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高级官员和特工人员在华盛顿和莫斯科匆匆投入一连串的活动时，那艘破旧的“萨那德里亚”号货轮在缓慢而吃力地朝东北方向往达达尼尔海峡和伊斯坦布尔驶去。

第二天，德雷克看着加利波利光秃秃的褐色丘陵被抛到了身后。把土耳其的欧、亚部分分开的海域逐渐开阔起来而成了马尔马拉海，塞诺斯船长对这儿的海道就像对希俄斯岛上自己家的后院一样了如指掌，他正在亲自掌舵。

两艘苏联的巡洋舰从他们身旁驶过，正从塞瓦斯托波尔驶向地中海去尾随美国第六舰队的军事演习。恰在日落之后，伊斯坦布尔闪烁的灯光和横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加拉塔大桥已映入了眼帘。“萨那德里亚”号抛锚宿夜，在第二天早晨进入了伊斯坦布尔港。

正当船上运的叉车在卸货的时候，安德鲁·德雷克从塞诺斯船长那儿拿到了自己的护照，并溜上了岸。他在伊斯坦布尔的市中心一个约定的地方遇到米罗斯拉夫·卡明斯基，接过了一大包羊皮外套、翻毛皮外套和上衣。当他回到船上时，塞诺斯船长皱起了一边的眉头。

“你想使你那位女朋友穿得暖乎乎的是吗？”他问道。

德雷克摇摇头，并微笑了起来。“船员对我说，半数的海员都带这些东西到敖德萨的岸上去。”他说道，“我想，自己最好也带点东西。”

那位希腊船长并不感到惊奇。他知道，自己的船员中有好些人会带着这样的东西回到船上来，在敖德萨的黑市上能把时髦的外套和斜纹工装裤卖给那些靠投机买卖混日子的人，价格要比买价高出四倍。

30小时之后，“萨那德里亚”号驶离了博斯普鲁斯海峡，把金角湾抛到了船尾之后，载运着拖拉机朝北驶向保加利亚，一路上发出嘎嘎的声响。

基德尔郡位于都柏林的正西方，郡内的克拉是爱尔兰赛马的中心场所，而塞尔布里奇是一座寂静的集市场镇。在塞尔布里奇的郊区矗立着卡斯尔唐大厦，这是国内规模最大、陈设最豪华的帕拉第奥式贵族私邸。根据美国和苏联大使所达成的协议，爱尔兰政府提议裁军会议的会址设在卡斯尔唐大厦。

由油漆工、泥水匠、电工和园艺工组成的大队人马，夜以继日地忙碌了一个星期，对两个即将用作会议室的房间作了最后的修饰加工，尽管谁也不知道召开第二次会议的原因。

光是大厦主楼的正面便有142英尺宽，每个角落都有这顶的圆柱式走廊通向另外的房屋。在这些廊房中，有一幢是厨房和雇员的住房，美国的保安人员将在这儿住宿，另一幢廊房用作马厩，马厩上方的住房更多，俄国的保镖们将住在这儿。

大厦的主楼将作为会议中心和随从外交官员的住宅，楼上有许多供宾客用的房间和套间可供他们居住。只有两位首席谈判代表和他们的高级助手才每晚都返回他们各自的使馆，因为使馆中配备了分别与华盛顿和莫斯科进行密码通讯的设备。

这一次，除了有关附属性会议的问题之外，将不必偷偷摸摸行事。两位外交部长——戴维·劳伦斯和德米特里·赖可夫在举世瞩目之下抵达了都柏林，并受到爱尔兰总统和总理的欢迎。电视如同往常那样转播了握手和举杯祝酒的镜头，在此之后，他们便分成两个车队奔赴卡斯尔唐。

10月8日中午，两位政治家和他们的20位顾问走进了无比宽敞的长厅。厅的进深达140英尺，按庞贝式样用威奇伍德瓷器进行装饰。油光闪亮的乔治式会议桌占据了大厅中央的大部分地方，代表团的成员分坐两旁。每位外交部长的两侧都是国防、武器系统、核技术、内空间和装甲战方面的专家。

两位政治家都知道，他们在那儿出席会议的开幕式不过是形式而已。在会议开幕并就议程问题达成协议之后，各自都将飞返回国，让代表团的团长主持会谈。苏联方面是伊凡·伊·索科洛夫教授，美国方面是前助理国防长埃德温·杰·坎贝尔。

这一层楼上的其余房间由速记员、打字员和研究人员占用。

在这一层下面的底层楼，是卡斯尔唐大厦的大餐厅。窗帘都拉上了以挡住秋季照射在大厦东南面的阳光。出席附属性会议的代表们悄悄地鱼贯而人，各就各位。他们大多是工程技术人员，都是粮食、石油、计算机和工业设备方面的专家。

在楼上，德米特里·赖可夫和戴维·劳伦斯分别对着面对面就座的代表团致了简短的欢迎词，并对会议将成功地减轻危机四伏、惊恐不安的世界所面临的问题而表示抱有希望和信心。随后他们便散会用午餐。

