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纽约待了两三天，我们绕着这个主题谈了三四次，最后的结果是在公园大道与第46街的交叉口决定的。比尔跟我正站在那里等着红灯转绿灯，注视着出租车驶进隧道中，然后比尔说道：“我想先出《二次降临》好了。”

正好，我自己也比较喜欢这本——可是他的口气有点奇怪，好像不太情愿，于是我抬起头来问他是怎么一回事。“没什么，不过如果前一本书是写一个能以心灵力量移动物体的女孩，接着又出这本关于吸血鬼的书，你可能会被定型。”他说道。

“定型？”我问道，真的是一头雾水，我实在看不出吸血鬼与能隔空移物的超能力之间有什么相同的地方。“什么型呀？”

“专写恐怖小说的作家。”他说道，口气更勉强了。

“喔！”我说道，大大松了一口气，“就这样啊！”

“再过几年看看，”他说道，“到时候，看你还说不说‘就这样啊！’”

“比尔，”我说，心中颇觉有趣，“在美国，没有人能专靠写恐怖小说谋生。洛夫克莱夫特长期饿肚子，布洛奇后来根本放弃而改写悬疑小说和不知算什么类型的戏谑之作。你看吧，电影《大法师》掀起的热潮只是昙花一现。”

转绿灯了，比尔轻拍我的肩膀说道：“你会非常成功，但我觉得你还是不明白。”

他比我更清楚真实状况，后来事实证明，在美国还真能靠写恐怖小说赚钱。《二次降临》后来改成《午夜行尸》这个书名，出版后销售奇佳。当时我跟家人已迁往科罗拉多州，着手写一本新的小说，内容是关于一间闹鬼的旅馆。有一次在赴纽约时，我和比尔在一家名为“嘉士伯”的酒吧里聊到半夜（一头淡灰色的大雄猫显然把点唱机据为己有，你得把它抱起来，才能看见有哪些歌可点），并将小说的情节说给他听，听到最后，他把手肘撑在桌上，头埋在手中，活像他得了严重的偏头痛。

“你不喜欢这个故事？”我问。

“我很喜欢。”他言不由衷地说道。

“那么有什么不对吗？”

“先是一个有超能力的女孩，再来是吸血鬼，现在又是闹鬼的旅馆跟能通灵的小男孩，你会被定型的。”

这一回我比较认真地思考了一下，我想到许多恐怖小说作家，例如洛夫克莱夫特、克拉克·Ａ·史密斯、弗兰克·贝尔克纳普·朗恩、弗里兹·雷伯、罗伯·布洛奇、理查德·麦西森、秀兰·杰克森（是的，即使她都被归为恐怖小说作家）等，多年来他们都让我得到不少乐趣。于是在嘉士伯酒吧里，看着猫睡在自动点唱机上，而坐在我身旁的编辑把头埋在手中，我明白，我的情况也可能更糟。例如，我可能成为像约瑟夫·海勒那样的“重要”作家，每七年左右才出版一部小说；或变成像约翰·加德纳这类作家，作品较艰涩，不那么大众化，读者全是些优秀学者，他们吃健康食品、开着旧绅宝汽车（车子后面的保险杆还贴着“支持金恩·麦卡锡担任总统”的褪色贴纸）。

“没有关系，比尔，”我说，“如果读者喜欢，我就继续写恐怖小说好了，这样也不错。”

我们再也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比尔仍然做他的编辑，我则继续写我的恐怖小说，我们两人都不需要看心理医生。这是一笔好交易。

于是我被定了型，但我并不是很在意——毕竟大多时候，我写的确实是恐怖小说。不过我写的只是恐怖故事吗？如果你读了前面的故事，就会知道并非如此……不过每个故事里都包含了一些恐怖的元素，不仅仅是《呼—吸—呼—吸》而已——《尸体》中吸血虫那档子事就颇吓人的，《纳粹高徒》里的梦中意象也同样可怖，天晓得为什么，我的脑子好像迟早都会转回那个方向。

这里的每篇稍长的故事都是我在完成一部长篇小说后写成的——似乎我每完成一项浩大的工作后，瓦斯桶中残留的燃料都刚好足够我写一篇中篇小说。最早完成的《尸体》写于《午夜行尸》之后，《纳粹高徒》则是《幽光》完成后，花了两个星期写成（《纳粹高徒》写完后，我精疲力竭，停笔了三个月）；《肖申克的救赎》写在《再死一次》就绪之后，《呼—吸—呼—吸》则是四个故事中最慢完成的作品，在《燃烧的凝视》写竣之后动笔。

