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的内容几乎是第一天的重复。早上3人又在同一房间集中，闷声喝咖啡，吃面包。这回的面包还凑合，羊角形。吃完，文学把电动剃须刀借我一用。我原本不喜欢电动的，也只好用来应付一下。没有牙刷，只得在漱口上下了番功夫，接下去就是询问。无聊而无关紧要的询问。合法的拷问。这名堂犹如上发条的蜗牛玩具，断断续续持续到中午。大凡能问的两人都已问了，看样子已再无问题可问。

“啊，也就这样子了。”渔夫把圆珠笔置于桌面，说道。

两名刑警不约而同地呼出一口长气，我也长吁一声。我揣摩，两人把我扣在这里的目的大概是为了争取时间。无论如何他们不可能仅凭被害女子钱夹里有张名片这一点就取得拘留许可，纵使我提供不出我不在出事现场的有力证据。所以他们只能设下这傻里傻气的卡夫卡式迷宫，把我牵制住不放，直到指纹和遗体解剖的结果证明我不是犯人时为止。荒唐透顶！

但不管怎样，询问算是到此为止。我可以回家，洗澡，刷牙，像样地刮胡须，喝像样的咖啡，吃像样的饭食。

“好了，”渔夫直起身，通通敲着腰部说道，“该吃午饭了吧？”

“询问像是完了，我这就回家。”

“那还不成。”渔夫难以启齿似的说。

“为什么？”

“需要签名，证明你是这么说的。”

“可以可以，签名好了。”

“签之前请确认一遍内容有无出入，要一行一行地看，事关重大嘛。”

于是我拿起三四十页之厚而又写得密密麻麻的公用笺，逐字逐句地仔细阅读起来。我边读边想，二百年过后，这等文章也许具有风俗研究的资料价值。其近乎病态的详细而客观的叙述，对研究人员想必有所帮助——城里一个34岁独身男性的生活光景不难在其眼前历历浮现出来。虽说没有代表性，毕竟是时代的产儿。问题是此时在警察署询问室里阅读起来，却是平添烦恼。花了15分钟才读完。好在是最后一关，读完签上名，即可回家了事。读毕，我把记录纸在桌面橐橐整齐。

“可以可以，”我说，“完全可以，内容上我没有异议。签名就是，签在哪里？”

渔夫用手指飞快地转动圆珠笔，看着文学。文学拿起桌面上的短支“希望”，抽出一支，叼在嘴上点燃，蹙起眉头盯着烟火。我腾起一种极其不快的预感。

“没有那么简单。”文学用分外徐缓的语调说道，如同内行人向外行人再三叮嘱什么，“这类材料，须是亲笔才行。”

“亲笔？”

“也就是，务必亲手抄写一遍，由你，用你的字。否则法律上无效。”

我往那叠公用笺上扫了一眼。我连发火的气力都没有了，我很想发火，很想骂一声岂有此理，很想拍案声称自己是受法律保护的市民，告诫他们没有这种权利，很想起身一走了之。正确说来他们也明白没有阻挡我的权利。但我太累了，累得什么都不想做，什么都不想争辩，无论对谁。我觉得与其争辩，莫如言听计从为好，那要省事得多。权当傀儡好了，累得当傀儡。过去可不是这样。过去是要好好发一顿火的。低营养食品也罢，香烟云雾也罢，电动剃须刀也罢，根本不在话下。如今年龄大了，变得懦弱起来。

“不抄。”我说，“累了，回家。我有权回家，谁也挡不了。”

文学发出模棱两可的语声，既像呻吟又像打哈欠。渔夫仰望天花板，用圆珠笔头通通敲击桌面，且颇有节奏：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

“话要那么说，事情可就麻烦了。”渔夫开口道，“也罢，既然如此，那么我们申请拘留许可就是。那样一来，可就再不可能这么和风细雨。噢，也好，那样倒好办一些。嗯，是吧？”他问文学。

“是啊，那样反而好办。好，就那样好了。”文学应道。

“随便。”我说，“但在许可批下来之前我是自由的。就呆在家里不动，批下来上门找我就是。横竖我得回家，在这里闷得慌。”

“拘留许可批下来之前，可以暂时约束人身自由。”文学说，“这条法律是有的。”

我本想叫他把六法全书搬来，把那条指给我看，可惜精力体力现已耗费一空。虽然明明晓得对方是虚张声势，也无力同其两军对垒。

“明白了。”我不再坚持，“就按你们说的办。不过得让我打个电话。”

渔夫把电话推过。我给雪打了第二次电话。

“还在警察署，”我说，“看来得呆到晚上，今天你那里去不成了，对不起。”

“还在那里？”她惊愕道。

“滑稽！”我抢先说出。

“怕不正常吧！”雪换个说法，词汇倒还丰富。

“干什么呢，现在？”

“没干什么，”她说，“闲得没什么可干。躺着听音乐，吃蛋糕，翻翻杂志什么的，就是这样。”

“噢——”我说，“反正出来就打电话过去。”

