纹丝不动地躺在手术台上，失去胎儿的同时，这位年轻女士自己也躺在血泊之中奄奄一息、即将死去。由于植入性胎盘(placenta percreta)，她还在不停地流血，这是一种胎盘穿透子宫壁并侵犯周围器官的罕见疾病，不仅会造成胎儿的营养不良，而且常常危及母亲的生命。在妇产科医院的4楼手术室里，3名年轻的医生竭尽全力，却依旧无济于事。他们施行了剖腹产以去除剩余的胎盘，在宫腔里塞满了纱布用以止血，却依旧不见效果。如果没有其他措施，他们知道，这位孕妇不久就要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去世了。

“这是我遇到的最糟糕的病例，”那天晚上的一名住院医师恩斯特·R·弗里德里希回忆说，“我们输了大量的血。如果还不能止住出血，那她就要血流过多而死了。”

绝望之中，他们呼叫了华盛顿大学医学院——这所拥有自己附属医院的著名教学机构——的值班医生。尽管已是圣诞节深夜，一位高年医生不久就赶到了手术室，让在场的住院医师松了一口气。比尔·马斯特斯冲进手术室。“在走廊里他就已经脱掉了衣服，换上护士扔给他的手术服之后直接就进了手术室。”弗里德里希说，“马斯特斯医生进来后，看了看问题，立马就找到了解决方案。他并没有和我们讨论，一刻不缓地做了他必须做的事，解决了我们的麻烦。”

马斯特斯凭借着自己精湛的外科技术和对复杂的女性生殖系统的理解，以及果敢的做事风格，在生死线上挽回了这名女子的生命。弗里德里希如释重负，拿起本来是为圣诞晚会准备的小相机，抓拍了一张这位实现惊天逆转的医生的照片。“我们几乎都踩在血泊之中，”他回忆道，“照片里，有些人简直是满身鲜血。”正是这样的英雄事迹铸就了一个医生的名望，作为一名外科医生，顶尖的表现让马斯特斯不仅赢得了同僚的尊敬，也让手下的医生对他感激万分。

1950年的时候，威廉·马斯特斯已经为人类性爱研究——这个曾经被乔治·科纳所排斥的研究——作好了充足的准备。获得华盛顿大学妇产科系助理教授职位的他，在这个中西部顶尖的医学院里事业如日中天。年仅35岁却有着一张老成面孔，他很快就成为了系里的二把手，仅次于主任维拉德·艾伦。马斯特斯和妻子莉比也把家搬到了更为舒适的克莱顿，后来又在拉杜——圣路易斯一个富裕的郊区——买了一套更大的房子，期盼着在那儿定居生活。他也积累了一群令人羡慕的病患关系群，每一次怀孕分娩之后，他们都对他倍加尊敬。在同事眼里，马斯特斯是一位完美的外科医生、教师，以及生育这一新兴领域的专家。

尽管只有6英尺来高，但因为大学时代踢过足球并且工作后坚持晨跑的缘故，比尔有着一副宽阔的肩膀和充足的精力。他总是穿一件刻板生硬的衬衫，系着领带，看起来就像是个斗士。他的斜视似乎只是在打量周围的情况。课堂上的他不苟言笑，总是夸张地抿着嘴巴。马斯特斯的下属迈克·弗赖曼医生说：“如果他向你露出笑脸或听见他的笑声，你会有一种被他认可的感觉，就好像父亲拍拍你的头然后对你说，‘真是个好孩子！’”那个曾经毫无自信、害怕回家的预备校少年，如今早已破茧而出、今非昔比。“他是个极端自傲的男人，所有衣服都是私人定制的。”20世纪50年代分配给马斯特斯的另外一名学校职员弗朗西斯·赖利医生回忆说，“那就是马斯特斯的本性。他每隔两天会换一次白大褂，习惯用白色外壳的圆珠笔，从不用其他颜色的笔。他是个独来独往的男人，不能说寡言少语，但怎么也算不上话多的人。”有些人甚至觉得马斯特斯有点狂妄自大，尽管大家都不敢当面跟他提出这一点。同期的一位妇产科住院医师尤金·伦齐医生说：“他不仅觉得作为医生，自己比别人更优秀，而且作为一个人，情况也是如此。他绝对是个自我主义的人。”谈起马斯特斯在学校到处招摇的那辆有型的名爵黑色敞篷跑车时，伦齐和赖利异口同声地说道：“他绝对是个非常自我的人。”即使是下雨天，比尔也从不关上车篷，任雨水肆意地落在自己身上。