这些故事以前都不曾出版过，甚至不曾交付出版商评估，为什么呢？因为每个故事都在二万五千字到三万五千字之间——虽不是非常精确，但大致差不多吧。我得告诉你：即使最大胆的作家，碰到二万五千到三万五千字这个数目，也会心惊胆跳。我们很难明确划定某一部作品究竟是小说还是短篇故事，至少不能以字数来界定，不过当一个作家写出近二万字的东西时，他知道这已经接近短篇故事的上限了。同样的，如果他写的故事超过四万字，就比较接近一篇小说。但是，在二万字以下与四万字以上这两块较明确的区域之间是个模糊地带，作家写到这个地方时，才猛然发觉自己来到小说中可怕的三不管地带——“中篇小说”。

从艺术的角度而言，中篇小说并没有什么不对；当然，马戏团里那些畸形怪胎也没什么不对，只是在马戏团以外的世界里，你就难得看到这类人；我的意思是，伟大的中篇小说很多，可是传统上总是只能在类型小说迷的小众市场上销售（这还是客气的说法，比较不客气、但更正确的说法是：几乎乏人问津）。你可以把一部很好的中篇推理小说卖给《艾勒里昆恩推理杂志》、《麦可仙恩推理杂志》，或把中篇科幻小说卖给《惊愕》、《类比》等杂志，甚至《全知》或《科幻小说杂志》。讽刺的是，好的中篇恐怖小说也有市场：前面提过的《科幻小说杂志》是其中一个例子，《阴阳魔界》是另外一个例子，其他还有许多原创恐怖小说的选集，例如由双日书屋出版、葛兰特编辑的“幽影”系列。

但是对于只能用“主流”二字来形容的中篇小说（这个形容词和“类型”一样令人沮丧）……就市场性而言，你的麻烦可大了。你忧愁地看着自己二万五千字到三万五千字的手稿，打开一瓶啤酒，在脑中听到一个很重的外国腔问道：“先生，您好，欢迎搭乘革命航空公司的飞机，旅途愉快吗？应该还不错吧！先生，欢迎加入中篇小说的行列，我猜您会很喜欢这趟旅程！来根便宜雪茄吧！把脚翘起来休息休息，我想您的小说还会放在这里很久、很久……对不对？哈—哈—哈—哈—哈！”

真令人沮丧。

从前，这类故事真的有市场（他哀叹）——例如《星期六晚邮报》和《柯立尔》、《美国水星》等杂志，不管长篇或短篇故事，都是这类刊物的主要内容。如果故事太长而无法在一期内刊登完毕，他们就会采取连载方式，分三期、五期或九期登完。当时还没有人想到“浓缩”或“摘要”小说的可怕方式（《花花公子》和《柯梦波丹》尤其喜欢这种糟糕的做法，你现在可以在二十分钟内读完整本小说），杂志会提供充分的篇幅来刊登小说。我还记得从前我会花一整天在家里等邮差送信，因为最新的《星期六晚邮报》即将出刊，而之前曾经预告本期将刊登雷·布莱德伯利的最新小说，或因为凯伦的连载小说将于本期刊出完结篇。

（那种迫不及待的焦虑心情，让我成为醒目的目标。邮差终于出现了，当他穿着短袖夏季制服、背着邮包、踏着轻快步伐走来，我会在走道尽头等他，身体动来动去，好像急着要上厕所的样子，一颗心简直快跳到胸口。他脸上冷然一笑，递给我一张电费单，其他什么都没有。我的心陡地下沉。最后他于心不忍，终于把《星期六晚邮报》递给我，封面是由洛克威尔所绘、满脸笑容的艾森豪威尔，里面有一篇关于索菲亚·罗兰的报道，还有由派特·尼克松执笔的文章《我说他是个很棒的人》，她说的是谁呢，你猜，当然是她的先生尼克松啦。还有很多故事，有长篇、有短篇，还有凯伦连载小说的完结篇。谢天谢地！）

而且这样的情形还不是偶尔为之，而是每个星期都发生！每当《星期六晚邮报》送来的时候，我猜我简直是整个东岸最快乐的小孩！

现在还有一些杂志会刊登长的小说——《大西洋月刊》和《纽约客》特别同情写出三万字小说的作者所碰到的出版问题，不过这些杂志并不特别欢迎我写的故事，因为我写的东西比较平淡，文学性不太强，有时又太冗长累赘（虽然要我承认这点是非常痛苦的事）。

但就某种程度而言，我猜我的小说之所以如此畅销，还得归功于这些特质（尽管这些特质似乎不太值得赞赏）。我的小说大多是发生在平凡人身上的平凡故事，就好像文学界的麦当劳推出麦香堡和大包薯条一样。我懂得欣赏优雅的散文，但是发现自己很难或根本不可能写出那样的文章（所以我欣赏的作家大都是像西奥多·德莱赛或诺里斯之类的写实作家）。如果把“优雅”这个元素抽离了作家的文笔，他就只剩下一条强壮的腿可以立足，那条腿就是“分量”。结果，我总是努力写出有分量的作品。换句话说，如果你发现你无法像纯种马一样奔驰，还是可以拚命发挥脑力（阳台上传来一个声音：“你说什么脑子？”哈！哈！很幽默，走开吧，你！）。

