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第三十章

后来,我们走上一条通到河边的道路。路上一直到桥边为止,有一长列被遗弃的卡车和运货马车。一个人影也没有。河水高涨,桥的中部已炸断;桥上的石拱掉在河里,褐色的河水就在上边流过。我们沿着河岸走,找个可以渡河的地点。我知道前头有座铁路桥,我们也许可以打那儿过河。河边小径又湿又泥泞。我们看不到任何军队,只有遗弃下来的卡车和辎重。河岸上除了湿的枝条和泥泞的土地外,什么东西都没有,什么人也没有。我们走到河岸边,终于看到了那座铁路桥。

“一座多么美丽的桥啊,”艾莫说。那是一座普通的长铁桥,横跨在一道通常干涸的河床上。

“我们赶快走过去吧,趁人家还没把它炸断,”我说。

“没人来炸断它啊,”皮安尼说。“他们都走光了。”

“桥上说不定埋有地雷,”博内罗说。“你先走,中尉。”“你听这无政府主义者讲出这种话来,”艾莫说。“叫他自己先走过去。”

“还是我先走,”我说。“人家埋的地雷不会仅因为一个人而爆炸的。”

“你瞧,”皮安尼说。“这才叫有脑筋。你为什么没脑筋呢,无政府主义者?”

“我有脑筋的话就不会在这儿了,”博内罗说。

“这话很有道理,中尉,”艾莫说。

“有道理,”我说。我们现在贴近桥了。天上又堆满了乌云,下着小雨。

那桥看起来又长又坚固。我们爬上铁路的路堤。

“你们一个个分开来走,”我说,开始走过桥去。我细心察看枕木和铁轨,看有没有什么拉发线或者埋有炸药的痕迹,但是看不见。从枕木的空隙间,我看见底下的河水又混浊又湍急。打前头,越过湿淋淋的乡野,我看得见在雨中的乌迪内。过了桥,我回头观看。河上游还有一道桥。我正看着那桥时,有一部黄泥色的小汽车正在过桥。那座桥的两边很高,车一上桥就给遮住了。但是我还看得见司机的头,司机旁边坐着的那人的头,还有车后座上的那两个人的头。他们全戴着德军钢盔。随后车子下了桥,又给路上的树木和遗弃的车辆遮住了。我向正在过桥的艾莫和其他人招招手,叫他们过来。我爬下去,蹲在铁路路堤边。艾莫跟着我下来。“你看见那部车子吗?”我问。

“没有。我们只在看着你。”

“有一部德国军官座车在那边那道桥上开过。”

“军官座车?”

“是的。”

“圣母马利亚啊。”

其余的人都过来了,大家都蹲在路堤后边的烂泥里,望着铁轨那一边的桥、那一排树、明沟和那条路。

“照你看,我们是不是给切断了,中尉?”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有一部德国军官座车从那条路上开过。”“你是不是有点不舒服,中尉?你脑子里不会有什么奇异的感觉吧?”“别乱开玩笑,博内罗。”

“喝点酒吧?”皮安尼说。“我们要是真的给切断了,索性喝口酒吧。”

他解下水壶来,打开塞子。

“看!看!”艾莫说,指着路上。我们看得见石桥顶上有德国兵的钢盔在晃动着。那些钢盔向前倾着,滑溜溜地向前移,简直像是被神奇的力量操纵着。他们下了桥,我们才看见他们。原来是自行车部队。我看见最前面那两个人的脸,又红润又健康。他们的钢盔戴得很低,遮住了前额和脸庞的两边。他们的卡宾枪给扣在自行车车架上。手榴弹倒挂在每人的束身皮带上,弹柄朝下。他们的帽盔和灰色制服都给雨水打湿了,仍旧从容地骑着车子,张望着前头和两边。起先两人一排——接着四人一排,又是两人一排,接着差不多十二个人;接着又是十二个人——最后是单独一人。他们不讲话,反正就是讲话我们也听不见,因为河声喧闹。他们在路上消失了。

“圣母马利亚啊,”艾莫说。“是德国兵,”皮安尼说。“不是奥国佬。”

“为什么这儿没人拦住他们?”我说。“他们为什么没有把桥炸掉?这路堤上为什么不布置机关枪?”