午餐之后，索科洛夫教授在赖可夫返回莫斯科之前与他私下里作了磋商。

“你知道我们的处境，教授同志，”赖可夫说道，“坦率地说，我们的处境并不好。美国人将尽力捞到所能捞到的一切。你的任务是要在谈判过程中步步为营，为使我们的让步减到最低限度而奋斗。但我们必须得到粮食。然而，有关驻扎东欧的军备水平和部署方式的每一个让步都必须向莫斯科汇报。这是因为政治局坚持要参与在敏感的领域表示赞同或是拒绝。”

他避而不说的是，敏感领域是那些也许会阻碍苏联在将来向西欧发动进攻的问题，或者是马克西姆·鲁丁的政治生涯发发可危的问题。

在卡斯尔唐大厦相反方向一侧的另一个客厅中，戴维·劳伦斯正在与埃德温·杰·坎贝尔协商。这个房间，就像赖可夫的那个房间一样，已由自己的电子专家对可能的窃听装置进行了检测。

“那都看你的了，埃德温，这一次不像是日内瓦。苏联的问题将不允许无止境地拖延、休会和接连几个星期向莫斯科请示汇报。我估计，他们不得不在六个月以内与我们达成一项协议。要么是那样，要么他们得不到粮食。

“另一方面，索科洛夫将始终寸步不让。我们知道，有关军务问题上的每一个让步都将向莫斯科汇报，但莫斯科将不得不很快决定是行还是不行，否则的话，时间就丧失了。

“最后一点，我们知道，对马克西姆·鲁丁不能逼得太甚。如果他被逼得太厉害的话，他会倒台的。但如果他搞不到小麦，他也可能会倒台的，诀窍在于保持平衡，既要获得最大限度的让步，又要不致在政治局中引起反叛。”

坎贝尔取下他的眼镜，捏着自己的鼻梁。他已花了四年的时间奔波于华盛顿和日内瓦之间，从事至今尚是一无所获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他对于与俄国人在谈判桌上打交道可不是初出茅庐。

“见鬼，戴维，那听起来很好。但你知道，他们是怎么也不露一下他们自己内部的处境的；要是了解对他们可以逼到什么程度以及到什么地方就适可而止的话，那将是大有帮助的。”

戴维·劳伦斯打开了他的公文包，取出一叠文件。他把文件递给了坎贝尔。

“这些是什么东西？”坎贝尔问道。

劳伦斯小心翼翼地斟酌着自己的字句。

“11天以前，在莫斯科举行的政治局全体会议授权马克西姆·鲁丁和德米特里·赖可夫开始举行这些谈判，但投票结果只不过是7比6。政治局中持有不同意见的一派希望使会谈流产而搞垮鲁丁。在获得同意之后，政治局对索科洛夫教授可以做出些什么样的让步，以及政治局将是否允许鲁丁批准，都做了明文规定。超过所规定的界限，鲁丁就可能被推翻。如果那个情况发生的话，我们将会遇到糟糕的问题，甚至很糟糕的问题。”

“这是些什么样的文件？”坎贝尔问道，双手握着那一叠文件。

“文件是在昨天晚上从伦敦转过来的，”劳伦斯说道，“是那次政治局会议的逐字记录稿。”

坎贝尔惊异地望着那些文件。

“天哪，”他轻声说道，“我们可以像发号施令一般地提出我们自己的条件？”

“不完全是这样，”劳伦斯纠正他的话说道，“我们可以要求政治局中的稳健派做出尽可能的最大限度让步。如果坚持超出这个范围的要求，我们就可能要吃亏。”

两天之后，英国首相和她的外交大臣对华盛顿作了一次访问，这次访问被新闻界说成是非正式的。从表面上来看，英国的第一位女首相将在说英语民族联合会的一次主要集会上发表讲话，并借此机会对美国总统进行一次礼节性的拜访。

但礼节性拜访的关键，是由比尔·马修斯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中，就卡斯尔唐会议充满希望的开始阶段的情况，向英国客人作详尽的介绍。总统的安全事务特别顾问斯坦尼斯拉夫·波克尔威斯基和国务卿戴维·劳伦斯分坐在两旁。马修斯总统报告说：双方异乎寻常地欣然同意了议事日程，在两个小组之间至少已规定了将来供讨论的三个主要领域，来自苏联方面的阻力减到了最低限度，苏联通常对每一个句号和迈号都要设置障碍。

马修斯总统表示希望，经过多年的挫折之后，全面限制从波罗的海到爱琴海铁幕沿线的军备水平和部队部署，很可能会在卡斯尔唐得以实现。

临到两位政府首脑会见结束时，问题摊开来了。

“我们认为，夫人，继续向我们提供我们所掌握的那种情报是极为重要的，没有它，会议很可能失败。”

“你意思是指‘夜莺’？”英国首相爽快地说道。

“是的，夫人，我的意思是这样。”马修斯说道，“我们认为‘夜莺’继续活动是必不可少的。”

“我理解你的意思，总统先生，”她泰然自若地答道，“但我认为，那项活动的危险性是很大的。我对于奈杰尔·欧文爵士在管理他的部门中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是不搞发号施令那一套的。我对他遇事见机行事是非常尊重的。但我将尽力而为。”

