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1月9日

你如果不知道附近的情况，可能走进这个地方——位于引桥下面的一家坟场酒吧。如果不细看，你会错误地把它当作从不打烊的去处，就像第八大道上的那些酒吧，店面叫红玫瑰、白玫瑰或者巧言石什么的。管道工人、制衣工人、从赛马场出来的看客、从不知名的地方冒出的失眠者常常出没于这样的场所，有的要一份三明治和一杯啤酒，有的要一杯威士忌和一杯啤酒。不过，这个地方完全属于另外一类，实际上处于时间之外，店名叫弗兰基热带酒吧，就在纽约下东区。我进了店门，一眼看见杰里迈亚·萨利文。我刚才说到了坟场，你瞧，萨利文的气色非常糟糕。

“我没有看错吧？”

我说：“喂，杰里。”

“尼克·谢？你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我说：“你好，杰里。这是什么地方？”

“我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你究竟在什么地方？我常常听到你的消息，一会儿在加利福尼亚，一会儿在亚利桑那。三四年以前，我看见过你母亲。我俩多少年没有见面了，有十五年了吧？”

我说：“我在这里待一个星期，为中西部的一家机构搞一个研究项目。你呢？”

“不要故作镇静。差不多有十五年了，日子过得真他妈的快。你喝点什么？”

“你喝什么呢？”

“别问。”他说。

“我就喝别问。”

他环顾四周，想找酒吧招待，不过那家伙不在。一个男子脑袋上缠着绷带，坐在酒吧的另外一侧，正在朝一个小酒杯里投硬币。两个女人坐在凳子上，离杰里站立的地方不远。你可能觉得她们是住在附近的女人。不过，她们既不让人觉得养眼，也不与人搭讪，不关心别人的谈话——已经人老珠黄，姿色不再了。

我俩聊到关于各自的行踪和工作的具体情况。后来，杰里谈到我们当年熟悉的那些人的详细情况。也许，他保存了这些信息，以便在遇到这样的场合时使用。他大腹便便，裤子皱巴巴的，领带位置很低，耷拉在衬衣上。

“你结婚了吧，尼克？”

“没有。”

“有中意的人？”

“没有。我最近在芝加哥见了一个女人。不过，没有回音。我不是适于结婚的人，看来不会成家，对婚姻没有什么感觉，甚至没有考虑过这事儿。”

“做你的美梦吧。我呢，结婚了。有两个孩子。本来可以让你看一看照片，不过你一向不愿看照片的。”

酒吧招待出现了，我点了满满一大杯鸡尾酒。时间已近黄昏，光线越来越暗。在吧台后面墙上，有一幅没有完成的壁画，画的是一棵棕榈叶。房梁上，一顶墨西哥式阔边帽随风悬荡。杰里说，这里曾经是爵士乐酒吧，开张不久就倒闭了。他们放弃了爵士乐，顾客出现了变化。他发现自己成了这里的回头客。他说，下班回家之前，他需要独自待一小时，在这里小酌，思考。

他说得没错，我不愿看照片。

“我渴了，”他说，“我父亲三十五岁时样子就像老头了。”

“只是在你眼里，你那时刚上小学。大人的样子全都很老。”

“不，他真的老了，老态龙钟。见到你真高兴，尼克。我想到了你，我去过那里，曾经非常热闹，现在空无一人。”

我俩一起上的文法学校，经常和那些修女打交道。后来，杰里转到天主教会学校去了，我转学进了公立学校。我们见面的机会很少，偶尔在电影院大厅里见到，可能会给对方买一瓶可乐什么的。他有他的朋友，我有我的朋友，我们两人之间出现一种不可思议的分离，并不是不友好的，然而差异是深层次的。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同类型学校之间的差异，进而在习惯和做法上也出现了变化。除此之外，还有某些不可调和的东西，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朋友、不同的未来。

“你离开的时间太长了，真是太长了。也许，你应该考虑是否可以回来。”他说。

“住在这里？算了吧。不，我喜欢待在别的地方。”

“别的地方。别的地方有什么呀？”

“有你从未听说过的东西。”

“如果我从未听说过，那有多好呢？”他问。

我们曾经叫他跳跃的杰里。他走路时脑袋一冲一冲的，身体不时扭动。我注意到，他现在依然如此，只不过戴了眼镜，手指上有一枚学校戒指。

我没有告诉他我和那些耶稣会信徒的事情。他会对那一段经历深感兴趣，让我几个小时都无法脱身。我给他讲了自己正在搞的那个项目的情况，并且告诉他，该项目的目的旨在改变学校中传统的讲授方式。我以自由合伙人身份，为伊利诺斯州埃文斯顿市的一家行为研究所工作，探访少数民族聚居区和城市边缘地区的学校，主要是纽约和费城这两个城市中的学校。

“你在教书。”

“我教过，教过，可能会重操旧业，”我说，“迟早会的。去教中学，教公民课和英语。不过，我希望教拉丁文。”

他对这一点也很感兴趣，应该觉得很逗，不过觉得教拉丁文很有意思。有一段时期，杰里曾经希望当神父，常常把神父这个词挂在嘴上。也许，他希望加入爱尔兰基督教兄弟会。杰里听到我想教拉丁文，脸上露出异样的神情，想到他曾经了解的尼克，想到他后来听说的尼克。这样的人在教室里讲授拉丁文会是什么样子呢？

“你去看你母亲没有？”

“昨天去了。”我回答说。

“她还住在611号？”

“还在那里。”

“我想回去看一看，”他说，“我在阿瑟大街吃过饭。我在那一带逛，还带我的孩子去动物园。”

“看一看现在的情形吧。那个地方正在慢慢消失。”

“那里曾经居住了很多人，非常拥挤。也许，这只是我记忆中的情景？夏天的那些夜晚。非常棒。见到你我很高兴，尼克。我再来一杯，你也再来一杯吧。”

