走，他也许想把我打发走，腾出床位来，让他有活下去的机会……也许，他只不过想吓唬我。但是，要是他讲的是实话呢？我决定等着瞧。

医生走过来告诉我明天做手术。

“别害怕，”他说，“一切都会好的。”

上午十点钟，我被送进手术室。医生在场，我放心了，我觉得，只要他在场，就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他的每句话都有疗效，每个眼神都能给人希望。“稍微有点儿疼，”他说，“但很快就会过去，勇敢点儿。”

手术进行了一个小时，他们没有让我睡着，我的目光也一直没有离开医生。但后来，我感到昏昏欲睡……

我醒过来，睁开眼时，首先看见一块巨大的白布，那是我的被单，然后才看见医生的脸，俯在我上方。

“一切都很顺利。你很有勇气，我的孩子。下一步，你将在这里呆两星期，好好休息一下，就这样。你会吃得好一些，身体和精神都会得到放松……”

他嘴唇怎么动，我就怎么做。我几乎不明白他对我讲的话，但他的声音很有感染力，使我大为放心。我突然冒出一身冷汗，我觉得腿没了，他们截去了我的腿？

“医生，”我结结巴巴问道，“医生？”

“什么事，孩子？”

我没有勇气问他。

“医生，我渴……”

他给我端来了水……他在微笑，准备出去，看其他病人。

“医生？”

“嗯？”

“我的腿还能用吗？”

他笑着站住。我感到一阵恐惧。他说：“听我说，孩子。你相信我吗？”

“非常相信，医生。”

“那么，请听好：两星期内你就会康复，你会像别人一样走路。你的脚心上全是脓，我只好把囊肿全都切开。你的腿没有截去，两周后你就会看到，你能像别人一样随意走动。”

我只好耐心等两个星期。

但是，手术两天后，集中营里到处都是流言飞语，前线突然推到距我们很近的地方。红军正在向布纳快速挺进，只要几小时就能抵达这里。

我们对这种流言飞语习以为常了。人们已经不是第一次散布虚假的预测：世界——和平，红十字——协会——谈判——解放——我们，或者其他寓言……我们经常信以为真……就像打了一针强心剂。

但这一次，传言似乎不再是空穴来风，一连几个夜晚，我们能听见远处有大炮的轰鸣声。那个没有面孔的邻居说：“别抱幻想。希特勒讲得很清楚，时钟敲响十二点前，他要把所有犹太人斩尽杀绝。”

我叫了起来：“你管他说什么呢！难道你想让我们把他当成预言家吗？”

他那冰冷的眼神注视着我，最后，他用疲倦的口气说：“我相信希特勒，胜过相信任何人，只有他才说话算话。他对犹太人的所有承诺都会一一兑现。”

那天下午四点，与往常一样，铃声一响，所有楼长都去做日常汇报。

他们回来时全都气急败坏，连张嘴说话都困难。他们口中只吐出一个词——撤退。集中营得清空，我们都得撤到后方去。去哪儿？撤到德国内地，撤到别的集中营。德国不缺集中营。

“什么时候？”

“明天夜里。”

“俄国人很可能在撤退前就到达……”

“有可能。”

但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集中营成了乱哄哄的蜂巢，人们大呼小叫，到处乱跑。楼里的囚徒们都在为上路做准备，我忘了自己是个瘸子。一个医生进来宣布：“明天晚上，天黑后，集中营就开拔，一栋楼接一栋楼地走，病号留在诊疗所，不撤！”

这个消息让我们莫名其妙，难道党卫军会把几百个囚徒留在诊疗所里，让红军解放他们？难道他们想让犹太人听到十二点的钟声？当然不会。

“所有病号都会被当场处决，”那个没有面孔的人说，“来一次最后的大扫荡，扔到焚尸炉里。”

“肯定，他们会在集中营里埋地雷，”另一个人说，“一撤完就炸掉。”