按照传统的礼仪，他们在白宫正门前目送英国来宾坐进了轿车，并对着摄影机显得笑容满面；只是在他们的笑容收敛之后，斯坦尼斯拉夫·波克尔威斯基才得以能发泄自己的感情。

“一位俄国特工所遭受的危险，就根本不能与卡斯尔唐会谈的成败相比。”他说道。

“我同意，”比尔·马修斯说道，“但我从罗伯特·本森那儿知道，危险在于‘夜莺’在这个时刻暴露。如果那样的事发生的话，他会被抓住，政治局将知道什么样的情报已递送出去了。如果那样的事发生的话，他们将终止在卡斯尔唐举行的会谈。因此，必须使‘夜莺’沉默下去，或者被暴露出来，但在我们把条约拟订好并签字之前，都不能这样干。那只能在过了六个月之后再说。”

就在那同一个傍晚，正当太阳在华盛顿光芒四射的时候，在敖德萨港口已是日落西山了；这时，“萨那德里亚”号在锚地抛锚了。当锚链的铿锵声停下来时，沉寂笼罩了货轮，只是轮机室中的发电机发出轻轻的嗡嗡声，甲板上的蒸汽在泄漏时产生一种嘶嘶声才打破了宁静。安德鲁·德雷克倚在艄楼的栏杆上，观望着港口和城市中闪烁的灯光。

输油港和炼油厂位于港口北部的尽头，即货轮的两侧，四周由链式栅栏包围着。在南端，港口以伸向海洋的防波堤为界，堤岸犹如一条防护的巨臂。在防波堤以外的10英里处，德涅斯特河穿过沼泽地流入大海。早在五个月以前，米罗斯拉夫·卡明斯基曾偷窃了快艇不顾一切地谋求自由。现在，由于他的缘故，安德鲁·德雷克，即安德里亚·德拉契，回到了他先辈的故乡。但这一次，他是带了武器来的。

那天傍晚，塞诺斯船长接到通知，他将在第二天早晨进港停泊。港口的卫生检疫和海关官员登上了“萨那德里亚”号，但他们在塞诺斯船长的接待舱中关门待了一个小时，品尝了专为这种时刻而保存的优质苏格兰威士忌酒。他们并没有在船上进行仔细的检查。德雷克看着那艘汽艇驶离了船舷，心里不知道塞诺斯是否已把他出卖了。那应该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德雷克将在上岸时，束手就擒，而塞诺斯将拿着他的5000美元扬长而去。

他想，那都取决于塞诺斯相信他是为自己未婚妻送钱这种说法。如果他相信的话，不会存有要出卖他的任何动机，因为这样的越轨举动是家常便饭而已；他自己的船员在每个航次都要把违禁品带进敖德萨，而美钞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违禁品。如果步枪和手枪已被发现，最简便的做法就是把这些东西扔进海里，一旦返回比雷埃夫斯就把德雷克从船上撵走。他在那天夜里仍然吃不下饭、睡不好觉。

天刚破晓，引水员就上了船。“萨那德里亚”号起锚了，在一艘拖船的伴随下徐徐沿着防波堤之间的航道驶进了码头。德雷克曾获悉，在苏联这个最拥挤的不冻港常常发生靠码头耽误时间的事。他们肯定急需他们的真空式卸粮机械。至于急需到何种程度，他并不清楚。一旦岸上的吊车开始为货轮卸货，船员中的值班员就可以获准上岸。

在航行的过程中，德雷克与“萨那德里亚”号上的木工康斯坦丁交上了朋友。他是一位中年希腊船员，曾到过利物浦尔，非常热衷于练习他的英语，但他只懂得二十个生词。在航行途中，每当他遇到德雷克，他都欢天喜地般地不断反复说着那些生词，而每次德雷克都拼命点头以示鼓励和赞扬。他曾用英语和手势向康斯坦丁解释道，他在敖德萨有一位女朋友，正给她带些礼物去。康斯坦丁表示赞同。他俩和其他十几个人一起排着队下了舷梯朝港口的栅门走去。尽管天气相当热，德雷克身上仍穿着他一件最好的翻毛羊皮外套。康斯坦丁扛着一只肩背的行李袋，里面装着两瓶符合出口标准的苏格兰威士忌酒。

敖德萨的整个港区用一道很高的铁链栅栏与城市及其市内的居民分隔了开来，栅栏上面架着铁丝网和弧光灯。码头区的大门在白天常常是开着的，入口处只有一根漆成红白相间的杆子挡住，标志着这是作为各种运货车辆的通道，有一位海关官员和两位武装民兵守着这条通道。

在入口处大门的两旁是一长排狭窄的棚屋，有一扇门朝着港区里面，有一扇门朝外开着。从“萨那德里亚”号下船的一伙人，在康斯坦丁的带领下走进了第一扇门。那儿摆着一只长柜台，由一位海关官员守候着，还有一张护照检查台，由一位移民官员和一位民兵照看着。这三个人都显得衣衫褴楼，完全是一副没精打采的神态。康斯坦丁走到那位海关官员跟前，把他的肩背行李包放在柜台上。那位官员打开行李包，取出一瓶威士忌酒。康斯坦丁做个手势，表示那是供送人的礼物。那位海关官员设法友好地点了点头，把瓶子放到了他的桌子下面。