我希望喝掉第一杯，然后离开。也许没喝完就离开。这样的偶然相遇，如果你多待五分钟，就可能毁掉整个晚上和次日的心情。

他不停地摆弄着杯子。

一名男子独自坐在一张桌子前，低声嘟哝着。那种自言自语是服用毒品之后产生的不良反应，让他无论何处都有人跟踪。他们记录他的想法，使用导盲犬监视他。他们在公共汽车和地铁上也这样做。

“杰里，你应该回家去，和你孩子一块儿玩耍。当你五六十岁时，你可以到这里来，回忆过去的事情。”

然而，他不想回家。他希望讲述许多心灵相通的人们的命运，讲述萦回脑际的那些人的命运。有的人死了，有的人结了婚，有的人迁居到泽西市去了。那个男孩有五个姐妹，后来成了撬保险箱行窃的人；那个手球高手后来成了脊椎指压治疗师；那个傲慢的金发女郎上五年级时与一个来自波多黎各的职业拳击手结了婚。

“我们应该到那里去，尼克。我是认真的。坐上地铁，四十五分钟后就到了。我们可以在马里奥餐馆吃饭。我打几个电话，邀约一些老伙计。他们会非常高兴的，在那里和我们见面。我是认真的。来吧，把这杯酒喝了就走。”

他说话声音带着一种敦促的口气，做出了防卫的姿态，有点生气，已经半醉了。这个计划让他感到兴奋，并且提前显得有些愠怒。他担心我不买账，不愿到布朗克斯区去，担心我可能对老友见面的事情无动于衷。他已经感觉到我可能直接表示拒绝。

“走吧，真的。我们去坐地铁。我们去见洛法罗，去见那些老街坊。他们见到你会非常高兴的，尼克。”

我不愿扫他的兴，不愿给他我置身事外、高高在上的感觉。杰里知道我在教养所待过，在一定程度上不知道邻里的事情和传言。此时此刻，我出现了，身穿花呢外套，从事我喜欢的工作，看上去混得不错，戒了烟，喝酒适度，交了一个声音圆润的性感女人，也许还经常指摘她。相比之下，看一看他吧。昔日那个乖巧的天主教男童如今已经皮肉松弛，老气横秋，不愿回家——他妻子带着两个孩子，住在皇后区的杰克逊高地。他香烟不离手，一支接着一支地抽，已经喝得两眼发黑了。他为电台工作，使用电话方式推销广告时间。这一切只是因为一个原因——他没有杀人。

“这件事情我们必须做，”杰里说，“我们要一辆出租车——我付钱。”

一个名叫约尔格的人开始与那个酒吧招待交谈。约尔格系着头饰带，看上去像是性错乱者。我觉得，这些人严格说来不是这里的常客。他们是denizen（外籍居民）。由于某种未知的原因，denizen这个词源于后期拉丁语，寓意深刻。他们就是这样的人。这些身陷困境的灵魂努力打拼，希望在社会上谋得一席之地。我慢慢明白，杰里到这里来，与这类人待在一起，以便暂时摆脱自我怜悯的困境，摆脱现实生活中令人痛苦的方方面面。他们用某种带着幻想的单声圣歌的嗓音和他交谈。那种声音喋喋不休，既不表达通常的意义，也没有严格的抑扬顿挫。它来自他们的内心深处，而不是来自他可以忍受的自己的语言表达方式。

灯光昏暗，忽隐忽现。

杰里和我聊着，一个女人与约尔格在一起，和酒吧招待讨论啤酒的最佳饮用温度。突然，灯光开始变暗，闪烁不定，最后熄灭了。

杰里说：“这是突发奇想，我打几个电话，找几个人。那人叫什么名字来着，阿里。我的朋友，你听我说，这样的事情你没有权力拒绝。”

这时，所有的灯光全都熄灭了。

酒吧另外一侧的那名男子不再向他的小酒杯里投掷硬币。

有人问：“灯光怎么熄灭了？”

我们小口喝着鸡尾酒，杰里和我。

酒吧招待问：“你知道原因吗？”

有人开始在厕所里大声说话，我们在座位上也能听到。

酒吧招待说：“看来，从这里开始，整个街区都停电了。”

第一个声音说：“灯光怎么熄灭了？”

“他们肯定在修理引起短路的故障，”酒吧招待说，“我这里没有蜡烛。”

厕所里的声音愈发响亮，显得焦虑不安。

一个年老的女人对另外一个女人说了什么，这是她们两人首次开口。

杰里和我小口喝着鸡尾酒。

“你知道原因吗？”酒吧招待问。

约尔格这时用西班牙语说话。

酒吧招待从酒吧里间找来一支蜡烛，放在那幅壁画下面搁板上的两个瓶子之间。

和约尔格一起的那个女人也讲西班牙语，不过说得很蹩脚，与厕所里的男子交谈。

酒吧招待朝门口走去。

“我以为阿里死在朝鲜了。”

“那是维吉安诺。死在朝鲜。”

“踩到了地雷，我想。”

“那是麦克。踩到了地雷。维吉安诺。”

那两个老女人再次沉默，已经适应黑暗，坐在那里喝酒。

“这么多年来，你一直这样告诉我。”

“你说的那场错误战争的伤亡。”

“也许，是正义的战争，错误的人。”

“我们出去吧，”他说，“我想看一看外面的情况。”

“我不再继续为阿里感到难过了。”

“我觉得，整个街区都停电了。阿里在他父亲的摊位上卖鱼，就在市场里。我们去找他。我给他打电话。”

我俩端着酒杯，来到人行道上。这个街区停电，整个这一片都停电了。五点过了，天黑了，街上的交通信号灯也熄灭了。我们可以听到，我们上方向西的大桥入口传来此起彼伏的汽车喇叭声。

人们从商店，从公寓中出来，从锁匠铺、食品杂货铺和现金兑换点出来。他们站在一起，开始聊天。我们顺着修建了经济公寓的街道往东看，看到了东河，一条带子闪闪发光，形成一种柔性的东西，一种视觉絮语出现在前景中庞大的黑暗轮廓之后。

