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深深蜷缩在电影院的座席上，双手在鼻前交叉，反复向自己提出与以往同样的问题：今后如何是好呢？

问题诚然相同，但眼下需要的是就我应做之事进行冷静思考，缜密归纳。

要排除连接上的混乱。

的确有什么东西陷入混乱，这无可怀疑。喜喜、我和五反田交织在一起。我不明白何以出现这种状态，但交织总是事实。必须理清头绪。通过恢复现实性来恢复自己。或许这并非连接上的混乱，而是另外一种新的连接也未可知。但无论如何，作为我只能抓着这条线不放，小心翼翼地使之不至于中断。这是线索。总之要动，不能原地止步，要不断跳舞，并跳得使大家心悦诚服。

要跳要舞，羊男说。

要跳要舞，思考发出回声。

不管怎样，我得返回东京。在这里再呆下去也干事无补。探访海豚宾馆的目的尽已达到，必须回东京重整旗鼓，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我拉上衣链，戴上手套，扣好帽子，把围巾缠上鼻端，走出电影院。雪越下越猛，前面迷蒙一片。整个街市如同冻僵的尸体一样没有半点活气。

回到宾馆，我当即给全日本航空公司售票处打电话，预订下午飞往羽田的首次航班。“雪很大，有可能临起飞之前取消航班，您不介意吗？”负责订票的女性说道。我答说不要紧，一旦决定回去，恨不得马上飞到东京。接着，我收拾好东西，去下边结账。然后走到服务台前，将眼镜女孩儿叫到租借处那里。

“有点急事，得马上回东京。”我说。

“多谢您光顾，下次请再来。”女孩儿脸上漾起精美的营业性笑容说道。我以为突然提出回去对她可能多少是个刺激。她很脆弱。

“唔，”我说，“还会来的，不久的将来。那时两人慢慢吃顿饭，尽情畅谈一番。我有很多话要好好跟你谈谈，但眼下必须回东京归纳整理，包括阶段性思考，积极进取的态度，以及综合性展望。这些都需要我去做。等一结束，我就回到这里。不知要花上几个月，但我肯定回来。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对我……怎么说呢，就好像是特殊场所。所以早早晚晚我一定返回。”

“哦——”她这一声，相对而言，更带有否定的意味。

“哦——”我这一声，总的来说更趋向于肯定，“我这些话，在你听来怕是傻里傻气的啰？”

“那倒不是。”她神情淡然地说，“只不过对好几个月以后的事我考虑不好罢了。”

“我想并不是很遥远的事。还会相见的。因为你我之间有某种相通之处。”我力图说服她，但她似乎未被说服。“你不这样感觉？”我问。

她只是拿圆珠笔头在桌面“咚咚”敲着，没有回答我的话。“那么说，下班飞机就回去了，一下子？”

“打算这样，只要肯起飞的话。不过赶上这种天气，情况很难预料。”

“要是乘下班飞机回去，有一事相求，你肯答应？”

“没问题。”

“有个13岁小女孩必须单独回东京。她母亲有事不知先跑到哪里去了，剩这孩子一个人在宾馆里。麻烦你一下，把这孩子一道带回东京去好吗？一来她行李不少，二来她一个人坐飞机也叫人放心不下。”

“这倒也怪了，”我说，“她母亲怎么会把孩子一个人扔下不管，自己跑到别处去呢？这不简直是乱弹琴？”

她耸了耸肩：“其实这人也是够乱弹琴的。是个有名的女摄影家，很有些与众不同。兴之所至，雷厉风行，根本不管什么孩子。喏，艺术家嘛，心血来潮时满脑子尽是艺术。事后想起才打个电话过来，说是孩子放在这里了，叫找个合适的班机，让她飞回东京。”

“那么她自己回来领走不就行了？”

