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德米拉·瓦纳芙斯卡娅少校失眠了。她试图睡着，但没有成功。黑暗中她睁着眼睛躺在床上纳闷，为什么素以控制国民效率很高而闻名的东德人，会在一个方圆20英里的地区内失去像莫伦茨那样的一个人。他是不是搭上了一辆便车？偷了一辆自行车？仍俯伏在一条沟渠里？那些警察到底在那里干些什么呀！

到凌晨3点钟时，她深信有一个差错，在一个半疯癫的人能在一个小小的地方逃脱警察布下的天罗地网的这个谜团中有一些差错。

她在4点钟起床，回到了克格勃办公室里，命令夜班值班员为她接通给东德国家安全局总部的保密线路。接通电话后，她与福斯上校通话。

“莫伦茨的那张照片，”她说，“是不是近照？”

“大概一年前照的。”福斯回答。他感到迷惑。

“你是从哪里弄来的？”

“从HVA。”福斯说。瓦纳芙斯卡娅谢过他后挂断了电话。

HVA是东德的国外情报局，显然由于语言方面的原因，专长于操纵在西德内部的谍报网。局长是传奇人物马尔库斯·沃尔夫上将。即使是瞧不起卫星国情报机构的克格勃，也对他相当尊敬。马尔库斯·沃尔夫曾经对西德搞过几次漂亮的行动，最有名的是“操纵”西德总理勃兰特的私人秘书。瓦纳芙斯卡妞打电话唤醒了克格勃第三总局驻东德的负责人，提出她的要求，还报出了局长谢利平将军的名字。这一招奏效了。接电话的那位上校说他落实一下看看是否可行。半小时后他回电了。沃尔夫将军好像是一位习惯早起的人，他说，你的约见已定在6点钟在他的办公室里。

那天凌晨5点钟，总部设在切尔特南的英国政府通讯总局的密码部，已经完成了在过去的24小时内堆积下来的最后一批低级情报资料的译码工作。译成白话文字后，这些情报将通过一系列陆上保密线路传送给各个接收机关——有些发送给在世纪大厦的秘密情报局，有些发送给在柯桑街的MI-5局（即承担反间谍工作的保安局，又称军情五局），有些发送给在白厅的国防部。许多情报被复制后同时分送给两个或甚至所有这三个机关。紧急情报的处理速度要快得多，但下半夜是发送低等级情报给伦敦的好时段；线路相对不太忙。

星期三晚上的那些情报材料有一个信号是由布拉赫发给西德驻伦敦使馆的联邦情报局职员。德国当然是英国有价值的和受尊重的盟国。但切尔特南在截听和译解一个盟国发给其驻外使馆的绝密电文时是不讲究感情的。这份密电在早些时候已被译解出来了。没什么冒犯的内容，只是例行通讯。这份电文被发送给了MI局和世纪大厦的北约科。后者专门处理除中情局以外的与英国所有盟国的情报联络工作，与中情局的联络工作由另一个科室负责。

北约科的科长已经注意到了爱德华兹非常关注麦克里迪在操纵友好情报机构——西德联邦情报局一名特工时的失误状况。这位北约科头头是麦克里迪的朋友。当他在那天上午10点钟见到西德的电文时，他决定把它交给麦克里迪，以备万一他的朋友需要，但他在中午之前一直没空。

早上6点钟，瓦纳芙斯卡妞少校被引进了位于福斯上校办公室再高两层的马尔库斯·沃尔夫的办公室里。这位东德的间谍头子不喜欢制服，因此他身着一套裁剪得体的深色西服。他还喜欢茶，而不是咖啡，专门让人为他从伦敦的福特纳及玛森搞来了一些上好的茶叶。他给苏联的少校提供了一杯茶。

“将军同志，布鲁诺·莫伦茨的那张近照，是你们这里提供的。”

马尔库斯·沃尔夫的目光从茶杯沿口上方打量着她。如果他在西德的政府机构内有情报网和间谍——实际上他是有的，那么他是不会向这个陌生人确认的。

“你们是否能搞到莫伦茨的一份履历表？”她问道。沃尔夫思考了一下这个要求。

“你为什么要这个东西？”他柔和地反问。

她详细地解释了一番。打破了几项规定。

“我知道这只是一种怀疑，”她说，“还没有具体证据。感觉到缺少一点什么。也许是他过去的某些情况。”

