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恶毒的诅咒莫过于诅咒别人断子绝孙，最严厉的谴责莫过于谴责别人不为父母。任何文明的首要因素就是男男女女可以为人父母、抚育自己健康的孩子，如此民族才能得以繁衍壮大，不至于衰退。”

——西奥多·罗斯福

当马斯特斯夫妇搬到隔壁时，玛吉·福斯特还特地为此庆祝了一番。早年在密歇根的时候，她就已经认识了贝蒂，两人从那个时候起就成为了闺蜜。玛吉和贝蒂的大姐马乔里是妯娌，她们的丈夫是托里和汤森德·福斯特兄弟俩。在她看来，令人尊敬的比尔医生的妻子贝蒂，不仅是自己的一位老朋友，更是比尔的贤内助。除了孩子，贝蒂和比尔拥有了一切。他们都觉得，位于密苏里州拉杜区奥克利街道34号的这幢两层高的殖民时期小楼是一个理想的安家之地。

当年，马斯特斯夫妇刚搬到圣路易斯的时候，玛吉帮他们在大学和妇产科医院附近找了一处公寓。当玛吉在拉杜区——圣路易斯最富裕且有名的郊区之一——的邻居搬走时，她第一时间把消息给了贝蒂和比尔，于是他们立马付下定金，买下了那幢房子。“我们和马斯特斯夫妇做了很多年的邻居，关系甚密，”玛吉回忆说，“她想尽法子地想要让他幸福。”对于玛吉的儿子——处于青少年期、易受影响的托里·福斯特来说，马斯特斯家的一草一木、一言一行都井井有条，恰如其分。和自己父亲同名的托里回忆说：“在我看来，她就和那个年代的许多女性一样，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家里。这个顾家的女人全心全意地打理着自己的家庭，全身心地支持着比尔的工作。成为一个好妻子对于贝蒂来说是最为重要的一件事。”

马斯特斯夫妇总是给人一种豪门出身、属于上流社会的印象。对于贝蒂在拉杜区圣彼得公会教堂的那些富人朋友，以及知道比尔持有壁球协会正式会员并且有时看见他在早晨拿着球拍去打球的那些人来说，这种印象就更为真实了。在哈佛时就结识了许多绅士的弗朗西斯·赖利医生说：“在我看来，她就是个贵妇人，漂亮的她从不会热情过度，一直以来都言行得体。”从圣路易斯一所私立学校毕业的约翰·巴罗·马汀医生强调说：“莉比非常善于社交。”比尔的病人似乎也都来自上层社会，圣路易斯的阔太太们都喜欢让风趣幽默、爱打领结的比尔做她们的妇产科医生。刻板保守的菲利斯·施拉夫利只让他帮她看病，但依旧会怨声载道。她说：“对于他，我可没什么好说的。”然而，绝大多数女人都很喜欢比尔实际而直接的行事风格，她们躺着被检查或坐着聊天时，他都会让她们觉得自己是城中最棒的那一位。从妻子的朋友到自己的熟人，从乡村俱乐部、预备学校到上流社会，行医多年的比尔树立了良好的口碑之后，逐渐把病人委派给自己的高年医生马汀进行接诊。数月之后，马汀前来咨询比尔一个问题，病人们经常想要了解并询问建议的一个问题——性。

“比尔，你把所有这些上流社会的女士都转诊给我，而她们却有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婚姻不幸福。”马汀泄气且困惑地说道。

马斯特斯微微一笑，就好像在课堂上的老师对着学生一样，然后说道：“你就简洁明了地告诉她，‘关于您婚姻的不美满我感到十分遗憾。你有3个选择，继续过下去，或者选择离婚，或者找个情人。谢谢您来找我看病，出门时把钱付给门口的那位女孩。’”

