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名投诚者的处理或操作，根据投诚者的情绪状态或承担审问机构所使用的方法，会因案子的不同而大相径庭。惟一共同的因素是，这是一项敏感而又复杂的任务。

首先，投诚者要被安置在一座房子里，其环境不能显得恐怖吓人，又不能致使他逃走，这常常也是为了他好。在奥洛夫之前两年，美国人在对待另一名闯入者维塔里·乌尔琴科时犯了一个错误。为创造一种正常的气氛，他们带他去华盛顿郊区乔治城的一家餐馆吃饭。那人临时改变主意，从男厕所窗户爬出去，走回苏联大使馆投降了。这对他没好处；他被送回莫斯科，受到严刑审讯并被枪决了。

除了投诚者有可能的自杀或自残企图外，还必须保护他免受可能的复仇。苏联，尤其是克格勃，对于他们认为是叛徒的人绝对不会心慈手软，如有可能就会对他们穷追不舍和予以消灭。投诚者级别越高，叛逆就越糟糕，而一名克格勃高级官员的叛变是最糟糕的事情。因为克格勃是精英中的精英，在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的一个国度里享受着一切特权和奢侈。放弃这种生活方式，抛弃敬爱的苏联所提供的一切，就表明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了。显然，“农场”能提供的正是这种安全。

复杂因素中主要是投诚者本人的精神状态。经第一次一时冲动跑向西方后，许多人产生了应该重新考虑的症状。干下了无法无天事情的想法涌上心头，明白了将永远不能见到妻子、家庭、朋友和祖国。这会导致极度的痛苦，如同让吸毒者戒毒那样。

为消除这种想法，审间往往以轻松的形式开始，回顾投诚者的过去生活，从出生和童年时代起的全部履历。对早年经历的叙述——描述父母亲、学生时代的朋友、冬天在公园湖上溜冰、夏天在乡间田野散步，而不是产生更多的怀旧和痛苦，这样更能起到平静的效果。所有这一切、每一个细节和手势全都记录下来了。

审问员总是感兴趣的一件事是动机。你为什么决定过来？（“投诚”这个词是决不会使用的。它含有不忠的意思，而不是改变观点而作出合理的决定）。

有时候投诚者会对自己的理由说谎。他可能会说他对为之服务的政权的腐败、玩世不恭和任人唯亲而产生了彻底的幻想破灭，因而离开了。对许多投诚者来说，这是真正的原因；实际上这也是大多数投诚者共同的原因。但并不总是真实的。也有可能投诚者曾伸手去钱箱里捞钱而且他知道即将受到克格勃的严厉惩处。或者也有可能他即将被召回莫斯科面对因婚外恋所遭受的纪律处分。或许因为降级或对某一上司的忿恨，都有可能是真正的原因。受理的谍报机关也许清楚地知道那人投诚的真正原因。投诚者解释的理由会得到仔细的和富有同情心的听取，即使知道所说的是假话，还会被记录下来。那人也许因虚荣心而对他的动机说谎，但不会对真正的秘密情报说谎。或许他会……

其他人会因为自负而说假话，寻求为自己的早期生活涂脂抹粉，以加深主人的印象。每一件事都会得到核实，主人们迟早会知道真正的原因和真正的状况。在开始阶段，每一件事、每一句话都会得到同情的倾听。真正的交叉核对将会在以后开始，不过是在法庭上。

当最后谈及秘密情报时，圈套已经设置好了。要问的问题有许多许多，而这些问题的答案已为审问员们所知晓。而且如果他们不知道答案，那些对着录音磁带通宵工作的分析员们经过核对和交叉检验很快就能知道。毕竟已经有了许多投诚者，而且西方的情报机关存有大量关于克格勃、军情局、苏联陆军、海军和空军，甚至还有克里姆林宫的资料。

如果投诚者被发现对于根据他的职务他应该知道的事情真相开始说谎时，他将立即遭到怀疑。他也许是因为虚张声势而说谎，为的是留下印象；或是因为从没涉及那件事情但想声称他知道；或是因为他忘记了；或是……

在长时间的和艰难的审问期间要对投诚的机关说谎并非一件易事。审问能延续数月，甚至数年，取决于似乎难以核实的投诚者交代的事情数量。

如果一名新的投诚者所说的某件事与已知事实不符，那么有可能是已知事实本身是错误的。因此，分析员们重新核查他们的情报来源。有可能他们一直搞错了，而那个新投诚者是对的。在进行核查时该议题将被搁置起来，待以后再作论及。

投诚者往往不会明白他所提供的某些片断情报的意义，对此他没有给以特别的重视。但对于他的主人来说，这一小段情报也许是使他们长时间来迷惑不解的一个拼字谜面中那个所缺少的一部分。

