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斯顿疲劳得像凝胶一样，凝胶是个恰当的用词，自动出现在他脑海里。他的身体似乎不仅像果冻那样软，而且也呈半透明状。他觉得如果把手举起，会看到光线透过来。全部血液和淋巴液都因为无比繁重的工作而被抽干，只留下由神经、骨骼和皮肤组成的脆架子。所有知觉都似乎被放大，工作服在磨擦他的肩膀，人行道让他的脚底发痒，甚至把手张开攥住都是种费力的动作，能让他的关节格格作响。

他在五天内的工作时间超过九十个小时，部里其他所有人也是。现在全结束了，直到明天上午，他实际上无事可做，没有任何党安排的工作要做。他可以去那个藏身处过上六小时，然后再在自己的床上睡九小时。在不算炎热的下午阳光中，他慢腾腾地走上一条通向查林顿先生的铺子的肮脏街道，同时也注意看有没有巡逻队出现，然而他感情用事地相信这天下午不可能有谁来干涉他。他带的公文包重得每走一步都碰到他的膝盖，让他的腿部皮肤从上到下都有发麻的感觉，里面装的就是“那本书”。他带着它已有六天，但是还没有打开过，甚至也没看过一眼是什么样子。

仇恨周的第六天，在游行、讲话、呼喊、歌唱、旗帜、宣传画、电影、蜡像、军鼓敲打和小号尖响、操正步的踏地声、坦克履带的轧轧声、大批飞机的轰鸣、枪炮齐响——这样长达六天之后，最高潮颤动着接近顶点，对欧亚国的全面仇恨沸腾着达到狂乱的程度。将在仇恨周的最后一天被公开处以绞刑的两千个欧亚国战争犯如果落到人们手里，无疑会被撕成碎片。但就在这时，却宣布大洋国根本不是在跟欧亚国，而是在跟东亚国打仗，欧亚国是盟国。

当然，无人承认有过任何转变，只是极其突然地，每个人都知道了敌国是东亚国而不是欧亚国。大家知道的那一刻，温斯顿正在参加一次示威活动，在伦敦的中心广场举行。时当夜晚，那些白色的面孔及鲜红的旗帜被耀眼的泛光灯照射着。广场上集中了数千人，其中包括一千个身穿侦察队制服的小学生组成的方阵。在用红布装饰的讲台上，某个内党的演讲家正向人群做着慷慨激昂的讲话。他是个瘦削的矮个男人，长着跟身材不相称的长手臂和一颗硕大的秃顶头，上面还有几绺稀疏的头发。他长得像个侏儒，因为仇恨而扭动着身子，一只手抓着话筒柄，另一只手——胳膊瘦骨嶙峋，手却大如蒲扇——在头顶的空气中凶狠地抓舞。他的声音因为扩音器而带上了金属味，在没完没了地迸射着一系列内容，诸如暴行、屠杀、驱逐、抢劫、强奸、拷打战俘、轰炸平民、散布谎言的宣传、侵略、背信毁约等。听着他演讲，你不可能不先是相信，然后变得疯狂。每隔一阵子，人群的愤怒沸腾起来，喇叭的声音被野兽般的咆哮声压了下去，那是从几千个喉咙里不可遏制地爆发出来的，而最为野性十足的喊叫，来自那些学童。讲话持续了可能有二十分钟时，一个通讯员匆匆走上讲台，把一张纸条塞到演讲家手里。他打开看了一眼，然而并未停止演讲。他的声音和行为都没有任何改变，他演讲的内容也未改变，但是突然间，那些名字变了。不用说什么话，理解像波浪一样掠过人群。大洋国在跟东亚国打仗！然后出现一阵剧烈的骚动。广场上布置的旗帜和宣传画全错了！超过一半的宣传画上印错了面孔。这是蓄意破坏！戈斯坦因的特务在行动！接着出现了暴乱般的一段插曲，宣传画被人们从墙上扯下来，旗帜被撕成碎片踩到脚底。侦察队的队员表现出了惊人的敏捷身手，他们爬上楼顶，把烟囱那里飘扬的三角旗剪掉。才两三分钟时间，这些工作就全部完成了。那位演讲家仍紧攥话筒柄，肩部前倾，另一只空出来的手在空中抓舞，仍然在演讲。再过一分钟，人群中又爆发出因愤怒而引起的野蛮咆哮声。仇恨周跟刚才一样，丝毫不走样地进行，只是仇恨的对象变了。

温斯顿回头想一想时，令他印象深刻的是，那个演讲者实际上是在某句话中间变了调，不仅没打顿，而且甚至没破坏句子结构。但在那时，他还在想着另外一件事。宣传画被扯掉的混乱时刻，有个他没看到其长相的男人拍拍他肩膀说：“对不起，我想您的公文包掉了。”他没说话，心不在焉地接过公文包。他知道还要再过几天，他才有机会看看里面的东西。示威活动结束后，他立即回到了真理部，尽管那时已经差不多二十三点，部里全体工作人员都是这样做的。电屏里已经传出要他们回到工作岗位上的命令，但那几乎是多此一举。

大洋国在跟东亚国打仗，大洋国一直在跟东亚国打仗。过去五年内的政治性文献的绝大部分都已完全落伍，所有报道和档案、报纸、书籍、小册子、电影、录音、照片等等——一切都必须以闪电般的速度改掉。虽然没有什么指示，但大家都明白，部里的首长希望在一星期内，让所有地方都不再提到跟欧亚国打仗、与东亚国结盟之事。这项工作极其艰巨，而且由于不得明言涉及到的做法而更显艰巨。档案司里的每个人都是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小睡两次，每次三个小时。从地窖里取出了床垫，走廊上摊的全是。三餐饭由食堂服务员用推车推着到处发放，包括三明治和胜利咖啡。每次温斯顿暂停工作去睡会儿觉时，总是努力把桌子上的活干完；而每次当他眼皮沉重、腰酸背痛地拖着脚步回来后，他的桌子上又堆满积雪一样的纸卷，不仅把口述记录器埋了一半，而且多得掉到了地上，因此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总是把纸卷堆成够整齐的一堆，好给自己腾出地方干活。最难办的，是这项工作根本不是完全机械性的。尽管一般情况下用一个名字代替另一个就行了，然而凡是处理某些事件的详细报道时，都需要细心再加上想象力，甚至在把某场战争搬到世界上另外一个地方，这需要相当丰富的地理知识才行。

到了第三天，他的眼睛疼得难以忍受，眼镜片每隔几分钟就需要擦一次。这就像在撑着干一件极其累人的体力活，一件有权利拒绝去干，然而又神经质地渴望将其完成的活。他低声向口述记录器念出的每个词、蘸水笔的每一画都是精心编造的谎言，然而在有时间回想一下时，他不记得自己被这一事实困扰过。跟档案司里的别人一样，他渴望能把这种伪造工作干得十全十美。第六天上午，纸卷来量少了下来。长达半小时里，什么也没有从管子里吹送出来，然后又是一个纸卷，接着又没有了。差不多在同一时间，每个地方的工作都轻松了。记录司里的每个人都悄悄长叹一口气，一件不可提及的伟大功绩完成了。现在对任何人来说，都无法以文件证据证明跟欧亚国发生过战争。十二点时，出人意料地收到通知，说部里所有工作人员从下午到第二天上午都不用上班。温斯顿仍带着装有“那本书”的公文包——工作时放在两腿之间，睡觉时放在身子下面——回了家，刮过脸后，他几乎在浴缸里就睡着了，虽然水才微温而已。

