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手捧着德语语法的笔记本坐在床上。芭比特侧身躺着，一边眼睛盯着收音机台钟，一边耳朵听着一档听众点播节目。我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说：“1977年我望着这面镜子，看见了自己正在变成的模样。我不能、也不愿意起床。有些影子在我的视线边缘移动，就像急匆匆的脚步。我收到从潘兴导弹基地打来的电话。我需要与有这些相同经历的其他人谈谈。我需要一个支援项目，什么可以加入或参与的事情。”

我斜躺在妻子的身上，关掉了收音机。她继续凝视着。我在她头上轻轻地吻了一下。

“默里说你的头发了不起。”

她苍白无力地微笑。我放下手里的笔记本，轻轻地翻过她的身来，这样，我说话时她的目光就正对我了。

“现在该严肃地谈谈了。你明白，我明白。你该告诉我关于‘戴乐儿’的一切，如果不是为了我，那就算为了你小女儿吧。她一直在发愁，愁得病了。此外，你也没有更多的余地回避了。我们—丹妮斯和我，已经把你逼到墙根了。我发现了藏起来的瓶子，拿走了一片药，还让专家化验分析过了。那些白色的小圆片制造得着实精巧。激光技术，高档塑料。‘戴乐儿’几乎与吞食滚滚烟雾的微生物一样巧妙。谁会相信还有一种白色的小药丸，它在人体中如同压力泵一样安全有效地提供药物，最后又自己销毁？我对其美妙真是佩服。我们还知道别的事情，是对你的病症十分有害的事情。我们了解到普通大众买不到‘戴乐儿’—仅仅这一件事，我们就有理由要求你做出解释。你也真没有太多的东西可以说。就告诉我们这种药的性质好了。你知道，按我的性格我不会对别人穷追不舍。但是丹妮斯可是另一种类型的人。我一直竭尽全力来阻止她。如果你不告诉我我想了解的事，我就放松对你小女儿的约束。她会拿出她的全部本事来对付你。她可不会浪费时间来让你感到内疚。丹妮斯相信正面进攻。她会一锤子把你打进地里去。你知道我没瞎说，芭比特。”

大约五分钟过去了。她躺在那儿，眼睛盯着天花板。

“就让我用我自己的方式说这件事。”她小声地说。

“你要不要来点儿甜点？”

“不要，谢谢你。”

“不着急。”我说，“我们有一晚上时间。如果有什么你想要或需要的东西，尽管吩咐。你只要能想出来。你不管说多久，我都待在这儿。”

时间又过去了一会儿。

“我记不得它开始的确切时间，也许是一年半之前吧。我认为自己正经历一个时期，我生命中的某个‘水标’时期。”

“‘里程碑’。”我说，“或者说‘分水岭’。”

“一个适应时期，我想。人到中年，诸如此类的情况。症状可能消失，然后我就把它彻底忘了。但是它不消失。我开始认为它永远不会消失。”

“什么症状？”

“现在先不管那个。”

“最近你一直很沮丧。我从未见过你这样子。这正是芭比特的全部优点。她是一个乐观的人，不会屈服于忧愁和自怜。”

“让我说出来，杰克。”

“好啊。”

“你知道我怎么了。我认为一切都是可以改正的。只要有了正确的态度和做出适当的努力，一个人就可以把有害的症状分解到它最简单的成分。你可以列出单子，分类，设计图表和制作图片。这就是我何以能够教我的学员站、坐和行走的，即使我知道你认为这些题目过于平淡无奇，过于模糊朦胧，过于笼统，因而无法分解成各个组成部分。我不是一个非常机灵的人，但是我知道怎样分解、怎样分离和分类。我们能够分析姿势，分析吃、喝甚至呼吸。你还怎么用别种方法去理解这个世界，是我对待这问题的方式。”

“我就在这儿。”我说，“如果有什么东西你想要或需要，只要说一声。”

“当我意识到这症状不会马上消失，我就把它分解为各个成份，才着手更好地去理解它。首先我必须弄清楚它是否可以分解。我上图书馆和书店，阅读杂志和科技刊物，看有线电视，列表绘图，制作彩色图表，打电话给科技作家和科学家，请教住在铁城的一位锡克教圣人，甚至还研究过超自然。在做这么多事情的过程中，我把有关的书藏在阁楼上，免得你和丹妮斯发现了会奇怪有什么事情。”

