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雷德怀尔先生的姐姐去世了。她的名字叫格拉迪丝。医生说她死于持续恐惧，这是她与她弟弟迷失和困顿在中村商城里四个日日夜夜的结果。

玻璃镇上有一个人因车祸死了，他的车子后轮从车轴里飞了出来，那是这种型号的车子一个特殊的毛病。

本州副州长长期患病之后，死于未公布的自然原因。我们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有一个机械镇的人死于东京郊外，当时，那儿的机场被一万名带头盔的学生围攻。

当我看讣告时，我总是注意死者的年龄。我会不由自主地将这个数字联系到我自己的年龄。我想，再有四年。再来九年。两年，然后我就死了。当我们运用数字来计算自己死亡的日子时，数字的威力就最明显不过了。有时候我会跟自己讨价还价。我是否愿意接受六十五岁——成吉思汗死亡的年龄？“伟大的苏莱曼”到七十六岁才去世。那倒听起来不错，尤其是以我现在的感觉，但是一旦我到了七十三岁，听起来会怎样呢？

很难想象这些人对于死亡会感觉郁郁不乐。匈人阿提拉年纪轻轻就死了，当时他还只有四十多岁。他有没有为自己死于自我怜悯和忧郁症而感到遗憾？他是“匈人王”、“入侵欧洲者”、“天谴使者”。我愿意相信他像某些国际合资拍摄的史诗影片中描述的那样，躺在自己的帐篷里，裹着兽皮，对副官和侍从们说些英勇而残忍的事儿。没有丝毫精神上的虚弱。没有关于人类生存的讽刺性意识：我们是地球上最高的生命形式，然而因为我们知道别的动物所不知道的事实，即自己迟早都不免一死，于是愁苦难言。阿提拉没有从帐篷的开口处往外张望，没有对于站在篝火旁等着掷过来一块碎肉的某条瘸腿犬打什么手势。他不会说：“那只可怜的满身跳蚤的畜牲，其实胜过最伟大的人类统治者。它不知道我们之所知，它没有感觉到我们之所感觉，它不会像我们一样发愁。”

我愿意相信，他没有害怕。他接受死亡，把它作为来自生命的一种自然经验，作为骑马穿过树林的一次狂奔，那对于某个称为“天谴使者”的人是有益的。他就这样结束生命，他的侍从们按照野蛮人的吊唁方式，剪去自己的头发甚至毁了自己的面容，此时电影摄影机从帐篷里撤出，摇动镜头扫过公元五世纪夜晚的天空—清澈、毫无污染，点缀着明亮闪烁的满天星星。

芭比特把目光从煎鸡蛋和一堆鳕鱼上抬起，对我轻声然而肯定地说道：“生活真美好，杰克。”

“是什么使你说这话的？”

“我只是想应该说出来。”

“你现在说出来了，感觉是不是好些了？”

“我老做可怕的梦。”她喃喃地说。

谁会先死？她说，她想先死，因为没有我的话，她会感到无法忍受的孤独和忧愁，尤其是如果孩子们长大成人，住到别的地方去了。她对此坚定不移。她真诚地想走在我前头。她讨论这件事时狠命地争辩，显然她认为在这件事上我们是可以选择的。她同时相信，只要家里还有尚未独立而需要依靠我们的孩子，那就不会发生任何事情。孩子们是我们相对长寿的一种保障。只要他们还在我们身边，我们就安全无恙。但是，一旦他们长大并且远走他乡，她就愿意先走一步。她的话中甚至有些着急的意思。她怕我在某个晚上溜走，出乎意料地、偷偷地死去。这倒并非她不珍爱生命，而是因为想到孤独地留在世上，就让她害怕。空荡荡，宇宙一片黑暗的感觉。

万事达卡，维萨卡，美国运通卡。

我告诉她，我想先死。我已经习惯于她的一切，因此没有她我会感到不完整和可怜。我们是同一个人的两种可见形式，我要将余生用于与她对话。如果我对面没有人，时空中就有一个空洞。她声称，我一死在她生活中留下的空洞，会比她的死在我生活中留下的大。我们交谈时就是这方式。空洞、深渊和鸿沟的相对大小之类。我们在这一层次上进行严肃认真的争论。她说，如果她的死亡能够在我生活中留下一个大空洞的话，我的死在她生活中会造成一个万丈深渊，一个张着巨口的深渊。我反驳说是深不可测或空无所有。我们就如此争论不休，直到深夜。这样的争论当时绝不显得愚蠢，这就是我们之间的话题崇高的力量。