“你倒来对我们说说看,中尉,”博内罗说。

我很光火。

“该死,这整个局面都荒唐可笑。下边那座小桥他们炸掉了。这儿大路上的桥却保留了下来。人都躲到哪儿去了?难道他们完全不想拦阻敌人吗?”

“你倒来对我们说说看,中尉,”博内罗说。我于是闭嘴不说了。这本不干我的事;我的职务只是把三部救护车送到波达诺涅。这个任务我没有完成。现在我只要人到达波达诺涅就算了。也许我连乌迪内都走不到。为什么走不到,真见鬼!要紧的是保持镇静,别给人家的枪打中,别给人家俘虏去。

“你不是打开了一个水壶吗?”我问皮安尼。他递给我。我喝了一大口酒。“我们还是动身吧,”我说。“不过也不必匆忙。大家想吃点东西吗?”

“这不是可以多呆的地方,”博内罗说。

“好。我们就走吧。”

“我们就靠这边走吧?免得给人家看见。”

“我们还是到上面去走吧。可能也有敌人从这座桥赶来。我们可别让他们居高临下,先看到我们。”

我们沿着铁路轨道走。我们两边伸展着湿漉漉的平原。平原的前头就是乌迪内的那座小山。山上有座城堡,城堡下才是人家的屋顶,一家家挨过去。我们望得见钟楼和钟塔。田野上有许多桑树。我看见前头有个地方,路轨给拆掉了。枕木也给挖掉,丢在路堤下。

“趴下!趴下!”艾莫说。我们扑倒在路堤边。路上又有一队自行车走过。我从堤顶偷望着他们走过。

“他们看见了我们,但是管自走他们的路,”艾莫说。

“如果在上边走就会给人家打死的,中尉,”博内罗说。

“他们要的不是我们,”我说。“他们另有目标。倘若他们突然撞上我们,那我们就更危险了。”

“我情愿在这人家看不见的地方走,”博内罗说。

“好吧。我们在轨道上走。”

“你看我们逃得出去吗?”艾莫问。

“当然啦。敌军还不很多。我们可以趁着天黑溜过去。”

“那部军官座车是干什么的?”

“基督才知道,”我说。我们继续顺着铁轨走。博内罗在路堤的烂泥里走,后来走得腻了,也爬上来跟我们一起走。铁道朝南走,已与公路岔开,我们再也看不到公路上的情况。有一条运河,上边有条短桥给炸毁了,我们凭着桥墩的残留部分爬了过去。我们听见前头有枪声。

过了运河,我们又在车轨上走。铁道越过低洼的田野,一直入城。我们望得见前头另外有一条火车线。北面是那条我们看见开过自行车队的公路;南面是一条小支路,横贯田野,两边有密密的树木。我想还是抄近路朝南走,绕过城,再横过乡野朝坎波福米奥走,走上通塔利亚门托河的大路。我们走乌迪内城后的那些岔路小道,可以避开撤退的总队伍。我知道有许多小路横贯平原。于是我开始爬下路堤。

“来吧,”我说。我们要走那条支路,绕到城的南边去。这时大家都爬下了路堤。从支路那边嗖的有一枪向我们打来。子弹打进路堤的泥壁。“退回去,”我喊道。我爬上路堤,脚在泥土里打滑。司机们在我的前头。我尽快爬上路堤。密密的矮树丛里又打出了两枪,艾莫正在跨过铁轨,身子一晃,绊了一下,脸孔朝地跌了下去。我们把他拖到另外一边路堤上,把他翻转身来。“他的头应当朝上面,”我说。皮安尼把他转过来。他躺在路堤边的泥地上,双脚朝下,断断续续地吐出鲜血。在雨中,我们三人蹲在他身边。他脖颈下部中了一枪,子弹往上穿,从他右眼下穿出来。我正设法堵住这两个窟窿时,他死了。皮安尼放下他的头,拿块急救纱布擦擦他的脸,也就由他去了。