“所有这一切我都蒙在鼓里。芭比特的全部优点就是，她给我说事儿，她坦白和吐露真情。”

“这不是一则关于你对我沉默而失望的故事。这故事的主题是我的痛苦以及我消除它的尝试。”

“我来弄一些热巧克力。你想要吗？”

“待在这儿，现在说关键部分。我花了所有这些力气，做了探索、研究，还隐瞒不说，但是毫无进展。那症状不肯消失。它的阴影笼罩我的生活，让我不得安宁。后来有一天，我正在给特雷德怀尔先生朗读《国家检查员》报纸的时候，一条广告进入我的眼帘。别管它究竟说了些什么，反正是招募秘密研究的志愿者。这些就是你必须知道的全部了。”

“我以为是我以前的几任妻子在搞什么诡计。甜蜜的欺骗者，紧张，说话带呼吸声，高颧骨，说双语。”

“我应征了广告，接见我的是一家做精神生物学研究的小公司。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不知道。”

“你了解人脑有多复杂吗？”

“了解一点儿。”

“不，你不会了解的。让我们把这家公司称为格雷研究所吧，当然那不是真名。让我们把接见我的人称为格雷先生吧。格雷先生是一个多人组成的综合体。我最后与公司的三四个或更多的人接触。”

“一座低矮的灰白色砖房，四周有电网和矮小的灌木丛。”

“我从未见过他们的总部。别管为什么。实际情况是，我接受了一次又一次试验。情感和心理方面的运动神经反应、大脑活动。格雷先生说最后只剩几名候选人，我是其中之一。”

“最后几名候选人干什么？”

“我们将为开发一种特殊实验性的和绝对保密的药品做试验对象，该药品代码名称为‘戴乐儿’，为此他已经工作了多年。他在人脑中找到了‘戴乐儿’感受器，并且正为药片本身做最后的完善。可是，他也告诉我，在人身上进行连续试验是有危险的，我可能死亡。我可以活着，但是我的大脑可能死亡。我大脑的左半部可能死亡，但是右半部可以活着。这就是说，我身体的左半部可以活着，但是右半部可能死亡。确实存在许多讨厌而无法摆脱的恐惧。我可以横着走路，但是我不能前行。我可能无法分辨词语和实物，所以如果有人说‘飞弹’，我就会扑到地上躲起来。格雷先生要我了解这些风险。有一些弃权证书和其他文件要我签字。公司有律师、神甫。”

“他们就让你接着干，当一个人为的实验动物。”

“不，他们没有。他们说，这样做从法律、伦理等等方面来说太冒险。他们着手设计计算机分子和计算机大脑。我拒绝接受这样做。我已经走得这么远了，走到这么近了。我要你尽量理解下面发生的事。如果我真要告诉你全部故事，我就必须包括这一方面，即人心的一个肮脏小角落。你说芭比特坦白和吐露真情。”

“这是芭比特的优点。”

“好，我来坦白和吐露真情。格雷先生和我做了私下的安排。忘掉神甫、律师和精神生物学家们。我们要自个儿进行实验。我的症状会治愈，他会因为医学上了不起的突破而一举成名。”

“这一点怎么那么肮脏呢？”

“它牵扯到一桩不谨慎的行为。这是我得以使格雷先生让我用这种药的唯一办法。这是我最后的一招，最后的希望。开始时我向他贡献自己的头脑，现在我奉献自己的身体。”

我感觉一股热流爬上我的后背，并穿过双肩向外扩散开来。芭比特眼睛直直地看着前面。我用胳膊肘支撑自己，面向她，仔细地观察她的面孔。当我最后说话的时候，用的是一种通情达理的询问口气—一个男人真想寻求理解某个永恒的人类之谜的口气。

“你如何向三个或更多人组成的综合体奉献你的身体呢？这是一个综合人，就像警察局的画像，一个人的眉毛、另一个人的鼻子。让我们只注意生殖器，我们所谈是几副？”

“只属于一个人的，杰克。一个关键的人，就是项目经理。”

“所以，我们不再指那个综合体的格雷先生了。”