康斯坦丁伸出一只肌肉结实的胳膊紧紧搂住德雷克，并朝他指指。

“德雷克。”他说道，并欢畅地微笑着。那位海关官员点点头，表示理解那位新来的人是希腊木匠的朋友，而且应该把他当成是这样的人。德雷克笑容满面。他向后站着，就像一位服装商店的人打量顾客的身材那样瞧着那位海关官员。然后他走上前去，脱下那件羊皮外套，把它递了上去，示意他和那位海关官员的身材差不多。那位官员并没有为试穿一下而费心劳神；那是一件漂亮的外套，至少要值一个月的薪金。他微笑着表示领受了，把羊皮外套放到了桌子下面，挥手便让所有的人都通过了。

那位移民官员和民兵并没有显露出任何诧异的神情。第二瓶威忌酒是送给他们俩的。“萨那德里亚”号的船员们把他们的船员离船证交给了那位移民官员，而德雷克交的是护照；每人都从那位官员肩上挎的皮包中领到一张上岸通行证。不出几分钟时间，“萨那德里亚”号的一行人都走到了棚屋外面的阳光之中。

德雷克的约会地点位于码头区的一家小咖啡馆里，这儿有铺着圆卵石的老街道。高普希金纪念碑不远。这儿从码头到市区的地势不断增高。他经过30分钟的闲逛之后找到了这个地方，这时他已与他的船员伙计们分道扬镳了，理由是他想会见他那位臆想之中的女友。康斯坦丁并不反对，他必须与他那些底层社会的朋友们接上头，以便递交他的袋子，里面装满了斜纹工装裤。

中午过后，列夫·米什金来了。他显得小心谨慎，独自一个人坐着，没有流露出任何认出熟人的神情。他喝完咖啡之后便站起身来离开了咖啡馆。德雷克跟着他走了，只是当他俩走到靠海边那条宽阔的滨海林荫大道上时，他才让德雷克赶了上去。他们边走边谈了起来。

德雷克同意在当晚先把第一批货带出来，手枪将藏在裤带下面，图像增强器连同两瓶叮当作响的威士忌酒将装在行李袋里。在那一段时间，西方轮船上的许多船员都将到码头上的酒吧间来消磨一个黄昏。他将穿着另一件羊皮外套，这样可以遮住塞在裤带下面的手枪。傍晚的天气凉爽，把外套前襟的钮子扣上是合乎情理的。米什金和他的朋友戴维·拉扎雷夫将在普希金纪念碑旁的阴暗处与德雷克碰头，并把枪接过手去。

那天傍晚过8点钟的时候，德雷克带着他的第一批货物走了过去。他快活地向那位海关官员致意，海关的人挥手让他向前走去，并向护照检查台上他那位同事招呼了一声。那位移民官员递过来一张上岸通行证，收下了他的护照，用下巴对通向敖德萨市那扇开着的门猛地扭了一下，德雷克便通过了。两个人从遍布敖德萨的梧桐树丛的阴影中钻出来，走到德雷克跟前，这时，他差不多已走到普希金纪念碑的基座那儿，同时，他瞥见了那位文学家昂首遥望着夜空的繁星。

“有什么问题吗？”拉扎雷夫问道。

“没有。”德雷克说道。

“让我们把东西接过来算了。”米什金说。两个人都带着那种在苏联人人都拎着的手提包。这些提包决不是装公文的，而是相当于妇女用的网袋的男式提兜，称为“碰巧袋”。这个名字来自于每个带着它的人希望碰巧会遇到有一件值得购买的消费品在出售，以便在东西卖完之前或是有人排队之前把东西购到手。米什金接过了图像增强器，并把它塞到自己那只较大的提包中；拉扎雷夫拿了两支手枪、备用的子弹夹和步枪子弹盒，也把这些东西塞进了自己那只提包中。

“我们将在明天傍晚起航，”德雷克说道，“我得在明天上午把步枪带来。”

“该死，”米什金说道，“大白天太糟糕了。戴维，你对港区是最熟悉的，那该在什么地方？”

拉扎雷夫想了想。“有一条小巷子，”他说道，“位于两个吊车修理房之间。”

他描述了一番那两个离码头不远、外表黑糊糊的车间。

“那条巷子不长，很窄。一头通向大海，另一头朝着第三垛没有门窗的墙壁。在上午11点钟走进巷子中朝海的一头，我从另一头走进去。如果巷子里有别的人，就朝前走，绕着房子转一圈再尝试一次。如果巷子里没有人，我们就把东西接过来。”

“你将怎么拿枪呢？”米什金问道。

“用羊皮外套把它裹起来，”德雷克说道，“塞在一只长形帆布用具袋里，大约有3英尺长。”

“我们快跑开吧，”拉扎雷夫说道，“有人走来了。”

