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监视者 手风琴手(汉斯·休伯曼的秘密)

一个年轻人站在厨房里,手里紧攥着的钥匙仿佛要长到他手掌里似的。他没有说你好,或是请救救我等诸如此类的话,只是问了两个问题。

问题一

“汉斯·休伯曼吗?”

问题二

“你还在拉手风琴吗?”

年轻人十分不自在地看着眼前的人,他那刺耳的声音从黑暗中传来,好像这是他唯一残存的东西了。

爸爸警觉而惊恐地走过来。

他对着厨房的方向低声说:“是的,还在拉。”

事情要追溯到多年以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这些战争如此奇怪。

它们充满了血腥和暴力——但同时又充满了同样多的难以置信的故事。“这是真的,”人们小声说,“我不管你是否相信我的话,可真的是一只狐狸救了我一命。”或者说,“我旁边的人都死了,只剩下我站在那儿,毫发无伤。为什么是我活下来了呢?为什么是我而不是他们?”

汉斯·休伯曼的遭遇与之相似。我读完偷书贼写的故事后,发现在那次战争期间,我和汉斯·休伯曼曾擦肩而过,虽然我们没有刻意安排这次见面。就我个人而言,我有许多工作要做;而对汉斯·休伯曼来说,我想他是在尽全力躲避我。

我们第一次接触时,汉斯刚满二十二岁,正在和法国人打仗。他所在的那个排的大部分年轻人都热衷于打仗,汉斯的想法却不同。我带走了一些年轻人的灵魂,却从未靠近过汉斯。要么是他太幸运了,要么是他是值得活下去的,或者他有充分的理由保全生命。

在军队里,他从来不冲在最前面,也不会落在最后面。他总是跑在队伍中间,混在大家中间爬上墙头。他的射击术一般,既不至于糟糕到惹长官生气,又不会精湛到被选拔至阵地前沿去,他总是在和我捉迷藏。

值得一提的小事

多年来,我见过不少自认为可以冲到别人前面去的年轻人。

不过,他们没有冲到别人前面。他们是冲到我面前来了。

他在法国结束他的士兵生活时,已经打了六个月的仗了。表面上看,是一桩奇怪的小事救了他一命。另一个观点则是,在无聊的战争中,这桩小事其实至关重要。

总的来说,从参军的那一刻起,他就为在这次大战中的所见所闻震惊不已。一切就像一部连续剧,日复一日重复着:

枪林弹雨。

休息的士兵。

世界上最下流的笑话。

冰冷的汗水——这是要人命的朋友——总是把人的腋下和裤子打湿。

他最喜欢玩扑克,还有下棋(尽管他棋艺不佳),还有音乐。

一个比他大一岁的队友——埃里克·范登伯格——教会了他拉手风琴。由于都对战争缺乏兴趣,两个人逐渐成为了朋友。他们都喜欢抽烟,不管刮风下雨都要卷烟来抽。他们宁愿掷骰子也不愿去碰子弹。他们的友谊是建立在赌博、抽烟和音乐之上的,当然,还有希望自己活下来的共同愿望。但是,不久之后,埃里克·范登伯格的残骸散落在一处绿草如茵的山丘上。他双眼圆睁,结婚戒指被偷走了。我从他的残骸上捡起他的灵魂,飘向远方。地平线那乳白的颜色像溢出来的新鲜牛奶,洒在尸体上面。

埃里克·范登伯格留下了些财产,包括一些私人物品和一部手风琴,琴上残留着他的指印。他的遗物都被送回家中,除了那件笨重的乐器。带着屈辱,这部手风琴被搁在营房里他的行军床上,留给了他的朋友,汉斯·休伯曼,此人恰好是战争结束后唯一的幸存者。

他是这样幸存下来的

那天,他根本没有参战。

为此,他得谢谢埃里克·范登伯格,或者,更准确地说,得感谢埃里克·范登伯格和中士的牙刷。

那天早晨,他们开拔前不久,史蒂芬·舒雷德中士走进营房,让每个人立正站好。因为他富于幽默感,爱搞恶作剧,所以深受士兵欢迎,不过,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从不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冲锋,他总是冲在最前面。