“他现在就是一个人。我们去了一个肮脏的汽车旅馆小房间。别管是哪里或什么时候。房间里靠近天花板的上面挂着一部电视机。这是我记得的全部。肮脏，破旧不堪。我觉得沮丧，但是非常非常绝望。”

“你将这叫作不谨慎的行为，好像我们尚未进行过一场使用坦率和大胆的语言的革命。它是什么就叫它什么，老老实实地描述，有什么好处也说出来。你们进入汽车旅馆的一个房间，由于它的缺乏个性、家具实用但是趣味低下而兴奋。你光着脚走在阻燃地毯上。格雷先生转来转去，打开所有的门，寻找全身高的镜子。他看着你脱衣服。你躺在床上，搂着他。然后，他进入你。”

“别用这个词。你明白我对这种用词会怎么感觉。”

“他实现了所谓的‘进入’，就是说，他插入了自己。一分钟前他还衣冠楚楚，随手将租来的汽车钥匙扔在梳妆台上，下一分钟他就在你里面了。”

“没有人在任何人里面。这种用词是愚蠢的。我做了必须做的事。我是超然的。当时我是在自己外面运作的。它是一桩资本主义的交易。你珍爱的是把一切都告诉你的妻子。我正在尽一切努力成为那样的人。”

“行啊，我只是试图理解。你们去了这个汽车旅馆几次？”

“大致是连续几个月。那是预先的协议。”

我感觉热流正在顺着脖子的背后升腾。我仔细观察她。一丝忧愁出现在她眼睛里。我往后躺下，瞧着天花板。收音机响起来。她开始轻轻地哭泣。

“这里有些带香蕉片的果子冻。”我说，“是斯泰菲做的。”

“她是一个好姑娘。”

“我可以顺便给你拿点儿来。”

“不要，谢谢你。”

“收音机为什么响起来？”

“自动定时器坏了。明天我把它拿去修理。”

“我来拿去。”

“没关系。”她说，“这不麻烦，我拿去很方便。”

“你与他发生性关系觉得有乐趣吗？”

“我只记得上面靠近天花板的电视机，屏幕冲着我们。”

“他有幽默感吗？我知道女人欣赏能够拿性开玩笑的男人。不幸的是我不会；而且出了这件事之后，我想今后再没有多少机会能够去学了。”

“你最好光知道他叫格雷先生。那就完事了。他不高，不矮，不年轻，不老。他不笑，不哭。这是为你自己好。”

“我有一个问题。格雷研究所为什么不在动物身上做实验？动物在某些方面一定比计算机更好。”

“问题恰恰就在于此。没有哪一种动物有此等症状。这是人类的症状。动物害怕许多东西，格雷先生说。但是，它们的大脑没有复杂到能够产生这一特殊心态。”

我对她谈了大半天的事情，第一次开始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我的身体发冷。我觉得体内空荡荡的。我从仰卧的姿势坐起来，再次用一条胳膊肘支撑自己，朝下看她。她又开始哭泣。

“你必须告诉我，芭比特。你已经把我带到这么远，让我经受了这么多。我必须知道。症状是什么呢？”

她哭的时间越长，我就越肯定知道她要说什么。我感到一阵冲动：穿上衣服离开，到什么地方开一个房间，待到这整件事烟消云散。芭比特向我抬起头来，脸色悲伤苍白，眼睛流露出无奈的凄凉。我俩面对面，下巴撑在臂肘上，像一尊雕塑中古典学院的两位哲学家懒洋洋斜倚着。收音机又自动关掉了。

“我害怕死。”她说，“我老是想着它，它不肯消失。”

“别告诉我这件事。这太可怕了。”

“我毫无办法。我能有什么法子呢？”

“我不想知道。把它留到我们老年时吧。你还年轻，你进行大量的体育锻炼。这不是一种合理的恐惧。”

“它缠住了我，杰克。我没法将它从头脑中摆脱。我明白，我不该这样有意识和这样挥之不去地感受此等恐惧。我能做什么？它就在那儿。那就是为什么我那么快就注意到格雷先生的广告，当时我正在朗读登广告的小报。其标题点到家了。它写着：‘对于死亡的恐惧。’我老是想着这件事。你失望了，我看得出来。”

“失望？”

“你认为症状要更加具体一些。但愿如此。但是，一个人不会成年累月地对某个日常小毛病的解决办法挖空心思，勉为其难。”