当德雷克返回“萨那德里亚”号时，海关的人已经换班了，他被搜身了。但他身上空无一物。第二天上午，他请塞诺斯船长再给他一段上岸的时间，理由是他想把时间全部花在他的未婚妻身边。塞诺斯免除了他在甲板上的值班任务而让他走了。在海关的棚屋里有一阵把他弄得很尴尬，当时德雷克受命要把衣袋翻过来。他把长形帆布用具袋放在地上，遵命照办了，衣袋中露出四张票额为10美元的钞票。那位海关的官员像是在发脾气，对德雷克挥着一只手指表示警告，且把美钞没收了。他没有理睬那只长形帆布用具袋。看来，羊皮外套是正当的违禁品，而美元就不是这样。

那条巷子中只有米什金和拉扎雷夫从一头走过来，德雷克从另一头走过去，别无他人。米什金朝德雷克身后凝视着巷子朝海的一端。当他们擦肩而过时，他说了声“快”，德雷克便举起那只帆布袋放在拉扎雷夫的肩上。“祝你幸运！”他边朝前走边说道，“在以色列再见。”

奈杰尔·欧文爵士是伦敦西区三个俱乐部的会员，但他挑选了布鲁克斯俱乐部与巴里·弗恩代尔和亚当·芒罗聚餐。按照常规，当晚的正经事情要留到离开餐室而走进预订的聚会室再谈，那儿是有咖啡、葡萄酒和雪茄烟供应的。

奈杰尔爵士曾请那位主管调配诗者的总管为他预留靠近临街窗户的角落，从那儿可以俯视圣詹姆士街，这是他喜爱的地方；当他走到那儿时，四张舒适的皮沙发椅已在等着他了。芒罗挑了白兰地酒和水，弗恩代尔和奈杰尔爵士拿了一壶俱乐部的葡萄酒，放在他俩之间的桌子上。当他们点燃雪茄、呷着咖啡时，房间中鸦雀无声。图画上的一群业余文艺爱好者从墙上向下凝视着他们；那些人是18世纪活跃于交际场所的花花公子。

“好了，我亲爱的亚当，有什么问题吗？”奈杰尔爵士最终说道。芒罗对附近一张桌子扫了一眼，那儿有两位高级文职官员在交谈。耳朵灵敏的话，他们是可以偷听到的。奈杰尔爵士注意到了他的眼色。

“除非我们大声说话，”他不动声色地说道，“没有人会听到的。正人君子不会去听别人的谈话。”

芒罗把这句话想了一下。

“我们是这样干的。”他直截了当地说道。

“那是不一样的，”弗恩代尔说道，“那是我们的工作。”

“好吧，”芒罗说道，“我想把‘夜莺’带出来。”

奈克尔爵士注视着他那支雪茄烟的端头。

“啊！是这样，”他说道，“有什么特殊的理由吗？”

“部分是由于精神压力大，”芒罗说道，“7月份的录音带原件是迫不得已而偷出来的，用了一盒空的带子顶替了。那可能会被发觉的，‘夜莺’的精神正为此而受到折磨。其次，有被发现的可能。每偷一次政治局会议的纪要，这种可能性就随之而加大。我们现在知道，马克西姆·鲁丁是在为自己的政治生命和退位时的继任问题而挣扎。如果‘夜莺’疏忽大意，或者遭到不幸的话，他可能被抓住。”

“亚当，那是叛逃者所冒的风险之一，”弗恩代尔说道，“那与所干的差事是有连带关系的。彭科夫斯基就被抓住了。”

“就是这个意思。”芒罗继续说道，“彭科夫斯基差不多提供了他所能搞到的所有情报。古巴的导弹危机结束了，俄国人无法弥补彭科夫斯基已给他们造成的损失。”

“我倒是认为，那就完全有理由使‘夜莺’留在原地不动。”奈杰尔爵士说道，“他还可以为我们办更多的事情。”

“或者是适得其反。”芒罗说，“如果‘夜莺’逃出来的话，克里姆林宫就决不会知道已经递出来了什么样的情报。如果他被抓住的话，他们将逼他的口供。他现在可以透露的情况将足以使鲁丁下台。看来，现在恰恰不是西方希望鲁丁倒台的时刻。”

“确实是这样。”奈杰尔爵士说道，“你的意思我懂了。那是一个综合考虑各种可能性的问题。如果我们把‘夜莺’带出来，克格勃将会追查几个月的时间。丢失的录音带可能会被发现，并会设想，在他离开之前已经递送了更多的情报。如果他被抓住的话，那就更糟糕，将会从他身上了解到他所传递的全部情报。鲁丁完全会因此而倒台。即使维希纳耶夫也会蒙受耻辱，卡斯尔唐会谈将会半途而废。再说，我们使‘夜莺’在原地一直待到卡斯尔唐会谈结束并签订限制军备协议为止。到那时候，政治局中的主战派就无能为力了。要做出抉择是很困难的。”

“我想把他带出来。”芒罗说道，“如果办不到的话，就让他潜伏下来，停止发送情报。”

“我想让他继续干下去。”弗恩代尔说道，“至少干到卡斯尔唐会谈结束。”

奈杰尔爵士沉思着那些可供选择的论点。

“首相代表她本人和美国总统提出了一项请求，一项很强烈的请求。在这个时刻，我无法拒绝那项请求，除非可以表明‘夜莺’即将要暴露出来了。美国人认为，让‘夜莺’使他们及时了解苏联的谈判立场，对于他们有可能在卡斯尔后获得一项内容包罗万象的条约来说，是极为重要的；至少在新年之前是这样。