周五的傍晚，华盛顿大学妇产科的所有老师和住院医师聚在一起进行手术讨论以及病例分析。护士和医学生都不允许参加这种畅所欲言的开放讨论。在讨论时，马斯特斯总是喜欢搅和，常常提出些魔鬼般的主张。“他会站起来说，‘不，要是我的话会怎么怎么做’，他这么说只是为了挑衅，为了证明医学中没有什么是绝对的，总有别的方式方法去处理同样一个问题。”前住院医师马文·雷纳德说。和那些最顶尖的执业医师一样，马斯特斯喜欢挑战医学传统。“在妇产科医院，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最希望见到的人就是比尔·马斯特斯，”前住院医师罗伯特·戈尔说，“他的判断极为出色，他就是连接新旧两个时代的一个桥梁。”

某个周五，关于剖腹产的问题成为了讨论会上热议的话题，特别是关于为什么短短6个月之内剖腹产的比例从3%一下跳到6%这个问题。如今，剖腹产手术——避免自然分娩的诸多并发症风险而通过手术方法取出胎儿的手术——已经非常普遍，许多医院剖腹产的比例甚至超过了25%。但在20世纪50年代，许多老产科医师更倾向选择阴道分娩，无论漫长的产程如何折磨着母亲。20世纪30年代——那个没有青霉素、没有血库，麻醉也极为不安全的年代——所训练出来的老医生，总是告诫自己的下级医生说不要贪图剖宫产的痛快，究其原因可能是他们并不习惯这个手术。在一次令人难忘的讨论中，大家争论的焦点是如何更好地处理分娩无力——通常这种痛苦的情况可能持续36小时以上，让人看不到尽头。医生们详细解释了对于产程超过1天的病例自己的处理方法。有人最后问道：“马斯特斯医生，你会怎么做？”

马斯特斯歪头一笑，回答极其简单。“我从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他平和又响亮地说道，“要是我，早就把孩子从肚子里剖出来了。”

尽管他的技术有口皆碑(拿着手术刀的他简直就是如鱼得水)，但马斯特斯绝不是下班之后的花花公子。作为主力男医生的一员，下班之后他很少会出去喝酒放松，也不喜欢参加周日早晨的高尔夫聚会。他似乎把所有的时间都泡在了妇产科医院，完全就是一个日夜不休的研究员和临床医生。对于傻里傻气的人，马斯特斯没有半点耐心，这一点其他医生护士以及病人都可以证明。如果预约的病人迟到10分钟以上，马斯特斯就会拒绝接诊，他必须重新再约时间；如果第2次依旧迟到，那么这个人就会被列入永久的黑名单。作为不孕不育这个新兴领域的专家，马斯特斯坚持夫妻双方一起前来就诊。“对于这一点，他要求非常严格。”在50年代担任马斯特斯手下的艾拉·高尔医生回忆说。

然而，在看似粗暴的外表下面，马斯特斯却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对于那些面临生命危险的女性来说更是如此。在迈克·弗赖曼刚开始临床实习的时候，有一次他跟着马斯特斯查房，在一间检查室里他们为一位黑人老妇女做常规的妇科检查。20世纪50年代的圣路易斯，种族隔离现象还相当严重，在妇产科医院甚至设有独立的“黑人”(Negro)病区专门收治有色人种及其孩子。弗赖曼对那节体检教学课记忆犹新。这位瘦小的女人是个寡妇，尽管已经80多岁高龄，面容却还算年轻。当医生例行询问她一些健康问题时，她的双手始终紧紧地攥着自己的蕾丝围巾。在诊疗快结束的时候，马斯特斯清清嗓子，一如往常，问了一个问题。

马斯特斯问道：“请问你最后一次性生活是什么时候？”