我试图说服她不谈这件事。

“你怎么肯定你恐惧的是死亡呢？死亡是那么模糊不清。没人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感觉上像什么或者看起来像什么。或许你只是碰到了一个个人问题，它呈现为一个巨大而广泛的主体形式。”

“什么问题？”

“你对自己隐瞒的某件事情。也许是你的体重。”

“我减轻了体重，我的身高如何？”

“我知道你减轻了体重。那正是我说的意思。你浑身透出健康，你全身上下散发出健康。你自己的医生霍克斯特拉登确认了这一点。一定还有什么别的事情，一个根本的问题。”

“有什么能比死亡更加根本呢？”

我努力说服她，事情并未像她想的那样严重。

“芭贝，人人都怕死。为什么你就应该不一样呢？你自己以前说过，它是一个人类的症状。没有一个人过了七岁而未曾担心过死亡的。”

“在某个层面上，人人怕死。我怕它就在面前。我不明白它是怎样或为什么发生。但是，我不可能是唯一的人，否则格雷研究所为何会在一颗药丸上耗资几百万美元呢？”

“我就是这样说的。你不是唯一的人，千千万万的人都如此。明白了这一点还不放心吗？你就像收音机里那个从弹道基地接到电话的女人。她想找到其他有过精神病史的人，而使她自己感到不那么孤立。”

“但是格雷先生说，我对死亡的恐怖特别敏感。他对我做了一连串试验。那就是为什么他渴望要用我。”

“这就是我觉得奇怪的事情。你隐瞒了自己感到的恐惧这么长时间。如果你能够对丈夫和孩子们隐瞒这么一件事，那么它也许不是太严重。”

“这并非一则妻子欺骗丈夫的故事。你无法回避真实的事情，杰克。它的问题太大了。”

我保持平静的口吻。我和她说话时，就像一个斜倚着的哲学家对学院里的年轻成员说话那样，后者大有前途且时有出色的成绩，但是也许太依赖于那老家伙的学问。

“芭贝，我才是这个家里摆脱不了满脑袋死亡的人。我从来就是这样的人。”

“你从未说过。”

“为了不让你担忧。为了让你保持生气勃勃、充满活力和快快活活。你是幸福的人，我是注定倒霉的傻瓜。这是我不能原谅你的地方。说什么你不是我所认为的那个女人。我的感情受伤了，我被摧毁了。”

“我一直认为你是一个可能在冥思苦想死亡问题的人。你会一边散步一边冥思苦想。但是我俩那么多次谈论谁先死时，你从未说过你感到害怕。”

“你也一样。‘等到孩子们长大成人。’你把它说得像是去西班牙旅行。”

“我真的想先死，”她说，“但是那并不意味着我就不害怕。我害怕极了，我一直在害怕。”

“我害怕的时间超过了自己半世人生。”

“你要我说什么？你的恐惧比起我的更加长久、更加聪明？”

“我出着冷汗醒过来。我突然要命地出盗汗。”

“我嚼口香糖，因为我的喉头都收缩了。”

“我没有了身体。我只是一个头脑或者一个自我，独个儿彷徨在茫茫的空间。”

“我戛然而止。”她说。

“我太虚弱了，动弹不得。我丧失了所有关于毅力、决心的意识。”

“我想到我母亲正在死去，然后她就死了。”

“我想到所有的人都在死去，不光是我自己。我陷入了恐怖的遐想中。”

“我感到非常内疚。我认为她的死与我想到它有关。我对于自己的死也有同样的感觉。我越是想它，它就会来得越快。”

“这事多么奇怪。我们对于自己和自己所爱的人，怀着这样深深的、可怕的、驱之不散的恐惧。然而我们照样行走，与人们交谈，吃与喝。我们做到了一切照常。这些感情是深沉和真实的。它们怎么就没有让我们瘫痪？我们何以能够从其中熬过来，至少一小会儿—这是怎么回事儿？我们驾车，我们教书。没有人看出来，昨夜、今晨，我们是何等地害怕—这是怎么回事？它是否就是我们共同商定互相隐瞒的东西？或者，我们是否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心怀同样的秘密？戴着同样的伪装。”

“假如死亡只不过是声音，那会怎么样？”

“电噪音。”

“你一直听得见它。四周全是声音。多么可怕。”

“始终如一，白色的。”