“我怎么晓得。反正她说无论如何得在加德满都住一个星期。人家是名人，加上又是我们拉都拉不来的主顾，不能出言不逊的。她说得倒蛮轻松，说只要把孩子送到飞机场，往下一个人就可以回去了。问题是总不好那样做吧？一个女孩子，一旦有个三长两短就不得了。责任问题嘛。”

“无奇不有！”说罢，我突然想起一个人来，便道，“噢，那女孩怕是披肩发，穿着流行歌手式运动衫，经常听单放机，是吧？”

“是啊！怎么，你这不是挺清楚的吗？”

“罢了罢了！”

她给全日航空售票处打电话，订了一张和我同一班次的票。然后给小女孩房间打电话，说找到了一同回去的人，请其收拾好东西下来。并说这人自己很了解，足可放心。接着叫来男侍，叫他去小女孩房间取行李。又马上叫来宾馆的面包车。这一切做得干净利落，滴水不漏，甚是身手不凡。

“还真有两下子。”我说。

“不是说过我喜欢这工作么，我适合干这个。”

“可别人一逗就板起面孔。”我说。

她用圆珠笔咚咚敲了几下台面：“那是两码事，我不大喜欢别人逗笑话寻开心，一直不喜欢，那样弄得我非常紧张。”

“喂，我可一点也没有叫你紧张的意思哟，”我说，“恰恰相反，我是想轻松一下才说笑话的。也许那笑话又粗俗又无味，但作为我是想努力说得俏皮些。当然，有时候事与愿违，引不起人家兴致，可恶意却是没有，更谈不上嘲弄你。我开玩笑，只是出于我个人需要。”

她略微噘起嘴唇，注视我的脸，那眼神活像站在山丘上观看洪水退后的景象。稍顷，发出一声既像叹息又像哼鼻那样复杂的声音：“对了，能给我一张名片吗？既然把小女孩托付给你，那么从我的角度……”

“从我的角度。”——我含含糊糊地嘟囔一句，从钱夹里抽出名片递给她。名片这玩艺儿我也是具备的，曾经有12个人劝我还是怀揣几张名片为好。她像看抹布似的细细看那名片。

“那么你的名字呢？”我问。

“下次见面时再告诉。”她说，并用中指碰了下眼镜框，“要是能见面的话。”

“当然能见。”我说。

她浮起新月一般淡然恬静的微笑。

10分钟后，女孩儿和男侍一起下到大厅。男侍拿着一个萨姆纳特牌旅行箱，大得足可以站进一只德国狗。看来的确不可能把拿这么大的东西的一个13岁女孩儿丢在机场不管。今天她穿的是写有“TALKING HEADS”①字样的运动衫和细纹蓝布牛仔裤，脚上穿一双长靴，外面披了一件上等毛皮大衣。同前次见到时一样，仍使人感到一种近乎透明的无可言喻的美，一种似乎明天使可能消失的极其微妙的美。这种美在对方身上唤起的是某种不安的情感，大约是美得过于微妙的缘故。“TALKING HEADS”——蛮不错的乐队名称，很像凯勒瓦克小说中的一节标题。

①意为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

“搭话的脑袋在我旁边喝着啤酒。我很想小便，于是告诉搭话的脑袋说我去趟厕所。”

令人怀念的凯勒瓦克。现在怎么样了呢？

小女孩儿看了看我。这回却毫无笑意，而是蹙起眉头地看着，又转眼看看眼镜女孩儿。

“不要紧，他不是坏人。”眼镜女孩儿说。

“看样子也不像坏人。”我补充一句。

小女孩又看了我一眼，勉为其难似的点了点头，意思好像是说只能听天由命了。这使我觉得自己似乎做了一件十分愧对于她的坏事，像是成了斯克尔基老大爷。

斯克尔基老大爷。

“放心好了，不要紧的。”眼镜女孩儿说，“这位叔叔很会开玩笑，说话可风趣着呢。对女孩子又热心，再说又是姐姐的朋友，所以不会有问题，对不对？”

“叔叔，”我不禁哑然失笑，“还够不上叔叔，我才34岁，叫叔叔太欺负人了！”