于是，马汀把自己导师马斯特斯的这番话作为真理一般记在了心里。

最初搬到圣路易斯的时候，伊丽莎白·马斯特斯在奥特·史华兹医生那儿做秘书，这位老医生在维拉德·艾伦之前曾经担任过华盛顿大学妇产科主任。莉比的工作让她对自己丈夫在医院里做的事有了些了解，直观地看到了这群医生对于别人的影响力。过了几年之后，“莉比觉得是时候生儿育女了。”比尔回忆说。节假日时，莉比·马斯特斯这个迷人的女主人在家举办了许多愉快而时髦的派对。他们邀请邻居、朋友以及医学院的同事，包括比尔手下的医生前来参加。“那个时候，他们的婚姻看起来十分美好。”不孕不育项目研究组的成员马文·格罗迪医生回忆说，“他们非常渴望能拥有自己的孩子，最好是两个。他俩全心全意想要生儿育女，组建自己的家庭。”

但问题出现了——马斯特斯夫妇一直没能成功怀孕。就和其他患有不孕不育症的夫妇一样，对于此事，他们也是闭口不谈，至少没有和其他人提起过。他们汉密尔顿大学的老朋友艾迪生·沃德韦尔在他们刚搬到圣路易斯不久的时候来拜访过一次，那个时候生孩子的事就已经在筹划之中了。沃德韦尔回忆说：“他们一直都没能怀上自己的孩子，比尔一心想要搞清楚原因，弄明白问题到底出在了哪儿。”在他看来，比尔对不孕不育症的兴趣一部分是缘于对自家问题的关心。“据我所知，贝蒂曾说过，他们的确认为哪儿出了问题，并且一直都在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关于他们的不孕不育，沃德韦尔只了解到了这些。

晚年的马斯特斯医生从来没有提及过自己不孕不育的问题。即使是被问及此事的时候，他也只是从专业的角度报以回答，从不谈及自己曾经在怀孕这件事上的努力尝试。然而在弗吉尼亚·约翰逊面前，他却说了很多，着实让人有些误会。他说莉比的生殖系统有些功能障碍。他告诉弗吉尼亚说，莉比阴道中存在着一种酸性“致死因子”把他的精子都灭活了，只有通过自己的科学研究才能找到生两个孩子的方法。1950年，莉比生下了第一个女儿，名叫莎拉·马斯特斯，小名叫做“萨利”；第二年，又生了个儿子，名叫小威廉·豪威尔·马斯特斯，小名叫做“豪伊”。“他们的两个孩子相差13个月，这完全是他在不孕不育症方面努力研究和工作的回报。”弗吉尼亚说道，“也许她没法怀孕，就是他研究不孕不育的原因。”比尔发明了一种“帽子”技术，他是第一个使用该方法的医生。他用一个塑料帽收集自己的精子，然后通过莉比的阴道把它塞入宫颈，从而让“种子”安全地种植在她的输卵管中。约翰逊提起这项帽子技术时说道：“他是这项技术的先驱之一。如果没有这项技术，她就不可能怀孕，或者说他的精子就不可能完好地保存活力。一切都是阴道环境的缘故。”马斯特斯为自己创造两个孩子这段史诗般的经历，以及比尔向弗吉尼亚所透露的这个小故事，正吻合了他作为一个不断革新的不孕不育症专家的名声。总之，比尔以特别的方法成功地让莉比怀上了孩子，拿他的话来说，如果不是他所发明的规避方法，她根本不可能怀上孩子。