“有时候它掠过我。”她说，“有时候它一点儿一点儿渗入我的头脑。我试图对它说话：‘现在不要，死神。’”

“我躺在黑暗中看着钟。总是奇数。早晨1：37，早晨3：59。”

“死亡都是奇数的，这是锡克人告诉我的—那个住在铁城的圣人。”

“你是我的力量，我的生命之力。我怎样能够说服你相信，这是一个可怕的错误呢？我看过你给怀尔德洗澡，给我熨烫袍子。现在这些深切而简朴的乐趣我都失去了。你看不到自己所做的事情罪大恶极吗？”

“有时候，它就像狠狠打了我一拳。”她说，“我几乎真的要晕过去。”

“难道这是我为什么娶芭比特的原因？所以，她对我隐瞒真相，藏起东西，牺牲我而与他人联手实施一桩性阴谋？所有的阴谋诡计都向一个方向开展。”我严厉地对她说。

我们长时间地紧紧搂着对方，我们的身体紧裹在相互的拥抱中。这样的拥抱包含了爱、悲伤、柔情、性和挣扎。我们依靠手臂和腰部最小幅度的动作、最细微的吸气，多么微妙地变化情感、发现差别，以便达成有关恐惧的一致意见，提高我们的竞争力，在灵魂中坚持对抗混乱的基本欲望。

含铅的，不含铅的，高档不含铅的。

我俩做爱后赤裸躺着，身上湿漉漉、光闪闪的。我把床罩拉上来盖在我们身上。我们睡意蒙地低声说了一会儿话。收音机又响起来。

“我就在这儿。”我说，“不管你想要或需要什么，不管多么困难，告诉我，我就会办到。”

“一杯水。”

“当然。”

“我跟你去。”她说。

“别动，歇着。”

“我不想独自一个人。”

我们穿上睡袍，到浴室里取水。我撒尿时她喝水。在我们走回到卧室时，我用胳膊搂着她，我们走路的时候一半倒向对方，就像沙滩上的那些少男少女。她利索地重新整理好床单，把枕头放回原处，这时候我就等在床边。她立刻蜷缩身子睡觉，但是我还有事情想知道，还有事情我必须说。

“准确说起来，格雷研究所的人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

“他们分离出了大脑中的‘死亡恐惧’的部分。‘戴乐儿’向这一部分快速发送消解药。”

“难以置信。”

“它不光是一种强烈的镇静剂。该药是专门用以抑制大脑中与死亡恐惧有关的神经传递素的。每一种情感或感觉都有其自身的神经传递素。格雷先生发现了死亡恐惧，然后着手寻找会诱使大脑产生其自身抑制因素的化学物。”

“令人惊讶，也令人害怕。”

“你一生中发生的一切，都是分子在你大脑某处急剧活动的结果。”

“海因利希的大脑理论。它们都对。我们就是化学的神经冲动的总和。别给我说这事。想起它就让人受不了。”

“他们把你所说、所做和所感觉的一切，都能够归结为某个部位的分子数。”

“这个系统里善与恶发生了什么？激情、嫉妒和仇恨呢？它们难道都变成一团乱麻似的神经元？你是否在告诉我，人类失败的全部传统现在终结了？胆怯、施虐、骚扰，都是无意义的说法？我们是否在被要求怀念地看待这些东西？谋杀的狂暴怎么了？杀人凶手过去都有某种吓人的大名声。他罪恶滔天。当我们将它降为细胞和分子之后，会发生什么？我儿子与一名杀人凶手下棋。他告诉我这一切。我并不想听。”

“现在我可以睡了吗？”

“等等。如果‘戴乐儿’快速发送消解药，那么你为何在过去这些日子里那样忧愁，茫然地发呆？”

“这简单，那药不起作用。”

她在说这话时声音都变了。她拉起被子蒙住自己的脑袋。我只能凝望眼前这起伏不平的景色。一个男人在收音机里的谈话节目中说：“我正在收到关于自己性欲方面杂七杂八的信息。”我抚摸着踏花床罩下面她的脑袋和身体。

“你能不能说详细些，芭贝？我就等在这儿，我愿意帮助。”

“格雷先生给了我六十片药，分装两个瓶子。这些只多不少，他说。每七十二小时吃一片。药物是逐渐释放出来的，而且非常精确，因此两片药之间不会重合。我在十一月底、十二月初某个时间吃完了第一瓶。”