一直低头看着地板的这位老妇人一下抬起头，盯着马斯特斯的眼睛。然后她露出一丝笑容，回答道：“马斯特斯医生，我这个年龄的女人，很难可以找到一个好朋友。”

弗赖曼对于此次谈话的尖锐程度甚是吃惊。马斯特斯让所有男医生明白了，穿着白大褂的男人在处理女人私密问题时，必须要以一种专业的方式进行，并且需要体恤每一位病人的人格和情感需求。“那对我来说意义非凡，”弗赖曼回忆说，“我从他那儿学会的，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如果你问得恰当，那你可以得到任何你想要的答案’。通过询问，他了解到她还有性生活，而且仍旧具有这方面的吸引力。”

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妇产科手术方面的不断创新为马斯特斯在学术界争得了一席之地。他是全国首先运用骶管麻醉的人之一，这是一种将局麻药注射至脊柱下端的骶管内、从而达到缓解分娩时疼痛的麻醉方法。这种麻醉方法避免了乙醚麻醉或全身麻醉所导致的孕妇意识丧失及其相关风险，对于复杂病例来说是一种更好的麻醉方法。作为共同作者，他在1953年发表了一篇报道这项技术的学术文章，分析了很长一段时期内的5000多例分娩病例。在1955年，马斯特斯和维拉德·艾伦在《美国妇产科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Obsterics and Gynecology)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处理子宫瘢痕相关盆腔疼痛的手术新技术论文，帮助了成千上万遭受这种妊娠相关慢性疼痛的妇女。这种疾病后来被称为“艾伦马斯特斯综合征”(“Allen-Masters” syndrome)，有的地方甚至会把马斯特斯的名字放在前面。他的头脑是那么富有创造力，双手又是如此灵巧，激进的他支持为绝望中的病人寻找新的手术方法，比如说，他就曾经给好几个先天阴道缺无的女人进行过阴道重建。从这些病人身上，马斯特斯意识到，正常的性功能对于病人的心理健康来说是何等的重要。马斯特斯的同事马文·雷纳德医生记得，在阴道重建术刚开始开展的时候，马斯特斯就曾给一名年近20岁的病人做了这个手术。术后她对马斯特斯感激万分，就好像由此重获新生一般。“病人不能因此而怀孕生子，”格罗迪说，“但至少可以从此享受性生活。”

在马斯特斯关于激素、不孕不育以及常常被死板的妇产科所忽视的患者性生活情况研究中，维拉德·艾伦绝对是个完美的支持者。“如果没有维拉德·艾伦，就没有这一切，他才是真正的老板。”马斯特斯的下属约翰·巴罗·马汀医生解释说，“他和比尔·马斯特斯关系非常亲密，因为这个，比尔才可以做到这些。”就科学而言，艾伦有着自己的原则立场。在妇产科医院，对于那些要求产后做输卵管结扎绝育手术的病人，只要她已经生育了5个或以上孩子，并且她们的丈夫也同意，血液化验报告也在可接受的范围，艾伦都会尊重她们自己的意愿。数十年之后，输卵管结扎术成为了那些不愿生育的女人最常见的选择。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的圣路易斯，艾伦的政策震惊了所有员工和病人。“在这样一个天主教社区以及大学的背景下，这完全是一场革命，”马汀说，“对于成为舆论焦点，艾伦也习以为常了。”起初，马斯特斯跟随着艾伦一起研究激素替代疗法，探索如何为那些激素耗竭的女性人为地补充雌激素和孕激素，从而让她们重焕新生，缓解那些绝经所伴随的不适症状。在华盛顿大学的起初10年里，马斯特斯以自己的名义总共发表了40多篇学术论文。由艾伦为其接生了两个孩子的艾拉·高尔，对于这样两个性格脾气截然不同的男人可以为了同一个目标而成为如此亲密的朋友感到非常惊讶。他说：“维拉德·艾伦是个极为随和的人，几乎没有见过他发脾气的时候。比尔·马斯特斯则是能力出众，许多在他的治疗下怀上孩子的病人都把他视作圣人。但就本人而言，他并不是一个外向开朗的家伙。”