在那些已知答案的提问之中，夹杂着真正答案确实有价值的问题。这是宝贵的矿藏。这位新来的投诚者能讲出我们还不知道的任何情报吗？如是，那么其重要性如何？

在比奥特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奥洛夫这个案子里，中情局在4个星期内得出结论，认为他们幸运地勘探到了一座纯金矿藏的主脉。那人的“产品”简直难以置信。

其中一件事是他从一开始就显得十分冷静。他向乔·罗思讲述了他的一生，从大战刚结束他出生于明斯克附近一座简陋的棚屋里说起，至6个月前他在莫斯科作出决定的那天，因为他再也不能容忍他已经厌恶的一个社会和政权。他从没否认对他的祖国苏联仍留有一份深爱，并对于被他永远留在了身后的这一事实显露出正常的感情。

他的妻子嘉伊娅是莫斯科一名成功的剧团导演，但他宣称他与嘉伊娅的婚姻已经名存实亡有3年了，他还愤怒地承认了她与一些年轻演员的几次风流韵事。

他分别通过了就他的背景、生涯、私生活和改变政治信仰的三次测谎仪测试。他开始吐露第一类情报。

其中一件事是，他的生涯变动很多。从他在第三总局，即武装力量总局的4年里，他作为军情局库琴科少校在苏军总司令部计划参谋部工作，期间他认识了许多高级军官，了解了陆军和空军各作战师的驻防，以及海军舰艇在服役和在船坞建造的情况。

他提供了令人惊奇的红军在阿富汗遭受失败的内部消息，道出了苏军在那里的士气低落，以及莫斯科对阿富汗傀儡独裁者巴布拉克·卡迈尔越来越失望的局面。

在到第三总局之前，奥洛夫曾在非法行动局工作，这是第一总局里面的一个部门，负责在全球操纵“非法”特工。“非法”特工是所有特工中最隐蔽的、专门刺探自己的国家（如他们是该国人士）情报，或乔装打扮生活在外国。这些特工没有外交官身份掩护，对他们来说，暴露和被捉不仅仅是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并被驱逐出境，而是更为痛苦的逮捕、严刑审讯，有时还会被处决。

虽然那已经是4年前的事情，但他似乎具有百科全书般的惊人的记忆力，他开始说出他曾经帮助建立和运作的情报网，主要在中南美洲，那是他以前活动过的地方。

当一名投诚者吐露的情报引起了争议时，东道主情报机关的官员往往会出现两个阵营：一个阵营信任和支持这个新的投诚者，而另一个阵营则怀疑和反对他。在中情局的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是高里津和诺申科的案子。

1960年，阿纳托利·高里津投诚过来并告诉中情局，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上哪里出乱子哪里就由克格勃在背后搞鬼。高里津认为克格勃没有不干或不准备干的坏事。对于由反间谍头子詹姆斯·安格尔顿领导下的中情局内部的强硬派来说，这些话特别悦耳动听，因为安格尔顿多年来一直在向他的上司提醒这类话。

1963年11月，肯尼迪总统遭暗杀，杀手显然是一个叫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的左翼人士。那人娶了一个俄罗斯的妻子，曾向苏联投诚，并在那里生活了一年多。1964年1月，尤里·诺申科向美国投诚，声称他在俄罗斯时曾是奥斯瓦尔德案子的管理员，并说克格勃发现奥斯瓦尔德是一个讨厌的人物，已经切断了与他的一切联系，且与肯尼迪被刺事件毫无关系。

由安格尔顿支持的高里津，立即谴责了他的俄罗斯同胞。诺申科受到了极为严厉的审讯，但他仍没有改口。这一争议把中情局分成了两个阵营，并持续了整整20年。根据谁对谁错这个问题的结果，一些人的政治生涯光明起来了而另一些人的政治生涯则暗淡了，因为以成败论英雄是公理。在比奥特尔·奥洛夫的案子里，局里没出现敌对的派别，光荣落到了特别项目办公室主任——把他带进来的凯文·贝利身上。

在乔·罗思与奥洛夫上校在美国弗吉尼亚州一起分享生活的第二天，山姆·麦克里边悄悄地进入位于布鲁姆斯伯里中心的大英博物馆的门廊，朝着在圆拱屋顶下面的那个巨大的圆形阅览室走去。

与他在一起的有两个年轻人：丹尼斯·同特和另一个叫巴顿的人。后援小组的人谁也看不见基普赛克的脸——他们没有必要看见，而且这样也许有危险。他们的工作只是在入口处附近闲游，一边浏览摆放在外面的报纸并确保他们的科长不会受到他人的干扰。