“布鲁克林停电了吗？我觉得布鲁克林停电了。”

“布鲁克林肯定停电了。”

人们交谈着，不时抬头瞭望。他们远望中城方向的天空，试图看到曼哈顿岛的顶端。当然，那里被成群高楼遮挡了。然而，人们依旧仰望天空，有的抬手指着，有的在说话。

我走进酒吧，把杯子放在桌子上，在杯子附近留下一些钱。厕所里仍然有人，说着西班牙语，焦虑不安，说的是他的母亲，或者别人的母亲。我觉得，他要么无法找到厕所纸，要么无法找到门栓。这样的问题外籍居民常常不得不应对。

后来，我站在酒吧门口，看见杰里和酒吧招待在街道上聊着天，一起的还有三四个人，距离酒吧二十码左右。他们的身影不时被经过的汽车灯光照亮，一个个情绪激动。大面积停电让他们兴奋，这事涉及的力量让他们兴奋。他们时而说着什么，时而用手指着什么。

我朝街道的相反方向走去。过了半个街区，我走到街道对面，穿过大桥下面的一道拱门，进入一个倾倒废物的场地。那里到处都是生活垃圾、破烂的汽车，还有建筑工人倾倒的成堆碎石。在通道北端，我可以看到中城里高楼林立的轮廓出现在夜空下。我听到汽车的喇叭声越来越大，此起彼伏，互相呼应。高峰时段的车流停滞了，就像死去的恐龙。我走出通道的另外一端，几乎不动的汽车开着大灯，亮光形成的河流照亮我脚下的道路，伴我穿过街道。

1962年10月29日

他回到了纽约，回到了意识的子宫，在卡内基大厅举行一场演出，将近三千观众出席观看。他站在宽大的舞台上，目光越过管弦乐队，扫过两层包厢，落在顶层楼座。在那里，人们站在过道上，堵塞了出口。

伦尼·布鲁斯大声讲话。

“纽约，纽约。我们喊两次。一次诱惑他们离开堪萨斯州，一次冲着他们的坟墓。”

观众站立起来。

“纽约，纽约。就像神父用拉丁语布道。莫名其妙的话，莫名其妙的话。他说了两次，因为说的是大粪、尿液和堕落。他希望确定诸位理解他的意思。”

他的人悉数到场，有来自布利尔大厦的A&R摇滚乐队，有在泽西市各处厕所里干活的喜剧演员同伴，有演员、未来的演员和兼任演员的招待员，还有持有股票的出租车司机。那些秃顶男人们来自上西区，手里拿着表面粗糙的房门侧锁，脸上露出饱受痛苦的神情。他们的女人们也来了，有的留着鬈发，有的出言不逊，有的固执己见，有的袒露身体，有的扬起长满肥肉的面孔，有的肆无忌惮地哈哈大笑。

伦尼穿着一件经过精心熨烫的白色贴身型上装，里面是一件深褐色高领衬衣。这个人似乎在提醒自己他是无法毁灭的。

时间已是午夜，外面大雨倾盆。然而，这里宾客满座，有音乐人、民间艺人、时尚杂志撰稿人，还有一批脸色苍白、衣服覆盖着的身体上布满针孔的人。相当多心灵空虚的人刚刚吸食了二甲基色胺。那种合成迷幻药起效迅速，由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研制，最初提供给登月人员使用。无论我们愿意与否，他们被人送上月球，然后安全地弄回来。

他先上下打量，环顾四周。

“这一周非常疯狂，令人紧张，出现病态。我们精疲力竭，差一点就葬身在核大战的火海之中。不过现在，不过现在，不过现在。”

他的目光扫过一排排细长的柱子，投向第三楼深处，看到出现在大厅顶层栏杆上方的那些面孔。安在侧面墙壁上的聚光灯照在那些年轻人的脸上，让他们的面孔微微发亮。

“我们全都要完蛋了！”

他往前迈出一步，像是滑稽说唱演员的舞步，然后站在那里笑了起来，嘴巴张开，两手高举，指头分开。

“现在，他们拯救了我们。那帮毕业于常春藤名牌大学的家伙穿着斜纹面料的套装，黑色棱纹袜子。那种袜子很长，一直拉到膝盖。因此，当他们在电视上跷起二郎腿时，我们看不见袜子与裤角之间怪异的白色小腿。那个位置上的皮肤苍白，非常容易受到损害。有权有势者的两腿往往不会长毛，这让他们觉得自己内心虚弱，带有女人气息。所以，他们总是需要确定他们所穿的袜子拥有足够长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吊袜带也是一种微妙的东西。不，哦，对，他们拯救了我们，正是他们。俄国人同意拆除在古巴的导弹，停止在那里修建导弹基地。赫鲁晓夫打着干呕，马铃薯气味从嘴里冒出来。他洗了热水澡，以便让自己放松下来，就像刚从热锅里捞起来的一个装满玉米的塑料袋。”

伦尼的青少年拥趸到了现场。他们来自布鲁克林和皇后区，态度虔诚，根据现场演出的录音带，逐字记下他的表演。不过，他们使用的是偷录的盗版录音带。来自布朗克斯区的小伙子们沿着中心大道，跳跃着奔跑，希望一睹伦尼风采。伦尼是他们眼里的神奇人物，是他们非常崇拜的揭示非常真理的艺术大师。