但事实上，这一切根本就不是莉比的问题，问题出在比尔自己身上。据格罗迪医生说：“伊丽莎白一直没能怀孕的原因在于比尔，他患有精子缺乏症——一种精子数量减少的疾病。”他和比尔共同发表了关于宫颈帽技术治疗男子不育症的医学论文。比尔在读到了一篇关于宫颈帽技术的文章并做了进一步的实验之后意识到，这个方法可能解决自己的生育问题。他们的实验对象也包括了贝蒂和比尔自己。“比尔告诉我，他使用宫颈帽的原因在于他自己精子数量过少。”格罗迪解释说，他为后来他们在《美国医学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上发表的文章准备了大量的数据资料。在文章中，伊丽莎白·马斯特斯的两次怀孕用首字母“E.M.”来表示，和其他表格中成功的案例一样，均使用了病人姓名的首字母。文章中着重强调，在那个时代，比尔通过自然方法成为父亲的机会几乎为零。在该研究中，他们把精子数量低于6×107/cc定义为正常值的绝对下限。文章中提及的另外13名丈夫，平均精子数量为3.6×107/cc。然而比尔·马斯特斯——“E.M.”的丈夫——的精子数量仅为0.5×107/cc，是该研究中精子数量最少的一位。

承认自己精子数量低下有些不太现实，这就好比让他承认自己作为男人的无能一样，是对自己精心打造的男子气概的一种毁灭。像比尔·马斯特斯这样的男人，每天工作前都要在奥克利大道跑上几圈的前大学足球队队员，不可以有这方面能力的缺陷。也许比尔觉得，如果自己患有不育症的事被人知道了之后，会影响自己在不孕不育门诊的地位。在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和性压抑氛围中，门诊表面是以“在实验室里创造孩子”为目标，私下里仍旧悄悄涉及了许多社会所禁止的有关性爱本质以及细节的内容。除了向格罗迪提过自己精子数量过少这件事之外，比尔决定对其他人缄口不谈，或者捏造另一个版本。“对于精子数量过少这一问题根本没什么办法解决——而事实恰恰相反，”听说了这个研究之后，弗吉尼亚引用文章中“E.M.”的丈夫患有精子缺乏症的例子坚持道，“相信我，和他在一起，很难不怀孕。”

知道事情真相的格罗迪，在多年之后听到老朋友说过的其他版本的解释之后，也只能付之一笑。“也许那就是他自己告诉弗吉尼亚的话，但事实并非那样。”谈及将多年不孕的责任归咎于莉比这件事时，格罗迪说道，“我所知道的就是比尔告诉我的那些，而且，他的确靠着宫颈帽才最后成功拥有了自己的孩子。”事实上，马斯特斯的第一个孩子正是格罗迪帮忙一起接生的。

一心想要做母亲的莉比·马斯特斯默默地信任着自己丈夫的判断。“我所知道的唯一一点就是他们为了怀孕曾有过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他们的儿子豪伊说。马斯特斯从不和自己的儿子讨论有关于性的话题，除了有一次，那个时候豪伊年近30，他因为类似的问题向父亲讨教实战经验。“我记得，唯一一次他跟我提到性生活，是在我结婚之后怀孕遇阻的时候，”豪伊说，“他最后说，‘天啊，如果你想在受孕时做得更出色，那就做1、2、3、4，然后就听天由命吧。’”为了怀孕，就和其他渴望拥有自己孩子的夫妻一样，莉比和比尔也经历过当时美国医学界所采用的丢人且粗糙的人工授精方法。在回忆录中，马斯特斯强调说，在医学院的不孕不育研究项目中，每一对夫妻都“直截了当地讨论自己什么时候、多少频率以及如何进行夫妻生活，这样做只是为了能找到最佳的受孕机会”。比如说，马斯特斯建议那些夫妻不应凭着直觉在女方排卵期频繁地进行性交。他说，应该遵循一种“交错的性爱日程表”，差不多每隔36小时一次——对于月经规律且28天一个周期的女性来说，通常是第12天的晚上、第14天的早上，以及第15天的晚上。“对于男性来说，精子数量恢复到正常水平通常需要30到40小时。”作为一个生育专家，对于每一位前来咨询的女性，马斯特斯都建议她们首先放松自己的背部，在自己的臀部下面垫一个枕头。他建议说，在做爱过程中，男性临近高潮的时候应当果断而直接地进行射精、完成性交。“他应该尽可能深地插进阴道，停止抽插，把阴茎固定在阴道深部进行射精，结束后第一时间退出来。”马斯特斯解释道，不能磨磨蹭蹭，更不要等待什么奇妙时刻的到来。他所说的做爱，更像是击剑比赛中的最后一击，或者是用软管给轮胎充气，而不是儿女柔情的缠绵。马斯特斯再三告诫，不要洗掉精液。两人完成交合之后，女方应该弯曲下肢，把膝盖抱在胸前休息1个小时左右，以防止任何精液流出阴道。他说，这些指导建议作用巨大，无论在参与者看来是否过于具体化，或者甚至显得有些有损人格，但这些方法的的确确有助于创造生命的奇迹。