“能出来就好。”雪淡淡地说。

两人依然侧耳倾听我在电话中的言语，但似乎仍一无所获。

“那，反正先吃午饭吧！”渔夫说。

午饭是养面条。面条脆弱得很，刚用筷子挑起便断成两截。犹如病人用的流食，带有不治之症的味道。但两个人吃得十分香甜，我便也学其样子吃了下去。吃罢，文学又端来不凉不热的茶水。

午后如同深不可测的浑水河，静静流逝，房间里惟闻挂钟走动的喀喀声。隔壁房间不时响起电话铃声。我只管在公用笺上奋笔疾书。两名刑警轮流歇息，时而到走廊小声嘀咕。我默默地伏案驱动圆珠笔，把这百无一用的无聊文章从左往右直录下来：“6点15分左右，我准备做晚饭，首先从电冰箱里取出蒟蒻……”纯属消耗。傀儡！我对自己说道，地地道道的傀儡，一味奉旨行事，毫无怨言。

但也不尽然，我想。不错，我是有点当傀儡，但最主要的是对自己没有信心，所以才不敢抗争，自己的所作所为果真正确吗？难道不应该放弃对五反田的包庇而如实说明真相协助警方破案吗？我是在说谎。而说谎，任何种类的说谎也不会是令人愉快的，纵使为了朋友。我可以讲给自己听：无论做什么事都不可能使咪咪获得再生。我诚然可以这样说服自己，然而腰杆硬不起来。因而只好闷头抄写不止。傍晚，抄出20页。长时间用圆珠笔写这么小的字是很辛苦的劳作。渐渐地，手腕变酸，臂肘变重，手指变痛，头脑变昏，于是下笔写错，写错须用横线勾掉，并按以指印，不胜其烦。

晚间又是盒饭。我几乎提不起食欲，喝口茶都有些反胃。去卫生间对镜子一看，面目竟那般憔悴，自己都为之吃惊。

“结果还没出来？”我问渔夫，“指纹、遗物和遗体解剖的结果？”

“没有，”他说，“还得一会儿。”

我好歹熬到10点，差5页没有抄完。而我的能力已达到极限，多一个字也写不出了——我这样想也是这样说的。于是渔夫又把我领去拘留所，到那里歪身便睡。没刷牙也好，没换衣服也好，统统顾不得了。

早上起来，我又用电须刀刮了胡子，喝了咖啡，吃了羊角面包。想起还剩5页，便用两个小时抄了，然后逐页工整地签上名字，按以指印。文学拿起检查一遍。

“这回可以解放了吧？”我问。

“再回答一点点问题就可以回去了。”文学说，“放心，很简单，是我想起要补充的。”

我叹口气：“不用说，又要整理成材料吧？”

“当然。”文学说，“很遗憾，衙门就是这样的地方，文件材料就是一切。没有材料没有印鉴，等于什么也没有。”

我用指尖按住太阳穴，里边似乎有什么硬硬的异物钻了进去，在头脑里膨胀起来，且已无法取出。晚了！要是再早几天，本来可以顺利取出。可怜之至！

“别担心，花不了多少时间，马上就完。”

正当我无精打采地回答新的琐碎提问时，渔夫返回房间，叫出文学。两人在走廊里嘀嘀咕咕。我背靠椅背，仰起头，观察天花板边角处污痕一般附着的霉斑。那霉斑看上去竟同尸体照片上的阴毛无异。从那里往下，沿着墙壁裂缝渗出许多斑斑点点，仿佛瓷窑里烧出来的。那霉斑我想大约沁有无数出入这房间之人的体臭和汗味儿。也正是这些东西经过几十年的演变而成为如此黑乎乎的斑点。这么说来，我好像已经好久没见到外面的风景，好久没有听到音乐了。冷酷绝情的场所！这里，他们企图调动所有手段来扼杀人的自我人的感情人的尊严人的信念。为了不致留下看得见的外伤，他们在心理战术上大做文章，巧妙地布下形同蚁穴的官僚主义迷宫，最大限度地利用人们的不安，使其避开阳光，使其吃低营养食物，使其出汗，从而促成霉斑。

我在桌面整齐地合拢双手，闭目回想雪花纷纷的札幌街头，回想庞大的海豚宾馆和服务台那个女孩儿。她现在怎么样呢？大概仍然站在服务台里嘴角挂着闪闪耀眼的营业性微笑吧。现在我很想从这里打电话同她交谈，很想开一句下里巴人的玩笑。然而我连其姓名都不知道，姓名都不知道。无法打电话。是个可爱的女孩儿，尤其她工作中的身姿是那样地撩人心弦。宾馆精灵。她喜爱宾馆里的工作。与我不同，我从来未曾喜爱过什么工作。工作起来倒也一丝不苟，但一次也未喜爱过。而她却喜爱工作本身。离开工作岗位，她便显得弱不禁风，显得惶惶不安。当时我若有意，肯定能同她睡在一起，但没有睡。

我很想再同她交谈一次。

趁她尚未被人杀害。

趁她尚未失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