他爬上查林顿先生铺子里的楼梯，关节有点叫人舒服地咯咯作响。他身上累，却不再困乏。他打开窗户，点亮肮脏的小油炉，在上面放了一锅水，准备煮咖啡。茱莉娅很快也会来，还有“那本书”也在这里。他坐在那张脏兮兮的扶手椅上，解开了公文包的系带。

这是本黑面厚书，装订较差，封面上没印作者名或书名，印刷字体也略微有点不一致。页边已经破旧不堪，很容易就会散页，似乎这本书已经过很多人的手。有书名的那一页上印着：

寡头集体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伊曼纽尔·戈斯坦因　著

温斯顿开始阅读：

第一章

无知即力量

有史以来，很可能自新石器时代结束以来，世界上一直存在三种人：上等、中等和下等。他们以很多方式再往下细分，有过无数不同的名称，他们的相对数量以及相互态度都因时代而异，然而社会的基本结构却从未改变。即使经过翻天覆地和似乎不可逆转的变化之后，同样的格局总是重新得以奠定，就像无论往哪个方向推得再远，陀螺仪都会恢复平衡一样。

这三个阶层的目标永远不可调和……

温斯顿停了下来，主要是为了体会一下他正在舒适安全地读书这一事实。他独自一人，没有电屏，锁眼上也无人偷听，没有扭头扫视或捂住书本这种不安的冲动。宜人的夏日微风吹拂他的脸颊，从远方某处，隐隐约约传来小孩子的叫喊声。在这房间里，除了时钟虫鸣般的走时声，没有别的声音。他往扶手椅里坐得更深一些，把脚放在壁炉前的挡板上。这是种无上的幸福，是不变的永恒。突然，正如一个人有时会翻一本他知道最终会把每个词都一读再读的书本那样，他把书翻到另外一处，发现已经是第三章。他继续阅读：

第三章

战争即和平

二十世纪中期以前，即可预见到世界将分成三个超级大国。由于俄国吞并了欧洲，大英帝国被美国所吞并，现存三大国中，有两个在当时已实际存在，第三个大国东亚国将在又经过十年混战后崛起。三者之间的边界在有些地区很明确，而在另外一些地区，随着战争形势发展而波动，但一般而言是按照地理界线划分的。欧亚国包括整个欧亚大陆北部，从葡萄牙到白令海峡；大洋国包括美洲、大西洋岛屿以及不列颠各岛、澳大利亚和非洲南端；东亚国比另外两国小一些，西部边界不是很确定，它包括中国及其以南地区、日本群岛以及满洲和蒙古。

要么联甲攻乙，要么联乙攻甲，三个超级大国永远处于交战中，过去二十五年里一直如此。然而战争也不再像二十世纪前几十年的战争那样，具有孤注一掷、你死我活的性质。它是各个无法击溃对方的参战国之间目标有限的战事，既无具体开战原因，也无意识形态方面的真正差异。但这并不是说战争方式或者在战争问题上的盛行态度变得没那么嗜血或者多了点骑士精神，恰恰相反，战争歇斯底里症在各国内部都经久不衰并普遍存在，像强奸、劫掠、屠杀儿童、把大批人口变成奴隶，甚至发展到煮死及活埋这样针对战俘的报复行为都被视为正常，而且如果是己方而不是敌方所为，此种行为就更值得称颂。然而从实际意义上说，战争涉及的人数很少，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受到高度训练的专家，造成的伤亡数字相对少一些。战斗都是在一些不清不楚的边境地区，一般人都知之不详，要么在扼据海路战略地点位置的水上堡垒附近。从各国社会和生活方式意义上说，战争的意义仅限于消费品的常年短缺和偶尔打来一颗火箭弹炸死几十个人而已。事实上，战争的特点已经改变。说得更准确点，发动战争的理由在重要性顺序上已经改变。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大战中只占较小程度的动机现在已成为主导性的，被有意识认可并依照其行动。

为理解如今的战争——因为战争或结盟的对象每隔几年总会变化，但总是同样的战争——人们必须首先理解战争不可能是决定性的，三者的任何一个都不可能完全被征服，甚至另外两国联合起来也做不到，它们过于势均力敌，而且相互之间的天然屏障太难克服。欧亚国被其辽阔疆域所保护，大洋国依靠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宽度，东亚国靠的是其居民善于生养以及勤劳的本性。第二，从实际意义上说，也没可以为之打仗的原因了。随着自给自足经济体制的形成，生产和消费达到互相平衡，在以前的战争中，作为主要战争理由的争夺市场这点已不复存在，原材料之争也不再是你死我活的问题。不管怎样，三个超级大国辽阔得能够在各自疆域内取得所需全部物资。如果说战争还有直接经济原因，那就是对劳动力的争夺。各大国的国境之间，存在一个哪个国家都不曾长期占领的地带，大致呈四边形，四个角分别是丹吉尔、布拉柴维尔、达尔文港、香港，它包括了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三大国就是为了占领这一带人口密集的地区和北部的冰盖区而不断争斗。实际上三者中，谁都不曾占领过全部争议地区，它的各部分经常易手，要靠突然背信弃义，才能占据这一块或那一块地方，正是这一点，造成了结盟方式的不断变化。

所有被争夺的地区都蕴藏着宝贵的矿产资源，有些地方出产重要的植物产品，如橡胶。在较寒冷的地方生产橡胶，则需要以费用相对较高的合成方法。然而最重要的，是这些地区拥有永不枯竭的廉价劳动力储备。不管哪个国家，只要占领了赤道非洲或者中东地区，或者印度南部，或者印度尼西亚群岛，就同时能够支配几千万乃至几亿廉价而勤劳的苦力。这些地区的居民多少被公开置于被奴役的地位，永远是前一个征服者刚走，下一个又来，而且被当做煤和石油一样的消耗品，为的是制造更多军备，攫取更多领土，控制更多劳动力，制造更多军备，攫取更多领土，就这样无限进行下去。应该看到的是，战斗从未越过被争夺地区的边界。欧亚国的国境在刚果河和地中海北岸之间波动，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岛屿在大洋国和东亚国之间不停易手，在蒙古，欧亚国和东亚国的分界线从未稳定过；在北极地区，三者都声称对极其辽阔的疆域拥有主权，其实那里大部分地区都荒无人烟，也未经探测。力量平衡却总是被大体维持着，作为三大国的中心地域从未被侵犯过。此外，赤道地区被剥削人民的劳动对全球经济而言，也并非真正必需，他们对全球财富总量没有贡献，因为不管他们生产的是什么，总被用于战争这个目的，发动战争的目的，总是为了让己方国家在发动下次战争时处于有利地位。通过被奴役人民的劳动，永不停息的战争的速度会加快。然而即使他们不存在，全球社会结构以及这种结构自我维持的过程也不会有根本不同。

现代战争最重要的目标（根据双重思想原则，这一目标被内党的头头脑脑承认的同时也加以否认）是消耗机器的产品而不提高总体生活水准。从十九世纪末期开始，如何处理剩余消费品的问题就成为工业社会的潜在问题。当前，少数人还算能填饱肚子，这个问题显然仍不紧迫，即使不进行人为销毁，也可能不会成为紧迫问题。当今世界跟一九一四年以前的世界比较起来，是个物质缺乏、食不果腹、满目疮痍的世界，跟当时人们所设想的未来世界比起来更是如此。二十世纪初期，设想中的未来社会是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富足安逸、井井有条、效率极高的社会——是个由钢铁和雪白水泥所构建的光彩夺目、一尘不染的世界——那是几乎每个识字的人们意识中的一部分。科学技术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而且很自然可以想象科技会永远发展下去。但这些并未发生，部分由于长期战争和革命所造成的穷困，部分由于科技进步需要思想上的经验主义习惯，在一个严格军事化管理的社会里，这种习惯无法幸存。总体而言，当今世界比五十年前的世界更原始。有些落后地区得到发展，不少东西被发明出来，但总是以某种方式跟战争和警方的侦察活动有关，实验和发明总体上说是停止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核战争所造成的破坏从未被全面修复过。然而，机器的潜在危险性总是存在着。机器首次出现时，在所有能够思考的人们看来，人们不必再从事苦工，因此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现象很大程度上也将消失。如果机器是有意为此目标而使用，那么几代人以后，饥饿、过劳、肮脏、文盲和疾病就会被消除。实际上机器并非有意为此目标使用，而是按照一种自动的过程。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差不多五十年时间里，机器确实大大提高了普通人的生活水平，这是通过生产出有时不可能不分配的财富来完成的。

