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官问过安迪，他认为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安迪避而不答。但他其实心中的确有一些想法，我在一九五五年一个黄昏时把这些想法套出来。我们两人花了七年工夫，才从点头之交进而成为相当亲近的朋友，但直到一九六年之前，我都从未真正感到跟他很接近。而且我想，我是惟一曾经真正跟他接近的人。我们由始至终都在同一层囚室，只是我在走道中间而他在走道末端。

“我认为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笑道，但笑声中没有丝毫幽默的意味，“我认为那天晚上，我真是倒霉透了，古往今来最倒霉的事都集中在这短短几小时内发生。我想一定有个陌生人凑巧经过。也许在我走了之后，有人车子爆胎了，也许是个强盗，也许是个神经病，走进去把他们杀了，就这样，我就被关进来了。”

就这么简单。而他却得下半辈子——至少在离得开以前——都待在肖申克。五年后，他开始申请假释，但每次都被驳回，尽管他是模范犯人。但当你被烙上了谋杀的罪名后，想离开肖申克可有得等了，慢得就像流水侵蚀岩石一样。假释听证会中有七个委员，比一般州立监狱还多两个，你不能收买那些家伙，也无法用甜言蜜语哄他们，更不能向他们哭求。在假释听证会中，有钱都不能使鬼推磨，任你是谁都插翅难飞。而安迪的情况，原因就更复杂……不过且待下文分解吧。

有个名叫肯德里克斯的模范犯人，在一九五零年代向我借了不少钱，后来足足花了四年才付清。他付给我的利息大部分是用情报来抵。干我这一行，如果消息不灵通，就是死路一条。肯德里克斯能看到一些我绝对看不到的纪录和档案。他不像我只在那个该死的车牌工厂里操作压板机器。

肯德里克斯告诉我，在一九五七年以前的假释听证会上，反对安迪假释的投票纪录是七比〇，一九五八年是六比一，一九五九年又是七比〇，一九六〇年是五比二，以后的我就不知道了。我只知道，经过十六年后，他还在第五区的十四号牢房。到了一九七五年，他已经五十七岁了。他们很可能到一九八三年时，才会大发慈悲放了他。

他们饶你一命，但是却夺走你生命中所有重要的东西。也许有一天，他们会放你走，但是……听着：我认识一个叫波顿的家伙，他在牢房里养了一只鸽子。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五三年，当他们放他出来走走时，他都带着这只鸽子。他叫鸽子“杰克”。波顿在出狱前一天，也放杰克自由，杰克立刻姿态漂亮地飞走了。但是在波顿离开我们这个快乐小家庭一个星期之后，有个朋友把我带到运动场角落，波顿过去老爱在那里晃来晃去。有只小鸟像一堆脏床单般软趴趴地瘫在那里，看起来饿坏了。我的朋友说：“那是不是杰克啊？”没错，是杰克，那只鸽子像粪土一样躺在那儿。

我还记得安迪·杜佛尼第一次跟我接触要东西的情形，往事历历在目，好像昨天才发生一样。不是他想要丽塔·海华丝的海报那次，那还是以后的事。一九四八年夏天，他跑来找我要别的东西。

我的生意大部分是在运动场上做成的，这桩交易也不例外。我们的运动场很大，呈正方形，每边长九十码。北边是外墙，两端各有一个瞭望塔，上面站着武装警卫，还佩着望远镜和镇暴枪。大门在北面，卡车卸货区则在南边，肖申克监狱总共有五个卸货区。在平常的工作日，肖申克是个忙碌的地方，不停有货进出。我们有一间专造汽车牌照的工厂、一间大洗衣房。洗衣房除了洗烫监狱里所有床单衣物，还替一家医院和老人院清洗床单衣物。此外还有一间大汽车修理厂，由犯人中的技工负责修理囚车和市政府、州政府的车子，不用说还有监狱工作人员的私人轿车，经常也可以看到假释委员会的车停在那儿待修。

东边是一堵厚墙，墙上有很多小得像缝隙的窗子，墙的另一边就是第五区的牢房。西边是办公室和医务室。肖申克从不像其他监狱一样人满为患。一九四八年时，还有三分之一的空位。但任何时候，运动场上都有八十到一百二十名犯人在玩美式足球或打棒球、赌骰子、闲聊或暗中交易。星期天，场上人更多，像假日的乡下……如果再加上几个女人的话。