有的时候,他喜欢趁部下们休息的时候,走进他们的房间,问他们这样的问题:“谁从帕辛来?”或是“谁的数学学得好?”或者是那个决定汉斯·休伯曼命运的问题,“谁的字写得漂亮?”自打他第一次这么问过之后,就再也没人愿意第一个来回答问题。那次,一个急于表现的叫菲利浦·舒勒克的愣头青骄傲地起身回答:“是,长官,我从帕辛来。”他立刻得到了一把牙刷,奉命刷洗便池。

你当然能够理解了,当中士问到谁的字写得好时,没人愿意挺身而出。他们以为又会接受一个全面的卫生检查,或去擦干净古怪中尉那双踩上屎的靴子。

“快点说,”中士捉弄起他们来,他的头发上抹了点油,显得油光水滑的,不过,头顶上却老有一小撮头发警惕地翘着。“你们这群废物里总该有人能把字写好吧?”

远处传来枪声。

枪声促使他们做出反应。

“听着,”舒雷德中士说,“这次与以前不同,要刷上整整一早上,说不定还要更长时间。”他忍不住笑了,“你们这帮家伙玩纸牌的时候,舒勒克却在洗茅坑,这回该轮到你们了。”

要活命还是要自尊。

他非常希望有一个部下能机灵点,能活下来。

埃里克·范登伯格和汉斯·休伯曼交换了一下眼神。如果这当口有人站出来,这代表着他将保全生命,但那是排里全部弟兄用余生为他换来的,这将让他生不如死,没人愿意当懦夫,不过,要是有人推荐另一个人的话……

还是没人站到队伍前面,可是,一个声音飘了出来。那声音听上去轻飘飘的,但发力不小。“汉斯·休伯曼。”声音来自埃里克·范登伯格,显然,他认为今天不是朋友送死的日子。

中士在队伍前走了一圈。

“谁在说话?”

史蒂芬·舒雷德是一个杰出的步测者,一个说话、做事、打仗都急匆匆的小个子。他在两列士兵面前踱来踱去。汉斯目视前方,等待命令。也许是某个护士生病了,需要有人给手受到感染的伤员解开绷带再重新包扎好;也许是有一千封信需要有人舔舔信封,把信粘牢,再把这些装着死亡通知书的信寄回阵亡将士的家中。

就在这时,那声音又说话了,他的话越过所有人的头顶,让大家都听得清清楚楚。“休伯曼,”埃里克·范登伯格平静地说,“他的字写得整齐漂亮,长官,非常漂亮。”

“问题解决了,”中士噘嘴一笑,“休伯曼,就是你了。”

这个瘦瘦的高个子走上前一步,问他的任务是什么。

中士叹了口气。“上尉要找个人替他写寄几十封信,他的手有风湿的毛病,就是关节炎。你去干吧。”

没有时间争辩。舒勒克还被派去洗厕所呢,另一个,那个被派去舔信封的菲勒根,差点没累死,他的舌头都被染成蓝色了。

“是,长官。”汉斯点点头,事情到此结束。他的字写得好坏姑且不论,但他运气确实不错。他竭尽全力写好每一封信的同时,其他人都上了战场。

无人生还。

这是汉斯·休伯曼第一次从我身边逃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他就要第二次从我身边逃脱了,那是1943年,在艾森。

两次战争,两次逃脱。

一次是在他年轻时,一次是在他的中年。

很少有人能幸运地欺骗我两次。

那次大战中,他一直随身携带着这部手风琴。

等他退伍后,查问到地址,来到埃里克·范登伯格在斯图加特的家里,范登伯格的妻子告诉他可以保存下那把琴。她的公寓里已经乱丢着好几把琴了,因为她曾教过手风琴。范登伯格留下的这部琴会勾起她的伤心往事,她不愿再看到它,其余的已经足以留做纪念了。

