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的时候，我是个十分沉默寡言的少年。父母很担心，把我领到相识的一个精神科医生家里。

医生的家位于看得见大海的高坡地段。刚在阳光朗朗的客厅沙发上坐下，一位举止不俗的中年妇女便端来冰冻桔汁和两个油炸饼。我小心——以免砂糖粒落在膝部——吃了半个油饼，喝光了桔汁。

“再喝点？”医生问。我摇摇头。房间至只剩我们两人面面相觑。莫扎特的肖像画从正面墙壁上如同胆怯的猫似地瞪着我，仿佛在怨恨我什么。

“很早以前，有个地方有一只非常逗人喜爱的出羊。”

精彩的开头。于是我闭目想象那只逗人喜爱的山羊。

“山羊脖子上总是挂着一只沉甸甸的金表，呼哧呼哧地到处走个不停。而那只金表却重得出奇，而且坏得不能走。这时兔子朋友赶来说道：‘喂小羊，干嘛总是挂着那只动都不动一下的表啊？又重，又没用，不是吗？’‘重是重，’山羊说，‘不过早已习惯了，重也好，不重也好。’”说到这里，医生喝了口自己的桔汁，笑眯眯地看着我。我默默等待下文。

“一天山羊过生日，兔子送来一个扎着礼品带的漂亮盒子。里面是一只光闪闪的又轻巧走时又准的新表。山羊高兴得什么似的，挂在脖子上到处走给大家看。”

话头突然就此打住。

“你是山羊，我是兔子，表是你的心。”

我感到被人愚弄了，无可奈何地点点头。

每个周日下午，我都乘电车再转公共汽车去一次这位医生家，一边吃咖啡面包卷、苹果酥、薄煎饼和沾蜜糖的羊角包，一边接受治疗。大约花了一年时间，我也因此落得个再找牙医的下场。

“文明就是传达。”他说，“假如不能表达什么，就等于并不存在，懂吗？就是零。比方说你肚子饿了，只消说一句‘肚子饿了’就解决问题。我就会给你甜饼，你吃下去就是（我抓了一块甜饼）。可要是你什么都不说，那就没有甜饼（医生与人为难似地把甜饼藏在桌子底下），就是零，明白？你是不愿意开口，但肚子空空，这样，你势必想不用语言而表达出来也就是借助表情动作。试试看！”

于是我捂着肚子，做出痛苦的神情。医生笑了，说那是消化不良。

消化不良……

接下去是自由讨论。

“就猫说点什么，什么都行。”

我佯装思索，转圈摇晃着脑袋。

“想到什么说什么。”

“猫是四脚动物。”

“象也是嘛！

“猫小得多。”

“还有呢？”

“猫被人养在家里，高兴时捕老鼠。”

“吃什么？”

“鱼。”

“香肠呢？”

“也吃。”

便是如此唱和。

医生讲的不错，文明就是传达。需要表达、传达之事一旦失去，文明即寿终正寝：咔嚓……OFF。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14岁那年春天我突然犹如河堤决口般地说了起来。说什么倒已全不记得，总之我就像要把14年的空白全部填满似地一连说了三个月。到7月中旬说完时，发起40度高烧，三天没有上学。烧退之后，我归终成了既不口讷又不饶舌的普通平常的少年。

大概因为喉咙干渴，睁开眼睛时还不到早晨6点。在别人家里醒来，我总有一种感觉，就好像把别的魂灵硬是塞进别的体魄里似的。我勉强从狭窄的床上爬起身，走到门旁的简易水槽，像马一样一口气喝了好几杯水，又折身上床。

从大敞四开的窗口，可以隐约望见海面：粼粼细波明晃晃地折射着刚刚腾起的太阳光。凝目细看，只见脏兮兮的货轮无精打采地浮在水上。看样子将是个大热天。四周的住户仍在酣然大睡。所能听到的，唯有时而响起的电车轨的轰鸣声，和广播体操的微弱旋律。

我赤身裸体地倚着床背，点燃支烟，打量睡在旁边的女郎。从南窗直接射进的太阳光线，上上下下洒满她的全身。她把毛巾被一直蹬到脚底，睡得很香很死。形状姣好的乳房随着不时粗重的呼吸而上下摇颤。身体原本晒得恰到好处，但由于时间的往逝，颜色已开始有点黯淡。而呈泳装形状的、未被晒过的部分则白得异乎寻常，看上去竟像已趋腐烂一般。