安迪第一次来找我时是个星期日。我正跟一个叫安耳默的人谈完话；安耳默隔三差五帮我一些小忙，那天我们谈的是一部收音机的事。我当然知道安迪是谁，别人都认为他是个冷冰冰的势利小人，一副欠揍的样子。说这种话的其中一个人叫做博格斯·戴蒙德，惹上他可真是大坏事一件。安迪没有室友，听说是他自己不想要的。别人都说，他自认他的屎闻起来比别人香。但我不随便听信别人的传言，我要自己来判断。

“喂，”他说，“我是安迪·杜佛尼。”他伸出手来，我跟他握手。他不是那种喜欢寒暄的人，开门见山便说出来意。“我知道你有本事弄到任何东西。”

我承认我常常有办法弄到一些东西。

“你是怎么办到的？”安迪问道。

“有时候，”我说，“东西好像莫名其妙地就到了我的手上。我无法解释，除非因为我是爱尔兰人。”

他笑笑。“我想麻烦你帮我弄把敲石头的锤子。”

“那是什么样子的锤子？你要那种锤子干什么？”

安迪很意外，“你做生意还要追根究底吗？”就凭他这句话，我已知道他为何会赢得势利小人的名声，就是那种老爱装腔作势的人——不过我也在他的问话中感觉到一丝幽默。

“我告诉你，”我说，“如果你要一只牙刷，我不会问你问题，我只告诉你价钱，因为牙刷不是致命的东西。”

“你对致命的东西很过敏吗？”

“是的。”

一个老旧、贴满了胶带的棒球飞向我们，安迪转过身来，像猫一样敏捷，在半空中把球抓了下来，漂亮的动作连弗兰克·马左恩都会叹为观止。安迪再以迅速利落的动作把球掷回去。我可以看见不少人在各干各的活儿时，还用一只眼睛瞄着我们，也许在塔上的守卫也在看我们。我不做画蛇添足或会惹来麻烦的事。每个监狱中，都有一些特别有分量的人物，小监狱里可能有四、五个，大监狱里可能多达二、三十个，在肖申克，我也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我怎么看待安迪，可能会影响他在这里的日子好不好过。安迪可能也心知肚明，但他从未向我磕头或拍马屁，我就是敬重他这点。

“应该的。我会告诉你这种锤子长什么样子，还有我为什么需要这种锤子。石锤是长得很像鹤嘴锄的小锤子，差不多这么长。”他的手张开约一英尺宽，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整齐干净的指甲。“锤子的一端是尖利的小十字镐，另一端是平钝的锤头。我要买锤子是因为我喜欢石头。”

“石头？”我说。

“你蹲下来一会儿。”他说。

我们像印第安人一样蹲着。

安迪抓了一把运动场上的尘土，然后让尘土从他干净的手指缝间流下去，扬起了一阵灰。最后他手上留下了几粒小石头，其中一两粒会发光，其余的则灰扑扑的，黯淡无光。其中一粒灰暗的小石头是石英，但是要等摩擦干净了以后，才看得出来是石英，发出一种奶色的光芒。安迪把它擦干净后扔给我。我接住后，马上叫出名字。

“石英，不错，”他说，“你看，云母、页岩、沙质花岗岩。这地方有不少石灰石，是当年开辟这一个山丘盖监狱时留下来的。”他把石头扔掉，拍掉手上的灰尘。“我是个石头迷。至少……以前是。我希望能再度开始收集石头，当然是小规模的收集。”

“星期日在运动场上的探险？”我问道，站了起来。好一个傻念头，不过……看见那一小块石英，我也不禁稍稍心动了一下，我不知为什么；我想，大概是和外面的世界有某种联系吧。你不会想到在运动场上会看到石英，石英应该是在奔流的小溪中捡到的东西。

“星期天有点事做，总比没有的好。”他说。

“你可以把锤子插进某人的脑袋中。”我评论道。

“我在这儿没有敌人。”他静静地说。

“没有？”我微笑道，“再等一阵子吧。”

“如果有麻烦的话，我不会用锤子来解决。”

“也许你想越狱？在墙下挖地道？因为如果你——”

他温文有礼地笑了起来。等到我三个星期后亲眼见到了那把石锤时，我就明白他为什么笑了。

“你知道，”我说，“如果有人看见你带着这玩意儿，他们会把它拿走。他们连看到你有个汤匙，都会把它拿走。你要怎么弄呢？就蹲在这儿敲敲打打吗？”

