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4月，汉斯·休伯曼回家后的前九十七天都十分顺利。许多时候，他一想到在斯大林格勒战场上的儿子就陷入沉思，但他希望儿子也能像自己一样幸运。

回家后的第二个晚上，他在厨房里拉起了手风琴，他要信守诺言。厨房里传出了音乐声，还有热汤和笑话，以及一个十四岁女孩的笑声。

“小母猪，”妈妈警告她，“别笑得那么响。他的笑话一点都不好笑，还恶心得很……”

一个星期后，汉斯到城里的一个军队的办公室继续服役。他说那里的香烟和食物供应充足，偶尔还能带点点心和多余的果酱回家。一切像是回到了过去的好时光。五月份有一次小小的空袭。虽然时不时得说上一句“万岁，希特勒！”，但除此之外，一切都很美好。

一直到第九十八天。

一位老妇人的简短声明

站在慕尼黑大街上，她说：“耶稣、圣母和约瑟夫，但愿他们别再带那些人经过这里了。这些可怜的犹太人，他们的运气糟透了，他们会带来厄运。我一看到他们，就知道我们会有灭顶之灾。”

莉赛尔第一次看到犹太人时，就是这个老妇人在宣布他们的到来。从外表上看，她的脸就像一块西梅干，只不过颜色白得像张纸。她的眼睛是深蓝色的，她的预言总是十分准确。

盛夏时节，有迹象表明莫尔钦镇要发生什么事情了。它像往常一样进入了人们的视线。首先是一个低着头的士兵，他身上背着的枪直冲天空，然后是一群衣衫褴褛，镣铐叮当作响的犹太人。

这次，唯一不同的是他们来自相反的方向。他们要被带到附近的莱伯林镇擦洗街道，干军队不愿干的善后工作。这一天的晚些时候，他们又要走回集中营，步履艰难，筋疲力尽，一副无精打采的模样。

这次，莉赛尔又在队伍中搜寻着马克斯·范登伯格的身影，心想他很可能死在达豪了，根本没有机会路过莫尔钦镇。他不在队伍里，这一次不在。

如果我们来到八月份一个炎热的下午，马克斯就会和大多数犹太人一样经过这个小镇。不过，与其他人不同的是，他的两眼没有盯着地面，他不是在随便看着元首提供的德国大看台。

一个与马克斯·范登伯格有关的事实

他会在慕尼黑大街上寻找一张偷书的女孩的面孔。

六月的这一天，莉赛尔后来计算出这是爸爸回来后的第九十八天。她站在大街上，审视着成群结队走过的悲伤的犹太人——找寻着马克斯。没有别的目的，这样减轻了只能做一个旁观者的痛苦。

“这是一个可怕的想法。”她将在汉密尔街的地下室里这样写道，但她相信这是自己真实的想法。作为一个旁观者的痛苦。那他们的痛苦呢？那些脚步蹒跚，饱受折磨的人的痛苦呢？那些紧闭着的集中营大门后的痛苦呢？

他们十天内从这里经过了两次。慕尼黑大街上那个长着一张西梅干似的脸的老妇人证实了这一点。痛苦终于降临了，如果他们责怪这些犹太人是个不祥的警告或者预兆，那他们就应该谴责罪魁祸首——元首和他对苏联的入侵——因为六月末的一天早晨，汉密尔街苏醒时，有一个退伍兵自杀了。他悬吊在离迪勒太太家不远的一家干洗店的房梁上，这又是一根用人的身体做成的指针，又一座钟停止了摆动。

粗心大意的店主离开干洗店时忘记了锁门。

6月24日，上午6:03

干洗店很暖和，房梁也挺结实。米歇尔·霍茨佩菲尔从椅子上一跃而下，仿佛是从悬崖上跳下去一样。

那段日子里，许多人追赶着我，呼唤着我的名字，哀求我把他们带走。还有一小部分人随意地把我叫过去，压低了嗓门和我悄悄说话。

“带我走吧。”他们说，没有办法能够阻止他们。毫无疑问，他们被吓坏了，但他们对我却没有丝毫畏惧，这种恐惧把一切都搞乱了，让我不得不再次面对他们，面对这个世界，还有你们这类人。

