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月中旬，汉密尔街这一带依然阴暗晦气。莉赛尔关上大门，走到霍茨佩菲尔太太家，敲了敲门，来应门的人把她吓了一跳。

她开头以为这人肯定是霍茨佩菲尔太太的一个儿子，他们的照片就摆在门边的相框里，但他看上去全然不像两兄弟中的任何一个。他看上去比他们年纪大多了，虽然很难说清楚大多少岁。他的脸上长着络腮胡子，两眼看上去痛苦不安。一只缠着绷带的手从外衣袖子里滑出来，绷带上还渗着点点殷红的血迹。

“也许你该晚点再来。”

莉赛尔试图看清楚他身后的情况，她正要喊霍茨佩菲尔太太的名字，但这个人阻止了她。

“孩子，”他说，“待会儿再来，我来接你，你住在哪儿？”

三个多小时后，汉密尔街三十三号响起了敲门声。那个男人站在她面前，他绷带上的点点血迹已经扩大为一团一团了。

“她现在准备好了。”

在屋外昏黄的灯光下，莉赛尔忍不住问他的手是怎么回事。他从鼻孔里哼了一声——只有一个音节——然后回答。“斯大林格勒”。

“什么？”他说话时，眼睛在盯着风中的某个地方。“我没听清楚。”

他又说了一遍，这次声音大了点，而且完整地回答了她的问题。“我的手是在斯大林格勒受的伤。我被打中了肋骨，炸掉了三根手指。这个回答清楚了吗？”他把没受伤的那只手伸进口袋，不屑一顾地在德国的寒风中哆嗦着。“你觉得这儿冷吗？”

莉赛尔摸了摸身边的墙壁，她不能撒谎。“是的，当然冷。”

那人笑起来。“这不算冷。”他抽出一支香烟，叼在嘴里。他试着用一只手把火柴擦亮。在这样阴冷的天气里，用两只手想点燃火柴都很困难，更别提用一只手了，完全无法办到。他扔掉火柴，咒骂着。

莉赛尔把火柴捡起来。

她把烟从他嘴里拿下来，放进自己嘴里，可她还是点不着烟。

“你得吸上一口才行，”那人告诉她，“在这种鬼天气里，只有猛吸一口才能把它点燃，懂吗？”

她又试了一次，努力回忆着爸爸是怎么点烟的。这一次，她的嘴里满是烟雾，烟雾在她的牙齿间环绕，刺激着她的喉咙，可她强忍着没有咳嗽。

“干得好。”他接过香烟，猛吸了一口，向她伸出那只好手，那是他的左手，“米歇尔·霍茨佩菲尔。”

“莉赛尔·梅明格。”

“你来给我母亲读书吗？”

此时，罗莎来到莉赛尔身后，莉赛尔能够感觉到自己背后传来的震惊。“米歇尔？”罗莎惊呼，“真的是你吗？”

米歇尔·霍茨佩菲尔点点头。“你好，休伯曼太太，很久不见了。”

“你看上去怎么……”

“那么老？”

罗莎还没有明白过来，但她还是镇静下来，邀请道：“进来坐坐吧？我想你已经认识我的养女了……”当她注意到那只血迹斑斑的手时，她的声音慢慢低下去。

“我弟弟死了。”米歇尔·霍茨佩菲尔说。他那只残留的健康的手本来无法再给人一记重击了，可罗莎听了这话后却倒退了一步。当然，战争意味着死亡，但是它经常把曾经在你面前活蹦乱跳的人变成一个长眠于地下的亡灵。罗莎是看着霍茨佩菲尔家的两兄弟长大成人的。

这个衰老的年轻人找到了一个不让自己失去理智的讲故事的办法。“他们把他抬进来时，我正在那所战地医院里，那是发生在我回家前一个星期的事情。整整三天，我都坐在他旁边，直到他死……”

“对不起。”这句话可不像是从罗莎嘴里说出来的，这天晚上，站在莉赛尔·梅明格背后的仿佛是另外一个人，可她不敢回头看。

“请你，”米歇尔打断罗莎，“别再提了。我可以把这孩子带过去读书了吗？我怀疑我母亲是不是听得进去，不过她说让这孩子去。”

“好的，你把她带去吧。”

他们刚走了一段路，米歇尔·霍茨佩菲尔想起什么事，回转身。“罗莎？”等了一会儿，罗莎再次把门打开。“我听说你的儿子也在那儿，在苏联。我碰到了从莫尔钦去的人，是他们告诉我的。不过，我相信你已经知道了。”

罗莎企图拦住他，不让他走。她冲出门，拉住他的袖子。“不，我不知道，有一天他离开了家，就再也没回来过。我们想找到他，可是，接着，又发生了很多事……”

米歇尔·霍茨佩菲尔决心逃跑，他最不愿意听的就是又一个悲泣的故事。他挣脱开来，说：“据我所知，他还活着。”他回到门口莉赛尔的那里，可女孩却没有跟着他往隔壁走。她注视着罗莎的脸，这张脸抬起来又垂了下去。