“他们戴着牛角镜架眼镜，留着平平常常的发型，但是他们却拯救了我们。他们在数以千计的宴会上得到训练，知道如何对付这场导弹危机。就是在宴会桌上，没错。宴会是西方文明的最高成就，而不是二流博物馆里的艺术品，不是图书馆里的典籍。在图书馆里，来自街道上的懒汉污染了整个男厕所。忘记那些地方吧，忘记伊顿公学的运动场吧。最重要的是宴会上的座位安排，我们在这一点上占得先机。这些人经过了最残酷条件的考验，咬紧牙关挺过了。在宴会上，非常巨大的力量产生作用，至关重要的事件一一展开。想一想吧，那些宴会就在美国铁路系统的东北走廊线上举行。你母亲曾经说，宝贝，要与不同人交往。她说这番话时，声音带着一些焦灼，带着一点隐含的恐惧。她知道，要么与人交往，要么一命呜呼。我们在这一点上占得先机。这些人从小到大，就是为了在这样的场合上一显身手。没错，经过了一千次宴会的训练，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了。坐在成年人身边，坐在素不相识的人身边，被迫找到话题。诸位想一想，告诉孩子这样的事情，这需要多么强烈的施虐狂心态。找到话题。有的人做不到这一点，有的人半途而废，被送往林业学校。他们在那里整天和树根和树叶打交道，脸上长出了毛，与动物建立了复杂的关系。然而，其他的人却大不一样，大不一样哦。其他人一边唱着进行曲，一边进行自慰，与自己的表妹结婚，变得坚韧，强势。诸位知道吗，他们和妻子们遮挡窗户，一起打桥牌时，他们就是非常厉害的男人。阳光让她们产生偏头痛。她们谈话时拧着手绢。还记得托瓦姑姑坐在那里拧手绢的模样吧？她说，站起来时，身子要笔直。她说，要与人交谈。去试试吧？为我试一试吧，宝贝。”

这天晚上，表演的时间很长，延续三个小时，中间没有间断。表演时间如此之长的原因在于，他们刚刚经历了一场危机，需要放纵自己，需要这么长的时间。而且，表演时间如此之长的原因还在于，伦尼无法停下话头。他站在舞台入口，抬起头来，看着装饰漂亮的天花板，看着一间间金碧辉煌的包厢。他心里知道，这是艺术殿堂，卡萨尔斯、海菲兹和托斯卡尼尼曾经在这里登台献艺。这给予他极大的激励。表演时间如此之长的原因还在于，他整整一个星期一直心惊胆战，现在如释重负，才思敏捷，愿意在表演中度过夜晚。

流行音乐节目主持人在这里。他们常常在深夜，时而用沙哑的讽刺语言说话，时而播放爵士乐唱片。乐池里坐着社会名流，那地方叫作剧院正厅，不是一般的座位。人们已经对普通喜剧感到厌倦，希望受到挑战，受到抨击，希望听到自己的善意观点被展现出来，作为茶余饭后的自由闲聊。

伦尼从架子上一把取下话筒，向现场的所有观众表达自己的祝福。

“让我告诉诸位本周发生的鲜为人知的故事。总统给教皇打电话。”观众的目光出现了期待的神情。然而，这却让他心里稍稍觉得不快——今天晚上，他没有心情说教皇的事情。“是的，他们两人在本周中一直保持秘密联络。不要相信什么政教分离的废话，两者是黏在一起的。”教皇的话题肯定会让人捧腹大笑，不需要伦尼在此锦上添花。“教皇拥有潜水艇，诸位知道吗？保罗教皇，只要你开口，我就给您送去。我们消灭他们，狗娘养的。教皇陛下。我听到您这么说，真是大吃一惊。诸位有自己的潜水艇舰队吗？”

伦尼失去了兴趣，转而谈到布道和告诫，谈到他对爱国主义、共产主义、个人所得税的看法，谈到把烟头插进阴部、喷出圆圆烟圈的女人。每当他说出滑稽的语句，展示转瞬即逝的睿智时，观众都会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这时，他会说，谢谢，请别这样，拜托了，不要让我得意忘形。

“我一直知道这一点，从小就知道。我和他们一样堕落。我在这里长大成人。这里的警察不正经，我也不正经。这里的政客说话，我说起谎比他们还厉害。我想在电视节目中自杀身亡，这样人们在睡觉时，脑海里就会出现一个死去的罪人的面孔。”

他们看见睡眼惺忪的花花公子，看见这个活泼好动的小孩，听到他用沙哑的声音说话，声嘶力竭，想逗他母亲发笑。他们听到，这个发狂的脱口秀表演者语无伦次，滔滔不绝地说话。他们看见，这个家伙精神恍惚，游手好闲，无精打采，东拉西扯。他们看到这个寻找字眼的家伙，这个社会哲学论者，这个自称的法律专家，这个自我调侃的犹太人，这个基督教道德的宣传者，这个种族问题的评论者。

“昨天晚上，我从迈阿密飞过来，叫了一辆出租车，直接赶到了阿波罗剧院。我在那里与几个朋友一起，联袂奉献夜间表演，因为我喜欢那个场面。演出结束之后出来，我带着一个行李箱，一个服装袋。很晚了，天气很冷，我们找不到出租车。出租车不愿到哈莱姆去。所以，我们一行开始在街道上游荡。在一条街的拐角上，我们看到一个老人正在给三个人表演说唱乐。他大约一百岁了，向三个可怜的灵魂不停说教，就像海德公园讲演角里的人物。不同之处在于，他长了一张黑人面孔。”

伦尼模仿了街头传道者的声音，效果还算不错，出人意料。尽管他以模仿别人的说话方式起家，带着德国人的口音，惟妙惟肖地再现卡格尼和博加特的声音，尽管他经常更新，模仿当代人的游说声音，这种做法实际上并不时髦。这些年来，白人滑稽戏演员通常不会模仿黑人的声音，对吧？

“那个老人掏出一张纸币，捏着它的边缘。那张纸币皱巴巴的，比他还老。他瞟了一眼，嘴里说，合法照管人，他说，这是一个名称。我得承认，我自己是不会用这个说法来称呼纸币的。他说，我们看见机器印刷大版大版的钞票，就像给传送带上的瓶子扣盖子，速度非常快。他们印呀，印呀，印呀。不过，我的问题是，印出来的钞票究竟弄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一张也没有看见，你们呢？”