但两人压根儿没把我的话当一回事。她拉起小女孩儿的手，往停在大门口的面包车那里快步走去。男待已经把旅行箱放进车中。我提起自己的旅行包随后赶上。“叔叔”——不像话！

这辆往机场去的面包车，只有我和小女孩儿两个人坐。天气糟糕得很，途中四下看去，除了雪就是冰，简直同南极无异。

“我说，你叫什么名字？”我问小女孩儿。

她盯视一会我的脸，轻轻摇头，一副无奈的样子。继而环视四周，像在寻找什么。东南西北，所见皆雪。“雪。”她出声道。

“雪？”

“我的名字，”她说，“就这个，雪。”

随后她从衣袋里掏出微型单放机，沉浸在个人音乐的世界里。一直到机场她都没朝我这边斜视一眼。

不像话，我想。后来才得知，雪确实是她的真名，但当时无论如何我都觉得是她信口胡说，因而颇有些不悦。她时而从衣袋里掏出口香糖一个人咀嚼不已，让都没让我一下，其实我并非馋什么口香糖，只是觉得出于礼节也该让一声才是。如此一来二去，我觉得自己恐怕真的成了形容枯槁、寒伧不堪的老不死，无奈，只好兀自深深缩进座席，闭起双眼回想往事，回想起像她那般年纪的岁月。说起来，当时自己也搜集流行音乐唱片——45转速的唱片来着。有查尔斯的《旅行去，杰克》，有奈尔逊的《浪迹萍踪》，有勃伦达的《难道我孤独》等等，足有100张之多。每天都翻来覆去地听，听得歌词都背得下来。我在头脑中试着想了一下《浪迹萍踪》，居然全部记得，令人难以置信，那歌词本身倒是无聊透顶，但现在仍几乎可以脱口而出。年轻时的记忆力委实非同小可，无谓的东西竟记得这般一清二楚。

And the China doll

Down in old Hong Kong

Waits for my return①

①歌词大意：一个中国姑娘，彷徨在古旧的香港，等待我的归航。

同Talking heads的歌的确大异其趣。时代不同了——Time is changing。

我让雪一个人等在候机室里，自己去机场服务台取票。票钱可以事后再算，使用我的信用卡一起付了两人的票款。距登机时间还有一个小时，但票务员说可能推迟些。“有广播通知，请留意听。”她说，“现在视野还十分不理想。”

“天气能恢复？”我问。

“预报是这样说的，但不知要等几个小时。”她有些懒懒地回答。这也难怪，同样的话要重复两百多遍，放在谁身上大约都提不起兴致。

我回到雪等待的地方，告诉她雪还下个不停，飞机可能稍微误点。她漫不经心地撩了我一眼，样子像是说知道了，而没有吭声。

“情况如何还摸不准，行李就先不办理托运了。办完再退很麻烦的。”我说。

她做出像是说“听便”的神情，仍旧默不作声。

“只能在这里等了，尽管场所不很有趣。”我说，“午饭吃过了？”

她点点头。

“不去一下咖啡店？不喝点什么？咖啡、可可、红茶、果汁，什么都行。”我试着问。

她便做出不置可否的神情。感情表现相当丰富。

“那，走吧！”说着，我站起身，推起旅行箱，和她一起去咖啡店。店里很挤，人声嘈杂。看样子连一个航班都未准时起飞，人们无不显出疲惫的样子。我要了咖啡和三明治，算是午餐，雪喝着可可。

“在那宾馆住了几天？”我问。

“10天。”她略一沉吟，答道。

“母亲什么时候走的？”

她望着窗外的雪，半天才吐出个“3天前”，简直像在练习初级英语会话。

“学校放春假，一直？”

