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到顶峰

我还没有告诉过你,我的职业棒球生涯的事,好的,不好的。我曾经到达过职业棒球生涯的巅峰:棒球世界系列赛。那一年,我还只有二十三岁。海盗队的后备接手在和跑垒手冲撞的时候,意外摔断了脚踝骨,球队需要一个可以立即替换的人。我就是这样收到召唤的。我还记得我踏进铺着地毯的更衣室的那一天。我无法相信更衣室可以造得如此之大。我给凯瑟琳打了个电话——那时候,我们结婚已有半年——在电话里,我不停的唠叨:“一切令人难以置信。”

几星期后,海盗队赢得了当年锦标赛的冠军。如果说获奖和我的加入有关,那纯粹是胡扯。我加入的时候,这支队伍就已经排名第一了。在一场决胜赛的加赛中,我确实打赢了四局,

还有在第二次上场击球的时候,把球打到了右外野的深处,球被接住,我出局了,但我记得自己脑海里闪过这样的念头:“现在还只是开始,我能行。”

但那不是个开始。至少对我而言。我们确实打进了世界杯,但在接下去的五场球赛中,我们都被巴尔蒂莫奥利奥队给打败了。我连击球的机会都没有。最后一场比赛的比分是五比零。最后一局结束的时候,我看着巴尔蒂莫队的球员们跑到场地中间,滚在一起,欢呼庆祝。看起来,他们欣喜若狂,但我觉得,他们更像是松了一口气,从巨大的压力下解放了出来。

我再也没有看到过人们流露出那样的表情,但有时候,我会梦见那样的表情。我在那堆人中,看到了自己。

如果海盗队赢了比赛,那么匹兹堡市的市民就会上街欢庆游行。但是,我们输了,所以我们去巴尔蒂莫的一个酒吧为我们的赛季做一个了断。那个时候,比赛输了,自然会大喝一通,在酒精中把失败的耻辱给洗去。我们洗得很彻底。作为队里最新的一个成员,我基本上是坐在那里听其他队员抱怨。我喝了我应该喝的酒。他们诅咒的时候,我也跟着一起诅咒。我们摇摇晃晃走出那个地方时,已近黎明。

几小时后,我们坐上飞机回家——那个时候,大家都还乘坐普通商用飞机——大多数人因为酒精的缘故在飞机上昏睡了一路。队里安排好了出租车在机场外排队等。我们握手道别,说着“明年再见”。一辆接着一辆车的门关上,“啪”,“啪”,“啪”。

接下来的三个月,也就是春季集训季,我摔坏了膝盖。在我滑向三垒的时候,我的双脚撞上了外场手,他的整个身体倒在了我身上,我听到自己的身体发出前所未有的“噼啪”一声;医生说我拉伤了前韧带,后韧带和内侧韧带,三度膝盖伤。

伤愈合还算及时,然后我又开始打球。但在接下来的六年中,我再也没有能够打进甲级联赛。无论我如何努力,无论我觉得自己如何出色,笼罩在我身上奇迹般的光环消失得无影无踪。唯一能够证明我曾经打入过甲级联赛的证明,就是1973年报纸体育版上的赛事成绩表和我的球员卡,上面贴着我举着棒球杆的照片。我看上去很严肃,我的名字用粗体的大字印着,卡片上还散发着口香糖的味道。球队给了我两盒这样的卡片。我把其中一盒给了爸爸。另一盒自己藏着。

在棒球里,他们把昙花一现般的出场称之为“喝杯咖啡的时间。”那正是我的经历,只不过“这杯咖啡”是在城里最好的咖啡馆,最好的座位上喝的。

这样的经历,既是好事,又是坏事。

你明白吗,在加入海盗队的那六个星期里,我感觉自己没有白活。聚光灯下,我觉得自己将是不朽的。我怀念那个巨大的,铺着厚厚地毯的更衣室。我怀念和我的队友走出机场时,被球迷的目光所追随的感觉。我怀念那些巨大的体育场和里面的观众,聚光灯和喧闹的欢呼声——那种让人感到伟大的感觉。我痛苦的想要找回那种感觉。爸爸也是如此。我们两个都渴望我能重回那个舞台,虽然我们没有这么说出来,但这是无法否认的。

就这样,在我该退役的时候,我还坚持着,寄希望于每一个球约,转战于二线城市的乙级队。像很多体育运动员一样,我相信自己能够战胜年龄的挑战。我拖着凯瑟琳全国各地跑。我们在波特兰,捷克森威尔,阿尔巴奎其,菲亚特威尔和奥马赫都租过房子。在她怀孕期间,妇产科医生就换了三个。

最后,玛丽亚是在罗德岛的帕特维克出生的。当时,我在打一场比赛,观众也就八十来个人。她出生前两小时,大雨倾盆而下,观众们都散了。我等了许久,才拦到一辆出租车去医院。等我赶到的时候,我和刚刚降临到人世的女儿一样,浑身上下,都湿漉漉的。

之后不久,我退役了。

接着,我尝试的任何事情都没有成功。我试图自己做老板,结果只是亏钱。我到处寻找棒球教练的位置,但什么结果都没有。最后,有人给我提供了一份销售员的工作。推销装食品和药品的塑料瓶子。我接受了这份工作。工作枯燥,又费时。更糟糕的是,我得到这份工作只是因为他们觉得我可以和客户聊棒球的事情,在男人和男人唾沫横飞谈体育的时候,拿到几份订单。

这很滑稽。有次我碰到一个喜欢爬山的客户。我问他哪样更难,上山还是下山?下山,毫无疑问,他这么回答。因为上山的时候,人的思想会很集中,一心想着要到达山顶,可以避免很多错误。

“而到达了顶峰之后,下山的路,是挑战人性的一个过程,”他说。“你必须像上山那样小心翼翼。”

我可以花上很多时间来讲退役后发生的许多事情。但这句话基本上为我的退役生涯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

毫不奇怪,随着我运动员生涯的结束,爸爸也逐渐从我的生活中隐退。哦,当然,他还是来看过几次他的小孙女。但他并不像我想的那样,因为当上了祖父而欣喜不已。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之间可以交流的东西越来越少。那时,他已经把他的烟酒店给卖了,然后买了一家批发商百分之五十的股份。他基本上不用担心钱的事情,而且生意也不需要他怎么操心。滑稽的是,我需要一份工作,他却从来没有问过我是否想要加入他的公司。我猜,那是因为他花了那么多时间想让我成为一个不平凡的人,所以,他无法容忍我回到了平凡人的行列之中。

不过,这也无所谓了。棒球是我们共同的国度,没有了它,我们就像两条驶向不同方向的小船。他在匹兹堡郊外买了一套公寓。他加入了一个高尔夫俱乐部。他患上了轻度糖尿病,需要注意自己的饮食,按时给自己注射胰岛素。

就像他突然从灰色天空下的大学棒球场冒出来一样,我的老头子,就这样又消失了,消失在我生活之外的迷雾中。我们之间的联系,就是偶尔通个电话,还有就是每年的圣诞卡。

你可能会问,他有没有解释他和妈妈之间的事情。他没有。如果我问起,他只是简单的说:“我们感情破裂了”。如果我进一步追问,他就回答:“你不会懂的”。对于妈妈,他的不满之辞最多就是:“她是个倔女人”。

这就好像他们两个达成了某种协议:绝不提分手的原因。我分别向他们两个问起这个问题,两个人都不说,不过,爸爸在推搪的时候,垂下了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