然而同样明显的是，财富的全面增长具有毁灭性危险——确实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要毁灭等级社会。如果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只需要工作很短的时间、能够填饱肚子、能够住在一幢有厕所、有冰箱的房屋里，而且拥有一辆汽车甚或飞机，最明显和也许是最重要的不平等将不复存在。如果这成为全面现象，那么财富就不会带来差别。无疑可以想象有这么一个社会，私人财产和奢侈品意义上的财富是平均分配的，而权力仍然把持在享受特权的少数人手里，但事实上，这种社会不可能保持长期稳定。如果所有人都能享受悠闲自在、高枕无忧的生活，绝大多数人都将学会识文断字和独立思考——而一般情况下，他们可能因为贫穷而变得愚昧——他们学会这些后，早晚会意识到享受特权的少数人是尸位素餐者，就会将之扫除。长远而言，等级社会只有建立在贫穷和无知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存在。回到农业社会——正如二十世纪初某些思想家梦想过的那样——实际上不可行，它跟机械化趋势相矛盾，而机械化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差不多类似一种本能。再者，任何国家如果一直保持工业落后状态，那么在军事上都会过于软弱，肯定会直接或间接受制于更先进的对手国家。

通过控制物品产量来让广大人民保持贫穷状态，也不是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在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约在一九二〇年到一九四〇年之间，很大程度上采用的就是这种办法。许多国家的经济因此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土地抛荒，不再增添资本设备，很大一部分人没有工作，靠政府慈善行为才得以苟延残喘。然而这也会导致军事上的弱势，因为它造成的贫困显然并非必需，使得反抗不可避免。问题是怎样让工业的车轮继续转动，而又不增加世界上的财富。必须生产出货物来，却又必须不去将之分配。实践中，只能通过不断的战争才能达到这一目标。

战争最根本的行为是毁灭，不一定是人命，而是人们的劳动产品。战争是个将物资粉碎或者抛到同温层，或者沉到海底的办法，否则这些物资就会让人们生活得过于舒适，因而从长远意义上说，会过于聪明。即使战争武器真的被摧毁了，武器生产仍是消耗劳动力的方便途径，而不用去生产任何可供消费的东西。例如，建造一个水上堡垒所使用的劳动力就能建造出一百艘货船，然而这一堡垒最终也会报废拆掉，永远不能为任何人带来物质上的好处，接着再花费极其巨大的劳动力去建造下一座水上堡垒。从原则上说，战争努力总是计划得能够消耗掉满足人们最低需求之外的所有剩余物。实际上，人们的需求总是被低估，结果是生活必需品中有一半总处于短缺状态，然而就连这点也被认为是有利条件。这是精心制订的政策，让即使享有特权的团体也在困苦的边缘徘徊，因为普遍的物资缺乏能够增加小小特权的重要性，因此能够导致不同集团之间的差别更为明显。以二十世纪初的标准衡量，甚至一个内党党员所过的生活也是艰苦朴素、工作繁重的。然而，他的确拥有的一些奢侈条件——他住面积很大、配套设施齐备的公寓，穿质地更好的衣服，享用高级的食物、酒类和烟草，还有两三个仆人供他驱遣，有自己的汽车或直升飞机——让他和外党党员的生活有天渊之别，而外党党员和他们称为“普罗”的贫不聊生的大批群众相比，又享有类似的特权地位。社会气氛是那种相当于被围困的城市之内的气氛，贫富的差别可能就是有没有一块马肉可吃。同时，由于人们意识到处于战争中，因此是处于危险中，这使得将全部权力交给一个小小的阶层似乎是自不待言，是为了生存下去不得已而为之。

可以看出，战争不仅完成了必需的摧毁工作，而且完成得在心理上也能接受。从原则上说，通过建造庙宇和金字塔，挖个坑然后再填上，或者甚至是生产出大批货物然后放把火烧掉这些方式，也能很简单地把过剩的劳动力浪费掉，然而这些方法仅能提供等级社会的经济基础，而非感情基础。在此，要关注的不是群众的精神面貌——只要让他们一直处于工作中，他们的态度便无关紧要——而是党自身的精神面貌。甚至是地位最低的党员也要求他们称职而且勤劳，甚至在有限的程度内头脑聪明，但是同样需要他们做易于轻信和愚昧无知的狂热分子，他们主要的精神状态是恐惧、仇恨、无限敬仰和欣喜若狂。换句话说，他应该具有和战争状态相适应的心理状态。战争是否真正发生着没有关系，而且因为不可能取得决定性胜利，战争进程的顺势逆势也没有关系，需要的只是应当保持战争状态。党要求其党员的智力分裂——这在战争气氛中更容易达到——现在几乎成了种普遍现象，而且所处职务越高，这一点就越突出。恰恰是在内党中，战争的歇斯底里症和对敌人的仇恨最强烈。以他作为管理者的身份，一个内党党员经常需要知道这条或那条战争消息是不实的，他也许经常也能意识到整个战争都是无中生有之事，既非正在发生着，也非为了跟所宣称的相去甚远的目的而发动，然而通过“双重思想”，不难使这种认识失效。同时，没有一个内党党员对战争正在进行着的神秘信念有过一丝动摇，而战争注定将以己方取胜而结束，大洋国将成为无可争议的世界主宰。

对这种即将到来的征服，所有内党党员都将其当做事关信仰之事。征服要么通过攫取一块块领土逐渐达到，从而积聚起无坚不摧的强大力量，要么靠着研制出无法与之对抗的新式武器。这种研制新式武器的工作正在持续不断地进行，这也是具有创造力或者爱思考的头脑能得到用武之地的极少数活动之一。在当今大洋国，传统意义上的科学几乎已经不复存在。新话里没有“科学”这个词，过去的科学成就赖以建立的思维上的经验主义方法跟英社中最基本的原则相矛盾。就连技术进步，也必须是在它的产品能以某种方式用以减少人类自由的前提下才能取得。所有实用技术方面要么停滞不前，要么在倒退。耕作农田用的是马拉犁，书本却是用机器写就。但在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其实指的就是战争和警方的侦察活动——仍然鼓励用经验主义方法，要么至少这种方法得到容忍。党有两个目标，一是征服全世界，二是一劳永逸地消灭独立思考的可能性。因此，党要解决的最主要难题有两个，一是如何在并非本人自愿透露的情况下发现他正在想什么，二是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于几秒钟内消灭上亿人口。科学研究之所以仍继续进行，这些就是研究课题。现在的科学家要么是集心理学家和审讯者于一身，对脸部表情、动作和说话音调所蕴含的意义进行极其细致的研究，而且对让人说实话的药物、休克疗法、催眠和拷打肉体的效果进行试验；要么他是个化学家或者物理学家，或者生物学家，只研究专业上的特定分支，跟杀人有关。在和平部里的巨型试验室里和隐蔽在巴西森林里——或是在澳大利亚的沙漠中，或是南极洲的不为人知的岛屿上——的试验站里，一队队专家正在不知疲倦地工作着。有些专家只是在制订将来战争的后勤计划，有些专家在设计越来越大个的火箭弹、威力越来越大的炸药和防护性能越来越好的装甲；还有些专家在寻找更致命的毒气，或者可大批生产的可溶性毒药，以致能全部消灭地球上的植物或者能抵抗所有可用抗生素的病菌种类；另外有些专家在努力制造出可以在地下前进的车辆，如同潜艇在水下那样，或者像帆船一样不需要基地的飞机；还有些专家的研究方向更是匪夷所思，例如通过架设于几千公里以外太空中的透镜聚焦太阳光，或者利用地心热量，人为制造出地震和海啸。