伦尼站在垂挂的幕布下，模仿老人的声音，微微弯腰，身上穿着白色的意大利套装，脚下是黑色的野营用靴子，黑色鞋面上有小小的彩色圆圈。

“他说，在那个日子，那个时刻。他站在那里，穿着皱巴巴的黑色上装，两个脚踝位置上别着骑自行车用的裤管夹子。我当时说，我愿意把自己拥有的全部家当都交给他。请诸位理解我的意思。那样说不是出于怜悯之心，不是想做慈善之举，也不是什么老生常谈的基督教屁话。那是出于欣赏，出于对他的感激之情。那么晚了，在那样的地方，能够听到他用那样的声音说话。因为这里是纽约，纽约。我说两次纽约的原因是，当时的形势一直非常紧张，美国与苏联势均力敌。诸位想一想，老人裤管上别着夹子，还在那里表演。那个人是演员，那是他搞了数十年的艺术。我站在那里，听他表演。说来也滑稽，我听到了自己的声音，或者说，我看到自己的身影。在我的想象中，我看到自己在十二三岁时听一个像他那样的老人表演。那是他的声音，他的表演时间。在那个日子，那个时刻。他手里拿着钞票说，当那个时刻到来时，世界上的人将会分为两部分，一些是能够理解这个福音的人，另一些是不能理解的。”

他停顿下来，大厅里一阵沉默。伦尼似乎一半陷入遐想，一半陷入猜想。也许，观众开始觉得不自在了，因为他看来无法让他停止对老人声音的模仿，好像老人的声音与他自己的声音交织在一起了。不管你是否知道，不管你是否喜欢，两种声音的交织仿佛是不可避免的。也许，那个老人有时候独自一人待在房间里，无意之中用伦尼的声音说话，在某个层面上听到他的脑袋里传来音乐，传来伦尼吹奏长笛的声音。也许，伦尼使用老人的声音，表达老人的意思，这样的情形似乎不可避免。

“后来，他看着我们，看着我们站立的这一侧。我们这一侧有一个黑人男子，一个白人男子，两个白人妇女，其中的一个妇女一直站在街上等出租车。老人看着我们，上下打量，似乎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他转过头去，继续面对原来的观众，面对那三个迷失街头的人，三个生活在失落世界中的迷失之人。我所说的失落之地就在这里，就在美国之内。他重新开始说唱，三个人继续站在那里聆听。”

伦尼模仿老人声音的时间比较长，结束之后必须再次停顿，以便回到舞台，重新面对大厅里的观众。

“我真想把装满衣服的衣袋送给他，把装满药品的箱子送给他，把位于好莱坞山上的住宅送给他。我们几个人仅仅听了八九分钟，也许没有那么长时间。一辆出租车停下来，我们离开了。我不会回去，因为不知怎么的，我就是不愿回去，那个场面让我匆匆离开。还有他的生活，他说唱的歌曲。我应该说说波兰灯泡的笑话了。”

观众终于笑了起来。

“我应该站在这里，给诸位讲一个关于中国招待的笑话。”

他讲了一段中国招待的笑话，引起观众哈哈大笑。他讲了关于电影的几个笑话，观众显然非常喜欢。他讲了他身穿马球装、绒面革鞋子、留着小胡子时例行要讲的笑话。他们开怀大笑，他心里却闷闷不乐。他讲这些老笑话时，言辞中带着相当辛辣的讽刺，可是这反而让他们更加开心，让他更加郁闷。他们在笑，他的心里在流血，感觉非常糟糕。他本来应该高兴，感到振奋。然而，他却做不到。他们全都逃过了非常危险的一周，幸免于难；他疲于奔命，从西海岸飞到东海岸，到预定的四个俱乐部演出，忙得不可开交。现在，危机已经过去，他平平安安，出现在音乐大厅里。所以，他应该站在这里，领着他们一起高喊：“我们不会完蛋！我们不会完蛋！我们不会完蛋！”这一句祷文显得十分欢快，同时也不乏讽刺意义，因为这里是纽约，纽约，我们希望气氛欢快，希望带有讽刺。

他觉得他们将会完蛋，于是重复了这一句话：我们不会完蛋！

然而，他说了之后，随即把一切置之脑后。还存在其他更深层次、更为模糊的问题——囊括一切的问题、虚无的问题、关于他自己的问题。

“今天晚上，我来到这里，从你们那里得到前所未有的情谊。请诸位爱我吧，超过你们以前爱过的所有人，无论晴天下雨，永不改变。”

伦尼的目光中流出了毫不掩饰的乞求。

“无论你身为父母，还是小孩，恋人，我希望让自己沐浴在爱河之中。”

请回座位，请回座位，请回座位。

这些演出素材弄得他心烦意乱，观众的笑声给他的感觉更糟，超过了他说的笑话。那些笑声冲击他的心灵，让他深感沮丧。他或多或少转向在导弹危机爆发之前思考的东西。那时，他在洛杉矶，坐在罐头上——正是那种姿势让他才智横溢，思路明晰。

实际上，他今天晚上曾以漫不经心的方式提到了这个话题。他引起的观众反馈似乎显示他们有了兴趣，感到气馁。

他决定当场发挥一番。

好吧。在圣何塞市贫民区的一家妓院里，住着一个目不识丁、眼神悲凉的处女。她有一种与性本身没有关系的特殊本领。怎么说呢？这是一种小型戏法。男人们花费半周的薪水购买门票，一个简朴的地下室房间中挤满了人。那个姑娘肌肤细腻，光滑如丝，带着清纯的神情，脱去衣服，解开裤子。她顺手从妓院老板手里拿来一支点着的香烟，把过滤嘴塞进自己的阴道里。在场的男人们眼睛睁得大大的，那是一支带过滤嘴的长支箭牌香烟。接着，她收缩阴唇肌肉，或者别的什么东西，有点像用阴道吸烟，然后把香烟挪开，喷出了一连串烟圈。男人们气喘吁吁，面红耳赤。圆圆的烟圈从浓密的阴毛丛中冒出来，向上飘荡，慢慢散开，形状依然。

