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女人。

站在角落里。

她的辫子是他见过的辫子里最粗的，垂到了她的背上。有时，当她把辫子缠在肩膀上的时候，它就像一只吃饱的宠物趴在她高耸的胸脯上。事实上，与她有关的一切都被放大了。她的嘴唇，她的腿，她那细密的牙齿，她还有一副又粗又大的嗓门。没有时间细说了。“来吧，”她叫他们，“来，站在这个地方。”

相比之下，那个医生就像一只秃头老鼠。他的个子瘦小灵活，他在学校办公室里狂躁而又慢条斯理地踱着步。他感冒了。

三个男孩中很难说是谁最不愿脱掉衣服。第一个男孩听到命令时看看周围的每个人，从上了年纪的老师到敦实的护士，又瞅瞅瘦小的医生。中间的男孩只顾埋头盯着自己的两只脚，最左边的孩子不停地感谢上帝，幸好这是在学校的办公室里，而不是在一条黑暗的小巷子里。鲁迪觉得那个护士挺恐怖的。

“谁第一个来？”她问。

管理他们的老师赫克斯丹勒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不像是一个人，而像是一件黑色的衣服。他的脸上蓄着胡子。他扫视了一遍男孩子们，话说得飞快。

“舒瓦茨。”

倒霉的朱吉·舒瓦茨极不情愿地脱下制服，只穿着一双鞋子和一条内裤站在那里。他那张德国人的脸上流露出哀求的表情。

“还有呢？”赫克斯丹勒先生问，“鞋子？”

他又脱掉鞋子和袜子。

“还有内裤。”护士说。

鲁迪和另外一个叫沃拉夫·恩比格的孩子也开始脱衣服了，但他们都比不上朱吉·舒瓦茨的处境危险。这个男孩浑身哆嗦，他比另外两个男孩年纪小点，个子却要高一些。当他脱下内裤的时候，他倍感羞耻地站在又冷又小的办公室里，自尊心也随着内裤落到了脚后跟。

护士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她把两只胳膊交叉着抱在胸口。

赫克斯丹勒先生催促着，腰后面两个孩子动作快点。

医生挠挠头皮，咳嗽起来。他的感冒快把他折磨死了。

三个赤身裸体的男孩子站在冰凉的地板上挨个接受检查。

他们用双手遮住下身，抖个不停。

在医生的咳嗽声和呼哧呼哧的喘气声中，他们听从他的指令。

他说：“吸气。”他们就吸气。

他说：“呼气。”他们就呼气。

“伸出手来。”一声咳嗽，“我让你们伸出手。”一连串的咳嗽。

男孩子们像普通人一样，看着对方，想博得彼此的同情，可是没有任何办法。三个人都把手从生殖器上拿开，伸出了双臂。此时，鲁迪可不觉得自己是主宰世界的民族中的一员。

“我们逐渐取得了成功，”护士告诉老师，“我们正在创造一个新的未来。这将是一个体力和智力上都更高级的德国新阶层，一个军官阶层。”

不幸的是，她的宣传被停止了，因为医生中途停下来，用尽全身力气对着那堆脱下的衣服剧烈地咳嗽，咳得眼泪都流出来了，鲁迪忍不住好奇地猜想。

一个崭新的未来？就像医生一样？

他聪明地没把这话说出口。

检查完毕，他试着敬了一个裸体的举手礼，这可是他平生第一次。他不得不承认这个感觉不妙。

被剥去自尊后，男孩子们得到允许再次穿上衣服，他们被领出办公室的时候，已经能听到身后传来的对他们的评价了。

“他们比普通孩子发育早了点，”医生说，“不过，我认为至少有两个还行。”

护士也同意他的意见。“第一个和第三个。”

三个男孩站在外面。

第一个和第三个。

“第一个是你，舒瓦茨，”鲁迪说，接着他问沃拉夫·恩比格，“第三个是谁？”

恩比格算了算。她是指站在第三的人还是第三个被检查的人呢？没关系，他知道自己想相信什么。“我猜是你。”

“狗屎，恩比格，是你才对。”

一个小小的保证

穿军装的两人知道第三个是谁。

他们来汉密尔街后的第二天，鲁迪和莉赛尔坐在他家门前的台阶上，听他讲这个长篇故事，包括最小的细节。他讲完了那天自己被带出教室后发生的一切，他们还嘲笑了一番敦实的护士和朱吉·舒瓦茨脸上的表情。然而，大部分时间里，这是一个焦虑的故事，尤其是讲到厨房里的谈话和倒下的多米诺骨牌时。

随后几天里，莉赛尔一直不能消除脑子里的一个想法。

这个想法是关于三个男孩的那次体检的，或者，如果她肯承认的话，是关于鲁迪的。

她躺在床上，思念着马克斯，想知道他在何方，祈祷他还活着，可是，在这些念头中间站着的是鲁迪。

他在黑暗中闪闪发光，全身赤裸。

这个想法很可怕，尤其是当他被迫把手拿开时，至少这一点让人害臊，可是，因为某种无法解释的原因，她禁不住还是要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