“那帮狗崽子,”他说。

“他们不是德国兵,”我说。“那边不可能有德国兵。”

“意大利人,”皮安尼说。他把这个名词当作一种表性形容词。博内罗一声不响。他正坐在艾莫身旁,可是并不望着他。艾莫的军帽已滚到路堤下面去了,皮安尼现在把它捡来遮住艾莫的脸。他拿出他的水壶来。“喝口酒吧?”皮安尼把水壶递给博内罗。

“不,”博内罗说。他转身对我说:“如果我们在铁轨上走,随时都有这个危险。”

“不,”我说。“人家开枪,是因为我们要穿过田野。”博内罗摇摇头。“艾莫死了,”他说。“第二个轮到谁啊,中尉?我们现在往哪里走?”

“开枪的是意大利人,”我说。“不是德国人。”

“照我看,要是德国人的话,他们会把我们都打死的,”博内罗说。“现在意军对于我们的危险比德国人还要大,”我说。“殿后部队对什么东西都害怕。德国部队自有其目的,不会多管我们。”

“你说得头头是道,中尉,”博内罗说。

“现在我们上哪儿去呢?”皮安尼问。

“最好找个地方躲一躲,挨到天黑再说。只要我们走得到南边就没事了。”

“他们为要证明第一次并没有打错,我们再过去准会给他们都打死,”博内罗说。“我才不干哩。”

“我们找个最贴近乌迪内的地方躲一躲,等天黑再摸过去。”“那么就走吧,”博内罗说。我们从泥堤的北边下去。我回头一望。艾莫躺在泥土里,跟路堤成一个角度。他人相当小,两条胳臂贴在身边,裹着绑腿布的双腿和泥污的靴子连在一起,军帽掩盖在脸上。他的样子真像尸首了。天在下雨。在我所认识的人们中,我算是喜欢他的了。他的证件在我口袋里,我准备写信通知他家属。

田野的前头有一幢农舍,周围栽着树,房屋旁边还搭有一些农家小建筑物。二楼有个阳台,用柱子支着。

“我们还是一个个分开些走吧,”我说。“我先走。”我朝农舍走去。

田野里有一条小径。越过田野走过去时,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从农舍附近的树木间,或者就从农舍里开枪打我们。我朝农舍走去,越看越清楚了。二楼的阳台和仓房联在一起,柱子间撅出着一些干草。院子是用石块铺砌的,所有的树木都在滴着雨水。院子里有一部空空的双轮大车,车杠高高翘在雨中。我走到了院子,穿过去,在阳台下站住了。屋门开着,我便走进去。博内罗和皮安尼也跟着我进去。屋里很暗。我绕到后边厨房去。一个没盖的炉子里还有炉灰的余烬。炉灰上方虽则吊有几只锅子,可是都是空的。我找来找去,找不到什么可以吃的。

“我们得到仓房里去躲躲,”我说。“你去找找看可有什么吃的东西,皮安尼,找到就拿上来。”