“丹妮斯发现了它。”

“她发现了？”

“她从此就盯上你了。”

“我把它放在哪儿了？”

“厨房的垃圾里。”

“我为什么那样？那样太不小心了。”

“第二个药瓶呢？”我说。

“你发现了第二个药瓶。”

“我知道。我问的是你吃了多少药片？”

“我目前从那个瓶子里取出来吃过二十五片。总计五十五片，剩下五片。”

“剩四片。我让人拿了一片做化验分析。”

“你告诉过我这事了吗？”

“告诉了。那么，你的症状究竟是否有任何改变？”

她让头顶露了出来。

“开始时，我想有的。最初阶段是最有希望的时期。从那以后就没有改善了。我变得越来越泄气。现在让我睡吧，杰克。”

“记得有一个晚上我们在默里家吃饭吗？回家路上，我们谈论过你的记忆差错。你说你不能肯定自己是否在吃药。你说，你记不得了。这当然是个谎话。”

“我猜是这样。”她说。

“可是关于记忆差错，你总体上并未说谎。丹妮斯和我以为，你的遗忘性是你吃药的副作用。”

整个脑袋冒了出来。

“完全错了。”她说，“它不是药的副作用，它是症状的副作用。格雷先生说，我的记忆丧失是竭力抵制死亡恐惧的努力使然，就像神经元之间的一场战争。我可以忘记许多事情，但是涉及死亡时我就不行了。而且现在，格雷先生也失败了。”

“他知道这一点吗？”

“我在他的答录机上留了一条口信。”

“他回电时说了什么？”

“他邮寄给我一盘录音带，我把它拿到斯托弗家去听。他说，他确实遗憾—不管那究竟什么意思。他说我终究不是合适的试验对象，他肯定它会成功—总有一天，很快，在某人身上，在某个地方。他说，他在我身上犯了一个错误。这样太随意了。他也操之过急。”

这时是半夜。我俩都筋疲力尽了。但是，我们到了这个分上，说了这么多，因此我明白我们还停不下来。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我又躺下来，眼睛望着天花板。芭比特越过我身子去关了灯。然后，她揿了一下收音机上的按钮，声音就没了。一千个夜晚大致都像今夜这样结束。我感觉到她陷入了床垫里。

“还有件事我曾经向自己保证不告诉你的。”

“能不能等早晨再说？”她说。

“我被初步排定了死亡日期。它不会在明天或者后天，但是正在逼近。”

接着，我告诉她自己怎样暴露在尼奥丁衍生物之中，讲述时我用的是简短的陈述句，就事论事，口气平淡呆板。我谈到了那个电脑技术员，他如何击键进入我的历史档案，找到了一份令人悲观的长长记录。我们不过是种种个人数据的总和，我对她说，就像我们不过是个人化学的神经冲动的总和一样。我试图解释我是如何竭力不让她知道这个消息的。但是，在她揭露了自己的一切之后，这似乎成了不该保守的秘密。

“所以我们谈论的不再是恐惧和悬而未决的恐怖。”我说，“这是硬邦邦和实实在在的事情，即事实本身。”

她慢慢地从盖被下面冒了出来，她爬上我的身体，抽泣着。我感觉到她的手指抓住了我的双肩和脖子。热泪滚落在我的嘴唇上。她在我的胸脯上捶击，抓起我的左手咬大拇指和食指之间的肉。她的抽泣变成一种含混不清的声音，听得出其中全是可怕和不顾一切的挣扎。她双手温柔然而狂热地捧住我的脑袋，在枕头上来来回回地摇晃—我无法把这个举动与她以前做过的任何事情以及她好像是的任何人联系起来。

后来，当她从我身上下来并进入不安宁的睡眠之后，我仍然向黑暗中凝视。收音机又响了。我掀掉被子，走进浴室。丹妮斯画着风景的镇纸放在门边的布满灰尘的书架上。我让水冲我的手和手腕。我往脸上洒冷水。近旁唯一的毛巾是一块粉红色的小手巾，上面有孩子游戏的字格。我慢慢地、仔细地擦干了身体。然后，我把暖气罩从墙边向外侧过来，把手伸到底下去。装“戴乐儿”的瓶子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