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11月3日

你遥望连绵不绝的崇山峻岭，不禁感到疑惑。你是谁？为什么到了这里？那些山岭与你的生活没有关系，就像挂在厨房墙上的日历上的东西，山岭起伏，亘古不变。

我觉得，那一条河就在附近的什么地方，微风中飘来一阵清新，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在远离大城市的地方，这里的空气应该是清洁的。

斯塔兹堡离我家七十五英里，我从来没有去过那么远的地方。我在宿舍里安顿下来，为了得到中学文凭上课学习。每天下午，我都要去那个老仓库，那里有临时健身房，一边是拳击台，另一边矗立着篮板。

你在城市里犯罪，他们把你送到远离大城市的地方来，让你呼吸新鲜空气，重新认识自己的生活。

我和一个街头帮派的成员一起打篮球。那个帮派人称阿尔汉布拉斯——那是哈莱姆的一家电影院的名字。他们说，他们干黑鬼的事情。他们大都在青年之家待过，在若干家少年感化院待过，将来可能加入重罪犯的行列。我们在那间尘土飞扬的健身房里折腾，希望除去违法乱纪行为遗留的影响。

我们都是少年犯，年龄十八岁以下。我是四级重罪犯，犯了过失杀人罪，受到二级杀人罪指控。我们打半场，一场接着一场，竭尽全力奔跑，大口呼吸，常常发生争斗。

在这里，我可以在一个位置上和一个人对峙，然后完全忘记，把它留在球场上，留在拳击台上。我过去混迹街头，胡作非为，大怒之下干了啥事，干了令人绝望的事，干了心理完全失常的事。我在内心已经反复鞭笞了自己。也许，我满腹怨恨，在心理上已经早熟，觉得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非常重要。

当我来到教养所时，我希望开始有意义的生活。我把床铺整理得干净利落，被子叠得方方正正，衣服在小隔间里放得整整齐齐。

从进教养所那一刻开始，我就成为这个制度的虔诚信徒。我出去干活，修路。我非常卖力，重复单调动作，开凿沥青路面。我出没于豚草丛中，两眼流泪，喷嚏不断。

我相信，教养所实施严格管理是有道理的。我每天晚上完成布置的功课，在破旧的健身房的拳击台和篮球场上锻炼身体，摆脱自己人生的不良开端留下的影响，摆脱血腥开端留下的影响。我承受繁重的劳役，冒着盛夏的炎炎烈日，在某条乡村道路上挥舞榔头，开凿坚硬的地面。那时我觉得，那个死气沉沉的灵魂正在慢慢脱离自己的躯体。随着空中嗡嗡作响的昆虫和飞扬的花粉，过去那个我在自己身上的积淀一点一点地渐渐散去。

秋天，山岭改变了颜色，就像印在日历上的诗歌，在我的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那四行诗歌出现在《罗纳德·考尔曼英语教程》上，描写的是连绵起伏的山峦。

在斯塔兹堡，我听到许多关于毒吉的故事——毒吉是海洛因许多别称中的一种。不过，我没有给他们讲自己胆小怕事的故事，没有讲自己曾经对针头和毒品怕得要死。

在斯塔兹堡，他们请来一位心理学家。她希望我谈一谈枪击的事情，觉得这样可以拯救我。我告诉她，别说了，伙计，忘了吧，我们还是聊一聊天气。我没有给她提供任何有用的东西。

我不需要什么特别的待遇。我是到这里来服刑的，一年半至三年。我只希望从劳教制度中学到方法，学到规规矩矩做人的道理。当厨房着火时，我感到失望，这是心里话。我无法理解一个训练有素的员工怎么可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呢？三个孩子——那三个小巷男孩，人们有时候就这样叫在阿尔汉布拉斯服刑的人——躲在运送面包的卡车车厢里，蒙混过关，溜出大门。我觉得那是一次非常严重的玩忽职守的行为，一次灾难性大错。他们三人竟然躲在一辆银杯牌卡车的车厢里逃跑了！那样严重的失职行为让我感到震惊。

有一天，我们在健身房里的半个场地打篮球，使用习惯的战术对付投手，有时伸出胳膊肘，迫使投手改变方向。不过，平常那种强度没有了，比赛中途停下来，这样打球的人可以商量逃跑的事情。他们讲着笑话，笑得前仰后合，可是我觉得那笑话是针对我们大家的。如果原本用来限制我们的这个制度反复出问题，我们也没什么价值了。