但是所有这些项目离实现从来差得很远，三大国中，没有哪个能明显领先另两个。更值得注意的是，所有三者都已经拥有原子弹，那比他们目前任何一种研制工作有可能制造出来的武器的威力都更大。虽然党习惯性地将原子弹的发明归功于自己，然而原子弹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就已出现，差不多十年后开始大规模使用。当时，几百颗炸弹投在工业中心地区，主要在俄国的欧洲部分、西欧以及北美。其后果令三国的统治集团明白再多投几颗，就意味着有组织社会的末日，因而也是他们自己掌权的结束之日。因此，虽然正式的协定不曾存在过或者有迹象存在过，然而没有谁再扔原子弹。三大国全都只是继续制造原子弹并储备起来，等待决定性机会的到来，他们都相信那一天迟早会来。同时，战术在三四十年的时间里几乎被固定下来。直升飞机比以前使用得更频繁，轰炸机在很大程度上已被自动推进的炮弹所取代，易受攻击的脆弱的战舰让路给了不会沉没的水上堡垒，然而在其他方面，几乎没有任何进展。坦克、潜水艇、鱼雷、机关枪，甚至步枪和手榴弹都仍在使用。虽然报章上和电屏里在报道没完没了的杀戮，但是像早期战争中孤注一掷的战斗，也就是在几周内使几十万甚至是几百万人送命的战斗，却从未再次发生过。

三大国中没有一个会企图进行有可能带来重大失败危险的部队调动，所采取的任何大规模军事行动，都是对盟国的突然袭击。三者都采用的，或自欺地采用的都是同样的策略。三者的计划是通过结合战斗、讨价还价和时机计算恰当的背叛行为，去占领多个基地，这些基地形成一个圆圈，将两个对手国家之一完全包围起来。然后跟该国家签下友好条约，在许多年时间里与其保持和平关系，以致其疑心全失、麻痹大意起来。这段期间，装有核弹头的火箭弹可以集中到所有战略据点。到最后，这些火箭弹在同一时间发射，造成铺天盖地的效果，以至于不可能进行反击。然后再跟剩下的对手国家签订友好条约，并为下次攻击作准备。几乎不值一提的是，这种如意算盘只是白日做梦而已，没有实现的可能。不仅如此，除了赤道及北极附近的被争夺地区，从来没有哪个国家进攻过敌国领土，这就说明了各大国之间在某些地方有确定的边界。例如，欧亚国很容易就能攻占不列颠群岛，从地理位置上说，那是欧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大洋国也能将其边界扩张到莱茵河甚至维斯图拉河，但那样就违反了各大国都遵循的关于文化统一性的不成文原则。如果大洋国占领以前被称为法国和德国的地区，就需要或者消灭掉当地的居民——会是一项实行起来极为困难的工作，或者把差不多有一亿的人口同化，从技术发展角度来说，这些人口与大洋国的人口处于一致的水平。三大国都面临同样的难题，对其结构来说，绝对需要除了有限度地和战俘和黑人奴隶接触，不与外国人发生任何联系。甚至对目前的正式盟国，也以最复杂的猜忌之心度之。大洋国的普通公民除了见到战俘，从未见过一个欧亚国或者东亚国的公民，而且被禁止学习外语。如果他被允许跟外国人接触，就会发现他们跟他是一样的同类，他被告知的关于那些人的说法绝大部分是谎言，他在其中生活的封闭世界将被打破，而他的道德观赖以存在的恐惧、仇恨和自以为是的正义感就可能灰飞烟灭。因此，所有三方都意识到不管波斯或者埃及，或者爪哇岛，或者锡兰易手多少次，除了炮弹，一切都绝对不可越过边界。

在此背后，有一项从未明明白白讲出来的事实，然而被默认，并成了行为准则，那就是所有三大国中的生活状况都相差无几。在大洋国盛行的哲学叫英社，在欧亚国盛行的哲学被称为新布尔什维主义，而在东亚国盛行的哲学有个中文名字，通常被译做“崇死”，但是也许用“消灭自我”可以表达得更透彻一些。大洋国的公民被禁止了解另外两种哲学的任何宗旨，却被教导将其斥为野蛮地违背了道德和常识。实际上，这三种哲学几乎无法分别，所支持的社会体系根本没有任何区别，都是同样的金字塔结构，同样有着对半人半神领袖的个人崇拜，经济同样由连绵的战争所维持并为战争而服务。因此，三者不仅不能将对方征服，而且征服了也不会有任何获益。恰恰相反，只要三者之间保持战争冲突，就会像三捆谷物那样互相支撑着。通常而言，三者的统治集团对其所作所为在意识到的同时也意识不到。生活中，他们都致力于征服全世界，然而他们也知道，有必要让战争在不可能取胜的情况下永远继续下去。同时，因为不存在征服或者被征服的可能，使得否认现实成为可能，这也正是英社和与其对立的其他两种思想体系的特征。有必要重复一次之前已经讲过的东西，也就是通过变得连绵不断，战争从根本上说，改变了自身性质。

在过去，一场战争几乎从定义上说，是早晚会结束的，通常说来，胜利还是失败也明确无误。在过去，战争也是人类社会用以与具体现实保持联系的主要手段之一。每个时代的每位统治者都曾试图将错误的世界观强加给他们的追随者，然而不会鼓励他们拥有趋于影响军事效率的错觉，其后果令这些统治者承受不起。只要失败意味着失去独立，或者意味着通常被认为不好的结果，就一定要认真防备以避免失败。具体事实不能视而不见。哲学或宗教或伦理学或政治中，二加二可能等于五，但在设计枪支或者飞机时，二加二就必须等于四。缺乏效率的国家总是迟早会被征服，而追求效率则不利于产生错觉。再者，为追求效率，就有必要向过去学习，那就意味着对过去发生之事要有相当精确的观念。当然，以前的报纸和历史书经常是带着偏见和经过歪曲的，但不可能像如今这样进行伪造活动。战争能可靠地让人保持理智，对统治集团而言，它也许是让理智得以保持的所有措施中最重要的。不管战争是赢是输，没有哪个统治集团毫无干系。

然而，当战争实际上变成连绵不断时，它也不再是危险的了。战争连绵不断时，就没有军事必要这一概念，技术进步可以停止，最明显的事实可以被否认或漠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仍在进行的、能称为科学研究的研究仍是为了战争这一目标，然而从本质上说，那是种白日梦，而研究出不了成果也不重要。效率，甚至军事效率都不再需要。在大洋国，除了思想警察，一切都没有效率。因为三大国的每一个都不可征服，实际上每个国家都是个自成一体的世界，在其中，几乎想怎样歪曲思想都可以放心实行。现实只是在日常生活需要中凸现出来——饮食需要，住房需要，穿衣需要，避免服毒或者从顶楼窗户跳下来的需要，诸如此类。生与死、肉体的欢乐和疼痛之间仍有差别，但仅此而已。在被与外部世界以及过去切断联系的情况下，大洋国的公民就像位于星际之间的人，不知道哪个方向是上，哪个方向是下。这种国家里的统治者地位至高无上，就连以前的法老或恺撒都未曾达到。他们必须避免他们的追随者不要饿死太多，以免造成不便，不得不与对手国家在军事技术上保持同样的低水平。然而一旦达到这些起码条件，他们就可以将现实随心所欲地进行扭曲。