麦克里迪走向三边围有书架的一张阅览桌并询问已经坐在那里的一个人是否介意他的进入。那人一直弓着头在阅读一部巨著，偶尔还做一些笔记，他一言不发地向对面的那把椅子作了一下手势，并继续阅读。麦克里迪静静地等待着。他已经选了一本他想阅读的书，过了几分钟一位阅览室管理员把那本书给他送过来，然后又静静地离开了。对面的那个人仍低着头。当只剩下他们两个人时，麦克里迪说话了。

“你好吗，尼古拉？”

“嗯。”那人轻声说，一边在纸上做着记录。

“有消息吗？”

“下星期我们有一次接待任务，在驻勤处。”

“是莫斯科总部来人吗？”

“是的，德洛兹多夫将军亲自来。”

麦克里迪没作任何表示，他保持着看书，他的嘴唇几乎没在运动。在这块围绕着书架的阅读桌之外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听到这种低低的耳语声，而且没人想走近这个阅读桌。冈特和巴顿在把守着。但他对这个名字感到惊奇。德洛兹多夫，个子矮壮，长得有点像已故的艾森豪威尔总统，是克格勃第一总局非法局的负责人，且极少冒险离开苏联。来到伦敦这个狮窝是很不寻常的，此行很可能非常重要。

“这是好还是坏？”他问道。

“我也不知道，”基普赛克说，“但肯定很奇特。他不是我的直接领导，但除非他获得了克留奇科夫的批准，否则他是不会来的。”咱1988年当上克格勃主席的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上将，当时是国外情报部门即第一总局的局长）。

“他会与你讨论他安插在英国的‘非法’特工吗？”

“我怀疑不会。他喜欢直接操纵他的非法特工。这也许与奥洛夫有关。奥洛夫事件一直是他肉中最大的一枚刺。代表团中的另两名军情局军官已经在接受审问了。他们能得到的最佳结果是被军事法庭判处读职罪，或许……”

“他来这里还有其他原因吗？”

基普赛克叹了一口气，第一次抬起了眼睛。麦克里迪回视着他。他与这个俄罗斯人已相交多年，非常信任他。

“只是一种感觉，”基普赛克说，“他也许是来这里检查驻勤处的工作。还没有具体核实，只是闻出了风中的一股味道。也许他们怀疑某件事情。”

“尼古拉，这事不能永远继续下去。这我们是知道的。迟早这些片断会被拼接起来的。太多的泄漏，太多的巧合。你想现在过来吗？我可以作出安排。只要你一句话就行了。”

“现在不想。也许不久，但现在还不想。我还可提供更多的情报。如果他们真的想撤走伦敦的行动，我将会知道他们怀疑了什么事情。及时地出来，但现在还不到时候。顺便提及一下，请不要拦截德洛兹多夫。如果起了疑心他会认为是另一根风中稻草。”

“最好告诉我他是以什么身份进来，以兔万一在希斯罗机场发生一次真正的意外。”麦克里迪说。

“一名瑞士商人，”俄罗斯人说，“从苏黎世过来，坐英国航空公司飞机，星期二。”

“我会保证让他自由活动，”麦克里迪说，“关于奥洛夫有任何消息吗？”

“还没有，”基普赛克说，“我知道他，从未见过他。但我对他的投诚感到惊奇。他具有最高的通行权。”

“你也一样啊。”麦克里迪说。俄罗斯人微笑了。

“当然。各有所好嘛。我会尽力了解他的情况。为什么他引起了你的兴趣？”

“没有具体原因，”麦克里迪说，“如你所说，风中的一股味道。他跑过来的那种方式，不给乔·罗思以任何时间去作核实。一名海员逃离船舶是正常的。对于克格勃的一名上校，就奇特了。他原本可以达成一桩更好的交易。”

“我也这么想，”俄罗斯人说，“我会尽力而为。”

那俄罗斯人在使馆里的职位是如此地敏感，以致面对面的会晤是危险的，因此次数也不能多。他们约定下次在伦敦东部肖尔迪奇的一家肮脏的咖啡馆见面，时间是下月初，即5月初。

4月底，中央情报局局长在白宫与总统见面了。这并没有什么不寻常，他们定期会面，要么与其他人一起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要么私下里。但这一次总统例外表扬了中情局。由于来自于弗吉尼亚州南部那个农场的源源不断情报的结果，使得一些机构和部门对中情局的赞扬传到了椭圆形办公室。

中情局局长是一个强硬的人，他的生涯可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战略情报局的那些日子，他也是罗纳德·里根的一名忠实的同事。他还是一位公正的人，他认为没有理由要去阻止来源于公众对负责把奥洛夫上校带进来的特别项目办主任的赞扬。当他回到兰利后，他把凯文·贝利召了过来。

贝利发现局长站在中情局总部大楼顶层占据了局长办公室一面的那些观景富边。他在眺望远处的山谷，在那里，春天的绿叶最终遮掩了波托马克河的冬景。当贝利进来时，他满面笑容地转过身来。