“我去找好了,”皮安尼说。

“好吧,”我说。“我上去看看仓房。”我在底层的牛栏里找到了一道往上走的石梯。在下雨天,牛栏带着干燥而好闻的气息。牲口都没有了,大概主人走时赶走了。仓房里装着半屋干草。屋顶上有两个窗子,一个上面钉着木板,另一个是狭窄的老虎窗,朝北面开的。仓房里有一道斜槽,以便叉起干草从这儿滑下去喂牲口。地板上通楼下的方孔上架有横梁,运草车开进楼下,就可以把干草叉起送到楼上。我听见屋顶上的雨声,闻到干草的气息,当我下楼时,还闻到牛栏里纯净的干牛粪味。我们可以把南面的窗子撬开一条木板,张望院落里的动静。另外一道窗朝着往北的田野。我们要逃的话,两个窗子都通屋顶,倘若楼梯不能派用场,还可以利用那喂牲口的斜槽滑下去。这个仓房很宽大,一听见有人声,就可以躲在干草堆里。这地方似乎挺不错。我相信,要是方才人家不对我们开枪的话,我们一定已经平平安安到南边了。南边有德国军队是不可能的。他们从北边开过来,从西维特尔赶公路而来。他们不可能从南边绕过来。意军更为危险。他们惊慌失措了,看见任何东西就胡乱开枪。昨天夜里我们撤退时,听见有人说有许多德国兵穿上了意军军装,混在从北方撤退的队伍中。我不相信。战争中这种谣言有的是。打仗时敌人是常常会这样对付你的。你没听说过我们也有人穿上德军军服去跟他们捣蛋的。这种事也许有人做,不过似乎很困难。我不相信德国人会这么做。我不相信他们非这么做不可。我们的撤退根本用不到人家来捣乱。军队这么庞大,路又这么少,撤退必然混乱。根本没人下令指挥,不要说什么德国人。不过,他们还会把我们当作德军而开枪。他们把艾莫打死啦。干草味很香,我躺在仓房里的干草堆上,好像是退回到了年轻的时代。年轻时我们躺在干草堆里聊天,用气枪打歇在仓房的高高的山墙上的麻雀。那座仓房现在已拆掉了,有一年他们把铁杉树林砍了,从前有树林的地方只剩下一些残桩、干巴巴的树梢、枝条和火后的杂草。你往后退是不行的。要是你不往前走,又怎么样呢?你再也不能回到米兰。要是你回到了米兰,又怎么样呢?我听着北方乌迪内那方向的枪声。我只听见机枪声。没有炮声。这才叫人稍为心安。公路边一定还布置着一些军队。我朝下望去,借着这干草仓房内的暗光,看见皮安尼站在下边卸草的地板上。他拿着一根长香肠,一壶什么东西,胁下还挟着两瓶酒。

“上来吧,”我说。“梯子就在那儿。”话出了口我才发觉,我该下去帮他拿东西。我刚才在干草上躺了一会,弄得头脑胡里胡涂。我刚才几乎睡着了。

“博内罗呢?”我问。

“我就告诉你,”皮安尼说。我们走上梯子。我们把食物放在楼上的干草堆上。皮安尼拿出他的刀子,上边带有拔瓶塞的钻子,他用那钻子去开酒瓶。

“瓶口上用蜡封着,”他说。“一定是好酒。”他笑笑。

“博内罗呢?”

皮安尼望着我。

“他走了,中尉,”他说。“他情愿当俘虏去。”

我一声不响。

“他怕我们都会被打死。”

我抓住那酒瓶,一句话也不说。

“你看,我们对这场战争根本就没有信心,中尉。”

“那么你为什么不也走呢?”我说。

“我不愿意离开你。”

“他上哪儿去了?”

“我不知道,中尉。他溜走了。”

“好吧,”我说。“你切香肠好不好?”

皮安尼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中看着我。

“我们谈话时我就切好了,”他说。我们坐在干草上吃香肠,喝酒。那酒一定是人家藏起预备举行婚礼用的。年代这么长久,有点褪色了。“你守着这个窗子望出去,路易吉,”我说。“我过去守那道窗口。”我们每人各自喝一瓶酒,我就拿了我那一瓶走过去,平躺在干草上,由那窄窄的小窗口望着湿淋淋的乡野。我不知道自己在期待什么,我只看到一片片农田、赤裸的桑树和落着的雨。我喝喝酒,但是酒并不叫我愉快。因为年代太久了,变了质,失去了味道和色泽。我看着外面天黑下来;黑暗来得很快。今天夜里一定是个漆黑的雨夜。天一黑就不必守望了,我于是就到皮安尼那边去。他睡着了,我没叫醒他,只在他旁边坐了一会。他是个大个子,一睡着就不容易醒。过了一会儿,我叫醒他,我们就上路了。那是个奇异的夜晚。我不知道我期望碰到什么,或许是死亡,或许是在黑暗中打枪并奔跑,但是想不到却什么都没有发生。我们先是趴在公路边的水沟后面,等着一营德国兵开过,等他们走过后,我们才越过公路,一直朝北走。我们有两次贴近德国部队,但是他们并没有看见我们。我们绕着城的北面走过乌迪内,一个意大利人也没碰见,过了一会儿便走进大撤退的基本行列,整夜往塔利亚门托河赶去。我真想不到撤退的规模这么宏大。不但是军队,整个国家都在撤退。我们整夜赶着路,走得比车辆还要快。我的腿发痛,人又疲乏,但是我们还是走得很快。博内罗情愿去当俘虏,真太傻了。其实一点危险都没有。我们穿越两国大军,完全没发生意外。艾莫要是没给打死,我们不会感觉有任何危险。我们沿着铁路大大方方地走,没人来麻烦我们。艾莫的被杀是太突兀而太没理由了。不晓得博内罗正在什么地方。