因此，按照从前的战争标准来衡量，现代战争不过徒有虚名而已，它就像某种反刍动物之间的争斗，这种动物头顶的角所长的角度让它们不会互相伤害。但是尽管战争是不真实的，却并非没有意义。它会消耗掉剩余的消费品，也有助于保持那种特殊的精神氛围，那是等级社会所必需的。可以看出，现在的战争完全成了一种内部事务。过去，所有国家的统治集团虽然也承认他们的共同利益，因而对战争的破坏性进行控制，但他们的确互相开仗，而且胜利者也掠夺失败方。而在我们当今这个时代，他们根本没有互相开仗，战争是由统治集团向着自己的国民发动的，而且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去攻占或防止被攻占领土，而是保持社会结构不变。因此，“战争”这个词就变得能使人误解。也许说得准确点，就是通过将其变得连绵不断，战争已不复存在。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二十世纪早期的战争对人们造成的那种独特压力也不复存在，而代之以完全不同的东西。如果三大国不是互相开战，而是同意永远保持和平，每个国家的边界都不受侵犯，结果将完全一样。因为在那种情况下，每个国家都仍是自成一统的天地，永远不会有外来危险所带来的使人头脑清醒的影响。真正永远的和平和战争将是一回事。这一点——虽然党员中的绝大多数只是在浅层意义上明白这一点——就是党的标语“战争即和平”的内在含义。

温斯顿停止了阅读。远处，一颗火箭弹雷鸣般爆炸了。独自在没有电屏的房间里读禁书的极乐感觉仍未消逝。独处和安全是种身体上的感觉，不知为何，它跟身体上的疲累感、扶手椅的柔软感以及窗外吹入的微风拂在脸颊上的感觉掺杂在一起。那本书让他读得入迷，或者说得更准确一点，它给了他安心的感觉。从某种意义上说，那本书上所写的内容没有什么他不知道，但那正是它吸引人的部分原因。如果他有可能把自己的零乱思想整理出来，书上所说的正是他会说的东西。它是由另外一个跟他具有类似思想的人写出来的，但在能力、系统性和无畏精神方面，此人比他强了许多倍。在他看来，最好的书本是告诉你一些你已知事情的书本。他刚刚翻回到第一章，就听到茱莉娅走上楼梯的声音，他从椅子上起身去迎接她。她把褐色工具包扔到地上，一下子扑进他怀里。他们超过一星期没见过面了。

“我拿到了‘那本书’。”松开她后温斯顿说。

“噢，你拿到了吗？好。”她没有多大兴趣地说，几乎马上就在油炉旁边跪下来煮起了咖啡。

直到在床上躺了有半小时后，他们才又回到这个话题。傍晚的凉意刚好可以让他们盖上床罩。楼下照常传来熟悉的唱歌声和靴子走在石板路上的摩擦声。温斯顿第一次来时看到的那个强壮的红胳膊女人几乎是院子里的固定景致，只要太阳不落山，她似乎没有一个钟头不是在洗衣盆和晾衣绳之间走来走去，嘴里不是塞着晾衣服的夹子，就是在兴致勃勃地唱歌。茱莉娅侧躺着，像是已经快睡着了。他伸手拿过在地板上放着的“那本书”，然后靠床头坐着。

“我们一定要读读它，”他说，“你也得读，所有兄弟会的成员都得读。”

“你读吧，”她眼也没睁地说，“读得大声点，这样最好了，你可以边读边解释给我听。”

时钟指向六点钟，即十八点，他们还有三四个小时。他把书本搁在膝盖上，开始读了起来。

第一章

无知即力量

有史以来，很可能自新石器时代结束以来，世界上一直存在三种人：上等、中等和下等。他们以很多方式再往下细分，有过无数不同的名称，他们的相对数量以及相互态度都因时代而异，然而社会的基本结构却从未改变。即使经过翻天覆地和似乎不可逆转的变化之后，同样的格局总是重新得以奠定，就像无论往哪个方向推得再远，陀螺仪都会恢复平衡一样。

“茱莉娅，你醒着吗？”温斯顿问道。

“对，亲爱的，我听着呢。往下读，写得太棒了。”他继续读下去：

这三个阶层的目标永远不可调和。上等阶层的目标是保持其地位，中等阶层的目标是跟上等阶层调换地位，下等阶层的目标，如果有——因为他们被苦工压得喘不过气，只是断断续续地意识到他们日常生活之外的事情，这已经成为他们恒久的特点——就是要消灭所有差别，创造出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因此具有相同主要特点的斗争贯穿了整部历史。很长一段时期内，上等阶层似乎牢固地掌握着权力，然而迟早会到这么一个时刻，他们要么对自己失去信心，要么无能力进行有效统治，要么两者皆有。接下来，他们被中等阶层推翻，中等阶层假装为了自由和正义而斗争，因而争取到了下等阶层的支持。但是中等阶层一旦达到目的，就立刻将下等阶层又强行置于原先受奴役的地位，然后自己成为上等阶层。很快，新的中等阶层从另外一种或两种人中分离出来，斗争又重新开始。三种人中间，只有下等阶层从未哪怕是暂时达到过目标。说自古至今从未有过实质上的进步是夸大其辞，即使在现在，虽然处于下降时期，一般人的生活水平跟几个世纪前比起来还是有实质性的进步。但无论是财富的增长，还是举止的文明化、改革或者革命，都不曾向着人类的平等推进过哪怕一毫米。从下等阶层的角度来看，历史性变动所意味的，除了主宰者的名称变化，从来别无其他。

到十九世纪后期，在许多观察者看来，此种模式的反复性显而易见，因此产生了一个思想家学派，他们将历史诠释为循环发展的，声称这一点表明了不平等乃人类生活的不变法则。当然，这一学说向来不乏拥护者，但在如今，它被提出的方式是大大不一样了。过去，等级社会这种社会形式的必要性特别被上等阶层宣扬，它被国王、贵族和靠其过着寄生生活的牧师、律师之类的人鼓吹，一般说来，是通过承诺死后可以进入一个想象出来的世界，从而淡化等级社会的严峻性。中等阶层只要仍在为掌权而斗争，便总是使用自由、平等、博爱这些字眼。然而如今的情况是，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观念受到目前还没有、只是希望不久就会掌权的人们的攻击。过去，中等阶层打着平等的旗帜闹革命，然后当旧的专制一被推翻，就马上会建立起新的专制，而新的中等阶层实际上事先就宣称要实行专制。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出现于十九世纪，是可以上溯到古代奴隶起义的一系列思想链条上的最后一环，它仍然深深受到旧时代乌托邦主义的影响。然而约从一九〇〇年以来出现的社会主义的每一变种都多少公开抛弃了建立自由、公平社会的目标。本世纪中叶出现的新运动——即大洋国的英社、欧亚国的新布尔什维主义、东亚国的通常被称为“崇死”的主义——都有自觉的目标，即保持不自由、不平等永远不变。这种新运动当然是从旧的发展而来，趋于变得有名无实，对旧的主义中的意识形态只是口头宣扬而已。然而这三种运动的目标都是抑制进步，在某个时刻让历史止步不前。那种常见的钟摆式运动将再次发生，然后就停下来。照例，上等阶层将被中等阶层推翻，后者就成了上等阶层，不过这一次，通过有意采取的策略，上等阶层将永远保持地位不变。

