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 轻与重 15

几天之后,所有的报纸都在谈论请愿书。

自然,没有一处指出这只是一个谦恭的请求,呼吁释放政治犯。没有一张报纸引用这篇短文里的片言只语。然而,见诸报端的都是些长篇大论,用含糊吓人的字眼,谈论一份为新的反社会主义斗争提供了跳板的颠覆性宣言。签名人被指名道姓,一一点出,伴着他们名字的,是让人脊背冷飕飕的恶意中伤和人身攻击。

当然,这都是可以料到的。所有的公众行动(集会、请愿、街头示威)除非由党组织,均属非法,参与者都会置身于危险的境地。人人皆知。大概就因为这个,托马斯为没在请愿书上签名更感到内疚。说到底,他为何没有签名?他甚至不再清楚是什么促使他作出这个决定。

我再次看到他出现在小说开端的形象。他站在窗边,看着院子对面楼房的墙。

他就产生于这一形象。就像我曾说过的,小说人物不像生物那样诞生自母体,而是产生于一种情境,一个语句,一个隐喻。隐喻中包含了一种处于萌芽状态的人生的基本可能性,在作家的想象中,它只是还未被发现,或人们还未论及它的实质。

然而,是否可以断言一个作家只能谈论他自己?

无能为力地朝院子里张望,怎么也无法做出决定;在爱的激奋时刻听到自己的肚子一个劲地咕咕作响;背叛,且不知该如何在那条如此美丽的背叛之路上止步;在伟大的进军行列中举起拳头;在警察藏匿的麦克风前卖弄自己的幽默感等等。我知道这一切的情形,自己也都经历过。然而,小说人物并非产生于我的履历表中的任何一种情景。我小说中的主人公是我自己未曾实现的可能性。我爱所有的主人公,并且所有主人公都令我同样地恐惧,原因就在于此。他们,这些人物或那些人物,跨越了界限,而我只是绕了过去。这条被跨越的界限(我的“我”终结于界限的那一边)吸引着我。小说要探寻的奥秘仅在另外一边开始。小说不是作家的忏悔,而是对于陷入尘世陷阱的人生的探索。说得够多了。让我们回到托马斯身上。

他站在窗边,望着院子对面楼房那脏兮兮的墙。他有些想念那个长着翘下巴的大个子,想念他的朋友,这些人他并不熟,自己也并未加入他们的行动。就像是在火车站台上与一个陌生的美人交臂而过,还没来得及上前搭讪,她就上了开往里斯本或伊斯坦布尔的列车的卧铺车厢。

他又开始思考:他当时到底应该怎么做?即便抛开个人情感(对记者的钦佩,儿子惹起的恼怒),他仍旧不知道是否应该在给他看的那篇文字上签名。

当有人逼迫你沉默时,提高嗓门对不对?对。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为何各种报纸运用如此多的篇幅来报道这次请愿?新闻界(完全由国家操纵)本可以对整个事件不置一词,没有人会知道。它们说了,因为那是由国家的统治者一手安排的!在他们看来,这是天赐良机,为发动一个新的迫害高潮提供了借口。

那么,他该怎么做?签还是不签?

对这个问题也能以如下方式提出:是大声疾呼,加速自己的死亡好?还是缄口不言,以换取苟延残喘好?

这些问题是否只有一个答案?

他再次冒出那个我们已经知晓的念头:人只能活一回,我们无法验证决定的对错,因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只能做一个决定。上天不会赋予我们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生命以供比较不同的决定。

历史如同个人生命。捷克人仅有一部历史,它和托马斯的生命一样,将终结于某一天,无法上演第二回。

一六一八年,波希米亚贵族鼓起勇气,决定捍卫自己的宗教自由。出于对坐在维也纳御座上的皇帝的激愤,他们把皇帝的两个代表阁下从赫拉得兹城堡的窗户扔了出去。三十年战争由此而开始,它几乎令整个捷克民族毁灭。较之勇气,捷克人是否需要更多的谨慎?答案看似简单,却并不简单。

三百二十年过去了,到一九三八年,即慕尼黑会议之后,整个世界决定将捷克人的国家牺牲给希特勒。他们是否该奋起反抗,和数量是他们八倍的敌人孤身奋战?与一六一八年的所作所为相反,较之勇气,他们表现出更多的谨慎。他们的投降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结果是彻底丧失了作为一个民族的自由,几十年甚至几百年。较之谨慎,他们是否更需要勇气?到底该怎么做?

假如捷克历史可以重演,每一回都尝试另一种可能性,比较不同的结果,这肯定是有益的。缺了这样的经验,所有的推测都只是假设的游戏。

Einmal ist keinmal.一次不算数。一次就是从来没有。波希米亚的历史不会重演,欧洲的历史也不会重演。波希米亚和欧洲的历史是两张草图,出自命中注定无法拥有生死经验的人类之笔。历史和个人生命一样轻,不能承受地轻,轻若鸿毛,轻若飞扬的尘埃,轻若明日即将消失的东西。

托马斯再次以怀恋的心情想起驼背的高个子记者,几乎带着爱恋。此人在行动,仿佛历史不是一张草图,而是一幅完成的画。他在行动,仿佛他的所作所为可以无限重复,永恒轮回。他很笃定,从不怀疑自己的作为。他坚信自己是在理的,在他看来,那不是精神狭隘的表现,而是美德的标志。他生活在和托马斯不同的历史之中:活在不是一张草图(或者还未意识到是)的一部历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