“所以，我要告诉你们我将怎么办。巴里制订一个把‘夜莺’接出来的计划，那种计划要能在接到通知之后立即付诸行动。亚当，如果‘夜莺’的处境开始恶化的话，我们将把他接出来，要快；但在眼下，卡斯尔唐会谈和挫败维希纳耶夫集团的事必须放在首要的地位。再提供三四次情报就将是卡斯尔唐会谈到了结束的阶段了。苏联人在达成某种小麦协议问题上拖延的时间至晚不能超过2、3月份。打那以后，‘夜莺’就能到西方来，我相信，美国将按常规表达他们的谢意。”

在克里姆林宫的密室之中，马克西姆·鲁丁在自己的私邸举行了家宴，比起伦敦布鲁克斯俱乐部的聚餐来说远为隐蔽得多。尽管相信正人君子具有不窃听他人言谈的品格，但绝对没有影响到克里姆林宫人物的谨慎小心。鲁丁在他书房中自己所喜爱的那张椅子中就座，并挥手让伊凡南科和佩特罗夫在另外两张椅子中坐下。这时，除了默不作声的米夏之外，没有任何人待在可以听得见他们说话的地方。

“你怎么看待今天的会议？”鲁丁开门见山地向佩特罗夫问道。

苏联那位主管党的组织的人物耸了耸肩膀。“我们做错了事而不受惩罚，”他说道，“赖可夫的报告是巧夺天工。但如果我们想弄到那些小麦，我们仍然不得不做出一些相当大的让步。而维希纳耶夫仍然想搞他的战争。”

鲁丁咕脓着。

“维希纳耶夫图谋篡位，”他终于直截了当地说道。想要发动战争的是克伦斯基。“他想趁自己年事不算太高时动用他的武装力量。”

“那肯定是等于一回事，”伊凡南科说道，“如果维希纳耶夫能够把你推翻的话，他将对克伦斯基感激不尽，这样对于克伦斯基解决苏联所有问题的那一套方法，他既是束手无策，也不会怎么想加以抵制，他将在明年春季或夏初让克伦斯基发动战争。他们俩狼狈为奸，就将把苏联两代人所取得的全部成就毁于一旦。”

“你昨天听取情况汇报有什么新闻吗？”鲁丁问道。他知道，伊凡南科已从第三世界召回了两位高级人士，以同他们进行面对面的磋商。一位是主管整个非洲地区所有颠覆活动的人物，另一位是负责中东地区颠覆活动的同行。

“情况是乐观的，”伊凡南科说道，“资本主义者已经在这样长的时间内加紧推行他们的非洲政策，但现在他们的地位实际上是无法恢复的。开明分子在华盛顿和伦敦仍然处于统治的地位，至少在外交事务方面是这样。他们的注意力实际上完全集中在南非身上，他们像是对尼日利亚和肯尼亚漠不关心。这两个国家几乎是在倒向我们这一边。在塞内加尔的法国人正在表明他们的处境是越发困难了。在中东，我认为，我们可以指望沙特阿拉伯在三年内会垮下来。他们几乎被包围了。”

“要多长时间呢？”鲁丁问道。

“在几年内，比如说最多在100年之前，我们将有效地控制石油和海上通道。在华盛顿和伦敦，正在不断加强号召人们及时行乐，而那是卓有成效的。”

鲁丁呼出烟雾，把他的烟卷放在由米夏递过来的一只烟灰缸中捻熄了。

“我是见不到这种局面了，”他说道，“但你们两位会看到的。在10年时间中，西方将会由营养不良而消亡，我们可以一枪不发。那就更有理由趁现在还来得及，而务必把维希纳耶夫拦住。”

古老的新圣母修道院位于离克里姆林宫西南方向4公里的地方，离列宁体育场不远，这儿属于莫斯科河的河套范围以内。它的入口处恰在那家主要的小白桦商店的街对面。有钱的人，享有特权的人，或者外国人，可以在这家商店用硬通货买到普通老百姓所无法获得的奢侈品。

修道院的围场中有三个湖和一座公墓，行人从通道可以走到公墓去。守门人很少会费神去阻拦手持花束的人们。

亚当·芒罗把他的汽车停在商店的停车场上，周围那些汽车的号码牌表明汽车的主人都是享有特权的。

“你在哪儿把一棵树藏起来呢？”他的教官过去常常在班上提问，“藏在树林里。那么，你把一块卵石藏在什么地方呢？藏在沙滩上。始终要使它显得自然。”

芒罗穿过街道，手持他那束麝香石竹横穿过公墓，发现瓦伦蒂娜正在其中一个较小的湖旁等着他。在10月底，第一阵寒风已从光秃秃的大平原向东方吹来，乌云飞速掠过了天空，水面上激起涟漪，似乎在寒风中抖索着。