沃尔夫同意了。他喜欢横向思考。他的某些漂亮的行动来自于一种发自内心的感觉，怀疑对方在某个地方有一个阿基利斯的脚踵，只要他能够找到它。他起身走到文件柜边，取来了由8张纸组成的一叠资料。他没有吭声。这是布鲁诺·莫伦茨的全套人事档案。与星期三下午洛塔尔·赫尔曼在西德布拉赫看阅过的那一套相同。瓦纳芙斯卡姬羡慕地呼出一口气来。沃尔夫微笑了。

如果说马尔库斯·沃尔夫在谍报界有一项专长的话，那么他的这项专长不是去收买和策反西德的高级官员（虽然有时候他也这么做过），而是在这些要人的身边安插生活和工作作风无可挑剔的拘谨刻板的老处女型秘书。他知道一名机要女秘书能见到她的主子见过的文件材料，有时候还能比其主子见得更多。

多年来，西德曾爆出过一系列丑闻：一些内阁部长、高级公务员和军火承包商的机要秘书们不是被保安局逮捕就是悄悄地潜回了东德。他知道，有一天他将把爱尔穆特·凯普尔小姐从联邦情报局科隆分局召回到她所敬爱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此之前，她将继续在迪特·奥斯特局长上班前一小时到达办公室，复印任何有价值的文件资料，包括全局员工的人事档案。在夏天，她将继续在那个安静的公园里吃色拉三明治当中饭，用一些干净的面包屑喂鸽子，最后把那只空了的三明治包装袋丢进附近的一只垃圾箱。几分钟之后，那个牵着狗散步的绅士将从那里把它取走。在冬天，她将在那个温暖的咖啡馆里吃中饭，并把她所看过的报纸丢人门口的那只垃圾桶里，那位街道清洁工将把它从那里捡出来。当凯普尔小姐回到东德后，她将参加国宴，受到安全局长埃里希·米尔克的接见，或者可能是党的领袖埃里希·昂纳克的亲自接见，被授予一枚勋章，领取一份政府年金，还将得到在菲尔斯腾瓦尔德湖边的一套温暖舒适的退休公寓。

当然，马尔库斯·沃尔夫并不是一个先知先觉的超人。他不可能知道到1990年时东德将不复存在，米尔克和昂纳克将遭到废黜和受到侮辱；他本人将会退休，靠写回忆录而去挣得一份丰厚的稿费；而爱尔穆特·凯普尔将在西德的一个僻静处度过她的余生，该地方的条件要比原定她那湖边的公寓差多了。

瓦纳芙斯卡姬少校抬起头来。

“他有一个姐姐。”她说。

“是的。”沃尔夫说，“你认为她也许知道一些事情吗？”

“可能不会有什么收获。”苏联人说，“如果我去探访她……”

“如果你能从你的上司那里获得同意。”沃尔夫温和地向她建议。“你不是为我工作的。”

“但如果我能去成，我会需要一种身份掩护。不是俄罗斯人，不是东德人……”

沃尔夫自我否定似地耸耸肩。

“我倒有一些假的身份证明，随时可供使用。当然，这是我们这个奇怪的行业的一部分内容……”

波兰航空公司的LOT104航班上午10点钟经停在柏林合尼菲尔德机场。该航班延误了10分钟，以让柳德米拉·瓦纳芙斯卡娅登机。如同沃尔夫所指出的，她的德语说得比较好，但还不能冒充德国人。她在伦敦要见面的人当中，极少有说波兰语的。现在她带上了去走访亲戚的一位波兰教师的证件。波兰是一个大为宽松自由的国度。

波航的那架定期客机于11点钟降落了，因时差关系节省了一个小时。瓦纳芙斯卡娅少校在30分钟内经过了护照检查和海关卡口，在航站2号集散大厅的一个公用电话亭里打了两个电话，并坐上出租车去了伦敦市樱草山区。

中午时分，山姆·麦克里迪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响了起来。他才刚刚与切尔特南通完话搁下话筒。他所得到的回答依然是没有动静。时间已经过去了48个钟头，而莫伦茨仍然在逃。现在打电话的人是楼下的北约科科长。