在那个冬天，我干的事情就是铲雪和阅读。我看着一行行铅字，那些字母文字，一铲一铲地清理人行道积雪，书页上的一行行文字，铲雪、课本中的背诵练习、我阅读的小说、在小图书室里找到的字典、书本的性质和形状、每天清扫积雪的日常工作，我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开始变成具有个性的人。

可是，在没有开始下雪之前，在土地没有冻僵之前，他们建起了高尔夫球场。那是微型高尔夫球场，新型高尔夫球场。十一月的一天，天气暖和，万里晴空。他们把高尔夫球场设备卸下来，放在食堂附近的田野里。胶合板做的城堡和坡道，那些东西足以弄出一个九洞的高尔夫球场。此外，还有小水车、小桥和其他东西。我看着高尔夫球场一点一点地组装起来，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觉得自己受到了欺骗，遭到了背叛。我因为重罪被押送到这里来，犯了我说不出名称的杀人罪，照我弄不明白的官僚标准看，我害了别人的生命。这里是远离大城市的教养所，就是我该待的地方。可是，把我关押在这里的人玩弄我的头脑。

1962年10月22日

这家俱乐部在西好莱坞，名叫特劳特巴多。那个男子走上舞台，从架子上取下话筒，向着人群挥舞，表示祝福。也许他们觉得他们今天晚上特别需要祝福。大约六个小时之前，就在太平洋时间下午4时，美国总统向全国人民发表讲话，谈到了国家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

那个男子两眼盯着听众，用手摸了摸下巴，身体放松，懒懒散散，像是一个爵士乐迷。他一副纽约黎凡特人的打扮，穿着深灰色套装，欧洲款式，肩部自然，小翻领，系着黑色细领带。他就是大名鼎鼎、罹患疾病的喜剧演员伦尼·布鲁斯。听众等着他上台，讲述他们的感觉。

因为俄国人已把导弹运进了古巴，肯尼迪总统发表了措辞严厉的讲话，那声音似乎依然在大厅里回荡。核打击能力、全面报复性回应，字斟句酌的术语高亢激昂。这批听众习惯于不同层面的恐惧，他们之中有无所事事的演员和作曲者，有辛苦伏案、第九十二次修改剧本的编剧，有患了淋病的经纪人，有面色红润、肤色黝黑、金发碧眼的妓女，还有油腔滑调、面貌邪恶的皮条客。伦尼脸上带着傻笑，眼睛盯着这批听众，仿佛发现了自己已经拥有权力，可以进入他们的集体灵魂之内，进入那个俗不可耐的情趣中心。听众之中总有一些可以识文断字的废物，也许有两个慕名而来、误入此地的游客，身边还坐着从事销售业、百依百顺的丈夫。听众中应该有一位身患淋病的著名演员，还有一位现在只能在肥皂剧中出镜的过气明星。他们需要伦尼，以便让自己更好地面对这一场全球性危机。战略空军指挥部的轰炸机在机场跑道上，发动机轰鸣，随时待命起飞。北极星潜艇已经下海，就像每部关于潜艇影片中听到的对白的一样，下潜，下潜，下潜。大力神导弹和宇宙神导弹已准备就绪，随时可以发射。这一切真的发生了，不过他们却发现完全是非真实的。

伦尼仔细审视片刻，让自己的沉默获得意义，展示前兆。开口之前，他其实并不清楚自己要说些什么。这时，他下嘴唇一翘，声音中带着高层管理者的口气。

“晚上好，我的公民同胞。”

如果听众稍加回顾当天的情况，这个称呼的意义非常明显，总统几个小时之前讲话开始时就用了这几个字。这引起一阵哄笑，不过立刻被伦尼打断。他并不打算模仿肯尼迪总统的讲话。

