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达摄政旅馆的时候，玛拉裹了件浴衣等在大堂里。玛拉给我办公室打电话，问我下班后能不能撇下健身房和图书馆或是洗衣店或不论什么我计划好的行程，去看看她。

玛拉之所以给我打电话，是因为她恨我。

她一句话都没提她的胶原质信托基金。

玛拉说的是，我能不能帮她个忙？玛拉今天下午就窝在床上。玛拉依靠送餐服务给她那些已去世的邻居送的饭食为生；玛拉把这些送餐接下来，谎称他们正睡着。长话短说，今天下午玛拉就窝在床上什么都不干，等着送餐服务在中午和下午两点之间的送餐。玛拉已经有几年没有健康保险了，所以她也就不再留心这方面的事儿，不过今儿早上她留意了一下，发现像是长了个小肿块儿，而且她胳膊底下肿块附近的淋巴结摸起来又硬又有些敏感，她不能把这事儿告诉任何她爱的人，因为她不想吓着他们，而且她又没钱去看医生，怕只是场虚惊，可她需要跟某个人说说这事儿，也需要别人帮她看看情况到底怎么样。

玛拉棕眼睛的颜色活像是一只放在火炉里加热又突然给扔到冷水里的动物。他们管这个叫硫化或电镀或淬火。

玛拉说如果我肯帮她看看，她就原谅胶原质那档子事儿。

我们上楼来到她房间，玛拉跟我絮叨，你在野生环境里是看不到衰老的动物的，因为它们一旦上了年纪就得死。它们一旦病了或是行动迟缓了，比它们强壮的动物就会把它们给杀死。动物根本就不能老。

玛拉在床上躺下来，解开浴衣的带子，说我们的文化已经让死这件事儿变成了一桩错误。上了年纪的动物本该是一种反自然的意外才对。

奇谈怪论。

玛拉又是冷又是冒汗，我就告诉她我在大学里长了个赘疣的事儿。长在阴茎上，也就是鸡巴上。我就跑到医学院找人把它给弄了去。后来我把赘疣这事儿跟我父亲讲了。这是好多年以后了，我爸哈哈大笑，跟我说我真是个呆子，因为这样的疣子就是所谓天然的鸡巴激突 。女人爱死这个了，这可是上帝的恩赐呢。

我挨着玛拉的床跪下，因为刚从外头进来手还是凉的，我就用我的凉手摸着玛拉冰凉的皮肤，每次摸一小块，每一小块都用手指揉捏一下，玛拉就说，正是这些上帝恩赐的激突赘疣使女人患上了宫颈癌。

于是我就在医学院一间检测室里坐在一条纸带子上，一位医科学生往我鸡巴上抹一小瓶液态氮，还有八位医科学生在旁边看着。你要是没有医疗保险就只能忍受这样的结果。只不过他们不叫它鸡巴，叫它阴茎，管它叫什么呢，抹上液态氮以后痛得就跟碱烧得一样，痛得死去活来。

玛拉咯咯笑着，可看到我手指的动作停了就止了笑。以为我发现了什么。

玛拉屏住呼吸，她腹腔简直变成了一面鼓，心脏就像个拳头，从里面砰砰地敲着紧绷的鼓面。没什么，我手上停下来是因为我在说话，我停下来是因为有那么一会儿，我们俩都不在玛拉的卧室里了。我们回到了多年前的医学院，坐在那黏糊糊的纸带上，我的鸡巴抹了液态氮以后正火烧火燎。可正在这时，一个医科学生看到了我的光脚，然后三步并做两步冲出房间。那个学生回来的时候后面跟着三个真正的医生，这几个医生把手里拿着液态氮的那个学生推到了一边。

一个真正的医生抓住我光着的右脚，把它举到另两个真正的医生面前。这三个医生转动着我的右脚，不时戳戳它，还给它拍了张宝丽莱快照，仿佛我这人除了右脚之外的那一半赤裸一半冻僵大部分根本就不存在。只有这只脚。剩下的那些医科学生也都挤上来穷看。

一位医生问，“你脚上出现这种红斑有多长时间了？”

