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作为警长，H·萨姆·普利斯特心里非常清楚传统而正直的圣路易斯市民对于妓女这一职业的看法。他也明白自己的妻子对比尔·马斯特斯的态度。

卖淫这一行业在圣路易斯有着一段肮脏甚至是暴力的历史。1850年，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活活烧死了一名暴徒，他们的非法性交易搅得全城的妓院鸡犬不宁，使得政府不得不再次加强公共体统的管理。此后的数十年里，密苏里州的法律都将卖淫定为重罪，非法进行卖淫活动的人都会被判入狱，而涉及的妓院也会被永久性关闭。然而，1955年在华盛顿大学参与马斯特斯医师性爱研究项目的那些妓女却获得了普利斯特的豁免，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没有逮捕，没有警察突击检查，甚至连威胁性的敲门都没有。这种豁免着实奇怪，因为这位粗壮而精力充沛的警长向来以严格的管理著称，在全国其他地区犯罪率不断攀升的情况下，他管辖的这座城市犯罪率却在下降。只能说，普利斯特信任自己的医生。

为普利斯特家接生了第二个孩子的比尔·马斯特斯深受他们的爱戴。玛格丽特·普利斯特十分崇拜马斯特斯的精湛医术以及务实的做事风格，其中也不乏他为自己接生孩子的缘故。不论自己的警署是否会因此而遭到管制卖淫活动不善的指责，萨姆·普利斯特——这位警察中的警察——和自己的妻子一样，始终都对马斯特斯尊重有加。玛格丽特回忆说：“萨姆一直都觉得这是一项重要的研究，他唯一的条件就是不允许以任何形式对妓女进行关押或者虐待。如果马斯特斯想要与她们进行面谈，或者从她们那儿获得一些信息，只要不侵犯她们的权利，我的丈夫都会允许。”马斯特斯的性爱研究有了这位警长的秘密协助，一下扫除了许多政府的阻挠。在马斯特斯的请求之下，普利斯特的警探答应为他推荐一些愿意参与研究的妓女，并会保护她们不齿勾当的相关细节，防止新闻对此报道。“我的丈夫既不是科学家也不是医生——他在圣路易斯只是一名政客。”玛格丽特解释说，她的丈夫并非在向学术机构咨询如何提高自己部门管理城市的效率。

据后来马斯特斯的代表律师说，把圣路易斯警长以及城里的其他几位重要人物拉进自己的顾问团，对马斯特斯以及他的研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家住隔壁、后来成为马斯特斯第一个代理人的年轻小伙托里·福斯特回忆说：“由于普利斯特的支持，每当妓女揽到客人之后，警察都会被通知，‘让他们去——你不要去突袭(马斯特斯的实验室)。”后来沃尔特·梅特卡夫成为了马斯特斯和他诊所的代表律师，依他看来，普利斯特的入伙全凭马斯特斯的劝说。“他对此事十分投入，计划了很久，并且邀请了许多权威人士参与，”梅特卡夫说，“他凭借着自己的诚意和信念打动了别人。他会说，‘那是我梦寐以求想要去的目的地，但在到达那儿之前，我不得不经过另一些地方。’”

在顾问团里，除了警长先生之外，还有《圣路易斯全球民主报》(St. Louis Globe-Democrat)的出版商理查德·安伯格、密苏里州教会的主教，以及中西部级别最高的犹太牧师。在邀请权威做顾问这一点上，华盛顿大学的伊桑·谢普利校长也十分赞同马斯特斯，认识这对规避风险至关重要。

“比尔，告诉我，你打算让哪个傻瓜担任这个顾问团的团长？”谢普利问。

马斯特斯回答说：“先生，我想这个人选非你莫属。”

谢普利一动不动呆立了好一会儿——可能是在思考作为大学新任校长的自己如何亲自监督这个涉及妓女的研究——想到这种荒谬的行为不禁大笑起来。“你有胆让我做，”谢普利笑着说道，“那我就敢和你一起探这个险。”他还建议马斯特斯一定要确保天主教会的合作，因为在圣路易斯绝大多数人都是天主教徒。第二天，马斯特斯就给圣路易斯的教会打了电话，想要和大主教见个面。然而，当主教秘书一听到“性爱研究”这四个字，声音就立马变得慌张起来。马斯特斯的见面请求一开始被他拒绝了。但3天之后，之前的那位秘书又打来电话说，大主教很高兴能见他。