“上午送来的公文袋里有一份电文。”他对麦克里迪说，“也许没什么苗头；那样的话，你就把它扔进废纸篓吧。反正我现在让收发员送上来。”

5分钟后，那份电报稿送达了。当麦克里边看到电报及其上面的时间后，他不由地大声咒骂起来。

情报界中的“需要知道”原则通常运作得较好。那些在自己的工作中无需知道某事的人，是不会被告知的。这样，如有泄密，无论是有意的或无意的，损失就不会很大。但有时候也会起到相反的作用。一份也许能改变事件的信息没有传递过去，因为没人认为是必要的。

在哈尔茨山区的阿基米德监听站和在切尔特南的东德科监听员们已被告知把他们截获的任何消息及时传送给麦克里迪。如电讯中有“格劳伯”或“莫伦茨”字样，则更应该立即传送。但役人想到还应该把这件事通知到对盟国的外交和军事通讯的监听人员。

麦克里迪现在手头上的电文时间是星期三下午4点22分。电文内容如下：由：赫尔曼致：菲特策乌特急。请洽阿·法夸森夫人，娘家姓莫伦茨，应该住在伦敦。问她在过去的四天里是否见到过她的弟弟或听到过他的消息。完。

他从来没告诉过我他在伦敦有一个姐姐，从来没告诉过我，麦克里迪沉思着。他开始纳闷他的朋友布鲁诺还有什么关于过去的事情没告诉过他。他从一个架子上抽出一本电话号码簿，寻找法守森这个姓氏的栏目。

幸好这不是一个常见的姓氏。如果姓史密斯就得找上半天时间了。电话号码本里有14位法夸森，但没有以A为名字字头的已婚妇女。他开始按照这14个人的顺序，一个一个地打电话。在前面的7个电话中，5个人回答说不知道阿·法夸森夫人。2个电话没人接听。在打第8个电话时他的运气来了；电话本上的姓名是罗伯特法夸森。一位妇女来接听电话。

“是的，我是法夸森夫人。”

话声中好像有德语口音。

“请问您是不是阿·法夸森夫人？”

“是的。”她似乎有所警觉。

“对不起，打扰你了，法夸森夫人。我是伦敦希斯罗机场移民局的。你是不是有一个叫布鲁诺·莫伦茨的弟弟？”

一阵长时间的停顿。

“他在那里吗？在希斯罗吗？”

“这我不能说，夫人。除非你是他的姐姐。”

“是的，我是阿德尔海德·法夸森。布鲁诺·莫伦茨是我的弟弟。我能不能与他说话？”

“恐怕现在不行。你留在家里好不好，嗯，15分钟内我过来。这事很重要。”

“好的，我就在这里。”

麦克里迪打电话给汽车互助协会要了一辆车和一名司机，然后匆匆跑下楼去。

这是隐藏在摄政王公园路后面一座用实习砖建造的爱德华七世时代别墅顶上的一间很大的工作室公寓。麦克里边走上去按响了门铃。法夸森夫人穿着一件画家工作服招呼了他，并把他引进了一间画架上支着油画、地板上摊满了速写的工作室。

她是一位漂亮的妇女，像她弟弟那样也是头发灰白。麦克里迪猜测她大概有五十七八岁。她腾出一个地方让他坐下，并直视着他的目光。麦克里迪注意到旁边的一张桌子上摆着两只咖啡杯。两只杯子都是空的。趁着法夸森夫人坐下去的时候，他设法去摸了一下其中一只杯子。杯子是温热的。

“你贵姓？有何贵干？”

“我叫琼斯。我想问问关于你弟弟布鲁诺·莫伦茨先生的事情。”

“为什么？”

“这是一件移民方面的事情。”

“你在向我说谎，琼斯先生。”

“是吗？”

“是的，我弟弟没来这里。而且如果他想来的话，他也不会有与英国移民局有关的问题。他是一位西德公民。你是一个警察吧？”

“不，法夸森夫人。可我是布鲁诺的一个朋友。多年老朋友。我们的交往已经很长久了。我请你相信这一点，因为这是真实的。”

“他遇上麻烦了，对不对？”

“是的，恐怕是这样。我正在设法帮助他，如果能够的话。但这不太容易。”