他身体向后一仰，以此示意停顿。烟雾从人群中飘起来，悬浮在小型聚光灯射出的光束中。他转而使用自己通常使用的声音，元音发音古怪，鼻音比较浓厚。

“我在一个层面上探究了这个问题。处于战争边缘。这就是说，危在旦夕。处于边缘状态，这里面的问题多了去了。没错，我当然知道，你在星期六晚上吸了大麻，参加聚会。另外，你一天晚上偶然开车经过瓦特塔，现在不禁想起了它。这让你毛骨悚然。黑鬼戴着卷边帽。没错，这个问题就是如此，让我告诉你们处于战争边缘是怎么一回事吧。真正的边缘不是你希望居住的地方，而是他们强迫你待的地方。这次事件影响深远，意义无法估量，非常激动人心，超过你自己做出的任何选择。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那二十六个家伙毕业于哈佛，现在要决定诸位的命运。”

他把头转向侧厅，指着某个若隐若现的人，作为搞笑对象，取悦大厅里人头攒动的听众。

“仔细想想吧。那些家伙来自高档美食俱乐部和秘密团体。他们的握手方式带有秘密组织的特征，非常复杂，需要整整三分钟才能完成。如果一个数字出错，就会一命呜呼。别想你的乡村俱乐部，忘掉你的股票期权，忘掉你的高管疗养院吧。小心守着你妻子，防止她消失在秘密饮宴的烟雾中。只有熟悉内情，才能万无一失。那些家伙穿着带有几何图案的拳击手短裤，图案里藏着他们各自的逃生路线，在导弹发射飞来时便可逃之夭夭。”

伦尼模样英俊，长着一头黑发，眼窝深陷，就像一条大鲨鱼，善搞肮脏的暗中交易。他的眉毛很长，在眼睛上形成一道弧线，似乎在质疑他的骗子模样——如果你非常愚蠢，相信我设下的骗局，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笨蛋。

他继续说：“想象一下吧。”他打了一个响指，把魔鬼从瓶子中释放出来。“那二十六个人身穿克拉克肯特牌高级服装，准备进入设备豪华的地堡。那地堡与白宫相连，地下距离大约半英里。一名男同性恋装修设计师正在进行最后的检查。你们瞧一瞧吧，墙壁是粉红的，效果出人意料。这个枝状吊灯是在巴黎外的一个小修道院里发现的。在我的防原子弹避难所里，看不到希尔顿饭店里的那种假货。”

伦尼表演时声音富于变化，善于模仿不同人物，可以得心应手地使用下层社会的字眼。即便熟悉他的习惯风格的人也觉得，在他模仿的那个装修设计师的语气中，带着些许药物的味道。

“这些小地毯非常漂亮，一针一线全都出自波斯奴隶之手。窗户是弧形的，没错，我们现在位于地下十二层楼的深度，可是窗帘的面料非常豪华，令人瞠目结舌。这餐桌是用桃花心木制作的，来自一个古老的农场。这里还有十一瓶莱蒙普勒基牌清洁剂。房间正中的图案出自设计师本人之手，是他事业巅峰时期的作品。这是用一大堆蟹肉雕塑的作品，诸位肯定会非常喜欢。它栩栩如生，非常抢眼，是肯尼迪和赫鲁晓夫摔跤的裸体像，大小和真人一模一样。”

伦尼身体下蹲，转动一圈，然后停下来，让听众理解那个形象。

“行了，你们不能站在周围表示羡慕。他们随时都可能下来的，总统、国务卿、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还有其他的一些人。有个家伙掌管着发射原子弹的密码。顺便说一句，他是一个自小接受严格训练的犹太人，不会把事情弄错的。让我们瞧一瞧还有别的什么呢？刀、叉、匙、碟、盘，他已经摆放就绪。高脚杯，他已经擦拭干净。餐后饮品，让我想一想，是给他们喝摩卡咖啡，还是黑咖啡呢？”

他重复了开场白。看一看自己说话的风格是否合适。

“晚安，我的公民同胞。”

听众窃窃私语，产生了新的期待。也许，他们希望他继续有关总统的话题，然而他把他们的反应置之一旁，站在台上，晃动臀部，若有所思。

后来，他用尖利的假声高叫。

“我们全都要完蛋了！”