医生问的是我的胎记。我右脚上有块胎记，我父亲开玩笑说看起来活像一个深红色的澳大利亚，旁边还紧挨着一个小新西兰。我就这么告诉了他们，这一下子大家全泄了气。我的鸡巴正在恢复知觉。除了那个拿着氮瓶的学生，一屋子人全走了个精光，而且我感觉连他也巴不得一走了之呢，他实在失望已极，所以他抓住我的鸡巴头朝他自己拽过去的过程中绝对避免跟我的目光对视。拿小瓶子往原来是赘疣的地方喷出点喷雾。那感觉，你可以闭上眼睛，想象你的鸡巴有一百英里长，可是它仍痛得要死。

玛拉低头看了看我的手还有泰勒的吻留下来的疤。

我跟那位医科学生说，你们这儿肯定不常看到胎记吧。

不是这么回事。那个学生说大家都以为这个胎记是癌。刚发现年轻人会染上一种新型癌症。他们一觉醒来突然发现脚或者脚踝上生出个红斑。这种红斑不会消退，它们会逐渐蔓延，直到覆盖你全身，然后你就歇菜了。

那学生说，那几个医生外带所有人都兴奋极了，因为他们以为你得了这种新癌。极少有人得这种癌，不过，它正在蔓延呢。

这是多少年多少年前的事儿了。

癌是会像这样子出现的，我告诉玛拉。自然也会出错，不过也许其中的教训是：就算你身体的一小部分可能出了问题，也不要因此忘了其余的部分。

玛拉说，“可能。”

那拿着氮的学生完了以后告诉我赘疣几天后就会脱落。在紧挨着我光屁股的粘性纸上面就是那张拍我光脚的宝丽莱照片，现在谁都不要了。我就说，我能保留这张照片吗？

现在这张照片还跟着我，插在我房间一面镜子镜框的一角。每天上班前我对着那面镜子梳头，一面会想我曾经患过十分钟的癌，比癌更可怕的癌。

我告诉玛拉，那次感恩节是我祖父跟我头一年没去溜冰，虽说冰层差不多有六英寸厚了。我祖母总是要么在额头要么在胳膊上贴那种小圆绷带，这要看她带了一辈子的那些痣哪里又看着不对了。要么边缘有些不规则的外扩，要么就是由棕色变成了蓝色或是黑色。

我祖母上次从医院出来的时候，我祖父拎着她的手提箱，手提箱实在太重了，他于是抱怨说他觉得身体都不对称了，直往一边倒。我那位法裔加拿大的祖母一直以来谨守礼仪，她甚至从不在公开场合穿泳衣，而且她上厕所时总是把水龙头打开以遮掩她出恭可能弄出来的任何动静。她在卢尔德妇科医院做的是乳腺部分切除术，她反问：“你倒觉得身体不对称了？”

对我祖父而言，这就是整个故事的总结，我祖母，癌，他们的婚姻，你的生活。他每次讲过这个故事都会呵呵一笑。

玛拉没笑。我想逗她笑，让她暖和起来。让她原谅我胶原质那档子事儿，我想告诉玛拉在她身上我什么问题都没发现。如果说她今天早上发现了什么，那一定是误会了。是个胎记。

玛拉手背上也有泰勒的吻痕留下的疤。

我想逗玛拉开心，所以没跟她讲我最后一次拥抱克洛伊的感受，克洛伊当时头发都掉光了，活像个骷髅外面裹了层黄蜡，她在凸头上缠了条丝巾。在她永远消失前我最后拥抱了她一回。我跟她说她活像个海盗，她笑了。我本人，在我去沙滩时，我坐下时总是把右脚压在身体底下。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要么就把它埋在沙子里头。我怕的是别人看到我的脚会以为我快死了。我没得的那种癌如今已经到处都是了。我也没跟玛拉说这个。

对于我们爱的人，他们有很多事儿我们都不想知道。

为了让玛拉暖和起来，逗她开心，我跟她讲了个在“亲爱的艾比” 专栏读到的段子。一个女人写信说她嫁了个英俊而且成功的殡葬从业者，新婚夜，他把她浸在一个盛满冰水的浴缸里，直到她的皮肤触手冰冷为止，然后他要她一动不动地在床上躺好，跟她那冰冷僵硬的肉体行房。

滑稽的是这个女人不但新婚之夜是这么做的，婚后的十年间也一直这么干，如今她才写信给“亲爱的艾比”，问艾比是不是觉得这有什么欠妥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