“是他教会我拉手风琴的。”汉斯告诉她,或许这能给她带来一丝安慰。

也许果真如此,伤心的女人问他能否给她演奏一曲。她默默地流着泪,听他笨拙地按着琴键拉完了一曲《蓝色的多瑙河》,这首曲子是她丈夫的最爱。

“你知道吗,”汉斯对她解释道,“他救了我一命。”屋里的灯光微弱,气氛沉重。“他——如果您有什么需要的话……”他在桌上的一张纸上飞快地写下自己的姓名和地址,“我是个油漆匠。如果您愿意,我会随时替您免费粉刷房子。”他明白这是笔毫无用处的补偿金,但他还是执意要提供。

女人把纸片拿走了。过了一会儿,一个小男孩走进屋来坐在她膝上。

“他叫马克斯。”女人说。可是孩子年纪太小,不好意思和陌生人讲话。他瘦得只剩皮包骨头,头发很柔软,一双深邃的大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个陌生人。汉斯在这样压抑的气氛中又拉了一首曲子。孩子瞅瞅拉手风琴的人,又瞅瞅一旁啜泣的母亲。这和从前不一样的音乐声使她两眼发酸,难以控制自己的悲哀。

汉斯离开了埃里克·范登伯格家。

“你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他对死去的埃里克·范登伯格和斯图加特渐渐远去的地平线说,“你从没说过你有个儿子。”

短暂的摇头叹息以后,汉斯回到慕尼黑,以为再也不会有这家人的音信了。没有想到,他会给予他们至关重要的帮助,不是帮他们刷房子,而且还要等到二十年后。

几周后,他开始了干起了粉刷房子的活儿。天气好的时候,他干得十分卖力,甚至在冬天也不放松。他经常对罗莎说,虽然生意不会像倾盆大雨一样落下来,但至少偶尔能下点毛毛雨。

二十年多来,一直如此。

小汉斯和特鲁迪出世了,慢慢长大,他们会去看他干活,把油漆拍到墙上,还会帮他清洗刷子。

1933年希特勒掌权的时候,刷房子的活儿受了一点点影响。汉斯没有像大多数人那样参加纳粹党。他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做出这个决定的。

汉斯·休伯曼的想法

他既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也对政治一窍不通,但事实上,他是一个追求公正的人。他无法忘记犹太人救过他一命。他不能参加一个以这种方式反对犹太人的政党,还有,像亚历克斯·斯丹纳那样的,他的一些老主顾都是犹太人。他像许多犹太人一样相信,对犹太人的仇恨是不会持久的,不做希特勒的追随者是件明智的事。可是,从许多方面来说,这是一个灾难性的决定。

随着对犹太人迫害的升级,他的生意越来越清淡了,起初影响不大,但是很快顾客就急剧减少。看来,一大群主顾已经消失在冉冉升起的纳粹德国的空气中了。

一天,他在慕尼黑大街上碰到一个老朋友,赫伯特·林格。此人来自汉堡,腆着肚子,说一口标准德语——他朝这人走过去,那人赶紧低下头,眼睛越过隆起的肚子注视着地面,但当他的眼光再次回到油漆匠身上时,明显有些不自在。汉斯不想问这个问题,可他还是脱口而出。

“怎么回事,赫伯特?我的顾客都快跑光了。”

赫伯特·林格不再畏缩了,他挺直身板,用一个反问来回答这个问题。“好吧,汉斯,你是党员吗?”

“什么党员?”

事实上,汉斯·休伯曼完全明白他在说什么。

“得了,汉塞尔,”林格继续说,“别逼我把话说白了。”

这个高个子的粉刷匠朝他挥挥手,走开了。

几年过去了,犹太人在全国境内被肆意虐待。1937年春,汉斯·休伯曼屈辱地顺从了。经过一番咨询,他递交了加入纳粹党的申请。

他到慕尼黑大街上的纳粹党总部递交了申请表,刚出来,就看到有四个人朝一家叫克莱曼的服装店扔砖头。这是莫尔钦镇上少数还在营业的犹太人商店之一。店里,一个小个子男人一边结结巴巴嘟囔着,一边清理着脚下的碎玻璃。他的门上涂着一颗深黄色的星星,旁边写着“犹太猪”几个大字。店里渐渐没有了动静。

汉斯走上前,探头朝里面看看。“你需要帮助吗?”