“他干下了什么事？”

“事情似乎是他在科隆杀了他的情人。而且他已经逃走了。他对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他并不是故意要那样做的。然后他就消失了。”

她起身走到窗边，凝视着窗外樱草山公园里的那些夏末时的各种树叶。

“哦，布鲁诺，你这个傻瓜。可怜的、胆小的布鲁诺啊。”

她转过身来面向着他。

“这里的德国大使馆有一个人来过。是昨天上午来的。在此之前的星期三晚上，他打来过电话，可是我出门了。他没有告诉我你说过的事情，只是询问布鲁诺是否来联系过。他再没来联系。我也帮不了你，琼斯先生。你很可能比我知道得更多，如果他对你说过一句话。你知道他去了哪里吗？”

“那就是问题。我认为他已经越过了国境，进入了东德，在魏玛地区的某个地方。也许与朋友待在一起。可到目前为止就我所知，他一生中从未去过魏玛附近地区。”

她看上去一脸迷茫。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他在那里住了两年呢！”

麦克里迪保持着脸上的镇静，但他的内心吃了一惊。

“对不起。我不知道这个。他从来没有告诉过我。”

“是没有，他不会说的。他不喜欢那里。那是他一生中最不愉快的两年。他从来没有谈起过。”

“我还以为你们全家是汉堡人呢，在汉堡出生并长大。”

“是的，直到1943年。那一年汉堡被英国皇家空军炸成了废墟。就是那次‘火爆’大轰炸。你听说过吗？”

麦克里迪点点头。当时他5岁。皇家空军对汉堡市中心进行了狂轰烂炸，使之燃起了熊熊火焰。大火把氧气从郊区吸了进来，城市成了一座炽热的炼狱，温度升高后使钢铁像水一般地流动起来，混凝土像炸弹一般爆裂开来。这种恐怖景象横扫整个城市，所到之处万物蒸发。

“布鲁诺和我在那天夜里成了孤儿。”她停顿了一下后又开始凝视，不是去看麦克里迪，而是越过他，看到了她所生长的那座城市燃起的冲天大火，把她的双亲、她的朋友、她的同学和她的生命界标烧成了灰烬。过了几秒钟后她的身子猛地一动，从遐想中恢复过来，继续用她那略带德语口音的说话叙述下去。“灾难过后，当局收养了我们，而且我们被疏散出去了。当时我15岁，布鲁诺10岁。我们分开了。我被分配去住在格了根郊外的一户人家里。布鲁诺被送到了魏玛附近的一位农场主家中。

“战后我千方百计寻找他，在红十字会帮助下我们姐弟团聚了。我们回到了汉堡。我照顾着他。可他几乎没有说起过魏玛。我开始在英国占领军办的一座食堂里打工，以养活布鲁诺。那时候的生活真艰苦，这你是知道的。”

麦克里迪点点头。“是的，对不起。”

她耸耸肩。“都是那场战争的原因。后来在1947年，我遇见了一个叫罗伯特·法夸森的英军中士。我们结婚后就住到伦敦来了。8年前他去世了。1948年当我和罗伯特离开汉堡时，布鲁诺在一家制造光学镜头的工厂里找到了一份住厂学徒的工作。此后我只见过他三四次，而在最近10年里一次也没见过他。”

“你把这些情况告诉了使馆的那个人？”

“菲特策乌先生？没有，他没问起过布鲁诺的童年时代。可我告诉了那位女士。”

“女士？”

“她在一小时前刚刚离去。就是来自年金部门的那个女的。”

“年金？”

“是的。她说布鲁诺仍在光学器材行业工作，在为维尔茨堡的一家BKI公司工作。但BKI好像是英国的皮尔金顿玻璃公司的子公司，且由于布鲁诺快要退休，她需要了解他的一生详情，以便计算出他的应得年金。她不是来自于布鲁诺的工作单位吧？”

“我怀疑不是。很可能是西德的警察。恐怕他们也在寻找布鲁诺的下落，但不是为了帮助他。”

“对不起。我不应该说给人家听的。”

“你原先不知道呀，法夸森夫人。那个女的英语说得很好吗？”

“是的，很完美。只有一点点口音，也许是波兰语口音吧。”