“你觉得怎么样,中尉?”皮安尼问。路上车辆和军队很拥挤,我们在路的旁边走着。

“我好。”

“我走得发腻了。”

“嗯,我们现在只要走就行了。用不到再操心。”

“博内罗是个傻瓜。”

“他真是傻瓜。”

“他的事你怎么处理呢,中尉?”

“我还不知道。”

“你可以不可以就报告说他被俘虏了?”

“我不知道。”

“你看,要是战争继续下去,上面会给他家属找大麻烦的。”“战争不会继续下去的,”一个士兵说。“我们正在回家。战争结束了。”“人人都在回家。”

“我们都在回家。”

“快走,中尉,”皮安尼说。他想越过那些士兵。

“中尉?哪一个是中尉?打倒军官!”

皮安尼搀住我的胳臂。“我还是叫你名字吧,”他说。“他们或许会来寻事。他们已经枪杀了一些军官。”我们赶了几步,赶过了那些部队。“我不会打一份报告叫他家属吃苦头的。”我继续我们的谈话。“要是战争真结束了,那就没有关系了,”皮安尼说。“但是我不相信战争已经结束。真这样就太好啦。”“我们不久就会知道的,”我说。

“我不相信战争结束。他们都这样想,我可不相信。”

“Viva la Pace!①”一个士兵叫喊起来。“我们回家去啦。”“倘若我们大家都回家,那太好了,”皮安尼说。“你岂不想回家吗?”“想的。”

“我们回不了。依我看,战争还没有结束。”

“Andimo a casa!①”一个士兵喊道。“他们丢掉了步枪,”皮安尼说。“他们在走的时候把枪摘下,丢掉了。然后就喊口号。”

“他们不应该丢掉步枪。”

“他们以为只要把枪丢掉,人家就没法再叫他们打仗了。”在黑暗中和雨中,我们沿着路边赶路,我看见许多士兵还挂着步枪。枪在披肩上边撅出来。

“你们是哪一个旅的?”一个军官叫道。

“和平旅,”有人喊道。军官一声不响。

“他说什么?军官说什么?”

“打倒军官。和平万岁!”

“快走吧,”皮安尼说。我们经过两部英国救护车,它们给丢在一大批遗弃的车辆间。

“是哥里察开来的车子,”皮安尼说。“车子我认得。”

“人家倒比我们走得远一些。”

“人家比我们早开车啊。”

“司机们不晓得哪儿去啦?”

① 指凯瑟琳肚子里的孩子。

① 意大利北部波洛尼亚省一古城。

“大概就在前头吧。”

“德国军队在乌迪内城外停下了,”我说。“这些人都可以渡河了。”

“是的,”皮安尼说。“我说战争还要打下去,就是这个缘故。”“德国军队本可以追上来,”我说。“不晓得为什么不追上来。”“我也不知道。这种战争我什么都不懂。”

“依我看,他们得等待他们的运输供应吧。”“我不知道,”皮安尼说。他独自一个人,态度就和气得多。和其他司机在一起时,他讲起话来很粗鲁。

“你结了婚没有,路易吉?”

“你知道我是结了婚的。”

“你不想当俘虏就是为了这个吗?”

“这是其中的一个理由。你结了婚没有,中尉?”