“我能说什么呢？大家都在表示祝贺，凯文。海军很喜欢这些情报，希望能继续获得。墨西哥人很高兴，他们刚刚破获了一个谍报网，抓捕了位名间谍，还缴获了一大批照相机和无线电等器材。”

“谢谢你。”凯文·贝利仔细地说。他被人们认为是一个谨慎的人，不会明显地表露热情。

“事实是，”局长说，“我们全都知道弗兰克·赖特年底就要退休。我将需要一位新的主管行动的副局长。也许，凯文，也许我认为我知道应该让谁上来。”

贝利以郁闷的、隐蔽的目光注视着那张难见欢乐的笑脸。在中央情报局，局长总是依据某种政治因素决定任命的，这种做法已延续了30年。局长之下有两个主要部门：行动部门，由主管行动的副局长所领导；情报（分析）部门，由主管情报的副局长负责。这两个职位是职业谍报人员可望获得的最高级别。主管行动的副局长负责中情局整个情报收集行动，主管情报的副局长负责把原始情报分析为可呈交和可使用的情报。

送出一顶高帽后，局长转入了实质事务。

“听着，是关于英国人的。你知道的，玛格丽特·撒切尔来过了。”

凯文·贝利点点头。英国首相与美国总统的亲密关系是众所周知的。

“她还带了克里斯托弗一起来……”局长提及了当时的英国秘密情报局局长的名字。“我们有过几次友好的会谈。他给了我们一些很好的产品。我们欠他们一份情，凯文，一份人情。我想让我们保持清白。他们有两项抱怨，他们说他们很感激我们送过去的所有吟游诗人的产品，但指出关于在英国活动的苏联特工方面的情报，到目前都是有用的材料，但用的全是代号。吟游诗人能否回忆真实的姓名，或者能证实在他们的地盘上搞敌对活动间谍身份的机构？”

贝利想了一会儿。

“他以前被问到过这种问题，”他说，“我们已经送给了英国人关于这些问题的模糊的情报。我再去问他，让乔·罗思问问看他是否还记得一个真名实姓。好吗？”

“好的，好的，”局长说，“最后一件事，他们一直想直接问他。在他们那里，这次我倾向于同意他们的要求。我认为我们可以走到那一步。”

“我倒想让他留在这里。他在这里安全。”

“我们也可保持他在那里的安全。听着，我们可以把他放在一个美国空军基地里。上黑福德、拉肯希思、阿尔康伯里。他们可在监视之下见到他，与他谈话，然后我们把他带回来。”

“我不喜欢这样做。”贝利说。

“凯文，”局长说话的口气似乎很坚决，“我已经同意这么做了。你就照办吧。”

凯文·贝利驱车去农场与乔·罗思个别谈话。他们在农场那座屋子中央门廊上层罗思的那间房里会谈。贝利发现他的部下已经疲惫了。审问投诚者是一项累人的任务，白天需与投诚者长时间待在一起，晚上又要熬夜准备第二天要询问的一系列问题。放松是没有包括在议程之中的，而当投诚者与主审官建立了个人的友好关系后，这种事是常有的，要把那位官员抽去用别人来替代他是不太容易的。

“华盛顿很开心，”贝利告诉他。“非常开心，非常高兴。他所说的一切都印证起来了。苏联陆海空三军的布置，已由卫星拍照的其他情报来源所证实。武器研制水平、战备状态、在阿富汗受挫——五角大楼对这些情报很是欣赏。你干得很好，乔，很好。”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罗思说，“还有更多的情报会流出来。这是肯定的。那人是一部百科全书，有惊人的记忆力。有时候因一个细节问题而梗塞，但通常迟早都能回忆起来。但是……”

“但是什么？听着，乔，他把多年来克格勃在中南美洲耐心开展起来的工作撕成了碎片。我们在那边的朋友正在一个接一个地关闭谍报网。这很好。我知道你累了。只要再坚持一段时间就好了。”

他接下去告诉罗思，局长对他作出的暗示，也就是即将到来的主管行动副局长职位的空缺。他通常不是一个信心十足的人，但他认为没有理由不把局长对他的看重同样地用到他部下的身上。

“如果这事通过了，乔，那么就会有第二个空缺，即特别项目。办主任。我的推荐是很有力度的。那个空缺让你去顶，乔。我要你知道这一点。”

罗思表示感激，但没有欣喜若狂。他的神态好像并不单单是疲劳。他还有其他心事。

“他制造麻烦了吗？”贝利问，“他得到了他所要的一切了吗？他需要女伴吗？你需要吗？这里与世隔绝。已经一个月了。这些事情都是可以安排的。”