“妈妈？”

罗莎扬起一只手。“去吧。”

莉赛尔等待着。

“我让你走。”

她追上米歇尔，这个退伍兵想和她说说话。他一定是为刚才的无礼感到后悔。他试图用另外一些话来掩饰错误。他举起裹着绷带的右手，说：“我还是止不住血。”事实上，莉赛尔很高兴踏进霍茨佩菲尔家的厨房，越早开始读书越好。

霍茨佩菲尔太太坐在椅子上，泪流满面。

她的儿子死了。

不过，这只是故事的一半。

她永远不会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但我能毫无疑问地告诉你，我们中间有一个人知道。我好像总是了解发生的故事，那是发生在冰天雪地、枪林弹雨中的故事，那里混杂着不同的人类语言。

从偷书贼的文字描写中，我想象着霍茨佩菲尔太太家厨房的样子，我看不见炉子或者木勺或者水泵之类的东西。还是不要从这里开始讲吧。我看到的是苏联的冬天，天上飘着鹅毛大雪，还有霍茨佩菲尔太太小儿子的命运。

他的名字叫罗伯特，他的故事是这样的。

一个战争小故事

他的两条小腿都被被炸飞了，他的哥哥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在一所冰冷的充满恶臭的医院里。

1943年1月5日，苏联，又是寒冷彻骨的一天。在城外的积雪中，到处是死去的苏联人和德国人的尸骨，活下来的人们还在朝着面前白茫茫的雪地开火。三种语言交织在一起，俄语，子弹的呼啸声，还有德语。

我朝着倒下的灵魂们走去的时候，其中一个还在说话：“我的肚子好痒。”他重复了很多遍。他虽然受了惊吓，但依旧向前爬行，爬到了一个血肉模糊的身影边，这个人坐在地上，鲜血流了一地。当腹部受伤的士兵爬到此人的近处时，才看清他是罗伯特·霍茨佩菲尔。他的双手鲜血淋漓，他正在把雪堆到小腿上，在最近一次爆炸中，他的双腿都被炸断了。他的两只手鲜红，连他发出的一声尖叫也仿佛被染红了。

水汽从地面上升腾起来，这是雪在融化的迹象。

“是我，”腹部受伤的士兵对罗伯特·霍茨佩菲尔说，“我是彼得。”他拖着身子又朝罗伯特身边爬近一点。

“彼得？”气息奄奄的罗伯特问，他一定已经觉察到我就在附近了。

又问了一遍。“彼得？”

出于某种原因，垂死之人总是喜欢反复询问已经得到了答案的问题，也许这样做，他们就能死得明明白白了。

突然，那些声音听上去都一样了。

罗伯特·霍茨佩菲尔朝右边倒下了，倒在冰冷的冒着水汽的雪地上。

我确信他本人也估计到要在此时此地与我相见了。

然而，他没有死。

对这个年轻的德国人来说，不幸的是我当天下午没有带走他的灵魂。我从他身上跨过，手里抱着的是另外一个可怜的灵魂，朝着苏联人的阵地走去。

我往返于双方的阵地。

人们被分隔在两边。

我可以告诉你，这可不是在滑雪旅行。

正如米歇尔对他母亲讲的那样，经过三天的漫长等待，我终于带走了这个把两只脚都留在了斯大林格勒的士兵。我多次在这所临时战地医院出入，极其厌恶里面的味道。

一个手上缠着绷带的人正在安慰那个沉默的、一脸惊恐的士兵，说他会活下来的。“你很快就能回家了。”他向弟弟保证。

是的，回家，我想，永远地。

“我会等你，”他继续说，“我这周末回去，不过我会等着你的。”

在他说下一句话之前，我带走了罗伯特·霍茨佩菲尔的灵魂。

通常，我需要认真查看我待的屋子的天花板，但在这幢建筑物里，我很幸运，有一小块屋顶被炸掉了，我可以直接看到外面的天空。米歇尔·霍茨佩菲尔还在离我一米远的地方说话，我努力忘掉他，只是观察着头顶的洞。天空一片洁白，但它正在迅速变化，像以往一样，正在变成一张巨大的床单，那上面鲜血横流，还有一朵朵肮脏的云，就像是正在融化的雪地上留下的脚印一样。

脚印？

你会问。

是的，我想弄清楚是谁留下的脚印。

莉赛尔在霍茨佩菲尔太太家的厨房里读着书，没有听到这个冗长的故事，至于我，当苏联的一切逐渐从我眼前消失后，雪花依然从天花板上落下。水壶被雪花盖住，桌子也被盖住了。人类的头上和肩膀上也落上了片片雪花。

哥哥颤抖着。

女人呜咽着。

女孩继续读书，因为这正是她此行的目的，经过斯大林格勒的大雪后，这还算得上一点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