这把他击垮了。他弯下腰，笑了起来，好像把手里的话筒当作一个计数器，面对着地板晃动。

“好好想一想吧。肯尼迪与那头俄国公牛正面交锋，两人针尖对麦芒。这个家伙很厉害，肯尼迪心里没底，不知如何对付。他应该怎么说呢？我干过的初次参加社交活动的少女比你多？这家伙挖过煤，曾经为了两个戈比的小钱赤脚放牧牲口。听说，他曾经把拳头捅进母牛的屁眼，为的是让自己的菜地多一点肥料。肯尼迪应该说些什么呢？这个家伙曾经在国家正式活动上大爆粗口，这个家伙曾经用保龄球赛奖杯自慰。”

在特劳特巴多俱乐部，大厅里用的主要是折叠椅。当发笑的人很多时，椅子板条和铰链发出呼哧呼哧的喘息声。听众坐在那里纳闷：我们现在坐在圣摩尼卡大道上的俱乐部里哈哈大笑，这场危机究竟有多大的真实性呢？

“我们全都要完蛋了！”

伦尼喜欢这句话带有的后存在主义意味。在他发出的令人晕眩的尖叫声中，听众可以听出弦外之音，独特性概念和自由选择概念已经荡然无存，不加选择的巨大毁灭取代了人类的孤立状态。距离伦尼最近的那些家伙笑得最响亮，他们身为拥趸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融入了伦尼自己的表演中。伦尼长期混迹社会，阅历丰富。他是饱受侵害的瘾君子，鞭笞伪善的人，指名道姓进行攻击的讽刺大师，消息灵通的告密者，在酒店大堂里偷窥姑娘臀部的俗人，上帝的复仇战士。

“无能为力。请诸位理解，这就是他们提醒我们注意的基本现状。他们造成了周期性危机。它是横向的？一个大国与另外一个大国对峙。也许，它是纵向的？是上下起伏的？”他似乎忘记了自己的论点。“美国正在实施海上封锁。不错，很好，绝妙。你们听到他说的话吗？”伦尼用模仿美国国家元首的低音说：“美国舰队将会拦截运往古巴的任何进攻性军事装备。”他伸手戳了一下翻领，仿佛那里有一根棉绒，以此转变话题。“在华盛顿州的森特罗利亚市，一个女人坐在那里，聆听美国总统的讲话。她听到了最大危险这个术语，听到了毁灭的深渊这个说法。她在一所学校的餐厅里工作，售卖鲜肉馅饼。她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里，打开电视，上面出现了美国总统图像。他正在说毁灭的深渊。她穿着餐厅的白色工作服，坐在那里，鞋子已脱，抠着脚丫子。她名叫碧蒂，觉得电台没有播出劳伦斯·韦尔克演出的音乐节目，为了让电视上这个天主教徒，让这个腰缠万贯的爱尔兰后裔谈什么毁灭的深渊。这时她想起来了：嘿，等一等，这是一部电影的名称，对吧？我记得清清楚楚，那是一部黑白犯罪影片，表现喜怒无常、玩世不恭的硬汉。那一天，我还看了《堪萨斯中部的贫穷母亲》。电视上的讲话唠唠叨叨地继续，碧蒂努力记住最重要的字眼。总统讲到了苏联在古巴部署的导弹，说什么明显增多，速度很快。可是，她觉得他说的是自己烘箱上的油渍。对呀，那些油渍增多，开始让我觉得烦心，伙计。她购买了油污清洗剂，很想试一试。与浓度最高的工业用酸剂相比，那玩意儿的清洗速度要快52。她努力将注意力集中在总统的讲话上，可是他说的一切听起来像是广告，就像要推销驱虫药或者咽喉喷雾剂什么的。碧蒂所在的城市要么是恩波利亚，要么是森特罗利亚。这时，她站起来，离开椅子，走到电话机旁，给她朋友迪安打电话。迪安是当地的电影专家，为学校餐厅工人的业务通讯撰写影评。碧蒂说，总统在电视上所说的那部片子是谁主演的？迪安回答说：你问电影的事情？在目前的形势下问我电影的事情？”

伦尼腿部弯曲，伸开两支胳膊，龇牙咧嘴地一笑，露出狰狞的表情。

“我们全都要完蛋了！”