“没上学，一直。所以别管我。”说罢，从衣袋里掏出单放机，把耳机扣在耳朵上。

我把杯里剩下的咖啡喝光，拿起报纸。近来我总是惹女孩子不顺气，怎么回事呢？运气不佳？还是有什么更带根本性的原因？

恐怕仅仅是运气不佳所致，我得出结论。看罢报纸，从旅行包里取出福克纳的袖珍本小说《喧哗与骚动》读起来。福克纳和菲利浦·K.狄克的小说在神经感到某种疲劳的时候看上几页，便觉十分容易理解。每次遇到这种时候，我都看这两人的小说，其他时候则几乎不看。这时间里，雪去了一次厕所，给单放机更换了一次电池。半个小时后，广播通知说飞往羽田的班机推迟4个小时起飞——要等天气好转。我叹了口气，暗暗叫苦：居然在这等地方等4个小时。

事已至此，别无良策，况且这点本来一开始就被提醒过。不过转念一想，想问题应该往前想，往积极方面想。Power of positing？Sinking。如此积极想了5分钟，脑海中倏然掠过一个念头。实行起来可能顺利也可能不顺利，但总比在这声音嘈杂、烟味儿呛人的地方呆呆枯坐强似百倍。于是我叫雪在此稍候，转身走到机场租借公司服务处，提出借小汽车一用。里面的女士当即为我办好手续，要借给的是辆皇冠牌车。我乘小型公交车，路上花5分钟赶到出租车办公处，领出皇冠的钥匙。这是一辆装有防滑轮胎的白色新车。我躬身进去，驱车返回机场。然后去咖啡店找到雪，提议用余下的3个小时去附近兜风。

“雪下成这模样，兜风不是什么也看不见？”她吃惊似的说，“再说到底去哪里呢？”

“哪里也不去，开车跑路就是。”我说，“可以用大音量听音乐，不是想听音乐吗？保准你听个够。一个劲儿听单放机，要把耳朵听坏的。”

她歪着头，似乎犹豫不决。我站起身，说声“走吧”，她便也起身跟出。

我扛起旅行箱，放到车后，随即在雪花飘舞的路上漫无目的地缓缓驱车前行。雪从挎包里取出磁带，放进车内音响，按动开关。戴维·鲍伊唱的《中国少女》，其次是菲尔·科林斯、“星船”、托马斯·德尔比、汤姆·彼特和伤心人、霍尔和奥兹、汤普森·茨茵兹、伊基·波普、香蕉女郎。一首接一首全是十几岁女孩儿喜欢听的音乐。“滚石”唱了《跳摇摆舞去》。“这支歌我知道。”我说，“过去由米拉库尔兹唱来着，斯莫基·罗宾逊和米拉库尔兹。那还是我十五六岁的时候。”

“呃。”雪显得兴味索然。

“走啊走啊去跳摇摆舞。”我随声唱道。

接下去是麦卡特尼和迈克尔·杰克逊唱的《说哟说哟快说哟》，车刷吃力地把窗上的雪叭嗒叭嗒扫落下去。车内很暖和。劳库劳尔听起来蛮舒服，就连迪伦也令人心神荡漾。我感到一阵身心舒展，不时地附和哼唱几句，在笔直的路上驱车前往。雪看上去情绪也有所好转。这盘90分钟的磁带听完，她目光落在我从租车处借来的磁带上：“那是什么？”我答说是“老歌”里的。在返回机场的路上用来听着消磨时间。“想听一下。”她说。

“不知你中意不中意，全是旧曲子。”

“无所谓，什么都行。这十多天听的全是同一盘带。”

于是我将磁带塞进去。首先是萨姆·库克的《美妙世界》——“管它什么历史，我几乎一无所知……”这支歌不错。萨姆，在我初中三年级时他遇枪击而死。接下去是巴迪·霍里的《男孩儿》，巴迪也死了，死于空难；波比·达林的《在海上》，波比也死了；“猫王”爱尔维斯的《猎狗》，爱尔维斯也死了，死于吸毒。都死了。再往下是查克。贝瑞唱的《甜蜜可爱的十六岁》，艾迪·克库拉西的《夏令布鲁斯》，埃瓦里兄弟的《起来哟，思齐》。