他知道罗思已离婚，现在是单身。中情局职员的离婚率出奇地高。如同他们在兰利所说：这与工作有关。

“不，我向他提过这事。他只是摇摇头。我们一起工作。效果很好。一起努力挖掘，直至再也挖不出什么东西。我的身体状态从来没有这么好过。他比我年纪大，但他体格比我更结实。这是使我忧虑的其中一件事，凯文。他没有暇疵，没有缺点。如果他喝酒。搞女人、思念祖国、发脾气……”

“你曾试图去刺激他？”贝利问。刺激一名投诚者让他动怒、爆发出被抑制的情感，有时候是一种放松，一种治疗方法。这是心理学家的说法。

“是的。我曾经嘲笑他是一只老鼠，是一个变节的叛徒。但他没有盛怒的反应。他只是把我按倒在地上并对我哈哈大笑。然后继续从事他称之为的‘工作’。把世界各地的克格勃财产抖露出来。他是一个十足的专业人员。”

“那就是为什么他是我们所得到的最佳的，乔。别把事情搞砸了。要感激他。”

“凯文，那不是他使我烦扰的主要原因。他这个人我倒是喜欢的。我甚至还尊敬他。我以前从来没想过会去尊敬一个投诚者。但另外还有事情，他瞒着什么事没说。”

凯文·贝利变得很安静很僵直了。

“测谎仪没测出来呀。”

“是的，是没测出来。所以我对自己感到把握不大。我只是感觉到了这个，他隐瞒着什么事情。”

贝利靠过去认真地打量着罗思的脸。他要问的问题带着一种令人畏惧的凶兆。

“乔，在你的考虑中。有没有任何可能性，即虽然通过了所有的测试他仍是一名假冒的？一名克格勃安插进来的特务？”

罗思叹了一口气，一直在困扰着他的话终于说出来了。

“我不知道。我不这么认为，对我来说，仅有百分之十的怀疑。有一种直觉，即他隐藏着什么事。而且我解答不出为什么，如果我是对的。”

“那就去找出来，乔。去找出来。”凯文·贝利说。他用不着说明，如果比奥特尔·奥洛夫上校是假投诚，那么中情局两名情报官的生涯很可能会毁于一旦。他站起身来。

“我个人认为这种想法是靠不住的，乔。但不妨按你所想的去做。”

罗思发现奥洛夫在自己的起居室里，躺在一把沙发上，在听他最喜爱的音乐。虽然他实际上是一名囚徒，但农场能提供乡村俱乐部的设施。他每天能去林中跑步，当然两侧是伴有来自昆亭可的4名年轻的运动员，他也可去健身、桑拿和游泳，还为他配了一名高级厨师和一个储藏丰富的酒吧，但他很少去那里喝酒。

抵达后不久他就承认喜欢听60年代和70年代的民谣歌手。现在，无论什么时候去看望这位俄罗斯人，罗思已经习惯了从录音机卡座里播放出来的“探索者”西蒙和加芬克尔的演唱，或者是普雷斯利那缓慢而又甜美的音调。

那天晚上当他走进房间时，里面正充满着玛丽·霍普金那清脆的童音歌声。这是她的其中一首著名的歌曲。奥洛夫笑眯眯地从沙发椅上跃起身来。他朝录音机做了一下手势。

“你喜欢吗？听……”

罗思开始倾听。

“那些日子哟，朋友，我们还以为永远不会结束……”

“嗯，很好听。”罗思说。他喜爱传统的老歌和主流爵士音乐。

“你知道是什么吗？”

“是那个英国姑娘嘛，不对吗？”罗思说。

“不，不，不是歌手，是曲调。你以为它是英国曲调，是吧？也许来自于‘甲壳虫’乐队。”

“我猜大概是吧。”罗思说，现在他也微笑了。

“错了，”奥洛夫带着胜利的口吻说，“这是一首古老的俄罗斯歌曲，歌名叫《月夜漫漫长路边》。你不知道吗？”

“不，我肯定不知道。”

活泼的调子渐渐结束了，奥洛夫关了录音机。

“你要我们再谈谈吗？”奥洛夫问。

“不，”罗思说，“我只是来看看你是否过得很好。我想去睡觉了。今天一天够长的了。顺便说一下，我们不久要回英国去。让那些英国佬有一次机会与你谈谈。你看可以吧？”

奥洛夫皱起了眉头。“我的条件是来这里。只来这里。”

“没事，彼得。我们将在一个美国空军基地逗留很短的一段时间。仍在美国的领土上，我会在那里保护你免受英国佬的伤害。”

奥洛夫仍然紧绷着脸。

“彼得，你不愿回英国去是不是有什么理由？说出来吧。”

奥洛夫耸耸肩。

“没什么特别的，乔，只是直觉。离苏联越远我越感到安全。”

“你在英国不会出事的，我向你保证。你想睡觉了吗？”