结果就是，当谈到你刚刚阅读的这几个短篇故事时，我发现自己的处境令人困惑。人们说我的小说受欢迎的程度，已经到了即使我想拿送洗衣物单去出版都成（在批评家口中，过去八年来，我写的东西不过就是又臭又长的洗衣单），但是我却无法出版这几篇故事，因为这些故事的长度说长不长，说短又不短，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

“我明白了，先生！脱掉鞋子！喝点廉价的朗姆酒！等会平庸革命钢铁乐团就要为我们演奏几首千里达歌曲。我想你会喜欢的。还有很多时间，先生。时间还有很多，因为我想你的小说会——”

——放在这里很长一段时间，对呀、对呀，太棒了，你何不找个地方去推翻哪个帝国主义的傀儡民主政权？

我最后决定看看我的精装版小说出版商——维京出版社与平装版小说商——新美国图书馆出版社，对这几个故事有没有兴趣，故事分别是关于一个很特别的越狱犯、一个老人和一个男孩被困在一种相互寄生的关系中、四个乡下小孩的发现之旅，以及年轻女人决定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生下小孩的恐怖故事（或许故事其实是关于那个不是俱乐部的俱乐部），结果出版商说他们愿意出版。这就是我如何让这四篇很长的故事挣脱中篇小说的奇怪处境的经过。

我希望你们喜欢这些故事。

喔，关于定型这件事，我还有另外一件事要提一提。

大约一年前，有一天我告诉我的编辑——不是比尔，而是新编辑，一个名叫阿伦·威廉斯的好人，精明、机智而能干，但经常在新泽西的某个地方担任陪审员。

“爱死你的《狂犬库丘》了。”阿伦说。（当时编辑部正在准备那本小说的出版作业，内容是关于一只长毛狗的真实故事，刚刚才写完。）“有没有想到下一本要写什么？”

似曾相识的感觉出现了，以前我就有过这样的谈话。

“嗯，有了，”我说道，“我已经有一些概念——”

“说说看。”

“你觉得出版一本四个中篇小说的合辑如何？大部分都是普通故事，你觉得如何？”

“中篇小说？”阿伦说道；他是个大好人，但从他的声音听来，那天的好心情好像突然打了折扣，仿佛他刚赢来两张革命航空的机票，要去某个奇怪的小小香蕉共和国。“你的意思是长篇故事？”

“是的，一点也不错，”我说道，“我们就称这本书为《不同的季节》什么的，这样大家看了，就知道这本书讲的不是吸血鬼或闹鬼的旅馆之类的故事。”

“那么下一本小说是不是关于吸血鬼的故事？”阿伦满怀希望地问道。

“不，我想不是；你说呢，阿伦？”

“描写闹鬼的旅馆如何？”

“不，我已经写过闹鬼的旅馆了。阿伦，你不觉得《不同的季节》听起来很不错吗？”

“听起来好极了，斯蒂芬。”阿伦说着叹了口气，仿佛一个大好人坐在革命航空公司新飞机的三等舱中，看到前座椅背上有蟑螂爬来爬去时发出的无奈叹息。

“希望你会喜欢。”我说。

“我可不这么认为。里面能不能有一篇是恐怖故事？”阿伦问，“只要一篇就行？有点像……‘类似的季节’（而不是不同的季节）？”

我微微一笑——仅仅微微一笑——一边想着史黛菲与麦卡朗医生的呼吸方法。“我大概可以加强一点恐怖气氛。”

“好极了！还有那本新小说——”

“写一辆闹鬼的车如何？”

“这才对呀！”阿伦喊道，我感觉得出来，他待会儿回去开编辑会议（或坐上陪审席）时，会非常快乐；我也很快乐——我爱我的鬼车，我想它会让很多人在天黑后穿过闹市时变得紧张兮兮。

不过我也很爱这本书里的每一个故事，而且我想我会永远喜爱这些故事，希望所有读者也喜欢，希望这几个故事能像所有的好故事一样——使你们暂时忘却积压在心头的一些现实问题，带你们到从未去过的地方，这是我所知道的最可爱的魔术。

好了，我得走了，再见，请各位保持头脑清醒，读些好书，做点有用的事，快快乐乐地生活。

献上我的爱与祝福

斯蒂芬·金

一九八二年一月十四日于美国缅因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