克莱曼先生抬起头,无力地拿着一把满是灰尘的扫帚。“不需要,汉斯,你走吧。”去年,汉斯替乔尔·克莱曼油漆过房子,记得他有三个孩子,虽然叫不出他们的名字,可还记得他们的模样。

“我明天来,”他说,“把门再刷一遍。”

他真的这样做了。

这是两个错误中的第二个。

第一个错误是在看到这件事以后犯下的。

他回到纳粹党总部,用拳头使劲砸着门,窗户玻璃被震得沙沙直响,可还是没人回答。所有人都收拾好东西回家了,最后出门的一个人已经走在慕尼黑大街上了。他听到窗户玻璃的响动,回头看到了油漆匠。

他走回来问汉斯有什么事。

“我不想入党了。”汉斯说。

这个人被震惊了。“为什么?”

汉斯看了看他右手的指关节,咽了一口唾沫,他能够尝到这个错误的味道,就像嘴里含着块金属一样。“我忘了原因。”他转身朝家走去。

背后传来那人的几句话。

“你再考虑考虑,汉斯·休伯曼,然后再告诉我们你的决定。”

他没有告诉他们。

第二天一早,就像他承诺过的那样,他比平时更早起床,但还是不够早。克莱曼服装店的门上还有露珠,汉斯擦干门,尽量把门刷成与原来一样的颜色,给门穿上了一层厚实的外衣。

不料,有个人从旁边经过。

“万岁,希特勒!”他说。

“万岁,希特勒。”汉斯回答。

三件小事

1.从他身边走过去的那人叫鲁尔夫·费舍尔,是莫尔钦镇最忠实的纳粹党徒之一。

2.十六小时之内,一句新的诅咒又被写到这扇门上。

3.汉斯·休伯曼没有被吸纳为纳粹党员,直到现在也没有。

第二年,汉斯开始庆幸没有正式撤回他的入党申请。这年,许多人立刻被批准入党,而汉斯,考虑到他对党的猜疑,被列入了等候入党的名单。到1938年底,在盖世太保策划了“水晶之夜”后,犹太人遭到了彻底的清除。盖世太保搜查了汉斯·休伯曼的房子,没有发现可疑的东西。他算得上幸运了,没有被抓走。

可能因为他们知道至少他在等待申请被批准,才没有逮捕他,还有,他是个出色的粉刷匠。

他还有一个救星。

最有可能把他从流放的厄运中拯救出来的是手风琴这件乐器。慕尼黑到处都有粉刷匠,可是,只有他,经过埃里克·范登伯格的教导,再加上近二十年的长期练习,他已经成为莫尔钦镇上首屈一指的手风琴手了。他琴艺出众,不是因为技艺纯熟,而是他的琴声中流露出的热情能感染人,哪怕他弹错了也丝毫不会影响这种感觉。

他和别人打招呼时会说“万岁,希特勒!”,在重大的节日里也会悬挂纳粹旗帜,没有犯明显的过错。

1939年6月16日(这个日子现在看来就像一剂黏合剂),就在莉赛尔到达汉密尔街的六个月后,一件事不可避免地改变了汉斯·休伯曼的生活。

这一天,他找到点儿活干。

早晨七点,他准时离开家。

他拉着装着油漆的小车,丝毫没有察觉到自己被人跟踪了。

等他到达工作的地点后,一个年轻的陌生人走上前来。这人一头金发,高个儿,神情严肃。

两人相互打量着对方。

“你是汉斯·休伯曼吗?”

汉斯冲他点点头,伸手去拿刷子。“是的,我是。”

“你会拉手风琴吗?”

这时,汉斯停下手里的活,又点了一下头。

陌生人摸摸下巴,四下看看,然后用低沉而清晰的声音问:“你是一个信守诺言的人吗?”

汉斯取下两个油漆桶,请来人一起坐下。年轻人与他握了握手,自我介绍道:“我叫沃尔特·库格勒,从斯图加特市来。”

他们坐在一起密谈了大约十五分钟,安排晚上晚些时候再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