新学说之所以出现，部分是由于历史知识的积累和历史感的增强，那在十九世纪以前几乎不存在。历史的循环性前进如今已为人们所了解，要么说似乎如此。如果说它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就可以篡改。然而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原因，是早在二十世纪初，人类的平等已在技术上成为可能。仍然不变的是人们的天赋各不相同，能力也各不相同，有些人得天独厚，另一些人并非如此。然而到了二十世纪初，已经不再有阶级差别或者贫富悬殊的必要。在更早的时代，阶级差别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有利。不平等是文明的代价。然而随着机器生产的发展，此种情形发生了变化。即使人们仍需要做不同种类的工作，却不再需要在不同的社会及经济水平上生活。因此，从正在夺取权力的新集团的角度看来，人类的平等不再是个值得奋斗的目标，而是需要避开的危险。在更远古的时代，在实际上不可能存在平等公正的社会时，就会相当容易相信其存在。几千年以来，人们一直梦想有人间天堂，在其中没有法律和累死累活的工作，人人亲如兄弟般在其中生活，甚至在确实从革命中获益的人们当中，这种憧憬也有一定的市场。法国、英国和美国革命的继承者部分相信对于人权、言论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类他们自己的说法，甚至其行为某种程度上也受到这些说法的影响。然而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所有主要政治思想的主流都是独裁主义的了。恰恰就在有可能实现时，人们却不再相信有人间天堂。每一种新的政治理论，不管如何自称，都导致倒退回等级化和军事化。从一九三〇年左右开始，在普遍日益严峻的形势下，那些停止很久的做法，有些停止几百年了——不经审讯关押，把战俘当做奴隶使用，公开处决，刑讯逼供，扣押人质乃至放逐整个地区的人口——不仅变得平常，而且被自认开明和进步的人们容忍甚至辩护。

只是在全球范围内经过十年国际战争、内战、革命和反革命之后，英社和与其并立的其他主义才成为被全面贯彻执行的政治理论，其到来则早被其他许多体制预示过了，那些体制一般被称为极权主义，出现于本世纪早些时候，而将在大乱之后出现的新世界的轮廓则早就显而易见，由什么样的人来控制这个世界也同样显而易见。新生贵族绝大部分由官僚、科学家、技师、工会组织者、宣传专家、社会主义者、教师、记者和专业政治家所组成。这些人来源于领工资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中的上层，由以垄断工业和中央集权政府所组成的贫瘠的世界造就，并团结到一起。跟旧时代相应阶层的人们比起来，他们没那么贪婪，更不易被奢侈生活所诱惑，更渴望拥有纯粹的权力，而最重要的是，他们对自己正在进行的行为有更清醒的认识，在镇压反抗方面更有决心，最后一个区别最重要：跟现今的专制比起来，过去的专制并非全力维持，而且缺乏效率。过去的统治集团某种程度上总受到开明思想的影响，对到处存在的控制不住的现象听之任之，只是关注明目张胆的行为，而且对他们的国民想什么毫不关心，甚至中世纪的教会以当今标准衡量，也具有宽容性。之所以如此的部分原因，是在过去，没有哪个政府能对其公民持续进行监视。然而印刷术的发明使得公众意见易于控制，而电影和收音机更在这方面推进一步。随着远程视像技术的开发，技术进步使得用同一台设备同时接收和传送信号变得可能，人们从此无法再过不受干涉的生活。在其他信息渠道都已断绝的情况下，任何公民，或者说至少每个重要到值得被监视的公民都可能每天二十四小时处于警方监视之下，也二十四小时被置于官方的宣传声浪中。这样，不仅是完全服从于国家的意志，而且在所有问题看法上的绝对统一就史无前例地成为可能之事。

在五六十年代的革命之后，社会照例进行自我重组，分成上、中、下三个阶层。但是新的上等阶层跟以前的上等阶层不一样，他们并非依本能行事，而是知道怎样做才能保住地位。他们早就认识到寡头政治最稳固的基础是集体主义。财富和特权如果被集体拥有，捍卫起来也最为容易。二十世纪中叶进行的所谓“消灭私有财产”运动，其实意味着财富集中到了比以前少得多的人手里，不同之处是新的财富拥有者是个集团，而不是许多单独的人。从单独个人意义上说，党员除了很少的个人财产，别的什么都不拥有，但在集体意义上，党拥有大洋国的一切，因为它控制一切，并以其认为合适的方式处置产品。革命之后那些年里，它几乎未遭反抗就获得了这种主宰地位，这是因为整个过程都以集体化为代表。一般人总会设想，如果资本家被剥夺财产所有权，社会主义就肯定随之而来。毫无疑问资本家被剥夺了财产，包括工厂、矿山、土地、房屋、运输工具——他们被剥夺了一切。因为这些不再是私有财产，那就一定应该是公共财产。作为源于早期社会主义运动的英社，沿用了社会主义的措辞，实际上也执行了社会主义纲领的主要部分，结果既是提前预见的，又是蓄意导向的，那就是经济上的不平等变成永久性的了。

然而为了长期保持等级社会，问题还要复杂得多。统治集团之所以下台，会有四种情形，要么被外部势力所征服，要么其统治的效率不高，以致大众被发动起来造反，要么它让一个强大的、心怀不满的中等阶层得以出现，要么它丧失了统治的自信和意愿。这些因素都不是单一起作用的，作为规律，某种程度上说，这四种因素全都存在。统治集团如果能防止此四种因素出现，就会永远掌权。说到底，决定性因素还是统治集团自身的精神状态。

本世纪中叶之后，上述第一种危险在现实中已不复存在。如今将世界瓜分的三个国家中的每一个，实际上都不可征服，只有通过缓慢的人口变化使其有可能被征服，然而作为一个拥有广泛权力的政府，很容易就可以避免这样。第二种危险也只是种理论上的危险。大众从来不会自发造反，他们也从来不会仅仅因为受到压迫而造反。确实，只要不让他们掌握做比较的标准，他们就根本永远意识不到自己在受压迫。过去周期性发生的经济危机毫无必要，如今也不允许发生，但是其他情形，具有同样大范围的混乱状况能够而且确实会发生，只是不会带来政治性后果，因为不满不可能被表达得清晰有力。至于生产过剩的问题——因为机械技术的进步，在我们的社会，这一直是个潜在问题——可以通过连绵不断的战争解决（参见第三章），战争也有利于将大众的士气鼓舞到必要水平。因此，从我们目前统治者的角度来说，唯一的真正危险，是从他们自身阶层分化出一个由能干、未尽其才、渴望权力的人所组成的集团，从而产生出自由主义和怀疑主义精神。这就是说，问题在教育，要不断促进领导集团和紧挨其下的更大的行政管理集团的觉悟，而大众的觉悟则要以否定大众的方式来影响。

在此背景下，即使一个人原先不了解大洋国社会的主要结构，也能够推断出来。金字塔的顶端为老大哥，老大哥永远正确，无所不能。每次成功、每项成就、每次胜利、每项科学发现、所有知识、所有智慧、所有幸福、所有德行，都被认为是直接在他的领导和鼓舞下取得的。谁也不曾见过老大哥，他是宣传牌上的一张面孔，电屏里的一个声音。我们可以合理地确信他将万寿无疆，至于他何时出生，已经成了很不确定的事情。老大哥是党选择用来向世界展示自己的一个形象，他的作用是作为热爱、恐惧、崇拜的焦点，在对象是某个人而非某个机构时，这些感情更易于产生。老大哥之下是内党，人数限制在六百万，或者说不到大洋国人口的百分之二。内党之下是外党，如果内党可以称之为国家的大脑，外党就像国家的手。再往下是愚昧的大众，习惯上称之为“群众”，可能占全部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我们前面所做的社会分类中，群众是下等阶层，因为赤道地区的被奴役人口经常在征服者之间易手，不是永远或者必要的组成部分。