严格说来，伦尼的观众没有像妓院里的男人们那样气喘吁吁，大厅里出现一阵躁动，随即响起神经兮兮的笑声。

有人从宗教角度解释那个姑娘具有的才能。他们觉得，那是一种兆头，一种来自上天的符号，表示世界末日即将来临。上帝选择一个没有文化、营养不良、非常可怜的穷孤女，让她向世人传达一条非常深奥的信息。那些圆圈从她子宫里出来，是希腊字母Ω，表示世界末日，这难道不可能吗？有的人说，记者、科学家和神父纷纷赶到那家妓院，希望亲眼见证。他们说，她喷出的圆圈不是希腊字母Ω。无论那些圆圈多么像希腊字母Ω，它们其实是英语中的字母O。那些人说，那个姑娘真的能够喷出希腊字母Ω，让它们看上去像U形，像阴道开口的两端，那么，他们就会相信圣迹了。

这就是伦尼·布鲁斯使用的表演素材。这就是那些观众来这里的目的，对吧？还有谁会使用这种素材呢？如果它显得令人恶心，那就更好了。如果你个人觉得它带有侮辱性，你可以起身离开。拉着你只会玩字谜游戏的丈夫躲得远远的。

一天晚上，一位富有的美国鳏夫与几个朋友一起，出现在表演现场。那个姑娘露出自豪的神情，两眼盯着他的面孔。后来，她把香烟的过滤嘴插进阴道，喷出两个烟圈，一个大的套着一个小的，接着在小的烟圈里又加上一个烟圈。她的庸俗表演让那个百万富翁觉得非常震撼，心里暗暗产生了兴趣。后来，他每天夜里独自一人到场观看表演，没过多久便爱上了那个姑娘。没错，他爱上她的清澈明亮的眼睛，爱上她那肉嘟嘟的双膝，爱上她浓密的阴毛。他下定决心要让她脱离那种悲惨生活。他花费大量金钱，可以说是从妓院老板手里把她买了下来，带回自己俯瞰哈德森河的山顶豪宅。他请来许多医生、培训师、心理学家和营养师，看着姑娘学有所成，健康成长，能讲四种语言，并且表现出吹奏双簧管的天赋。

伦尼讲到这里停顿下来，说明故事的结尾——他要说出的点睛妙语——部分，让人回想起姑娘原来的经历。尽管文明教化对她产生了巨大影响，那个姑娘的行为显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老习惯具有的顽固力量。

伦尼后来说：“哦，对了，请等一等。我们得回过头去看一看。重操旧业的不是那个姑娘，而是那个美国人。想一想吧，他那种人对自己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持怀疑态度。他开始质问自己。她究竟是一个心灵扭曲的儿童，还是一个具有艺术天赋的孩子？她究竟是让男人上床后便锒铛入狱的祸水妞，还是一个守身如玉的圣洁女？换言之，他把她带回家里，给她提供良好教育，不让她接触香烟，他这样做是否犯下了可怕的错误？他开始回忆自己在圣何塞市度过的那些非常疯狂的夜晚。”伦尼提到圣何塞时，发出了浓重的喉音。“没错，就是在她表演的那家妓院的臭气熏天的地下室里度过的那些夜晚。傻瓜，还是承认了吧，你毁掉了一种具有异国风情、手法青涩、震撼人心、非常怪异的变态表演，用一只令人觉得乏味的双簧管取而代之。顺便说一句，她每天都吹奏那种乐器。不管怎样说，双簧管只是长支箭牌香烟的替代品，是被正常化的东西，是用于演出的东西。”

伦尼侧身站着，一只手握着话筒，另一只手抚摸着下巴。

“他满怀渴望，想要看到烟圈从她的阴部，从她的大腿之间冒出来的情景，先是她细长的两腿之间的香烟，然后是缓缓升起的圆圈。当年，他把她从妓院老板手里赎出来时，她很快就能让烟圈缠绕成串了。那要么是神圣的三位一体的象征，让人想起圣父、圣子、圣灵，要么是百龄坛啤酒的标识——纯度、质感、醇香。无论那些烟圈表示什么，诸位都可以想象一下他当时的兴奋状态。”

伦尼抬头看了一眼舞台侧翼，若有所思。

“两人在厚厚的草坪上举行了一场没有香烟的结婚仪式。新婚之夜，她依然是处女之身，穿着睡衣，站在房间西面的窗户前。他走进去，穿着宽松裤和晚间便服，手里拿着装有香烟的烟斗，一支没有点燃的长支箭牌香烟。”

然而，伦尼心里没有把握，不知道这个段子该如何收场。

“他从烟斗里取出香烟，伸手递给她，目光扫视她睡衣下面若隐若现的胴体。她后退一步，满脸惊恐。她说，你肯定疯了。她用四种语言表达了这个意思。她表达任何意思几乎都要使用四种语言，这个习惯已经开始让他心生厌恶了。”

这时，伦尼灵机一动，想到一个更深奥、更有挑战性的主意。

“等一等，听我说。那个百万富翁是我虚构的人物，对吧？我们把他塞进故事之中，因为我们需要一个腰缠万贯、性格软弱的慈善家，需要一个做事体面的傻瓜。他脑子里有自我欺骗的幻想，最后却表现出藏在灵魂深处的堕落。他是我们杜撰出来的，现在让我们实话实说吧。”

他意识到观众流出失望的神情。他们希望听到新婚之夜那一幕，听到睡衣、闺房，听到他随心所欲编造的结尾。这类似于他讲述的狼孩故事。那个男孩在狼群中长大成人，在森林中被人发现，经过教育和培养，最后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的优等学位。大学毕业一个星期之后，他在街上飙车，惨死在另外一辆汽车的车轮之下。

“让我们实话实说吧，”他说，“他并没有把那个姑娘从变态的生活中拯救出来。她把客人给她的少得可怜的现金积攒起来，依靠自己的力量，逃离了那家妓院。她搭乘飞机，到了纽约这个人欲横流的地方，希望找到她母亲。她母亲没有死，原来的说法是我随口杜撰的。”