“我还要坐一会儿。看看书、听听音乐。”俄罗斯人说。

事实上奥洛夫房间里的灯光直到凌晨1点半才熄灭。当克格勃暗杀小组来袭时，时间是3点不到几分钟。

奥洛夫后来被告知，袭击者在外围用强弩射倒了两名卫兵，未经察觉地从屋后草坪接近，并从厨房进入了屋里。

罗思或奥洛夫先是在楼上听到楼下大厅里的冲锋枪射击声，接着是一阵快速的脚步声奔上楼梯。奥洛夫像一只猫一般醒过来，不到3秒钟时间就从床上下来到了起居室对面。他打开通向楼梯平台的那扇门，看见来自昆亭可的那名夜班警卫转弯离开平台奔向下面的主楼梯。在楼梯中间，一个穿着黑色猫装、戴着滑雪面罩的身影开了一枪。那美国人胸口中了弹。他朝楼梯栏杆倒了下去，他的胸前冒出一滩血。奥洛夫砰地一声关上房门，转身回到了卧室。

他知道房间里的窗户无法打开，通过窗户逃出去是不可能的。他也没有武器。当他进入卧室时，黑衣人已由走廊跑进了房门，后面跟着一个美国人。奥洛夫重重地关上卧室门之前最后看到的是，克格勃杀手转身开枪击倒了跟在他身后的那个美国人。这使得奥洛夫有时间锁上了门。

但这只是获得了瞬间的喘息时间。几秒钟后，锁被打飞，门被踢开了。在由走廊透过起居室射进来的昏暗的灯光下，奥洛夫看到克格勃刺客扔掉打完了子弹的手枪，从皮带里拔出一支9毫米马卡罗夫自动手枪。他看不清面具后的那张脸，但他能听懂那个咬牙切齿说出来的带有蔑视的俄语词语。

那黑衣身影用双手握住马卡罗夫自动手枪，枪口直接对着奥洛夫的脸面，并狠狠地吐出一个俄语单词：“Pedtel”。叛徒。

床头柜上有一只玻璃烟灰缸。奥洛夫从未使用过它，与大多数俄罗斯人不同，他不抽烟。但它还是摆放在那里。作为最后的挑衅，他一把从床头柜上抓起它朝俄罗斯杀手的脸部抛了过去，一边回喊一声：“Padla”。（渣滓）。

黑衣人朝侧向跨了一步，以躲向他飞旋而来的玻璃器皿。这使他耽延了半秒钟时间。这时候，昆亭可警卫队长踏进起居室，用他那支重型柯尔特点44马格纳姆手枪朝着站在卧室门边的黑衣人背部开了两枪。那俄罗斯人被弹起来扑向前方，他的胸部爆裂开来，一滩血污喷溅到了床罩和床单上。奥洛夫走上去想去踢飞倒下来的那个人的马卡罗夫手枪，但已没有必要。没人在中了马格纳姆手枪的两颗子弹后还能战斗。

刚才开枪的人叫克罗尔，这时他跨过起居室到了卧室门边。他因为愤怒和气喘脸色煞白。

“你没事吧？”他厉声说。奥洛夫点点头。

“出了乱子，”那美国人说，“他们有两个人。我的两名警卫被击倒了，也许外面还有更多。”

乔·罗思惊慌失措地跑了过来，仍穿着睡衣。

“上帝呀，彼得，真对不起。我们必须离开这里，现在，快点。”

“我们去哪里？”奥洛夫问，“你曾经说过这是一栋安全房。”他脸色发白但仍然镇静。

“是啊，但显然还不够安全，一点也不安全了。我们会努力查清为什么，要等以后。快穿上衣服，收拾好你的个人东西。克罗尔，你与他在一起。”

距农场仅20英里处有一个陆军基地。兰利与那位基地司令官商量妥了。在2个小时之内，罗思、奥洛夫和昆亭可警卫队的剩余警卫员在那座单身营房楼里占据了整个楼层。宪兵们把整座楼房包围起来了。罗思甚至不敢驾车去那里，他们是乘坐直升机去的，降落在军官俱乐部的草坪上，并把每一个人都吵醒了。

这只是临时寄居。天黑之前，他们已经搬迁到了位于肯塔基州的另一座中情局安全房，那里的保护设施更为完善。

当罗思、奥洛夫一行在那个陆军基地期间，凯文·贝利回到了农场。他要了解详情。他已经与罗思通过电话以听取他对事件的看法。他先听取克罗尔的汇报，但他最想听到的是曾与奥洛夫在近距离碰面过的穿黑衣的那个俄罗斯人。

这位绿色贝雷帽部队年轻的军官正在抚揉手腕上的一处青肿，当初他倒下去时奥洛夫一脚踢中他的手腕并把他的手枪踢落。他已经擦去了身上的特效血，换下了前面有两个洞口的那套黑衣服，并卸下了装有微量炸药和曾经喷溅到床上的仿真血塑料袋。