从原则上说，这三个集团的成员并非世代相传。内党党员的后代理论上并非生来就是内党党员，能否当上内党或外党党员，要在十六岁时通过考试决定。也不存在任何种族歧视或任何明显的一个地区控制另一个地区的现象。党的最高层有具有犹太人、黑人、南美人血统的党员，每个地区的行政管理者总是从那一地区的居民中挑选出来的。大洋国的所有居民都没有自己被别人从一个遥远的首都殖民的感觉。大洋国无首都，其名义上的元首，是一个无人知其行踪的人。除了英语是通用语言，新话是官方语言，所有其他方面都未实行集中化。它的统治者不是靠血缘关系聚拢在一起，而是靠着信奉同样的教义。确实，我们的社会是分等级的，而且分得很严格，是按照乍一看似乎是世袭的脉络分等级。不同阶层之间发生的互相流动情况，比在资本主义甚至是工业前时代都要少得多。党的两个分支之间有一定数量的人员换位，但目的只是把意志薄弱者从内党剔除出去，并提拔外党那些野心勃勃的人，以使其不致造成危害。群众实际上得不到提拔，其中最具天赋的，有可能成为传播不满的核心人物，他们只是被思想警察盯上并消灭掉。但此种状况并非一定永远不变，而且并非原则问题。党不是原先意义上的阶级，其目的不是将权力交给自己的下一代这样简单。如无其他办法让最能干的人留在最高层，它会完全准备好从群众阶层中提拔整整新的一代。关键年代里，党并非世袭体制这一点很大程度上能化解反抗。老式社会主义者被训练跟所谓的“阶级特权”作斗争，他们以为不是世袭的，便不会是永远的，然而他们不明白寡头政治的连贯性并不需要在实际意义上世袭，也未能想一想世袭贵族统治总是短命的，而像天主教会这样具有吸纳性的机构，有时会维持几百到几千年。寡头统治的要旨不是父传子、子传孙，而是坚持死者加诸生者的某种世界观和生活方式。只要它能指派自己的后继者，统治集团就永远会是统治集团。党所关心的不是血统上的永存，而是自身的不朽。只要等级化结构永远保持不变，至于是谁掌握权力并非重要。

真正说起来，所有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信仰、习惯、喜好、情感、精神状态，都是为了保持党的神秘性，并防止当前社会的本质被看透而有意使其持续下去。实际的造反行为或者任何造反的铺垫工作在目前都不可能。完全不用害怕群众，由其放任自流，他们就会一代接一代、一个世纪接一个世纪地工作，生养，死去。他们不仅没有造反的冲动，而且不会明白世界可以变成另外一个样子。只有当工业技术的发展使得有必要对他们进行更高层次的教育时，他们才会变得危险，但是既然军事、商业以及竞争都不再重要，群众的教育水平实际上是降低了。群众有什么意见或者没有什么意见都被认为是无关紧要之事，他们之所以被允许享受思想的自由，是因为他们没有思想。另一方面，在党员身上，甚至在最不重要事项上最细微的思想越轨，也不能被容忍。

党员从出生到死亡都在思想警察的监视之下。即使独处时，他也永远不能确定他是否真的在独处。不管他在哪里，睡着还是醒着，工作还是休息，洗澡还是在床上，他都能在不经通知也不知觉的情况下被监视。他的一切行为都不是无关紧要的。他的友情、娱乐、对妻子儿女的行为、独处时脸上的表情、睡梦时的咕哝讲话，甚至独具特点的身体动作，都被警惕地、一点不漏地监视着。不只是任何轻罪，而且是任何不管有多不显眼的古怪行为、习惯上的改变、任何可能是内心斗争征兆的紧张姿态都注定会被发觉。在所有方面，他都不能随心所欲。另一方面，他的行为不是由法律或者任何清楚写明的行为规范所规定。大洋国没有法律，被查到就意味着肯定被处死的行为并未明示为严禁之列，持续不断的清洗、逮捕、拷打、监禁和蒸发这些惩罚手段并非针对实际所犯罪行而使用，而只是为消灭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候犯下某种罪行的人而使用。对党员的要求是他不仅要有正确的思想，而且要有正确的本能。许多他被要求拥有的信念和态度从未被清楚地说明白，而要想说明白，就必然会将英社的内在矛盾之处赤裸裸地揭示出来。如果他天生是个思想正统的人（新话称为“好想者”），他在所有情况下不用想就知道什么是正确信念或者应有情感。然而不管怎样，由于在他的儿童时期对他进行过围绕着“止罪”、“黑白”和“双重思想”这些新话词语的精心思想培训，他不愿意，也无力对任何方面想得太深入。

党员不应该有任何个人情感，而且内心要永远保持热情，他应该生活在仇恨国外敌人和国内叛徒的持续狂热状态之中，因为打胜仗而欢欣鼓舞，在党的力量和智慧面前对自身产生渺小感。通过像两分钟仇恨会这种活动，他对贫乏的、无法得到满足的生活产生的不满被精心导向外部并消散，而有可能导致反抗态度的怀疑感被他很早就形成的内心纪律提前消除。这种纪律中首要的也是最简单的，甚至能教给小孩子的，就是新话里所谓的“止罪”。“止罪”意味着在即将产生任何危险思想的关头，具有马上停下的能力，如同本能。它包括掌握不了类推、看不到逻辑错误的能力，如果某个最简单的论点对英社不利，就对其进行误解的能力，还有对可能导致向异端思想发展的思绪感到厌烦或者抵制的能力。简而言之，“止罪”意味着保护性的愚蠢，但光是愚蠢还不够，恰恰相反，在广义上，正统要求一个人像柔体杂技演员控制自己的身体那样，完全能控制自己的思路。大洋国社会从根本上守着这样的信条，即老大哥无所不能以及党永远正确，然而因为在现实中，老大哥并非无所不能，而党也并非永远正确，这就需要在现实问题上不懈地、时时刻刻地弹性对待。此处的关键词为“黑白”，跟新话里的许多词一样，这个词也有恰好相互矛盾的两种含义。用在敌人身上，它意味着无视客观事实、厚颜无耻地颠倒黑白的习惯。而用在党员身上时，它的意思是在党的纪律要求如此时，要出于忠诚的意愿去颠倒黑白。但它同时还意味着相信黑就是白这种能力，而且不止如此，知道黑的就是白的，然后忘记他曾相信黑就是黑，白就是白。这就要求一刻不停地篡改过去，这需要一种能够真正包容一切的思维体系，才有可能完成。在新话里，这被称为“双重思想”。

篡改过去有两个必要原因，一种是次要的，可以说，是预防性的。这个次要原因，就是党员之所以像群众一样忍受现状，部分原因是他没有可资比较的标准。一定要把他和过去切断，就像把他与外国切断一样，因为对于他，有必要相信他比他的祖先生活得更好，而且平均物质享受水准一直处于提高中。然而之所以需要对过去进行调整，重要得多的原因是要保证党的永远正确性。不只是讲话，统计数字和所有档案都必须不停被更新，以显出党在所有问题上预测都正确，也因为这样，才可以不承认所有教义以及政治联盟上的变化。因为改变自己的思想甚至是政策，都等于承认自己有缺点。例如，如果欧亚国或东亚国（不管哪一国）是当今的敌国，那么这个国家一定永远都是敌国。如果存在与此矛盾的其他事实，那些事实就必须被篡改，因此历史一直在被重写。这种每天都在伪造过去的工作由真理部进行，它跟由仁爱部进行的镇压及侦察行为一样，对政权的稳固性都是必要的。