糟糕，他让观众觉得非常扫兴。他可以感觉失望的情绪漫延开来，影响到坐在廉价票区域的观众。那里的年轻拥趸们趴在栏杆上，渴望听到一个下流的结尾，听到某种使人恶心的圆满结尾。

“她也从未在妓院待过，”伦尼说，“她根本没有脱下裤子，根本没有从阴部喷出的什么烟圈。其实，她没有在圣何塞居住过，真的。”

伦尼喜欢说圣何塞这个城市的名字。没错，他正在解构自己讲述的故事。他知道观众这时已是满头雾水，但是心里却不能责怪他们。

“让我们还原她的生活吧。她和我们一样，也是真实的人。你搭乘地铁，到南布朗克斯区去吧。她就住在那里，与靠收集废品为生的母亲住在一起。姑娘刚刚出落，男人便开始注意她了。她母亲来去无踪，无缘无故地消失，悄声无息地回来。电话公司切断了她家的电话，房东常常上门催租，后来把驱逐令贴在门口。你见不到房东，因为房子归一家公司，名叫XYZ地产，公司的邮箱在格陵兰岛上。姑娘在无人居住的场所藏身，出没于迷宫一般的背街小巷。她母亲又消失了，她担心房东会把自己抓起来。让我们还原她的生活吧，让我们给她一个真实名字吧。”

可是，他没有说她的名字，他无法想到任何合适的名字，想不到真实的名字。这时，他话锋一转，说起了流传已久的笑话。他讲了一个关于丈母娘的笑话，观众哈哈大笑。真的，这笑话非常滑稽。他讲了一个关于犹太人的笑话，效果更佳，引起观众的强烈反应，大厅里笑声四起。他慢慢地转向种族、两性、宗教方面的话题，言语滑稽，带有攻击性。伦尼在这天晚上表演的节目结束了，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和笑声，站在顶层的那帮青少年兴奋地大声叫喊。他穿着傻乎乎的白色上装，站在大舞台上，显得渺小，带着懊悔。最后，他转过身，朝着侧翼走去。

1965年11月9日

几个小时之后，我还没有停下脚步。我路过自己住宿的酒店，继续朝前走，到了时报广场附近一幢难以形容或归类的建筑物前。在那里，他们将会给我一支蜡烛，领我进门，到楼梯井前。可是，我希望继续前行。在那个地方，我只需爬五层楼梯，然而我希望走进夜色之中，亲眼看一看那东西。

我看见亮着下班信号灯的出租车，不过人们还是打开车门，钻了进去，因为那些出租车停在交通信号灯前，既无法避开，也无法加速离开。我竖起短上装衣领，朝东走了一阵，在城市图书馆附近看见了一大群人。这时，我才意识到，那里是公交车站。那里有六七百人，肯定有那么多，聚集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也不算太乱，沿着人行道站立，队伍一直延伸到图书馆台阶上。他们冒着从第五大道吹来的寒风，等着公共汽车出现。

我没有穿外套，外套留在伊利诺斯州的埃文斯顿市了。我埋着头，俯身向前，看见有人步行走过皇后区大桥，八九个人一排，一行大概有五十人，正在接管大桥。队伍后面是一长串慢慢行驶的汽车，后面还有大批步行回家的人。

就在这个时候，我脑海里出现了这个念头，心里不禁一阵懊悔。

在第七十大街，我找到一家点着蜡烛的餐厅，坐下来用晚餐。顾客很多，需要拼桌，餐厅的人安排我和其他三人坐在一起。当然，席间只有一个话题，至少有一阵如此。我们很想知道这次停电究竟涉及多大范围，是否是人为破坏造成的。有人——他系着蝴蝶结领结，是一名图书编辑——说，这是希区柯克早期拍摄的一部影片名称，主演是西尔维亚·西德尼。那个人一口气说了影片中其他演员的名字。那部影片开始时的场景就是停电。许多人排队等着就餐，所以我们没有点甜食和咖啡。我在附近的一家酒吧里喝了一杯酒，心里说，杰里——杰里·萨利文——的预见是正确的。这让我心里涌起懊悔，一阵内疚。今天晚上，我们——杰里和我——应该去布朗克斯区。我们步行去，不用争抢出租车。长途步行，穿过漆黑、寒冷的城市，这样做有点疯狂，有点煽情。

可是，我后来觉得那做法有些愚蠢，行了，算了吧。我俩可能在半途失去兴趣，可能与抢掠的人，与行凶抢劫的人发生冲突，也许会感到疲倦，杰里可能会感到疲倦。如果这样，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呢？

一名男子手持卷起的杂志，站在那里指挥交通。他身材有点肥胖，可是步履轻盈，转动迅速，努力疏通第八十六大街上乱作一团的车流。他耸了耸肩，没有理睬周围响成一片的汽车喇叭声音，不停地比划着交通信号。他穿着带有绒毛领子的轻便外套，手里的指挥棒闪闪发光，让人纷纷驻足观看。无论围观的人如何评价，他的动作认真，灵巧，蕴含着巨大的热情，感染了街道上的人们。

我心里想，步行穿过曼哈顿，进入布朗克斯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算一个壮举，一个不错的选择。在这个非常特殊的夜晚，世界面临分崩离析，我们可以一直走到原来居住的那个街区。我们可以把它视为一种姿态，一种回忆之举。然而，当我们在凌晨两点到达那里之后，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有的电台配有备用电源，没有中断播音。有人一边走，一边听半导体收音机。有人裹着头巾，出售手电筒和蜡烛。在成千上万的公寓窗户里闪着微弱的烛光。在小杂货店门外，许多人排起了长队，等着购买蜡烛。街道拐角处，电话亭也排起了长龙。