对此，我无能为力。

他们有多种寻死的方法，各种各样的方法——他们干得太漂亮了，不管他们选择什么方法，我都无法阻止。

米歇尔·霍茨佩菲尔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他是因为自己求生的愿望而杀死自己的。

当然，这天我没有见到莉赛尔·梅明格。我知道自己太忙了，没有时间在汉密尔街逗留，听人们的尖叫。他们要是看到我在场就不妙了，所以我走出门外，走进金灿灿的阳光中。

我没有听到一位老人发现吊着的尸体时发出的惊呼，也没有听到奔跑的脚步声和其他人到来时气喘吁吁的声音。我没有听到一个蓄着胡子的瘦子在喃喃自语：“太可耻了，真是可耻……”

我没有见到霍茨佩菲尔太太仰面倒在汉密尔街上，双手摊开，绝望尖叫的场面。不，我没有看到这一切，直到几个月后，我返回此地时，才从一本叫做《偷书贼》的书里读到了这些事情。我得到的解释是，米歇尔·霍茨佩菲尔最后不是被他受伤的手或是别的伤痛折磨致死的，他是因为自己想求生的罪恶感而死的。

在探寻他的死因的过程中，女孩意识到他经常失眠，每个夜晚对他来说都是一剂毒药。我常常想象着他清醒地躺在床上，在雪似的床单里冒汗，眼前或许还出现了他弟弟被炸断的双腿的幻影。莉赛尔写道，她差点告诉他自己弟弟的故事，就像对马克斯讲的那样，但是旅途中的咳嗽和被炸断的双腿之间的差别实在太大了。你怎么能够安慰一个见过这种场面的人？你能对他说元首为他感到骄傲，元首为他在斯大林格勒的英勇表现而自豪吗？你怎么能够这么说？你只能听他述说。

当然，令人尴尬的是，这种人通常会闭而不谈一些至关重要的话题，直到周围的人们不幸发现了他们写的一张便条，一句话，甚至是一个问题，或是像1943年6月汉密尔街上的那封信。

米歇尔·霍茨佩菲尔，最后的告别

亲爱的妈妈：

您能宽恕我吗？我只是无法再忍受下去了，我要去见罗伯特。我不管那些该死的天主教徒们会说些什么。天堂里一定有像我一样经历的人能去的地方。因为我的这些所作所为，您可能认为我不爱您了，但是，我真的爱您。

您的米歇尔

人们请汉斯·休伯曼去把这个消息告诉霍茨佩菲尔太太。他站在她家门槛上，她一定从他脸上看出来了。六个月内死了两个儿子。

阳光在他身后闪烁着，这个精瘦的女人朝着干洗店走去。她哭泣着跑到汉密尔街尽头人们团团围住的那个地方。她嘴里至少念叨了几十遍“米歇尔”，可米歇尔已经无法回答了。根据偷书贼的描述，霍茨佩菲尔太太抱着儿子近一个小时，然后转身对着汉密尔街上耀眼的阳光坐了下来，她走不动路了。

人们远远地看着，最好离这样的事情远一点。

汉斯·休伯曼和她坐在一起。

当她仰面倒在坚硬的路面上时，他把手放到她的手上。

她的尖叫声充斥着整条街。

过了许久，汉斯小心翼翼地陪着她往家走。他们穿过前门，走进屋子。我曾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此事，但是当时的情景不容我胡猜乱想，他默默的关爱是那么纯粹，那么温暖。

当我想象着这个悲痛欲绝的女人和眼里闪着银光的高个子男人的模样时，汉密尔街三十一号的厨房里仍在飘着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