过去的易变性是英社的基本教条之一。英社认为历史事件并非客观存在，而仅仅存在于文字档案以及人们的记忆里。档案和记忆在哪些方面一致，哪些就是过去。因为党全面控制档案，也全面控制党员的思想，因此过去就是党想让它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同时虽然过去可以被篡改，但它在任何特定事例上，却从未被篡改过。因为不管它在当时是需要按什么样子再创造，这一新版本就成了过去，没有任何不同形式的过去存在过。经常会这样，当同一事件在一年内被篡改好几遍，已改得面目全非时，依然存在上述情况。永永远远，党掌握着绝对事实，而且很清楚，这种绝对事实永远都是现在的样子。可以看出，控制过去的最关键之外在于对记忆的训练。确认所有文字档案都跟目前的正统性相一致无非是种机械行为，然而也需要记住，事件是按照所希望的方式发生的。如果有必要重新安排记忆或者篡改文字档案，就有必要忘掉自己做过这种事。这样做的窍门，可以像其他任何一种思考方法那样学会，绝大多数党员的确都学会了，既聪明又正统的人更不用说全学会了。旧话中，它被很直白地称为“现实控制”。新话中，它被称为“双重思想”，不过还包括很多别的含义。

“双重思想”意味着在一个人的脑子里，同时拥有两种相互矛盾的信念，而且两种都接受。党的知识分子明白他的记忆必须往哪个方向改变，因此他知道自己在玩弄现实，然而通过实行“双重思想”，也能让他心安理得地认为现实不曾被改变。这个过程一定要有意识地进行，否则过程中精确度就不够；而且它也一定要无意识地进行，否则会带来一种做伪的感觉，因而会有罪过感。“双重思想”是英社的核心，因为党最基本的行为，是进行有意识的欺骗，同时又保持目的的坚定性，那需要绝对诚实。讲着别有用心的谎言，同时又真心实意相信这些谎言；忘掉一切变得有碍的行为，然后一旦再次需要，又从遗忘中拣回来；否认客观现实的存在，同时又考虑到被否认的现实——这些都缺一不可。甚至在使用“双重思想”这个词时，也需要进行“双重思想”。因为使用这个词时，是承认在篡改现实，通过再来一次“双重思想”，就会清除这种认识，如此循环不已，谎言总跨在真实的前面。最终以“双重思想”为手段，党就能够——我们都明白，可能在几千年内仍然能够——左右历史进程。

历史上所有寡头统治者都倒台了，是因为要么他们变得僵化，要么变得软弱，要么变得愚蠢自大，不能与时俱进地调整而被推翻，要么变得开明而且懦弱，在需要使用武力时却让步，所以也被推翻了。这就是说，他们倒台要么是有意识导致，要么是无意识。创造出两种情况并存的一种思想系统，这是党的成就，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思想基础能让党的统治千秋万代。如果要实行统治并使之持续下去，就必须混淆现实感，因为统治的秘诀，在于把对自身永远正确的信念和从过去错误中吸取的教训结合起来。

几乎毋庸置疑，“双重思想”最高明的实行者，是那些创造出“双重思想”并知晓它是种超级思想欺骗系统的人。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对世事最明察的人也是最看不清其本质的人。总而言之，越是理解透彻，越是幻觉重重；越是聪明绝顶，越是头脑昏庸。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越往上层，战争的歇斯底里症就越厉害。对战争有着最接近理性认识的人，是被争夺地区的被统治对象，对他们而言，战争无非是持续不停的灾难，浪潮一样来回冲刷他们的身体。对他们来说，哪一方取得胜利完全无所谓，他们明白统治者变化无非意味着他们仍然要干同样的活，因为新主人会以旧主人的方式对待他们。地位稍高一点，我们称之为“群众”的工人只是偶尔才意识到战争的存在。需要时，他们能被刺激进入恐惧和仇恨的狂热状态中，然而在被放任自流时，他们可以很长时间都想不起来正在打仗。真正的战争狂热存在于党内上下，特别在内党，相信能够征服世界的人，正是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人。这种对立面的奇特联系——有知和无知，悲观怀疑和狂热盲信——正是大洋国社会有别于其他社会的显著标志。官方意识形态中充满自相矛盾之处，甚至有时也看不出有什么实际原因需要这样。因此党抛弃并贬低以前社会主义运动中采用的每种原则，而且决定以社会主义的名义这样做。党宣扬要对工人阶级采取轻视态度，这在前几个世纪都未曾有过。党却要求党员穿上制服，那曾是体力劳动者的特别制服，党如此决定正是出于“双重思想”的考虑。党有系统地削弱家庭的稳固性，用一个能直接唤起家庭式忠诚的称呼来称其领导人。甚至统治我们的四个部的名称在蓄意混淆事实方面，也揭示了一种厚颜无耻的行径。和平部负责战争，真理部制造谎言，仁爱部负责拷打，富足部则制造饥饿。这些矛盾之处不是偶然，也不是由一般的虚伪所致，而是精心运用“双重思想”的结果。因为只有通过调和矛盾，才能永远保住权力，要打破古老的循环别无他法。如果能做到永远避免人人平等——如果我们已经以高等阶层称之的那些人要永远保持统治地位——那么主要思想状态就必定是受控的疯狂状态。

然而仍然存在一个直到现在我们险些忽略的问题，这就是：为何要避免人人平等？假设这一过程中的方法已得到正确说明，这种为了将历史凝固在某一特定时间而做出不遗余力、精确计划的全部努力是出于何种动机？

至此，我们就要谈到最重要的奥秘。正如我们已经明白的，党的神秘性，最重要的是内党的神秘性是依靠“双重思想”来实现的。然而比这更深一层就是最初的动机，也就是那种从未被怀疑过的本能，这种本能首先导致夺权，然后引出“双重思想”、思想警察、连绵不断的战争和随后出现的其他必要的那套东西。这种动机实际上包括……

温斯顿察觉到了寂静，就像察觉到新的声音一样，他觉得茱莉娅似乎有一阵子一动不动了。她侧躺着，腰部往上光着身子，脸枕在手上，一绺黑发散盖在她的眼睛上，她的乳房在缓慢而匀称地起伏。

“茱莉娅。”

没有回答。

“茱莉娅，你醒着吗？”

没有回答，她睡着了。他合上那本书，小心地放在地板上，躺下来把床罩拉上来盖住两个人。

他想，他仍对最根本的秘密不得而知。他明白怎么做，却不明白为什么。第一章和第三章一样，并未告诉任何他以前不知道的事，只是把他已经掌握的知识系统化了。然而读过之后，他比以前更明白他没疯。作为少数派，即使是一个人的少数派，也并不能说明你疯了。世界上存在着真理和非真理，如果你坚守的是真理，即使要跟整个世界对抗，你也不会是疯的。正在下沉的夕阳把一缕黄色光线从窗户斜射进来，照在枕头上。他闭上眼睛，照在脸上的阳光和挨着他的那个女孩的光滑躯体给了他一种强烈的、催人欲睡的、自信的感觉。他是安全的，一切正常。他嘴里咕哝着“理智不是个统计学概念”就睡着了，他觉得这句话蕴藏了深刻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