现在麦克里迪知道那位女士是来自何方了。其他猎手也在外出寻找布鲁诺·莫伦茨，其他许多猎手，但只有麦克里迪和另一组人知道关于维尔茨堡的BKI公司事情。他站起身来。

“请你努力回想一下他所说起过的战后那两年生活的只言片语。在他需要时，他也许会去求助的某个人，或任何人？寻找避难圣所？”

她努力想了好长时间。

“他提到过一个名字，对他比较好的某一人的名字。他的小学老师。小姐……这个……纽堡小姐……不是，我现在记起来了，是纽曼小姐。没错，是纽曼。当然，现在她可能已经死了。那是40年以前的事了。”

“最后一个问题，法夸森夫人。你把这一情况告诉玻璃公司的那位女士了吗？”

“没有，我才刚刚想起来呢。我只告诉过她，布鲁诺曾作为一个被疏散人员在离魏玛不到10英里的一个农场里度过了两年时间。”

回到世纪大厦后，麦克里迪从东德科借了一本魏玛电话簿。里面列有几个姓纽曼的人，但只有一个人标着小姐的字样。应该是一个老处女。在东德，一个十几岁的女孩是不会拥有她自己的公寓和电话的。一位成年的老处女，一位职业女性，则可能拥有这些。这事成功的把握很小，非常小。他可以让东德科潜伏在柏林墙对面的特工去打一个电话。但国家安全局无处不在，对一切通话都在实施窃听。在电话里提问：一个叫莫伦茨的小男孩曾经是你的学生吗？他是否来找你了？如果这样打电话去问是会把事情整个儿搞砸的。接着麦克里迪到世纪大厦内专门制作假证件的部门去了。

他打电话给英国航空公司，但没能订到机票。倒是德国汉莎航空公司能提供帮助，他们在下午5点15分有一班飞往西德汉诺威的航班。他要丹尼斯·冈特再一次驾车送他去伦敦希斯罗机场。

波兰航空公司那架经东柏林返回华沙的飞机，应该在下午3点30分从希斯罗起飞。但当飞行员开启飞机的航行系统时，一只红灯亮了起来。经检查后发现原来只是一只螺线管出了故障，但航班要延误到6点钟才能起飞。在离港大厅休息室里，柳德米拉·瓦纳芙斯卡姬少校看了看电视屏幕上出港航班信息，注意到她的航班“由于营运原因”而延误了。她轻轻地咒骂一声后继续看书。

麦克里迪正要离开办公室时，电话铃响了起来。他犹豫着是否应该接听，最后还是去接了。也许是一个重要的电话呢。这是爱德华兹的来电。

“山姆，证件部门的人刚才向我汇报了。现在你听着，山姆，你不会、绝对不会得到我的批准再去东德。清楚了吗？”

“绝对清楚，蒂莫西，再清楚不过了。”

“那就好。”副局长说完就搁下了电话。冈特已经听到了电话另一头那个人的声音和谈话内容。

麦克里迪开始喜欢同特。他到这个科室才6个月，但他已经显示出他很聪明、可以信任，而且口风很紧。当他驾车载着麦克里迪拐过霍加斯环形路口，穿行在星期五下午的车流中向希斯罗机场驶去时，他张口说话了。

“山姆，我知道你曾经历过更为艰难危险的处境，但你是上了东德的黑名单的，而且老板禁止你去那里。”

“禁止是一回事，”麦克里迪说，“防范是另一回事。”

当他走进2号航站楼的出港大厅去搭乘汉莎航空公司赴汉诺威的航班时，他没有看见离他两码距离正坐着看书的那位年轻的女士。她有一双敏锐的蓝眼睛，一头闪亮的金发剪得短短的。当他走过去时，她也没有抬头去看这位中等身材、头发棕黄稀疏、穿着一件皱巴巴灰色风雨衣的男人。

麦克里迪的航班准时起飞，并在当地时间晚上8点钟降落在汉诺威。瓦纳芙斯卡姬少校于6点钟起飞并于9点钟在东柏林舍尼菲尔德机场着陆。麦克里迪租了一辆车，驾车穿过希尔德斯海姆和萨尔茨吉特，奔赴戈斯拉尔郊外的林中国的地。瓦纳芙斯卡妮由一辆克格勃轿车把她从机场接到了东柏林市内诺曼纳大街22号。她不得不等上一个小时才能见到奥托·福斯上校，因为上校正在向国家安全局局长埃里希·米尔克汇报工作。