她穿上一件亮光光的长棉衣—它看上去像是为海底作业而设计的，是一块块分开的鳞片合成的—就外出教她的仪态课程去了。斯泰菲拿着她用来给柳条篮子—它们被扔得到处都是—做衬里的小塑料袋，毫无声息地穿过房子。这件事她每周做一两次，那种默不作声、诚心诚意的神气，就像一个救人性命却不图报答的人。默里过来与两个姑娘及怀尔德聊天，他时不时来聊天，作为他对于所谓孩子世界的调查工作的一部分。他谈论有关美国家庭非现实世界的胡言乱语。他似乎认为我们是一个幻想的群体，向着意识的特殊形式开放。大量数据正从其房子穿流而过，等待着接受分析。

他和三个孩子一起上楼看电视。海因利希走进厨房，坐在桌子旁，两只手紧紧地各抓住了一把叉子。电冰箱运转时发出极大的振动声。我拨了一个开关，安装在水槽下某处的一个粉碎机就把瓜果皮和动物脂肪捣成足以排出的小块，马达的骤然振动让我惊得倒退两步。我把儿子手上的叉子拿下来放进洗碗机。

“你还喝咖啡吗？”

“不。”他说。

“芭贝下课回来喜欢喝一大杯。”

“那就给她换成茶。”

“她不喜欢喝茶。”

“她可以学着喝茶，不行吗？”

“这两种东西味道完全不一样。”

“习惯只是习惯而已。”

“你得先学才会习惯。”

“这就是我在说的意思。给她沏茶。”

“她上的课比听起来更费力。咖啡可以使她放松。”

“这就是为什么说它是危险的。”他说。

“它没有什么危险。”

“任何让你放松的东西都是危险的。如果你还认识不到这一点，那我就是在对牛弹琴了。”

“默里也喜欢喝咖啡。”我说，并且意识到自己话中的一丝得意。

“你看见自己刚才做了什么吗？你把咖啡罐拿到柜子那边去了。”

“那又怎样？”

“你不必那样做。你只需把它留在你站立的炉子边上，然后到柜台那边去取匙子。”

“你是在说我没有必要把咖啡罐拿来拿去吧。”

“你用右手拿着它一路走到柜台，因为你不愿意用左手开柜子抽屉，就把它放下，去拉抽屉，然后用右手取了匙子，又把匙子转到左手，再用右手拿起咖啡罐，走回炉子处，重新把它放下。”

“人们都是这样做的。”

“那是无谓的动作。人们浪费了大量力气在无谓的动作上。你什么时候该看看芭贝做色拉。”

“人们不会蓄意考虑每一个细小的动作和手势。一点儿小的浪费无碍大事。”

“但是一生如此会怎样呢？”

“如果一点儿没有浪费，又能省出什么呢？”

“一生吗？你省下大量时间和精力。”他说。

“你用它们做什么呢？”

“用它们来活得长一些。”

事实真相是我不想先死。如果要在寂寞与死亡之间选择，用不了几分之一秒钟我就会做出决定。但是我也不想独自一个人活着。我对芭比特说的关于空洞和鸿沟的一切，都是真话。她要是死了，准得让我精神垮了，只能成天对着桌椅和枕头絮絮叨叨。我要对着五世纪时闪烁着神秘和一圈圈光芒的夜空呼喊：别让我们死去啊！不管生病和健康、精神不堪一击、摇摇晃晃、掉光牙齿、浑身老人斑、老眼昏花、幻觉不断，让我俩都永远活着。是谁决定这些事儿？那边有些啥东西？你是谁啊？

我看着咖啡壶里的咖啡通过中间的管子和网眼筒，噗噗地冒着气泡进到壶顶空心的小玻璃球里去。一项了不起的然而烦人的发明，如此拐弯抹角、精致巧妙、富于人性。这好像是以世上的实物—水、金属、棕色的咖啡豆—来表达的一个哲学命题。我从前还从未仔细观察过煮咖啡的事儿。

“当塑料家具燃烧时，人就会中氰化物的毒。”海因利希敲着福米加塑料贴面的桌子说。

他吃了一个冬梨。我给默里倒了一杯咖啡，男孩和我一起上楼到丹妮斯房里，最近那里摆上了一台电视机。电视音量开得很低，女孩们与她们的客人起劲地谈话。默里看起来在此很高兴，他坐在地板中央，一边还记着笔记；他的带棒形纽扣的运动衣和旅行小帽就放在他身边的地毯上。他周围的空间充满了密码和信息，一个童年的文化遗址，丹妮斯从三岁开始拥有的东西，从手工做的纸钟表一直到神话中狼人的画，应有尽有。她是对于自己的童年生活充满柔情而力加保护的那种孩子。她尽了一切努力来恢复和保存、保持一切东西原来的价值以作纪念，这是她将自己拴在一种生活上的方式，是她在这个不断移位的世界上所采取的策略之一部分。