到了1953年，马斯特斯在华盛顿大学的第10个年头，他的工作重心逐渐转移到了不孕不育症的治疗上，主要帮助那些不孕不育症夫妻进行生育。他在妇产科医院开展了不孕不育研究项目，并建立了美国第一个精子库。哈佛、哥伦比亚，以及全国各地的大部分教学医院都在开展类似的工作，但全都不如华盛顿大学领先。马斯特斯精湛的技术对于那些急于怀孕的人来说简直是天赐之物。多迪·约瑟芬·布罗德黑德说：“因为比尔·马斯特斯，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这是所有家庭最重要的部分，当然，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如此。8年以来我们一直都没能怀上自己的孩子。后来我们找到了比尔·马斯特斯，多亏了他的精湛技术以及不孕不育方面的深刻研究，我成功地怀了孕，也因此有了自己的孩子。而且，她就是在马斯特斯的生日那天出生的。”后来多迪和自己的丈夫约翰与马斯特斯成为了朋友，特别是她，对马斯特斯尤为感恩。

多迪·布罗德黑德患有受孕困难，而她的丈夫则是精子数量较少。据她推测，这大概是因为以前他做海军俯冲轰炸机飞行员时所受的那些重力负荷所导致的后果。在接受不孕不育治疗时，对于像布罗德黑德这样的夫妇，起初部分是关于性知识的基础讲解。在这段期间，陪着马斯特斯一起接诊的弗赖曼回忆说：“人们对于生育的无知让我大为吃惊。他希望女人可以了解什么时候她们最容易受孕，让男人明白他们该如何做爱。”

那个年代，不孕不育的治疗工作引起了全社会的一片骂声。“通常都是一些男人开的玩笑，”多迪·布罗德黑德回忆说，“无非是说人们都是去接受比尔·马斯特斯的亲身测试，说她们都用纸袋子蒙着脸去的。”面对着极小的受孕几率，绝大多数的成功夫妇都愿意和自己亲密的朋友分享经验和细节，大家都希望自己能赢得孩子这个“大奖”。当布罗德黑德成功地在妇产科医院产下自己的女婴之后，马斯特斯依旧平和却饱含激情地对她说：“现在，多迪，别以为你找到了神奇密码，放下这些，赶紧趁热打铁，再生一个。”马斯特斯提醒她注意，女人在第一次怀孕之后，可能会患上继发性的不孕不育。“一旦你进入了怀孕模式，那很快就可以怀第二胎，而且会比第一胎更好。”

丽塔·里维斯和他的投资银行家丈夫艾德也曾因为不孕的困扰找过马斯特斯看病。“毫无疑问，我想要个孩子，”丽塔·里维斯回忆说，“当我一直没有怀孕的时候，我的医生向我推荐了马斯特斯。那个时代，没有人会谈论性。”马斯特斯很快就在一个私密的环境下接诊了他们，在那里，丽塔完全看不到其他病人。“我想他这么做的原因是要保护他的病人，”丽塔说，“人们肯定不希望别人知道自己有这方面的问题。”因为这一点，丽塔十分感激马斯特斯。“后来，我终于成功怀了孕——这对于一个不育症患者来说是个莫大的成功，”她说，“他还亲自为我接生了这个孩子。”如果这样的成功没有很快实现，那么夫妻会尝试一系列提高受孕机会的方法，马斯特斯手下的一名高年医生艾尔弗雷德·兰普回忆说。这些方法包括指导夫妻如何改变传教士体位以帮助准妈妈们接纳往下流的精液。怀孕这件事常常会用到许多“正常夫妻不会考虑的”姿势和方法，兰普解释说，“比如通过阴道分泌物的检查来确定排卵的确切时间，以及丈夫通过自慰的方式收集精液，或者从安全套里把射出的精液收集起来。”丈夫们经常带着装满精液标本的纸袋子过来，就好像带饭上学的学生一样。对于那些丈夫是不育症患者的女人来说，最后的一个办法就是利用精子库里的精子，这些精子通常都是由医学院的学生捐献的，受孕机会相当高。“我们告诉别人，我们的精子库是由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全体学生捐献的，我们会对发色、瞳孔颜色以及基本背景资料进行匹配，而且会有些吹嘘地告诉他们，我们会让医学院的院长挑选一些高材生作为捐献者，”马斯特斯的一名住院医生托马斯·吉尔帕特里克回忆说，“使用我们捐献者的精子进行受孕的患者，成功率可以达到90%。”马斯特斯的名声被传开之后，全国各地的患者蜂拥而至，甚至还有从海外专程前来咨询这位生育专家的病人。20世纪50年代中期，多迪·布罗德黑德记得，有一次预约，他们在检查室里等了半天才等到了马斯特斯，心烦意乱的他满脸抱歉。作为莉比·马斯特斯的朋友，多迪连忙询问他怎么了。