碰到我记得的部分，便随之哼唱。

“你还真记得不少。”雪钦佩似的说。

“那当然。过去我也和他同样喜欢听流行音乐。整天抱着收音机不放，攒零花钱去买唱片。摇滚乐——当时以为天底下再没有比它更美妙的东西了，一听就忘乎所以。”

“现在呢？”

“现在也还听，还是有我喜欢的，但不至于倾心到背得下歌词的地步，不像过去那样激动。”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告诉我。”雪说。

“大概是因为好的不多吧。”我说，“真正好的少之又少。真正好的不多，流行音乐也是。听一个小时收音机至多能听到一支好的。其余统统是大批量生产的垃圾。但过去可设想得这样认真，听什么都觉得开心。年轻，时间多的是，又没谈恋爱。哪怕再无聊的东西，再细小的事体，都可以用来寄托自己颤抖的心灵和情思。我说的你可明白？”

“多多少少。”

迪尔·布易金茨的《跟我一起来》响起旋律，我跟着唱了一会。“挺无聊吧？”我问。

“不，还可以。”她说。

“还可以。”我重复道。

“现在还没谈恋爱？”雪问。

我认真思考片刻。“这问题很难回答。”我说，“你有喜欢的男孩子？”

“没有，”她说，“讨厌的家伙倒多得躲都躲不及。”

“心情可以理解。”我说。

“还是听音乐开心。”

“这心情也可理解。”

“真的理解？”说着，雪眯缝起眼睛，怀疑地看着我。

“真的理解。”我说，“人们称之为逃避行为。那也无所谓，由人们说去好了。我的人生是我的，你的人生是你的。只要你清楚自己在寻求什么，那就尽管按自己的意愿去生活。别人怎么说与你无关。那样的家伙干脆喂大鳄鱼去好了。过去在你这样年纪的时候我就这样想，现在也还是这样认为，或许因为我作为一个人还没有成熟，要不然就是我永远正确。我弄不明白，百思不得其解。”

基米·吉尔曼唱起《甜蜜蜜的小屋》。我从唇间吹着口哨，驱车前行。路的左侧，雪白的原野横无涯际。“小小木造咖啡屋，蒸馏咖啡香如故。”——一支好歌。1964年。

“喔，”雪说，“你好像有点与众不同，别人不这样说？”

“哪里。”我否定道。

“结婚了？”

“一次。”

“离了？”

“嗯。”

“为什么？”

“她离家跑了。”

“真的，这？”

“真的。看中了别的男人，就一起跑到别的地方去了。”

“可怜。”她说。

“谢谢。”

“不过，你太太的心情似乎可以理解。”

“怎么个理解法儿？”我问。

她耸耸肩，没有回答。我其实也并非想听。

“嗯，吃口香糖？”雪问。

“谢谢。可我不要。”

我们关系稍有改善，一块儿唱起“沙滩男孩”的《冲浪USA》。挑简单的唱，如“inside-outside-U．S．A”等，但很惬意。还一起唱了《救救我，琳达》。我还不至于百无一能，不至于是斯克尔基老大爷。这时间里，雪花渐渐由大变小。我开回机场，把车钥匙还给租借服务处，然后把行李办了托运，30分钟后登上机舱。飞机总共晚了5个小时才起飞。起飞不久，雪便睡过去了。她的睡相十分姣好妩媚，仿佛用现实中所没有的材料制成的一座精美雕像，只消稍微用力一碰便会毁于瞬间——她属于这种类型的美。空姐来送饮料时，看见她这副睡相，露出似乎十分诧异的神色，并朝我莞尔一笑。我也笑了笑，要了一杯掺有汽水的杜松子酒，边喝边想喜喜，在脑海里反反复复地推出她同五反田在床上拥抱的场面。摄影机来回推拉，喜喜置身其中。“你这是怎么了？”她说。

“你这是怎么了？”——思考发出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