“没有。”

“博内罗也没结婚。”

“你设法凭一个人结婚不结婚来说明什么问题。不过,我想结了婚的人总想回去找他妻子的吧,”我说。我很想谈谈关于妻子的事。“是的。”

“你的脚怎么样?”

“着实疼。”

天亮前,我们赶到了塔利亚门托河的河岸边,便沿着涨满水的河走,走近一条所有的人马要过的桥。

“这条河总该守得住吧,”皮安尼说。在黑暗中,水好像涨得很高。河水打着漩涡,河面宽阔。那座木桥约莫有四分之三英里长,河水通常很浅,只是离桥面很远处的宽阔的石床上的一股窄窄的水道,现在可高涨到紧挨着桥板了。我们沿着河岸走,然后挤进了渡桥的人群。我紧紧地夹在人群中慢慢地过桥,上面是雨,下边隔着几尺便是河水,我的前头是一部炮车上的弹药箱,我从桥边探头望望河水。现在我们没法按照我们的速度赶路,反而觉得非常疲乏。过桥一点儿也不叫人兴奋愉快。我只是想,要是在白天,飞机来丢炸弹,那才不晓得是个什么光景呢。

“皮安尼,”我说。

“我在这儿,中尉。”他给挤在前面一点的人群里。没人说话。大家只希望快点过桥,心里就是这么个念头。我们快过去了。木桥的那一头,两边站有一些军官和宪兵,打着手电筒。我看见他们被地平线衬托出的身影。我们走近他们时,我看见有个军官用手指指队伍中的一个人。一名宪兵走进行列,抓住那人的胳膊,拖了出去。宪兵强迫他离开大路。我们快走到军官们的正对面了。他们正仔细察看着行列中的每一个人,有时交谈一声,跨前几步,打手电筒照照一个人的脸。我们刚要走到正对面时,他们又抓去了一个人。我看见那人。是个中校。人家用手电筒照他时,我看见他袖管上有两颗星。他头发灰白,长得又矮又胖。宪兵把他拖到那一排检查行人的军官后面。当我走到那一排军官跟前时,我看到有一两个军官正盯着我。其中有一位指指我,对宪兵说了一声。我看见那宪兵跑过来,挤过队伍的边沿来找我,接着我感到被他抓住了我的衣领。

“你怎么啦?”我说。一拳打到他脸上去。我看见那帽子底下的脸,上翘的小胡子,血从他面颊上淌下来。又有一个宪兵朝我们俩冲过来。“你怎么啦?”我说。他不回答。他正在寻找机会揪住我。我伸手到背后去解手枪。

“你难道不懂不能碰军官的规矩吗?”

另一个从我身后抓住我,把我的手臂朝上扭,扭得几乎脱了臼。我跟他一起转过身,第一个宪兵狠狠抓住了我的脖子。我踢他的胫骨,用我的左膝撞他的胯部。

“他再抵抗就开枪,”我听见有人在说。

“这是什么意思?”我想大声嚷,但是我的声音并不响亮。他们现在已把我拖到路边来了。

“他再抵抗就开枪,”一个军官说。“押他到后边去。”

“你们是什么人?”

“等一会你就知道。”

“你们是什么人?”

“战场宪兵,”另外一位军官说。

“方才你们为什么不叫我走出来,倒派一架这样的飞机来抓我?”他们不回答。他们可以不理睬。人家是战场宪兵哩。

“押他到后面那些人那儿去,”第一个军官说。“你看。他讲意大利话,口音不准。”

“你还不是同样口音不准,你这狗崽子,”我说。

“押他到后面那些人那儿去,”第一个军官说。他们押着我绕到这排军官的后边,走往公路下边临河的田野,那儿有一堆人。我们朝那堆人走去时,有人开了几枪。我看见步枪射击的闪光,然后是啪啪的枪声。我们走到那堆人旁边。那边站有四名军官,他们面前站着一个人,一边一个宪兵守着。有一小组人由宪兵看守着。审问者的旁边站着四名宪兵,人人挂着卡宾枪。这些宪兵都是那种戴宽边帽的家伙。押我去的那两个把我推进这等待审问的人群中。我看看那个正在受审问的人。他就是方才从撤退行列中给拖出来的那个灰头发的中校,胖胖的小个子。审问者冷静能干,威风凛凛,操人家生死大权的意大利人大致是这个模样,因为他们光枪毙人家,没有人家枪毙他们的危险。

“你属于哪一旅的?”