“我在伦敦已向他们提出了请求，”他轻声说道，“他们对我说，在目前来说那是太冒险了。他们的答复是，现在把你带出去会暴露那盘丢失的录音带，这样也会暴露记录稿已被送了出去。他们感到，如果发生那样的事，政治局将会退出在爱尔兰举行的会谈，转而采用维希纳耶夫的计划。”

她略微哆嗦了起来，她无法说出究竟是由于湖滨的寒气还是由于害怕她自己的主子。芒罗用一只手臂搂住她，让她贴着自己的身子。

“他们也许是对的，”她轻声说道，“至少政治局是在为粮食与和平而谈判，而不是在准备战争。”

“鲁丁和他的一伙人，在那一点上看来是真心实意的。”他暗示道。

她哼了一声。“他们与其余一伙人一样坏，”她说道，“没有压力的话，他们是根本不会在那儿的。”

“嗯，压力是有的。”芒罗说道，“粮食在运来了，他们现在知道另一种选择是什么样子。我认为，全世界将会获得和平条约。”

“如果是那样的话，我所干的事将会是值得的。”瓦伦蒂娜说道，“我不希望萨沙像我那样是在一片废墟中长大成人的，也不想让他手握着枪生活着。而待在克里姆林宫里的那些人是想让他这样的。”

“他不会的，”芒罗说道，“真的，我亲爱的，他将自由自在地在西方长大成人，有你做他的母亲，我做他的继父，大家生活在一起。我的上司已经同意在春天把你们带出去。”

她仰首望着他，眼中闪烁着希望之光。

“在春天吗？哦，亚当，春天什么时候？”

“谈判不会拖得太久。克里姆林宫至迟在4月份之前就需要粮食。到那时候，所有的储备粮和最后剩下的供应粮食就将用完了。当条约经双方同意之后，也许赶在条约签字之前，就可以把你和萨沙带出去。同时，我想要你减少你所冒的风险，只要把有关卡斯尔唐和谈的最重要的材料取出来就行。”

“这儿有一份，”她说道，一边用肘轻轻推着肩上的挎包。“那是10天前的，大部分内容是高度的技术性的，我简直无法理解。上面提到机动性SS-20型导弹所能允许的裁减数量。”

芒罗严肃地点点头。

“带核弹头的战术火箭，命中率和机动性都很高，载在履带车辆上，驻扎在东欧各地的树林里，还有伪装网的掩护。”

24小时之后，那包材料已在送往伦敦的途中了。

在月底前的三天，一位老妇人沿着基辅市中心的斯维尔德洛夫大街朝她的公寓大楼走去。尽管她有资格享用一辆配有司机的小汽车，但她是在乡村中长大的，祖祖辈辈都是庄稼汉。即使是75岁左右的人了，路途不长的话，她还是宁可步行，而不愿坐车。那天傍晚，她去拜访一位朋友，只相隔两条横马路，距离很近，她在夜里就不用汽车，让司机也下班了。刚过10点钟，她穿过马路朝她自己家的前门走去。

她并没有注意到汽车；车子来得太快了。过了一会儿，她便走到了马路的中间，除了100码以外的地方有两位行人之外，周围空无一人。接着，那辆汽车便撞上了她，车灯射出眩目的亮光，轮胎发出刺耳的尖叫声。她僵着不动了，司机像是径直朝着她撞去的，随后就突然转弯离去了。汽车的挡泥板猛撞在她的臀部，把她撞出跌落在街沟里。汽车没有停下来，而是轰鸣着朝斯维尔德洛夫大街尽头的克雷希查蒂克林荫大道驶去。当行人过来搀扶她时，她隐隐约约听到了有人朝她奔来时响起嘎吱嘎吱的脚步声。

那天傍晚，美国出席卡斯尔后会谈的首席谈判代表埃德温·杰·坎贝尔，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回到位于凤凰公园中的大使住宅，面露沮丧的神态。那是一幢高雅的宅第，是美国为它驻在都柏林的使者所提供的，房子完全是现代化的，设有漂亮的贵宾公寓，是埃德温·坎贝尔所曾居住过的最好的宾馆。他指望能好好洗个热水浴，并得到休息。

当他放下外套，对主人的问候做出回答时，从大使馆来的一位信使交给了他一只塞得鼓鼓的马尼拉纸信封。那天夜里，他的睡眠时间因此而减少了，但那是值得的。

第二天，他在卡斯尔唐大厦的长厅中就座，毫无表情地注视着桌子对面的伊凡·伊·索科洛夫教授。

好吧，教授，他心中想道，我了解你在什么问题上可以让步，什么问题上你不能让步。那么，让我们继续谈下去吧。

经过48个小时的谈判，苏联代表终于同意将华沙条约国部署在东欧的履带式机动战术核火箭裁减一半。6个小时之后，双方在餐厅中就一份议定书取得了一致意见。根据这份议定书，美国将以低廉的价格向苏联出售价值2亿美元的石油钻探和开采技术。

当救护车把那位老妇人送往基辅的总医院时，她已不省人事；十月医院位于卡尔·李卜克内西大街39号。直到第二天上午她一直昏迷不醒。当她能够说明她是谁时，惊慌失措的官员们让人用轮椅把她从普通病房转送到了一间单人病房之中。房间中很快就摆满了鲜花。那一天，基辅最好的矫形外科医生为她做了股骨骨折整复手术。