在离开伦敦之前，麦克里迪已经打电话通知了他的主人；所以现在有一个人在等待着他。那人在他那幢宽大的别墅的正门前迎接了他。这是一座由狩猎屋改建的漂亮的住房，坐落在山腰上，在白天能看到远处覆盖着针叶树的一条长长的山谷。5英里之外，戈斯拉尔小城的灯火在夜空下一闪一闪地亮着。假如天光尚未褪尽，站在哈尔茨山脉的一个山头上，麦克里迪也许可以看见东边远处一座高楼的屋顶。人们也许会误认为那是一座狩猎楼，但它不是。它是一座炮楼，它的目的不是为了猎杀野猪，而是猎杀男人和女人。麦克里迪来探访的那个人，选择了使他发了财的国境线附近来度过他的舒适的退休生活。

多年来，他的主人已经发生了变化，麦克里迪心想着。他被引进了一间四周镶着护壁板、墙上挂着野猪头和牡鹿角的客厅。一只石砌壁炉里啪啪地燃烧着一堆柴火；高山上的夜晚即使在9月初也已是寒气袭人。

招呼他的那个人已经发福了；那曾经是瘦瘦的身躯现在已是长满了肉。他的个子仍然不高，当然，那张粉红色的圆脸上方覆盖着白色糖果丝一般的头发，使他看上去更显得面容善良。直至你去洞察那双眼睛。那是一双狡黠的眼睛、一双诡计多端的眼睛，那双眼睛看够了世事，见证了许多次生与死的交易，经历了下水道中的生活并幸存下来了。他是冷战中的一个邪恶人物，曾被称为柏林黑社会的无冕之王。

在自1961年柏林墙建起来至1981年他退休的20年时间里，安德雷·库茨林格一直是一名蛇头，帮助偷渡者偷越国境。是柏林墙使他发了财。在柏林墙建立之前，想逃往西德去的东德人，只要先到达东柏林然后走进西柏林就可以了。后来，在1961年8月21日夜晚，突然间一道巨大的混凝土墙竖了起来，柏林成了一座被分隔的城市。许多人试图翻越墙头；有些人成功了，有些人被拖回去送进了监狱。还有些人在铁蒺藜上被机枪扫死后像鼬鼠那样挂在了上面，直至被割落下来。对大多数人来说，穿越柏林墙是一次性的冒险。可对于库茨林格——当时他只不过是柏林黑市上的一个非法经营者和地痞恶棍，穿越柏林墙却成了他的一项职业。

他把人偷渡出去——为了钱。他以各种身份乔装打扮进去，或派去使者，谈妥价钱。有的人以东德马克支付，许多人以西德马克。用这些钱，库茨林格要在东柏林购买三件上好的商品：匈牙利猪皮旅行箱、捷克古典音乐密纹唱片和古巴克罗那牌雪茄。这些东西在东部很便宜，即使加上走私偷运成本，库茨林格仍可在西部转手倒卖赚取丰厚的利润。

其他难民同意一旦抵达西德找到工作后就向他支付西德马克。这些人很少食言。库茨林格对讨债很有一套办法；他雇佣了一大帮助手以确保他没被欺骗。

谣传说，他在为西方的情报机关服务。这话不对，虽然他偶尔也与中情局或秘情局订立合同，由他负责把某个人带出来。还有谣传说，他与东德国家安全局或克格勃互相勾结；这也不太可能，因为他对东德造成了太多的损失。当然，到底有多少个边防警官和共产党干部被他收买和贿赂，恐怕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了。有人说，他在百步之外就能嗅出一名贪婪的官员。虽然柏林是他的地盘，但他也在从波罗的海到捷克斯洛伐克的漫长的东、西德国境线上活动。当他最终积累了一大笔可观的财富洗手不干了时，他选择了西德，而不是西柏林定居。他的庄园只离国境5英里，处在哈尔茨山脉的高山上。

“嗯，麦克里迪先生，我的朋友山姆，时间过得真快啊。”