他告诉了他们。

“哪一团?”

他又说了。

“为什么不跟你那一团人在一起?”

他把原因说了出来。

“你不知道军官必须和他的部队在一起的规矩吗?”

他知道的。

问话到此为止。另外一个军官开口了。

“就是你们这种人,放野蛮人进来糟蹋祖国神圣的国土。”“对不起,我不懂你的话,”中校说。

“就是因为有像你这样的叛逆行为,我们才丧失了胜利的果实。”“你们经历过撤退没有?”中校问。

“意大利永远不撤退。”

我们站在雨中,听着这番话。我们正面对着那些军官,犯人站在他们跟前,稍为靠近我们这边一点。

“要枪毙我的话,”中校说,“就请便吧,不必多问。这种问法是愚蠢的。”他划了一个十字。那些军官会商了一下。其中一个在一本拍纸簿上写了些什么。

“擅离部队,明令枪决,”他宣读。

两个宪兵押着中校到河岸边去。中校在雨中走着,是个没戴军帽的老头儿,一边一个宪兵。我没看他们枪毙他,但是我听见了枪声。现在他们在审问另外一个人了。也是一个与他原来的部队失散了的军官。他们不让他分辩。他们从拍纸簿上宣读判决词时,他哭了,他们把他带到河边去时,他一路大哭大喊,而当人家枪决他时,另外一个人又在受审问了。军官们的工作法是这样的:第一个问过话的人在执行枪决时,他们正一心一意审问着第二个人。这样做表示异常忙碌,顾不到旁的事。我不知道要怎样做,是等待人家来审问呢,还是趁早拔脚逃走。我显然是个披着意军军装的德国人。我看得出他们脑子里是怎样想的;不过还要先假定他们是有脑子,并且这脑子是管用的。他们都是些年轻小伙子,正在拯救祖国。第二军正在塔利亚门托河后边整编补充。他们在处决凡是跟原来部队离散了的少校和校以上的军官。此外,他们对于披着意军制服的德国煽动者,也是从速就地枪决了事。他们都戴着钢盔。我们这边只有两人戴钢盔。有些宪兵也戴钢盔。其余的都戴着宽边帽子。我们叫这种帽子为飞机。我们站在雨中,一次提一人出去受审并枪决。到这时,凡是他们问过话的都被枪决了。审问者们本身全没危险,所以处理起生死问题来利索超脱,坚持严峻的军法。他们现在在审问一个在前线带一团兵的上校。他们又从撤退行列中抓来了三个军官。

“他那一团兵在哪儿?”

我瞧瞧宪兵们。他们正在打量那些新抓来的。其余的宪兵则在看着那个上校。我身子往下一蹲,同时劈开左右两人,低着头往河边直跑。我在河沿上绊了一文,哗的一声掉进河里。河水很冷,我可竭力躲在水下不上来。虽然感觉到河里的急流在卷着我,我还是躲在下面,自以为再也不会上来了。我一冒出水面,便吸一口气,连忙又躲下去。潜伏在水里并不难,因为我有一身衣服和靴子。我第二次冒出水面时,看见前头有一根木头,就游过去,一手抓住它。我把头缩在木头后边,连看都不敢往上边看。我不想看岸上。我逃跑时和第一次冒出水面时,他们都开枪。我快冒出水面时就听见枪声。现在却没人打枪。那根木头顺着水流转,我用一只手握着它。我看看岸上。河岸好像在很快地溜过去。河中木头很多。河水很冷。我随波逐流,从一个小岛垂在水面上的枝条下淌过去。我双手抱住那根木头,由它把我顺流漂去。现在已看不见河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