他非常喜欢这一句话，模仿迪安的口气说来，让人觉得不寒而栗。这声音可以让五十英尺之外的尿壶完全破碎。一个小时之后，伦尼的脱口秀结束了，除了尿壶之外，除了即兴模仿的各种声音之外，在听众脑袋里回响的就是这个句子。他们驱车回家，有的返回韦斯特伍德，有的返回布伦特伍德，有的去别的什么地方。还有的人知道自己无法入睡，在高速公路上游荡了半个晚上。除了高速公路之外，还有别的什么地方能让人想象原子弹爆炸时火光冲天的情形呢？还有别的什么地方能让他们去排演历史终结的场面，去目睹历史终结的过程呢？这就是高速公路的意义，这一直是高速公路的意义。他们明白这一点，不过心照不宣而已。所以，他们开车游荡了半个晚上，最初闷闷不乐，转而非常愤怒，然后听天由命，接着恐惧之极，心里总是冒出这个念头：稍有闪失就可能擦枪走火，导致一场核大战。在地球的历史上，人们第一次在这种恐惧中度过了夜晚：不可思议的核大战可能出现在地平线上，像野兽一样潜伏等候。在开车游荡的过程中，那个犹太人的声音无法压抑，用恸哭的声音重复着“我们全都要完蛋了！”就在几个小时以前，这一句话以令人震惊的方式，让他们笑得前仰后合。

1953年7月12日

那是一个没有前因的行为。

你举起武器，瞄准，看见他脸上出现表示关注的笑容。可是，你很快身处未知之地。那种笑容非常诡秘，令人难受。你用力扣动扳机，那动作沉重，猛烈。你用力扣动扳机之后，立刻身处另外一个地方，忍受随即响起的枪声和传到手上的冲击力，看到他的动作。他身体抽搐，轰然倒下——用抽搐一词来描述并不贴切，那动作超过了作为目击者的你理解和描述的能力。

在斯塔兹堡，他们把那个女人，那个林德布拉德博士，请到了办公室。我常常和她见面。要敲门。她探讨我开枪的事情，我看着她的大腿。

请暂时忘记你就是开枪杀死他的人。

你无法恰当地描述那个动作，你没有排演过那种情形，你没有。一条胳膊猛地扬起来，右胳膊猛地一挥，动作疯狂，就像一个失控的机器零件。整个身体抽搐，没有规律的动作，你从没见过那种样子。

你不想忘记他坐在椅子上的样子。那椅子和那人一样，也在颤动。那把椅子有可能是那个人的变体，猛地撞向墙壁。

当然，还有你自己感觉到的震惊，感知的创伤。如果你自己处于震惊状态，你怎么可能描述当时发生的情景呢？

林德布拉德博士问：“你是否想过组建家庭呢？”

“不知道，没有想过这事儿。不知道，”我回答说，“我觉得，不想吧。孩子？我不想要孩子，不想当父亲。”

“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不知道。在我做了这些事以后？我觉得，我不应该当父亲，你说呢？”

“你做了什么呢，尼克？”

我冲着她一笑。我喜欢林德布拉德博士。她长得并不漂亮，可是体态丰满，匀称。那帮人称小巷男孩的街头混混喜欢她。她只是听他们讲述，从不提出评判。他们有时发火，有时感到羞愧，有时闷闷不乐地找寻借口。她总是能够避开锋头，微妙地一一化解。她并不要他们改变对必然性的理解。他们和社会对立，掩饰这一点有什么意义呢？我没有告诉她任何实情，不过乐意去她的办公室，喜欢闻里面家具的蜡味，喜欢看那些书名，喜欢观察那件温暖舒适的上衣下面凸起的乳房。

小巷男孩中的一个人看了一眼食堂窗户说：“哇，那是迪斯尼乐园的样子。”他说的是微型高尔夫球场。“我们就是住在里面的小矮人。”

我希望自己所在的教养所规章前后一致，管理有效有力。虽然我在犯罪时只有十七岁，他们曾经试图把我当作成年人进行审判。我同意了他们提出的理由，无论两者之间有什么差别，那一件罪案带有冷血杀手的元素。后来，一位法官做出裁决，检察院不能把我当作成年人提出指控，他们决定以杀人罪对我进行起诉。我考虑到自己的行为不计后果，于是对此再次表示同意。不过，我的律师因佩拉托——那个男人下颚凹陷，手里提着一个表面斑驳的皮革公文包——达成了一项辩诉交易，他们随后提出较轻的犯罪指控。于是，在一个微风习习的夏天早晨，就在获得释放之前几天，我站在这里望着高尔夫球场。我发现，监狱墙壁和风车上涂满了名字，全是帮派成员的绰号，所有的人都喊着阿尔汉布拉斯。那些家伙有的伸长脖子看着，有的指手画脚，有的笑得前仰后合。我觉得，我应该带着内疚之心，开始向这里的人道别了。