他背向炉火站着，穿着一件天鹅绒吸烟服，与1945年时从废墟堆里爬出来开始把姑娘们卖给美国大兵赚取外快的那个小伙子完全不同了。

“你现在也退休了吗？”

“没有，安德雷。我还得为面包而打工。没有你那么聪明。”

库茨林格喜欢那样。他按了一个铃，一名男仆端来了两杯清澈的莫泽尔葡萄酒。

“那么，”库茨林格一边透过葡萄酒审视着火苗，一边说，“一个老头子能为英国女王陛下神通广大的谍报机关做些什么呢？”

麦克里迪告诉了他。老人继续盯着火焰，但抿紧嘴唇摇了摇头。

“我退出了，山姆，退休了。现在他们没人来找我了。两边都没人来。但是你知道，他们警告过我，如同我认为他们警告过你那样。如果我重操旧业，他们会来找我算账的。一次快速行动，晚上越境过来，黎明前就可返回了。他们会抓住我，就在这里我的家中。他们有这种打算。在我的一生中，我对他们造成了许多损害，这你是知道的。”

“我知道。”麦克里迪说。

“而且，形势也变了。以前在柏林时倒还可以；我可以把你弄过去。即使在农村我也曾经有过一些兔子路径。但最终它们全都被发现了，关闭了。我排除掉的地雷已被重新埋上了。我行贿过的边防警官调动了——你知道吗？他们从来不会把边防警察在国境线上放置很长时间，经常把他们调来调去。我的联络人都歇业了。现在太晚了。”

“我必须去那里，”麦克里迪缓缓地说，“因为我们有一个人在那里。他病了，病得很厉害。但如果我能把他带出来，那会使负责国安局二处的奥托·福斯丢掉乌纱帽。”

库茨林格的身体没有动，但他的眼睛变得非常冷峻。多年前，如同麦克里迪所知，他曾有一个朋友，一个亲密朋友，很可能是他有过的最亲密的朋友。那人在过柏林墙时被捉住了。后来传来的消息是，他已经举起双手投降，但福斯仍开枪向他射击，先是击中他的双膝，接着是双肘，然后是双肩，最后是腹部。

“来吧，”库茨林格说，“我们先吃饭。我还要把你介绍给我的儿子。”

当然，加入他们饭桌的那位30岁左右的英俊的金发年轻人不是他的儿子。但库茨林格已经过继他为儿子。饭桌上，老人偶尔会笑眯眯地去看他，而他的继子齐格弗里德也会崇敬地回视。

“我把齐格弗里德从东部带出来了。”库茨林格说，似乎在组织话题。“他当初没地方可去……现在他与我住在一起。”

麦克里迪继续吃饭。他怀疑老头还要说下去。

“你是否听说过国境工作组？”库茨林格边吃葡萄边说。

麦克里迪听说过。那是东德国家安全局的一个部门，除了以罗马数字标示的各个处室之外，国境工作组是一个很小的部门，专长于开展奇特的行动。

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东德国外情报局局长要派一名特工去西德，他可以通过一个中立国去实施派遣，在中转期间那名特工可披上一件新的“外衣”——身份掩护。但有时候国家安全局或国外情报局要派一个人越境去搞一次“黑色”行动。为完成这种任务，东德人实际上会从东德到西德的国境线上穿过自己的防区开辟一条兔子路径。许多兔子路径是从西往东开辟的，以把不准备离开的人带出来。当国安局为他们自己的目的而要开辟一条兔子路径时，他们就让国境工作组的专家们去承担这项工作。这些工兵专家们将在深夜里作业（因为西德的边防部队也在注视着国境），他们将在铁蒺藜下面掘洞，辟出一条穿越雷区的小径，并在完成任务后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那还剩有200码宽的开阔地，也就是射击区，在那里，一名真正的难民偷渡者很可能会被探照灯罩住并被机枪扫倒。最后，在西德一侧还有篱笆栅栏。国境工作组将不会去破坏它，当那名特工要穿过去时为他剪一个洞，并在他进去后把洞口修补好。那些探照灯，在他们要派人潜入西德的那天夜晚，将转向相反方向，而且开阔地带上通常野草浓密，尤其是盛夏季节。到了第二天上午，那些野草自己将会恢复垂直，从而掩盖了脚步走过的所有痕迹。

