芭比特和我每人推了一辆锃亮的购物车，顺着宽阔的过道移动。我们走过正在用手势语购物的一家人。我不断地看到眼前的彩色光线。

“你感觉如何？”她说。

“很好，我感觉很好。你怎么样？”

“你为什么不去做一次体检？如果你发现什么事也没有的话，不是会感觉好一些吗？”

“我已经做了两次检查。什么事也没有。”

“查克拉伐蒂医生说什么了？”

“他能说什么呢？”

“他的英语说得漂亮极了。我爱听他说话。”

“还比不上他爱说话呢。”

“你说他爱说话是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他抓住每一个可能的机会说话？他是医生，必须说话。按实际的意义而言，你是在付钱给他说话。你的意思是，他在卖弄他漂亮的英语？他的话招你惹你了？”

“我们需要一些加厚玻璃。”

“别留我一个人在这儿。”她说。

“我正要去第五过道。”

“我不想独自待着，杰克。我相信你清楚这一点。”

“我们会应付好这件事的。”我说，“也许会变得比以前更坚强。我们决心要好起来。芭比特不是一个神经质的人。她强壮、健康、开朗、积极乐观。她凡事都说行。这就是芭比特的特点。”

我们一起走在过道里，一起等在收款处。芭比特为特雷德怀尔老头的下一轮课程买了三份小报。我们在排队等待的时候一起阅读它们。然后我们一起走到汽车前，装上购买的货物。我开车回家时，我俩紧靠着坐在一起。

“但是我的眼睛有些问题。”我说。

“你什么意思？”

“查克拉伐蒂认为我应该去看看眼科医生。”

“是否又是那些彩色光点？”

“是。”

“别再戴那副墨镜了。”

“不戴它，我就教不成希特勒课程。”

“为什么教不成？”

“我需要它，就这么回事儿。”

“这副墨镜又蠢又没用处。”

“我创建了一个专业。”我说，“也许我并不理解有关的全部内容，但是，这样就更有理由不能乱来。”

幻觉危机中心关闭了，其热线也悄悄地切断了。人们似乎即将遗忘。即使我觉得自己某种程度上被抛弃，让人耍了而去背黑锅，我也几乎无法谴责他们。

我守信地去上德语课。为了欢迎参加希特勒问题研讨会的代表，我开始向老师学习可能要讲的话。研讨会还有几星期召开。所有的窗户都被家具和杂物堵住了。霍华德·邓洛普坐在房间中央，椭圆的脸浮现在六十瓦昏暗的灯光中。我开始猜测，我是不是他交谈过的唯一的人。我也开始猜测，比起我需要他来，他是否更加需要我。一个令人窘困和可怕的念头。

靠门口的一张破桌子上有一本德文书，标题是用不祥的粗黑体铅字印刷的：Das Aegyptische Todtenbuch。

“那是什么书？”我说。

“《埃及死亡之书》。”他低声说，“一本德国的畅销书。”

当丹妮斯不在家的时候，我常常溜达到她的房间里去。我将东西拿起、放下，站到窗帘后面朝外望望，向一只空抽屉里瞅一眼，把脚伸到床底下去各处探探，心不在焉地翻翻书。

芭比特收听广播论坛节目。

我开始扔东西。放在壁橱上下的东西、地下室和阁楼里纸盒中的东西。我扔掉了信件、旧的平装书、留着准备读的杂志、需要削的铅笔。我扔掉了网球鞋、棉袜子、指头破了的手套、旧皮带和领结。我发现了好几沓学生的报告、导演椅上断了的木杆。我扔掉了这些。我扔掉了每一只没有盖的喷雾罐。

煤气表发出一种特别的噪音。

那晚，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新闻片，报道了糕点镇的警察从某家的后院抬出一个装死人的袋子。记者说已经发现了两具尸体，相信还有更多的尸体被埋在这同一个院子里。也许还有很多具尸体，也许二十具、三十具—没有人确切知道。他用手臂在这个地区上方划了一个圈。这是一个很大的后院。

这记者是一个中年男子，口齿清楚，说话有力，然而带一点儿亲昵的口气，传递出一种常与听众打交道、共享乐趣和相互信任的意思。挖掘工作将通宵进行，他说，一旦证实有了进展，电视镜头就立刻切回现场。他说这事时，听起来像是情人在发誓。

三个夜晚之后，我踱步来到海因利希的房间，那里临时放了一台电视机。他穿着一件带头兜的球衫，坐在地板上看以上同一场面的现场报道。那个后院灯火通明，男人们手持镐头和铁锹在土堆中挖着。下着小雪的前景中站着记者，他光着脑袋，身穿羊皮上衣，正在做最新报道。警方说，他们掌握了确切的情况；挖掘者技术熟练，干起来也有条不紊；挖掘工作已经进行了七十二个多小时了，但是尚未发现新的尸体。

一片期望落空的感觉。愁意和空虚感笼罩着现场。沮丧、遗憾的情绪。我们自己—我儿子和我，悄悄地看着，也感觉到了这一点。它就在房间里，从电子的脉冲流里渗透到空气中。那个记者开始时好像仅仅怀着歉意，但是随着他往下谈论未找到集体坟墓时，他手指着这些挖掘者，摇着头，变得越来越凄凉，几乎要恳求我们同情和理解了。

我努力不去感到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