电网失去了作用。这意味着什么呢？相互连接的整个系统崩溃了。也许，连接不够紧密。西尔维亚·西德尼在黑暗之中。

从某个角度看，整个城市的霓虹灯全部关闭，呈现出饱受困扰的轮廓，显得深不可测。今天晚上，可以看到一大片天空。公园里的亭台楼阁似乎被压扁了，变为一种深色天鹅绒，遭到了蚀刻，死气沉沉，缺乏让夜晚产生脉动的静电。

我听到了鼓声，敲击的声音，不是断断续续的，也许是手鼓的声音，沉闷，飘忽，从公园里传来。

在这里，我觉得陌生。我对曼哈顿的了解仅仅在街道层面上，并不完整。我心里出现些许孤立感。这个地方有许多需要认识的东西，有许多突然出现的炫示，有一种难以理解的心态和伪装，超过南非的德兰士瓦省的某种方言。这些因素让我感到害怕。每个人都知道同样的七种东西。可是，你可能必须花上几年时间才能读完清单。到了那时，数字可能完全变了，你可能需要了解整个清单。

他们在第九十大街那里走出公园。一队嬉皮士正在举行烛光游行，有的吹着长笛，有的敲着大鼓和手鼓，大约五十人，一边走，一边高呼口号。一名男子伸出的舌头上竖立着一根钢针，一个女人的脖子上缠绕着一条大蛇。一股烟雾发出刺鼻的气味，那是某种相同性质的不正当行为产生的气味。一路同行的还有小孩，以及背在背上、放在吊索中的婴儿。游行的人喊声嗡嗡的，不太清晰，带着鼻音。我觉得，他们喊的是炸弹这两个字。那种感应共鸣带着祈祷的严肃意味，被人一再重复。不过，他们的胸前和背上携带着婴儿，肯定不会高喊预示不祥的字眼，对吧？

也许，杰里的建议是正确的，我无权拒绝。他勇敢建议步行到布朗克斯区去。刚才，我错过了机会，没有响应这个很好的主意，内疚感油然而生。

我看着游行的人沿着公园边缘朝南行进。街道上汽车少了，开始变得越来越暗，一种奇怪的平静开始慢慢降临，让人心生恐惧。究竟有多少人被困在地铁里，被困在拥挤不堪的电梯里，万分焦急，等待救援呢？怀疑、瘫痪的可能性总是存在，这就是隐含在依赖电力的城市之中的危险，这城市会停止运行而冷却，让人全然无助，身处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能和我现在一样，心里开始怀疑整个城市究竟是如何运行的。

我往东走，进入第九十六大街。街道上空空荡荡，死气沉沉，商店关门，公交车站没人等候，电话亭里不见人影。自我不复存在，眩晕也不复存在，整个城市失去了飞快旋动的活力。一辆没有名称的轿车朝着相反方向行使，这时停在街道中央。开车的人把脑袋伸进大风之中，大声问我。

我问：“你说什么呀？”

“你到哪里去？我拉你去，价格便宜。”

我看着他，庆幸自己离开了杰里。假如和他在一起，就会面对危险，就会听他唠叨废话。我是无法忍受他的废话的。我上了车，告诉那个家伙自己住的酒店。如果电话能用，我希望在房间里给玛丽安——玛丽安·鲍曼——打电话，告诉她这里发生的事，询问他们那里了解的情况。

汽车仪表板上有一个洞，那里应该是安装收音机的地方。不过，我还是问那个家伙听到什么消息没有。

“全部停电了，整个缅因州都停了。还有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还有宾夕法尼亚州，我妹妹住在那里。加拿大的安大略省也停了，这次停电影响的地方非常多。”

我身体倚在靠背上，看着街道从身旁闪过，借着月光，观察可以看见的东西。

我俩在三年之后结婚，我们的女儿生于1970年。就在那一年，在玛丽安居住的大十镇，一小批激进分子引爆了装在小车里的农用肥料和燃油，破坏了威斯康星大学的陆军数学研究所。一人死亡，五人受伤。

两年后，我们有了一个儿子。孩子。我坐在这个罗马尼亚人——也许是希腊人——的车里，未来发生的事情对我来说非常遥远。在某个地方，在另外一个国度的烟雾弥漫的厨房中，身为父亲让人心里产生一阵隐约的懊悔。在幻象般的曼哈顿岛上，只有为数不多的流浪汉参加骚动，夜色浓重，周围漆黑一片。后来的这几十年并非完全没有希望的，不过显得遥远。也许，真的没有希望。

我透过希腊人驾驶的满是灰尘的车窗，可以见到过去的情景一幕一幕地浮现出来。不过，我无法召唤未来，甚至无法想象未来的粗线条轮廓，无法想象这个世界的阳光明媚的星期天。

在剩下的这一段路上，我们两人默默无言。

那个夜晚，到处一片黑暗。你站在时报广场附近的人行道上，可以感觉到夜色在逐渐扩展。一阵警笛声从半英里之外传来。

我看到，酒店大堂里的桌子上摆着一溜蜡烛。大堂空无一人，烛光照在四周高高的墙壁上。一个酒店员工从某个房间里出来。

“我可以送你上楼，不过——”

“没有必要。”

“我送上楼的客人很多，记不清数字了。”

“我只需要一支蜡烛就行了。”

酒店员工手里握着一把手电筒，说话时不停地比划，电筒的灯光划过狭小的大堂。

“我爬楼梯时，背部可能受了一点伤，”他说，“不过，我点燃了这些蜡烛，你们可以使用。可能有的人到店里来，没有带火柴。”

我端起一支蜡烛，顺着楼梯，到了第五层。我进了房间，径直到了窗户前，希望从那里看到夜晚的情形。

我没有给玛丽安打电话。我心里有一种孤独感，没有更贴切的词语来表达当时的心境。然而，孤独一词表示的状态是我从来不愿承认、总是可以摆脱的东西。其实，有时候，甚至这也并不是适当的途径。我没有给她打电话的原因是，我不愿让步，不愿眼睁睁地看着夜色变得越来越浓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