马斯特斯回答道：“我接诊了一位可爱的女士，却不得不告诉她，她患有不孕症，而且彻底失去了怀孕的可能。”他气馁地解释说，根本无济于事。他说，她的丈夫想尽了一切办法，只想要个儿子。停顿了片刻，他继续说道：“更为糟糕的是，她是伊朗国王的妻子，而他又不得不有个继承者。”

事实上，伊朗国王对苏拉娅(Soraya)可谓是一见钟情、情真意切。他的首任妻子是一位埃及公主，那段没有爱情的家族联姻为他带来了一个女儿，但没有生下男孩做他的继承者。不久，苏拉娅不能生育的消息就传开了。伊朗的政客和宗教领袖们向国王不断施压，要求他尽快为国家生个男孩以有朝一日领导自己的民族，维持政治的稳定。凭借中央情报局策划的政变而上台的这位亲美国王，在一次险些遭遇暗杀之后，眼前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尽管这听着有些离奇，但布罗德黑德一直都记着马斯特斯的这番解释。几个月后，她在报纸上看到了伊朗皇后苏拉娅·埃斯凡迪亚里·巴赫蒂亚里(Princess Soraya Esfandiari Bakhtiari)的悲惨故事，和当初马斯特斯跟她说的一模一样。20世纪50年代，苏拉娅是欧洲狗仔队疯狂追逐的对象，这个传奇美女和后来的英国王妃戴安娜一样，总是充斥在各种街头小报之上。1951年，她嫁给了伊朗的末代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Mohammed Reza Pahlavi)，从而加入了德黑兰孔雀宝座的世界。这个婚约的条件之一就是苏拉娅必须为穆罕默德生一个儿子。

在一次访问美国期间，这位伊朗皇后拜访了顶级的生育专家，希望能找到解决方法。其中有一位医生建议做一个尚未开展、具有生命危险又成功概率极低的手术，最终由于风险过高而被拒绝了。马斯特斯没有提供任何创造奇迹的治疗方案。当看了苏拉娅的输卵管造影结果之后，他很快就判定没有治愈的可能。1958年，伊朗国王和他唯一的真爱离婚，希望由此可以保住自己的王位。虽患有不孕但绝对富裕的苏拉娅，后来一直保留着王妃的头衔，成为了欧洲各大顶级酒店的常住客。数年之后，在伊朗国王被大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nomeini)和他领导的伊斯兰革命轰下台之前，他的私人医生还曾到马斯特斯这里进行过专业进修。

尽管很多朋友都知道马斯特斯曾为伊朗国王做过咨询这件事，但没有谁比多迪·布罗德黑德更印象深刻了，后来马斯特斯提到他打算改变研究重点时，也着实让她大吃一惊。在一个社区鸡尾酒晚会上，他们谈论着不孕不育诊所的成功、准父母们的担心，以及通过人工方法让人怀孕的奇妙。聊着聊着，马斯特斯顺水推舟地透露出其实自己的本意是要研究性爱本身。

“全世界各地的病人都慕名来找你看病，你为什么偏偏要去研究一个如此具有争议的课题？”大吃一惊的多迪问道。

“的确如此，但所有需要了解以及能够了解的东西几乎都已经搞清楚了，我想有新的发现和突破，我想在历史长流中留下我的名字。”马斯特斯坦率地回答道。

多迪满脸疑惑，盯着马斯特斯。

“哇哦，你的确是个狂妄的家伙，比尔！”她说。

两人都因着马斯特斯的大胆而大笑起来。然而，这也成了多迪终生难忘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