在不孕不育门诊，他简短的性教育创造了许多奇迹。仅凭一些基本的指导，每8例患者中就有1例在3个月内成功怀孕。马斯特斯把其中一对夫妻的故事得意洋洋地告诉了自己的同事，他们俩都是中学老师，一直以为只要“夫妻同床”就可以怀上自己的孩子。丈夫听了马斯特斯的指导之后一直抱怨说那简直就是杂耍，但夫妻两人还是忠实地听从了他的建议，尝试了两个月之后就成功怀孕了。“我真心觉得这是个难以想象的故事，”马斯特斯后来写道，“起初我也不敢相信，直到我对这对夫妻有所了解之后，才恍然大悟。”

马斯特斯的病例比起绝大多数病例来说都要复杂得多，甚至令人绝望。在《美国医学学会杂志》上发表的那篇文章的脚注中，比尔写道，“E.M.”和她的丈夫是“一对患有严重精子减少症、重点治疗了7年之后最终成功通过帽子技术两次怀孕的夫妻”。然而，在非凡的成功背后，是他们所面对的极小概率。和绝大多数不孕不育研究一样，这个研究发现怀孕的几率与等待时间成反比。在14对面对不孕不育问题超过3年的夫妻中，只有5对最终成功受孕。在纳入这项研究之前，他们在其他医生那儿接受了至少1年以上的治疗，并且最终使用宫颈帽之前，于不孕不育门诊接受了至少半年到1年的指导。文章从专业的角度描述了马斯特斯这样的夫妇在尝试怀孕过程中房事方面所遇到的困难。一开始，他们会通过肛温测量以及阴道分泌物涂片检查来确定贝蒂确切的排卵时间。在这之前，比尔和其他研究中的男同胞一样，要遵守一个“3到5天的节欲期”，如同文章中所说的那样，通过自慰的方法将精液射入“一个清洁的广口玻璃管”。20分钟之内，男方的精液会被放入一个帽子内以备植入。与此同时，贝蒂和其他研究中的女性一样，常规地“使用一种特制中性溶液灌洗阴道，以提供适合精子存活的理想环境”。

医生戴着一副无菌橡胶手套拨开贝蒂阴唇的褶皱，插入装满精液的帽子。紧接着就是最难的一个环节。医生——在这个病例中很可能是马斯特斯本人——依旧戴着手套，将两个手指沿着阴道的后壁探入阴道，保持帽子开口的水平，以防精液提前溢出。当手指抵到宫颈开口的时候，帽子里的精液被倾倒在合适的位置。从那儿，扭动的精子争先奔向那等候着的成熟卵子，就和自然发生的一样。不是所有的子宫和阴道都是一模一样的，就像这篇文章中提到的，准备一个详尽的“B计划”非常必要。在替代方案中，一个空帽子首先被植入到宫颈开口处。然后通过一个带有弯曲针头的20毫升注射器在避免刺伤宫颈的同时将精液注射到帽子中。帽子装满之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等待。所有这些帽子必须在原处保留至少8小时以上，通常在16小时之后移除。有些夫妻这样尝试了7次之后才成功怀孕。大多数失败的案例——如文章中所标出的——都尝试了至少10次以上，其中有1对夫妇两年之内尝试了19次，最终还是没能成功。