吸罢烟，我努力回想她的名字，想了10分钟也没想起，甚至连自己是否晓得她的名字都无从记起。我只好作罢，打了个哈欠，重新打量她的身体。年龄好像离二十岁还差几岁，总的说来有点偏瘦。我最大限度地张开手指，从头部开始依序测其身长。手指挪腾了8次，最后量到脚后跟时还剩有一拇指宽的距离——大约158厘米。

右乳房的下边有块浅痣，10元硬币大小，如洒上的酱油。

小腹处绒绒的阴毛，犹如洪水过后的小河水草一样生得整整齐齐，倒也赏心悦目。此外，她的左手只有4根手指。

差不多3个小时过后，她才睁眼醒来。醒来后到多少可以理出事物的头绪，又花了5分钟。这时间里，我兀自抱拢双臂，目不转睛地看着水平线上飘浮的厚墩墩的云絮，看它们变换姿影，向东流转。

过了一会，当我回转头时，她已把毛巾被拉到脖梗，裹住身体，一边抑制胃底残存的威士忌味儿，一边木然地仰视着我。

“谁……你是？”

“不记得了？”

她只摇了一下头。

我给香烟点上火，抽出一支劝她，她没有搭理。

“解释一下！”

“从哪里开始？”

“从头啊！”

我弄不清哪里算是头，而且也不晓得怎么说才能使她理解。或许出师顺利，也可能中途败北。我盘算了10分钟，开口道：

“热固然热，但一天过得还算开心。我在游泳池整整游了一个下午，回家稍稍睡了个午觉，然后吃了晚饭，那时8点刚过。接着开车外出散步。我把车停在海边公路上，边听收音机边望大海。这是常事。

“30分钟过后，突然很想同人见面。看海看久了想见人，见人见多了想看海，真是怪事。这么着，我决定到爵士酒吧去。一来想喝啤酒，二来那地方一般都能见到朋友。不料那些家伙不在。于是我自斟自饮，一个小时喝了三瓶啤酒。”

说到这里，我止住话，把烟灰磕在烟灰缸里。

“对了，你可读过《热铁皮房顶上的猫》？”

她不予回答，眼望天花板，活像被捞上岸的人鱼似地把毛巾被裹得严严实实。

我只管继续说下去：

“就是说，每当我一个人喝酒，就想起那段故事，满以为脑袋里会马上咔嚓一声而变得豁然开朗。当然实际上没这个可能，从来就没有声音响过。于是一会儿我就等得心烦意乱，往那小子家里打电话，打算拉他出来一块儿喝。结果接电话是个女的。……我觉得纳闷，那小子本来不是这副德性的。即使往房间里领进50个女人，哪怕再醉得昏天黑地，自己的电话也肯定自己来接。明白？

“我装作打错电话，道歉放下。放下后心里有点怏怏不快，也不知是为什么。就又喝了瓶啤酒，但心情还是没有畅快。当然，我觉得自己这样是有些发傻，可就是没奈何。喝罢啤酒，我喊来杰，付了账，准备回家听体育新闻，听完棒球比赛结果就睡觉。杰叫我洗把脸，他相信哪怕喝一箱啤酒，而只要洗过脸就能开车。没办法，我就去卫生间洗脸。说实话，我并没有洗脸的打算，做做样子罢了。因为卫生间大多排不出水，积水一洼，懒得进去。出奇的是昨晚居然没有积水，而你却倒在地板上。”

她叹了口气，闭上眼睛。

“往下呢？”

“我把你扶起，搀出卫生间，挨个问满屋子的顾客认不认得你。但谁都不认得。随后，我和杰两人给你处理了伤口。”

“伤口？”

“摔倒时脑袋给什么棱角磕了一下。好在伤势不重。”

她点点头，从毛巾被里抽出手，用指尖轻轻按了按伤口。

“我就和杰商量如何是好。结论是由我用车送你回家。把你的手袋往下一倒，出来的有钱包、钥匙和寄给你的一张明信片。我用你钱包的款付了帐，依照明信片上的地址把你拉来这里，开门扶你上床躺下。情况就是这样。发票在钱包里。”

她深深吸了口气。

“为什么住下？”

“为什么把我送回之后不马上消失？”

“我有个朋友死于急性酒精中毒。猛猛喝完威士忌后，道声再见，还很有精神地走回家里，刷完牙，换上睡衣就睡了。可到早上，已经变凉死掉了。葬礼倒满够气派。”

“……那么说你守护了我一个晚上？”

“4点左右本想回去来着，可是睡过去了。早上起来又想回去，但再次作罢。”

“为什么？”

“我想至少应该向你说明一下发生过什么。”

“倒还满关心的！”

她这话里满是毒刺。我缩了缩脖子，没加理会，然后遥望云天。

“我……说了什么？”