至于我，我想到的不是死亡，而是不能与父亲分离。我们一起吃了那么多苦，受了那么多罪，不能在这种时候分开。

我跑出去找他。积雪很深，楼房的窗子上全都蒙着一层霜。我手里拎着一只鞋，因为右脚穿不上鞋。我在跑，既没觉得疼，也没觉得冷。

“咱们怎么办？”

父亲没回答。

“咱们怎么办？”

他在沉思。我们可以选择，仅此一次。我们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两个人都留下，留在诊疗所里。感谢医生，有他帮忙，父亲就能以病人或医疗人员的身份进入诊疗所。我决定，不论父亲去哪儿，我都陪着他。

“嗯，爸爸，怎么办？”

他沉默不语。

“咱们与别人一起撤走？”我说。

他看着我的脚，没有回答。

“你觉得怎样，能走路吗？”

“我想，能走。”

“但愿不要后悔，埃利扎。”

战争结束后，我才听说，留在诊疗所里的人交了好运，我们撤走两天后，他们被俄国人解放了。

我没有返回诊疗所，直接跑回我住的那栋楼。脚上的伤口再次裂开，血不停地流，把脚下的雪染红了。

楼长发了双份面包和麦淇淋，以备路上吃。我们可以从库房拿衣服，想拿多少就拿多少。

天气很冷，我们上床了。这是我在布纳度过的最后一夜，又一个最后一夜：在家里的最后一夜，在犹太区的最后一夜，在牲口车里的最后一夜，在布纳的最后一夜。从这个“最后一夜”到下一个“最后一夜”，我们的生命还能延续多久？

我睡不着。透过结满冰凌的窗子，我们可以看见一闪一闪的红色火光，大炮的轰鸣声划破了沉静的夜空。俄国人离我们太近了！他们与我们的距离只有一夜——最后一夜。人们趴在床上交头接耳，只要运气稍好一点儿，俄国人就会在我们撤退前赶到这儿。人们依然抱有希望。

有人喊道：“睡吧！留点儿力气准备上路。”

我想起母亲在犹太区的最后一次劝告，但我睡不着，我的脚像被火灼烧似地疼痛。

第二天早晨，集中营模样大变。囚徒们的穿戴五花八门，怪里怪气，就像在上演一场假面剧。为了御寒，人人都穿了好几套衣服，一件套一件。可怜的小丑们全都横了过来，身高不如体宽，与其说是活人不如说是死人，这群可怜的人，骷髅似的脑袋从一层层囚服里探出来，可怜的小丑！

我想找一双大鞋，但没找到。我把毯子撕开，裹住右脚。然后我在集中营里到处转，想多找一点儿面包和土豆。有人说我们要去捷克斯洛伐克，不对，去格罗斯—罗森，不对，去格雷维兹，不对，去……

下午两点，天上飘起鹅毛大雪。

时间过得飞快，黄昏时天色暗下来，阳光遁入灰色的雾霭中。

楼长突然想起我们还没有打扫楼房，他命令四个囚徒擦地板……在撤退前一小时！为什么？为谁擦？

“为解放大军，”他说，“要让他们知道，这里住的是人，不是猪。”

我们是人吗？但大家还是把楼房里里外外打扫了一遍。

六点钟，铃声响了。这是死亡的铃声，送葬的铃声。队伍就要开拔了。

“排队！快！”

我们很快排好了队。一栋楼的囚徒排成一队，一队挨一队。天黑了，但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

探照灯亮起来，黑暗中出现了几百个党卫军，牵着警犬。雪还在下。

集中营的大门开了，看来，大门外等待我们的是更黑的夜。

前几栋楼的队伍开始齐步走，我们等候着，五十六栋楼全都撤离后才能轮到我们。天气很冷，我兜里有两块面包。真想吃！但我知道不能吃，现在不是时候。

轮到我们了。53号楼……55号楼……

“57栋，齐步走！”

雪仍然不停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