“你的结论呢？”贝格问。

“他是真的，”这位能说俄语的军官汇报。“要么是这样，要么是他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对此我表示怀疑。大多数人也一样。”

“他没怀疑你吧？”贝利问。

“没有，先生。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他相信他就要死了。他只是奋起反抗。一个勇敢的家伙。”

“有任何其他选择吗？”贝利问。那军官耸耸肩。

“只有一个。如果他是假投诚的，在他认为要被自己一方的杀手消灭时，他应该会喊出什么话来说明这个问题。假定他想活命，那会使他成为我所遇见的最勇敢的人。”

“我认为，”后来贝利在电话里对罗思说，“我们已经得到了答案。他是真诚的，这是我们的正式意见。努力让他追忆一个姓名——为英国人。你们下星期二飞到英格兰去，坐军用飞机，到阿尔康伯里军事基地。”

罗思与奥洛夫一起在他们的新家度过了两天，努力追忆那俄罗斯人已经提供过的、在他在非法行动局的那些日子里，有关苏联安插在英国特工的零星细节情况。由于他的专长是中南美洲，因此英国不是他所主要关心的。但他还是对他的记忆进行了仔细的梳理。他能回忆起来的全是代号。后来，在第二天结束时，他想起了某件事。

英国国防部的一名公务员。但钱总是付进那人在克罗伊顿商业街上米德兰银行的账户里。

“钱不多，”来自MI-5局，即英国保安局的那个人在听到消息后说。他坐在兄弟机构——英国秘密情报局总部蒂莫西·爱德华兹的办公室里。“他也许早已把存款取走了。也许是以假名开的账户。但我们会努力去查清。”

他回到了在梅费尔的柯桑街，开始展开调查行动。英国的银行无权绝对保密，但也不会把私人账户的详情向任何人公开。根据法律经常来寻求配合的是一个叫国内收入局的机构。

国内收入局同意提供合作。于是位于伦敦南郊克罗伊顿的米德兰银行的经理得到了一次秘密会晤。经理才上任不久，但他的计算机已经上任很久了。

与国内收入局那位检查员坐在一起的保安局的一名特工接管了这项调查。他手头上有10年来英国国防部及其许多驻外机构的每一位公务员的名单。令人惊奇的是，很快就完成了追查。只有一名国防部公务员在克罗伊顿商业街上的米德兰银行里存着钱。账户记录被送了过来。那人有两个账户，仍在当地开着。他有一个现金账户，还有一个利率更高的储蓄账户。

几年来总共已有2万英镑付进了他的储蓄账户里，收款人每次都是他，而且每次都是定期以现金付款。他的名字叫安东尼·米尔顿·赖斯。

那天晚上参加白厅会议的还有MI-5局的总局长、副总局长和负责特别分队的都市警察局助理专员。在英国，MI-5局不能实施逮捕。只有警察可以那样。当保安局要去抓捕某个人时，他们请特别分队来执行这项光荣的任务。会议由联合情报委员会主席主持。他开始提问。

“米尔顿·赖斯先生到底是什么人？”

MI-5局副局长查了一下他的笔记。

“采购处二等公务员。”

“级别很低呢？”

“但工作很重要。武器系统，对新式军火的评估。”

“嗯，”主席沉思着说，“那么你们准备怎么办？”

“问题在于，托尼，”总局长说，“我们难以采取行动。在一段时期里未经解释的款项付进他的账户，还不足以拘捕他，更不能把他定罪。他可以申诉是赌马赢了钱，每次押对了赌注，那种方法赚到了钱。当然，他也许会供认。但也许不会。”

警方代表点点头表示同意。没有供词连说服检察官立案都有困难。他怀疑那个咬出米尔顿·赖斯的人，不管他是谁，不一定会出庭作证。

“我们先对他实施盯梢，”总局长说，“24小时昼夜跟踪。如果他与俄罗斯人接头就把他抓起来，不管他供认与否。”

这项意见被采纳了。MI-5局有精英跟踪小组，在他们自己的地盘上干得很出色，被西方的所有情报机构誉为世界上最佳的盯梢员。现在他们接到命令从第二天上午安东尼·米尔顿·赖斯在国防部上班时起，对他进行每天24小时跟踪监视。

与许多有固定工作的人一样，安东尼·米尔顿·赖斯也有他的固定习惯。他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在工作日里，他在8点差10分从位于阿迪斯科姆的家里出来，步行半英里路程到东克罗伊顿火车站，除非下大雨，在那种情况下他坐公交车去火车站。他每天搭乘同一班通勤火车，在检票口晃晃他的季度车票，坐车进入伦敦，在维多利亚站下火车。从那里他乘坐公共汽车经维多利亚大街到达议会广场。下汽车后他穿过白厅进入国防部大楼。