“噢，我会想出更好的办法的。”

我点点头，反正那部分确实不关我的事。我只负责供应东西，至于他能否保住那个东西，完全是他的事情。

“像这样一个玩意儿，要多少钱？”我问，我开始享受他安静低调的态度。如果你像我一样，已经度过了十年的牢狱生涯，你会极端厌倦那些爱大声咆哮、好吹牛、还有大嘴巴的人。所以，可以这么说，我从初次见面就很喜欢安迪。

“任何卖石头和玉石的店都可以买到，要八块钱，”他说，“不过当然我明白，你经手的东西都还要加一点佣金——”

“平常是加百分之十，不过我必须把危险物品的价格再提高一点。你要的东西比较不那么容易弄到手，所以就算十块钱好了。”

“那就十块钱。”

我看着他，微微一笑。“你有十块钱吗？”

“有。”他平静地说。

过了很久，我才发现他至少有五百元，是他入狱时就带进来的钱。每个人入狱时都要先经过一番检查，他们会强迫你弯下腰来，然后仔细查看你的某个部位。不过那部位空间不少，有决心的人想瞒天过海还是有办法，东西直往内塞，表面上甚至看不出来，除非碰巧检查你的那个人居然有心情戴上橡皮手套，往里面猛掏。

“很好，”我说，“你应该知道万一我给你的东西被发现了，该怎么办吧？”

“我想我应该知道。”我可以从他的眼神转变中看出，他早已猜到我要说什么了。他的眼神中闪现一丝他特有的带着嘲讽的幽默。

“如果你被逮着了，你要说是你自己找到的。他们会关你三或四个星期的禁闭……还有，当然啰，你的玩具自然也会被没收，还会在你的记录上留下一个污点。但是如果你说出我的名字，以后就甭想再和我做生意了，连一双鞋带或一包香烟都甭想我卖给你。我也会派人给你一点颜色瞧瞧。我不喜欢暴力，但你要了解我的处境，我可不能随便给人摆了道儿，这样我往后就混不下去了？”

“我懂，你不用担心。”

“我从来不担心，”我说，“在这种地方，担心于事无补。”

他点点头走开了。三天后，趁早上洗衣服的休息空档，他走向我。他没跟我说话，甚至没看我，不过神不知鬼不觉地塞给我一张摺得整整齐齐的钞票，手法就像魔术师玩扑克牌戏法一样利落。这家伙学得很快。我给他弄了一把锤子，正是他形容的尺寸和样子。我把锤子藏在我的牢房中一个晚上，这种锤子不像逃亡工具，我猜如果想用这样一把锤子挖地道逃出去，大约要六百年，但我还是有点不放心。因为万一把这玩意插在某人的脑袋中，他就再也别想听电台播放的流行歌了，而安迪一向跟那些同性恋处不好，我希望他们并非他真正想锤的对象。

最后，我还是相信自己的判断。第二天一早，起床号还没有响起，我就把锤子藏在香烟盒中拿给厄尼，厄尼是模范囚犯，他在一九五六年出狱前，一直负责打扫第五区的走道。他一句话也没说，就飞快地把锤子塞进上衣里，此后十九年，我不曾再看过那把锤子，等我再看到它时，那把锤子早已磨损得没法用了。

接下来那个星期日，安迪在运动场上又走向我。他的样子惨不忍睹，下嘴唇肿得像香肠，右眼也肿得张不开，脸颊有一连串刮伤。他又跟那些“姊妹”起冲突了，但他从来不提这件事。“多谢你的工具。”他说，说完便走了。

我好奇地看着他。他走了几步，在地上看见什么东西，弯下腰去捡起来。那是块小石头。囚衣是没有口袋的（惟有担任技工的囚犯在工作场合中穿的工作服例外），但是总有办法可想，因此那块小石头消失在安迪的袖子中，而且一直没有掉下来，手法真叫人佩服……我也很佩服他，尽管他碰到不少麻烦，还是继续过他的日子，但世界上其他成千上万的人却办不到，他们不愿意或没有能力这么做，其中许多人根本没有被关在牢里，却还是不懂得过日子。我还注意到，尽管安迪的脸孔透露出他碰到麻烦了，但是他的双手仍然干净得一如往常，指甲也修剪得整整齐齐的。

接下来六个月，我甚少看见他。安迪有好一阵子都被单独关在禁闭室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