“零零碎碎。”

“是什么？”

“这个那个的，但我忘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她闭目合眼，喉头里一声闷响。

“明信片呢？”

“在手袋里。”

“看了？”

“何至于。”

“为什么？”

“没什么必要看嘛！”我兴味索然地应道。

她的语气里含有一种让我焦躁的东西。不过除去这点，她又带给我几分缱绻的心绪，和一缕怀旧的温馨。我觉得，假如是在正常情况下邂逅，我们说不定多少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

然而实际上，我根本记不起在正常情况下邂逅女孩是怎么一种滋味。

“几点？”她问。

我算是舒了口气，起身看一眼桌上的电子闹钟，倒了杯水折回。

“9点。”

她有气无力地点点头，直起身，就势靠在墙上一口喝干了水。

“喝了好多酒？”

“够量。要是我笃定没命。”

“离死不远了。”

她拿起枕边的香烟，点上火，随着叹气吐了口烟，猛然把火柴杆从开着的窗口往港口那边扔出。

“递穿的来。”

“什么样的？”

她叼着烟，再次闭上双眼。”什么都行，求求你，别问。”

我打开床对面的西服柜，略一迟疑，挑一件蓝色无袖连衣裙递过去。她也不穿内裤，整个从头套了进去，自己拉上背部的拉链，又叹了口气。

“该走了。”

“去哪儿？”

“工作去啊！”

她极不耐烦地说罢，摇摇晃晃地从床上站起。我依然坐在床边，一直茫然看着她洗脸、梳头。

房间里收拾得倒还整齐，但也是适可而止，荡漾着一股类似无可奈何的失望气氛，这使得我的心情有些沉重。

六张垫席大小的房间一应堆着廉价家具，所剩空间仅能容一个人躺下。她便站在那里梳头。

“什么工作？”

“与你无关。”

如其所言。

一支烟燃完了，我仍一直沉默不语。她背朝着我，只顾面对镜子用指尖不断挤压眼窝下的青晕。

“几点？”她又问。

“过了10点。”

“没时间了，你也快穿上衣服回自己家去！”说着，开始往腋下喷洒雾状香水。“当然有家的吧？”

我道了声“有”，套上T恤，依然坐在床沿不动，再次观望窗外。

“到什么地方？”

“港口附近。怎么？”

“开车送你，免得迟到。’她一只手紧握发刷，用马上像要哭出的眼神定定看着我。

我想，如果能哭出来，心里肯定畅快。但她没哭。

“喂，记住这点：我的确喝多了，醉了，所以即使有什么不愉快的事，那也是我的责任。”

说罢，她几乎事务性地用发刷柄啪啪打了几下手心。我没做声，等她继续说下去。

“是吧？”

“或许。”

“不过，同人事不省的女孩睡觉的家伙……分文不值！”

“可我什么也没做呀！”

她停顿一下，似乎在平抑激动情绪。

“那，我为什么身子光光的？”

“你自己脱的嘛。”

“不信。”

她随手把发刷往床上一扔，把几样零碎东西塞迸手袋：钱包、口红、头痛药等。

“我说，你能证明你真的什么也没做？”

“你自己检查好了。”

“怎么检查？”

她似乎真的动了气。

“我发誓。”

“不信。”

“只能信。”我说，心里大为不快。

她再没说下去，把我逐出门外，自己也出来锁上门。

我们一声不响地沿着河边小路行走，走到停车的空地。

我拿纸巾擦挡风玻璃的时间里，她满脸狐疑地慢慢绕车转了一圈，然后细细盯视引擎盖上用白漆大笔勾勒的牛头。牛穿着一个大大的鼻栓，嘴里衔着一朵白玫瑰发笑。笑得十分粗俗。

“你画的？”

“不，原先的车主。”

“干嘛画牛呢？”

“哦——”

她退后两步，又看了一气牛头画，随后像是后悔自己多嘴似地止住口。

车里闷热得很。到港口之前她一言未发，只顾用手中擦试滚落的汗珠，只顾吸烟不止——点燃吸上两三口，便像检验过滤嘴上沾的口红似地审视一番，旋即按进车体上的烟灰盒，又抽出一支点燃。

“喂，昨晚我到底说什么来着？”临下车时她突然问道。

“很多很多，嗯。”

“哪怕一句也好，告诉我。”

“肯尼迪的话。”

“肯尼迪？”

“约翰．F．肯尼迪。”

她摇头叹息：

“我是什么也记不得了。”

下车之际，她不声不响地把一张千元钞票塞进后望镜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