关于他的会议开过后的第二天上午，他以同样的方式去上班。他没有注意到在诺沃德站上了火车的那群黑人青年。他注意到他们进入他所乘坐的那节开敞式车厢，挤进上班去的乘客之中。车厢里响起一阵妇女的尖叫和男人的叫喊声，因为这些年轻人开始实施洗劫。他们在车厢里抢夺妇女的手提包和首饰，用刀尖逼着男人交出钱包，对不提供配合的人进行威胁，更不用说反抗他们了。

当火车嗤嗤响着驶进下一个车站时，这帮仍在骂骂咧咧的20多人的年轻歹徒纷纷下车，散开后跳过栏杆消失在水晶宫附近的街道之中，把一大群歇斯底里乱叫的妇女、脸色吓得煞白的男人和呆若木鸡的交通警留在了身后。

这列火车延误了，这打乱了通勤火车的运营计划，导致后面的火车紧紧跟在屁股后。交通警登上列车去作调查笔录。只是在警察去拍那个穿着灰色风雨衣在车厢角落里打瞌睡的乘客的肩膀时，那人才缓慢地向前倒在了地板上。当他心脏部位的匕首伤口处开始淌出第一股鲜血时，又引起了一阵尖叫声。

安东尼·米尔顿·赖斯已经死了。

伊万咖啡馆，这个名字对于会见一个俄罗斯人倒是很合适的，它坐落在伦敦肖尔迪奇的克罗德尔街上。与往常一样，山姆·麦克里迪是第二个走进去的，虽然他是首先抵达外面的街上。其理由是，如有人盯梢，那么被盯住的人更有可能是基普赛克而不是他。所以他每次都要在自己的汽车里坐上30分钟，观察着基普赛克进去赴约，再等上15分钟，看看这位来自苏联大使馆的人员是否突然间身后长出了一条尾巴。

走进伊万咖啡馆后，麦克里迪从柜台上取了一杯茶，慢悠悠地走向两张桌子并排放着的那道墙壁。基普赛克占着角落里的那张桌子，正在看阅《体育生活》。麦克里迪展开他的《晚报》并开始阅读。

“那位德洛兹多夫将军怎么样？”他静静地问道，他的话声被咖啡壶扑扑的响声和茶壶的嗤嗤响声淹没了。

“一位和蔼的、捉摸不定的人，”那俄罗斯人说，一边研究着3点30分在桑顿的赛马马阵。“我担心他也许一直在审查我们。如果K线决定来访，或者我自己的K线人员活动频繁，我将会知道得更为详细。”

K线是克格勃内部的反间谍和保安部门，没承担太多的谍报任务，主要是审查其他克格勃人员以检查内部情报的泄漏。

“你听说过一个叫安东尼·米尔顿·赖斯的人吗？”麦克里迪问。

“没有，从来没有。为什么？”

“你们没从你们的驻勤处操纵他吗？国防部的一位公务员？”

“从来没听说过他。从来没处理过他的产品。”

“嗯，现在他死了。已经晚了，不知是谁在操纵他。假如确实有人在操纵他。他会不会是由莫斯科通过非法局直接被操纵？”

“如果他是在为我们工作，那是惟一的解释，”俄罗斯人咕哝着说，“他从来没在PR线上为我们工作。没在伦敦站以外。如我所说，我们甚至从没处理过那种产品。他一定是通过这里使馆外面的一名管理员与莫斯科进行联络的。他为什么死了？”

麦克里迪叹了一口气。

“我也不知道。”

但他确实知道除非纯属巧合，否则必定有人在设计陷害。某个知道那名公务员上下班路线的人，可向一帮地痞说明他所乘坐的那班火车、他的长相……并买通他们。有可能米尔顿·赖斯根本不是在为俄罗斯人工作。那为什么会被告发呢？为什么会有来历不明的钱呢？或许米尔顿·赖斯确实是为莫斯科工作的，但通过另一条线，是基普赛克所不知道的，直接向在莫斯科的非法局汇报。还有德洛兹多夫将军刚刚来到伦敦。而且他是负责非法特工的……

“他被告发了，”麦克里迪说，“向我们。然后他就死了。”

“是谁告发他的？”基普赛克问。他搅拌着他的那杯茶，虽然他无意去喝这杯加了糖和奶的混合茶。

“比奥特尔·奥洛夫上校。”麦克里迪静静地说。

“哦，”基普赛克低声说，“这方面我有话要对你讲。比奥特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奥洛夫是一名忠诚的和具有奉献精神的克格勃官员。他的投诚如同三美元纸币一样肯定是假的。他是一名安插进来、提供假情报的特工。而且他作过充分准备，精于此道。”

那样的话，麦克里迪想，是会闹出许多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