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说，马斯特斯夫妇是幸运的。他们只做了两次授精手术就成功地怀上了自己的第1个孩子，而第2个则是1次成功。他们是4对丈夫是医生的夫妇之一，这4对夫妇都学会了在家使用宫颈帽，而不用前去门诊进行手术。文章中提到说：“这4位不用去医院由其他人员进行操作的女士，都很快地怀上了孩子。”另1对出去旅行的夫妇，其放松的心态也让他们很快地怀上了自己的孩子。在展望部分，马斯特斯说道，该研究提示了在生育和女性性反应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有些不够幸运的女人一次又一次地进行宫颈帽手术，到最后都阴道痉挛了——防止阴道撕裂的耻尾肌的一种病理性反射，有时普通的卫生棉也会诱发这种病理反射。“在不孕不育领域，精神方面的因素最近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与普通性交时的情境相比，授精手术过程中的特殊环境必然会引起或增加非正常的情绪反应，这种反应可能转而引起器质性的改变，比如局部的肌肉痉挛或者血管淤血。”马斯特斯在文章中解释道。不难想象，在门诊这种紧张的氛围中，一个女人怎么可能放松心态怀孕呢，特别是在自己的丈夫在一旁期待着结果，而男医生则戴着橡胶手套在自己体内进行操作的情况下，其接受能力肯定大受影响。

对于慕子心切有着切身体会的马斯特斯比起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同情自己的病人。没有和莉比亲自在家试过之前，他不会提供任何补救性的治疗措施。他意识到，精神和肉体以及生育和性习惯之间存在着的某种内在联系，是所有这些努力的一部分。在另一篇和格罗迪一同发表于1952年的关于不孕不育症的文章中，马斯特斯写道，小心询问，以免夫妻感到过分尴尬或约束而不愿意公开他们的性习惯，这样会很大程度地影响结局。他建议说，特别是对于那些曾经被一次次昂贵又无效的治疗坑害过的不育症夫妻，“最初的询问应从夫妻双方的激情体验作为切入点”。作为一名不孕不育症医生，马斯特斯设计了一整套访谈方案，包括夫妻双方共同访谈以及单独的个别访谈，以帮助医生最大程度地了解病人情况，后来他把这种形式改进为一种性生活调查。“当你在做不孕不育症相关工作时，会遇到一大堆有关性的问题——马斯特斯向我们灌输了大量这方面的内容。”在门诊处理过100多名病人的年轻医生赖利回忆说，“你不得不处理一大堆夫妻性行为方面的问题。”

一如寻常，莉比·马斯特斯履行着自己作为妻子的职责，在丈夫精子有问题的情况下，为了怀孕，她同意尝试丈夫设想的各种方法。对于塑料宫颈帽、特制的浸泡液、橡胶手套、抱膝平躺数小时，她都毫无怨言，只为能生育自己的孩子，组建他们自己的家庭。作为研究对象，她甚至同意把自己的经历和自己孩子的出生作为他论文的素材，来帮助他的事业发展。然而，当马斯特斯两个孩子——他们在不育症沙漠的漫长旅程中所结的果实——出生之后，莉比决定再也不碰医学这个东西了。她辞去了大学里奥特医生秘书的工作，并且告诉比尔，在他从激素和生育领域跨入人类性行为的探索过程中，她不会继续成为他研究的对象。“他希望她能参与其中，但由于她觉得自己的责任在于家庭和孩子，于是拒绝了他。”她的表弟小汤森德·福斯特回忆说。这一决定印证了莉比·马斯特斯“家庭第一”的个性，经历了满是心碎和变故的成长岁月之后，她深深地渴望能拥有一份安稳的家庭生活。“在内心深处，她愿意尽一切可能支持自己的丈夫，但她不想在工作上有什么作为，”他们的儿子豪伊解释说，“她只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好妻子，在背后支持一心追求冒险的医学专业丈夫。他们谈论过这件事，她也很清楚，所有的东西都可能一夜之间化为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