你既是开枪的人，又是现场证人，你可以将这两个角色分离开来。第二个角色全然无助，无法阻止第一个角色实施射击行为。第二个角色无法让射击行为停下来，无法控制射击行为，而且最终无法知道应该如何看待射击行为。即使射击行为出现在他的眼前，出现在你的眼前，它也显得太玄妙了，难以说清楚，道明白。那个人可怕地痉挛，呻吟着一命呜呼，生命和呼吸随着痉挛慢慢消失，人和椅子各朝一方。

林德布拉德博士本来可能说：“心灵闭合了，开枪可能是极端行为。这是意识的终结，身体被狂怒控制。身体向你显示心灵中出现的情况，这是人的悲伤扭曲身体的方式，是意识呈现于外貌的方式。当终结突然到来，非常强烈时，心灵处于没有准备的状态，身体就以这种方式不断动作，处于被支配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我本来可能问：“你说终结突然出现，这究竟是在他的心灵中，还是在我的心灵中呢？”

不过，我没有说多少，所以她并没有说上面这些话，我也没有。小巷男孩们说了很多。他们告诉她，他们与整个社会处于全面战争状态，这种情况将会延续下去，到他们死为止。社会想要他们死去。小巷男孩们非常聪明，不可能不明白这一点。他们告诉她，他们将会获释，回到街道上去，那里是刑罚制度的另外一个部门，反过来也是如此。他们告诉她，他们将要回去，重操旧业，贩毒，偷窃，掌控局面，拿起武器继续作战。

那本书很称手，适合人阅读。你拿起来，翻开书页，手眼配合，类似于在灼热的乡村道路上整理沙砾的机械动作。书页上的标记，一页与下一页看来相似，然而却完全不同。书中有人生，山岭变绿，古老的山岭连绵起伏，你觉得自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林德布拉德博士试图进入我的灵魂。她相信我是可以获得救赎的。她探究我的病史中的所有力量，给书让我阅读。我读了那些书。对我过去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她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我想过她提出的说法。可是，我并不接受我有病史这个说法。她常常使用病史这个词语，可是我难以想象。这么多年来，我参与胡乱打斗，生活无聊之极，有时在无聊中徘徊，有时过得不错，有时怒容满面，有时夜不能寐。自己黑暗心灵中模糊多变的东西怎么可能有具体形式？怎么可能呈现融贯性？这让我无法理解。也许，在她的档案中可能有病史，不过我对自己的看法是，我斜靠在一条狭窄街道的墙壁上，捱过了多年时光，主要是漫无目的地等待。

可是，你感觉到了某些东西，对吧？你感觉到他倒下带来的莫名兴奋，你心里狂乱，毫无准备，不知如何面对。

她告诉我，在我开枪射击乔治·曼扎那天，我父亲是那个房间中的第三者。我觉得这完全是属于新闻，几乎哈哈大笑起来——你知道，你紧张窃笑时，鼻子吸入一股空气是什么感觉。她曾经对我说，这两件事情之间有联系。这意味着，在杰米失踪六年以后，我枪击了一个人。我父亲与那个人要么并不认识，要么几乎不认识，要么仅仅在街上见过几次。这就是她希望弄清楚的一条线索。

“你有一段病史，”她说，“你应该对那段病史负责。”

“负责是什么意思？”

“你对那段病史负责，逃脱不了干系。你必须努力理解它的意义，应该全力关注它。”

她穿着紧绷绷的上衣，喋喋不休地谈病史。可是，我脑海里只有那个动作狂乱的人。他身体倒向一边，椅子倒向另外一边。我脑海里只有那些狭窄的街道。它们是粗线条的，模糊不清的，变得越来越狭窄，最后完全崩溃。那些岁月全都显得愚蠢，令人悲伤。

夏季的一天，他们来了，告诉我说我可能提前释放。这消息出人意料，我当时并不确定自己有什么感觉。他们说，准备把我送到耶稣会去，那地方在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大湖附近，冬天风雪交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