当东德人搞这种行动时，他们有自己的边防警察提供配合。从西德闯进去是另一回事；东德人不会提供任何配合。

“齐格弗里德以前曾为国境工作组服务，”库茨林格说，“直至他使用了他自己的其中一条兔子路径。当然，国安局在事后立即关闭了这条路径。齐格弗里德，我们这位朋友需要越境过去。你能帮助他吗？”

麦克里迪怀疑他对这个老头的判断是否正确。他认为他的判断是对的。库茨林格因福斯的所作所为而对他恨之入骨，而且他对于被枪杀的朋友的悲痛也是不容低估的。

齐格弗里德想了一会儿。

“那里曾经有一条兔子路径，”他最后说，“是我自己开辟出来的。我原打算留给自己使用，所以我没把它写进报告里。后来我是从另一条路径出来的。”

“它在哪里？”麦克里迪问。

“离这里不远，”齐格弗里德说，“在巴特萨克莎与埃尔里希之间。”

他取来一张地图，指明了在哈尔茨山脉南翼的这两个小镇，巴特萨克莎在西德，埃尔里希在东德。

“我能否看看你要使用的身份证件？”库茨林格问。麦克里迪把证件递了过去。齐格弗里德审视着证件。

“做得很好，”他说，“但你还需要一张铁路通行证。我有一张。它仍然有效。”

“什么时间过去最好？”麦克里迪问道。

“4点钟，黎明前。夜色最黑暗，卫兵也最疲惫。他们用灯光照射开阔地的次数也减少了。我们需要伪装服，以备万一被灯光照到，伪装服也许能救我们性命。”

他们又花了一个小时讨论细节问题。

“你明白，麦克里迪先生，”齐格弗里德说，“这是5年以前的事了。我也许还记得它的位置。我在穿越雷区开辟出来的那条路径上放置了一条钓鱼线。但我也许找不到它。如果我找不到，我们就回来。如不知道我开辟的路径而闯进雷区，那只能是死亡。或者我原先的同事已经发现了它并把它关闭了。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们也只能回来。”

“我明白了，”麦克里迪说，“我很感激。”

午夜1点钟，齐格弗里德和麦克里迪离开了，他们要驾车在山区缓慢地穿行两个小时。库茨林格站在门口的台阶上为他们送行。

“照顾好我的孩子，山姆，”他说，“我这么做只是为了多年前被福斯从我身边夺走的另一个孩子。”

“当你进去以后，”在他们驱车行驶时齐格弗里德说，“走上6英里抵达北豪森。避开埃尔里希村庄——那里有卫兵，而且警犬会吠叫。从北豪森坐火车南下去爱尔福特，再转汽车去魏玛。这两个地方都有打工的工人。”

他们静静地穿过了沉睡中的巴特萨克莎镇，把车停在了郊外。齐格弗里德拿着一只指南针和一支笔型灯站在黑暗中。当他确定了方位后，他钻进松林，向着东方行进。麦克里迪跟上了他。

4个小时之前，瓦纳芙斯卡娅少校在福斯上校的办公室里与他见面了。

“据他的姐姐说，在魏玛地区有一个地方他会去躲藏。”

她解释了战争期间有关布鲁诺的疏散情况。

“一个农场？”福斯说，“哪个农场？那地方有几百个农场呢。”

“她不知道农场的名字。只知道该农场离魏玛不到10英里。搞成一个包围圈，上校。派部队进去。一天之内你就能够抓住他。”

福斯上校打电话给十三处，即人民军情报及安全处。在卡尔斯霍特郊外的人民军司令部里，电话铃声此起彼伏。黎明前，一辆辆卡车开始滚滚地驶向在南方的魏玛。

“包围圈已形成，”福斯在半夜里说，“部队将从魏玛往外运动，以几个扇形朝城外的包围圈搜索前进。战士们将搜查每一个农场。谷仓、农具库、马厩、牛棚和猪圈，直至他们抵达10英里外的包围圈。我希望你没有搞错，瓦纳芙斯卡娅少校。现在已经投入了许多人呢。”

下半夜他坐进专车从东柏林赶赴南方。瓦纳芙斯卡娅少校陪同他一起参加行动。全面搜索定于黎明时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