在莫斯科，伊凡南科从他的私人助手那儿接过了电话，聚精会神地倾听着。

“我听懂了，”他毫不犹豫地说道，“告诉当局，我马上就来。什么？嗯，那么，当她从麻醉状态醒过来的时候。明天晚上吗？很好，把事情安排好。”

10月份最后一天傍晚的天气已是寒气逼人。罗萨·卢森堡大街上没有任何人在走动。与那条大街紧挨着的是十月医院的后院。两辆长车身的黑色高级轿车停在后门入口处的边道上，并不惹人注目；那位克格勃的头目选用后门，而不取道前面雄伟的圆柱式门廊。

整个这个地区的地势略微高出一些，到处树木林立。沿着对面的街道继续往前去，有一幢医院的附属建筑物正在兴建，它那尚未完工的高层楼面耸立在树丛青枝绿叶的上方。躲在冰冻着的一堆水泥袋之间的监视者们，正搓着手以使血液循环畅通；他们目不转睛地盯着大门旁边的两辆汽车，大门上方孤零零的一只灯泡投下昏暗的光线落在汽车上。

那个尚有7秒钟可活的人在走下楼梯时，身穿一件带翻毛皮领的长大衣，手上戴着厚厚的手套，尽管穿过铺筑的走道前往那辆等候着的、温暖的汽车只要走很短的一段路。他在自己的母亲身旁已待了2个小时，向她诉说着告慰的话语，并向她担保凶手肯定会被找到的，因为已经找到了被遗弃的汽车。

走在他前面的一位助手小跑着走到前面去把门口的灯关掉了。大门和走道都陷入了黑暗之中。只是在那时伊凡南科才向门口走去，他的六个保镖中有一位扶着打开的门让他穿过了大门。外面四个聚在一起的保镖在他走出来时立即散开来，在阴影中不过是添了一个黑影而已。

他很快穿过走道来到“吉尔”牌轿车跟前，汽车的发动机已在转动。当乘客座位一方的车门打开时，他稍停了片刻，接着便一命呜呼了。从猎用步枪射出的子弹穿透了他的前额，把顶骨撕裂，从头颅后部穿出而钻进了一位助手的肩膀。

从步枪发出爆裂声、击中的子弹响起重击声、直到他的首席保嫖库库希金上校发出第一声喊叫，只花了不到1秒钟的时间。在那个人颓然倒在走道上之前，身穿便衣的上校已把他扶在腋窝里，并把他的身躯拖进了“吉尔”汽车的后座上。车门还没来得及关好，上校便向惊魂未定的司机尖叫道：“开车，开车。”

当“吉尔”轿车隆隆吼叫着驶离边道时，库库希金上校让鲜血直淌的头部枕在自己的腿上。他的思维非常敏捷，现在不仅仅是一个找医院的问题，而是为这样一个人找哪一家医院的问题。当“吉尔”驶离罗萨·卢森堡大街尽头时，上校打开了车内的灯光。他所见到的情景足以使他明白，医院对他的主子已是无能为力的了。而在他的生涯之中已见过许多这样的情景。像程序一样编入他的头脑和职业的第二个反应是，谁也不应该知道这件事。不堪设想的事情已经发生，除了那些有权知道的人之外，谁也决不应该知道。他是靠处处留心而获得他的晋升和职位的。看到保镖们乘坐的第二辆“海鸥”牌座车转过罗萨·卢森堡大街跟在他的身后时，他便命令司机在不超过2英里以外的地段找一条僻静、黑暗的街道停车。

他让挂上帘子的“吉尔”牌轿车一动也不动地停在边道上，保螺们在汽车四周散开来把它围住了，他自己脱掉被血浸透了的外套便走开了。他终于在一个民兵的营地打了电话，他靠自己的身份证和军阶使他得以立即进入民兵总指挥的私人办公室打电话，还使他占用了一条直通线路。过了15分钟，他的电话就接通了。

“我必须马上与总书记鲁丁同志通话。”他对克里姆林宫的电话总机话务员说道。那位妇女从打电话来的线路知道，这既不是闹着玩的，也不是鲁莽之举。她把电话接到武器库大楼内的一位助手那儿。助手接了电话，并在内线电话机上与马克西姆·鲁丁通了话。鲁丁同意把电话转接过去。

“是的，”他对电话中咕哝着，“我是鲁丁。”

尽管库库希金上校曾多次见过他，并在靠得很近的地方听过他的声音，但他从没有与他说过话，他知道那是鲁丁。他竭力抑制自己的感情，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便诉说了起来。

鲁丁在另一端倾听着，问了两个简短的问题，厉声下达了一连串的命令，并把电话挂断了。他向站在他身旁的瓦西里·佩特罗夫转过身去，警惕地向前倾着身子，显得忧心忡忡。

“他死了，”鲁丁用怀疑的口吻说道，“不是心脏病，是枪杀。尤里·伊凡南科。有人刚才暗杀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席。”

在窗外，救世主城门上方塔楼的大钟敲响了午夜的时辰，沉睡的世界开始慢慢地走向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