别犯错误。我一直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些孩子。要说在他们身上发现的东西过多了，或者因为做性格研究而浪费了你可怜的才能，那都是不可能的。一切都实实在在，饱满有力，个性和生存的波浪高涨。在孩子世界中是不存在业余研究者的。

海因利希站在房间的一角，这是他作为评判员和观察者的最佳位置。我把咖啡给了默里，离去之前顺便看了一眼电视荧屏。我到房门口时停顿了一下，这一回更仔细地看了看。它是真实的，它就在这里。我嘘了一声让其他人静下来，他们的脑袋向我转过来，迷惑和恼火。然后他们随我凝视的目光转向床头那墩实的电视机。

荧屏上是芭比特的脸。我们张口结舌而出现的一片沉默，警惕和深沉得犹如野兽的吼声。迷茫、恐惧和震惊充满了我们的面部表情。这是什么意思？她在那里干什么？她的影像是黑白的，四周还有整齐的边框。难道她死了，失踪了，还是灵魂出窍了？难道这就是她的灵魂，她的秘密自我，依靠技术力量推出的、通过电视波段和电能的流动而释放出来的某种两维复制品，现在稍作逗留，到荧屏上来向我们说声再见。

一种陌生感、一种精神困惑抓住了我。这张脸、这头发，她连续两三下迅速眨眼的样子，确实就是她，这没问题。一小时之前我刚见过她吃鸡蛋，但是她在屏幕上的样子，让我把她认作某个遥远的来自过去的人物，某个前妻和不在家的母亲，一个从死人堆里走来的人。假如她没有死，难道是我死了？一声两个音节的婴儿叫喊—“吧、吧”，从我的灵魂深处发出。

所有这一切只在瞬间闪过。它只是随着时间的延续和其自身的规范，返回给我们一种对于周围事物、房间、屋子、电视机所在之处的现实的感觉—只有此时，我们才明白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芭比特正在教堂地下室里教她的课，并且由当地的有线电视台摄成电视。要么她不知道旁边有一台摄像机，要么她由于不好意思、爱、迷信或者其他原因，使她希望认识她的人不在电视上看到她的影像出现，因而不愿意告诉我们。

因为音量开得很低，我们听不见她在说什么，但是没有人去调高音量。大家在意的是她的影像、黑白的脸，有生气但也是平面的，显得遥远、封闭、永恒。除了不是她之外，什么都是。我又一次想到了默里可能做了什么手脚。波与辐射。什么东西从电视机的网孔里泄漏出来。当电子光点集结时，她就发射出一道光线照在我们脸上；她正在生成；每当她脸上的肌肉为了微笑和说话而活动时，她就不断地成形和再成形。

通过芭比特，我们正在被某种东西穿透。她的影像被投射到我们身上，在我们体内和穿过我们飘游。电子和光子形成的芭比特；不知是什么力产生的灰色光线，形成了我们认为是她的面孔。

孩子们兴高采烈、满脸喜色，但是我感到某种不安。我试图安慰自己，说这不过是电视而已—不管那是什么，不管它是怎么产生的—它总归不是什么生或死的旅程，不是某种神秘的分离。默里抬头看我，鬼头鬼脑地窃笑着。

只有怀尔德仍然安安静静。他看着他妈，对她说些半个头词，基本上都是杜撰的、零星的响亮声音。摄像机镜头后退，以便让芭比特演示某个漂亮的站立或行走姿势，这时，怀尔德走近电视机，触摸她的身体，在布满灰尘的屏幕上留下一个手印。

然后丹妮斯爬到电视机前，转动音量旋钮。什么也没有发生。没有声音，没有人说话，什么也没有。她回头看着我，又是一阵迷惑不解。海因利希走上前去，拨弄调频开关，把手伸到电视机后面去调节凹嵌的旋钮。当他试另一个频道时，声音轰然而出，粗重且含混不清。旋回到有线台，他仍然无法调出一丝声音；在我们看着芭比特结束上课的过程里，我们的情绪一直处在奇怪的疑虑中。但是，这档节目刚刚结束，两个女孩儿就又兴奋起来，下楼到门口去等候芭比特，想用她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新闻使她吃一惊。

小男孩仍然守在电视机旁，就在黑洞洞的屏幕近旁；在默里记笔记的当儿，他轻声地、茫然地、一阵阵低沉地哭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