在美国的天主教会，身材瘦小、语调温和、戴一副无框眼镜的约瑟夫·E·里特是个稀有品种——一名极端的自由主义者。1946年晋升大主教的时候，他下令郊区学校平等对待不同肤色的学生，要知道那个时候密苏里州绝大多数公立学校仍旧保留着种族隔离制度。当反对者拿法律行动作为威胁时，里特说，如果有谁挑战他的决定，那他一定会将其逐出教会。后来成为红衣主教的他坚定地说：“我们学校楼顶的十字架必有寓意。”马斯特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拜访了里特，那个时候关于计划生育只有一些零零散散的声音——远不及1968年禁止避孕之后教会出现的政治分裂，或者20世纪80年代关于流产的纷争，以及近来公众对教会里恋童事件的披露，所有这些似乎都把天主教高层推向“性”这个话题。当时，绝大多数教区居民经常会在忏悔室里提及自己肉欲的罪过。在和马斯特斯的会面中，这位大主教表示，十分欢迎这种针对夫妻生活困扰的严肃研究。“我很清楚，国内外数百万的婚姻都受着性问题的困扰。”在两人长达两个半小时的会面中，里特这样告诉比尔。这位天主教领袖最后说，他无法正式接受马斯特斯顾问团成员的这一任命，但是他会派一名牧师作为联络员，保持彼此的信息沟通。马斯特斯起身离开时，大主教感谢道：“我不得不说，你所说的某些研究手段可能不会被我们天主教会认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对于你的研究结果，天主教会一定十分感兴趣。”里特最后承诺说，在没有事先和马斯特斯沟通过的情况下，他绝不会在公众场合发表任何有关他这项研究的言论。

有了警长、大主教以及华盛顿大学校长作为顾问团成员——其中的每一位都以自己的方式相信着医学——马斯特斯终于可以放心地把妓女作为自己实验的研究对象了。

就和其他美国城市一样，在圣路易斯，妓女一直被描绘为一种堕落女人的形象，是社会罪恶长存不灭的根源所在。而她们的那些男顾客则是色诱之下的受害者——从来都不是他们自愿的，他们都是不知不觉地染上梅毒、结核以及其他性病，然后再带回家传染给自己的家人。圣路易斯市卫生部门1895年的年度报告就如实地反映了这一普遍观念：“对于那些因为爱欲冲动而失去宝贵贞操的少女，也许尚会有人同情；但对于那些为了金钱把自己的肉体卖给每个光顾者的女人，还能有什么借口和辩解可寻呢？这种恶习自古以来就一直存在，是不可救药的普遍罪孽，我们只能承受，但同时也应该尽可能想办法减轻这种罪孽。”

20世纪50年代，圣路易斯的医生大多都不会考虑接触妓女这件事。然而街头与青楼里的妓女，以及渴求性爱的无名氏男性很快成为了马斯特斯的实验研究对象。研究的最初20个月里，他在圣路易斯和其他几个城市一共访问了118位妓女和27位嫖客，仔细记录了他们的性爱过程以及既往疾病史。马斯特斯本人说他从没有花钱让他们配合，但他的助手说妓女因为参与研究曾得到过相应的报酬。从这组研究对象中，马斯特斯挑选了8位女性和3位男性进行进一步的“解剖与生理研究”——观察不同的性爱方式。尽管身为顶尖医学院的高年教师，马斯特斯却意识到，自己对于男女交配的复杂性是多么的无知。他们街头式的智慧和坦率与那些在门诊接受盆腔检查的中上阶层的拘谨和焦虑截然不同。由刑警队招来的这些性服务者，对于如何唤醒男人软趴趴的阴茎，或者挑逗一个干燥的阴道简直是得心应手；他们也知道如何相互配合，一起达到高潮。“他们描述了许多提升以及控制性爱气氛的方法，展示了无数不同的刺激技巧。”马斯特斯写道。在他研究的摸索阶段，在这群“实验研究对象”的帮助之下，他终于搞懂了应当如何记录性爱最基本的解剖方面的资料。

凭借着警察部门的撑腰，马斯特斯与掌控圣路易斯地区职业妓女人群的3个男人见了面。这些妓院老板最终相信了马斯特斯，不再认为他是法律部门的刺探，而是一名打算前来学习取经的大学教授。妓女谈论顾客以及自己经验时的坦诚让马斯特斯着实吃了一惊。他注意到，在她们中间，许多人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和不同的人发生性关系，报酬通常是一场电影或者某个社交聚会”。由于南方男人很少会戴避孕套，女用避孕套成为了最常用的避孕方式，有相当多的女人会选择佩戴它。然而当马斯特斯访问男妓时，他感到他们很多时候都在撒谎，特别是问及有关“性交频率以及性功能”相关的问题时。和女妓不同，这些男人都号称自己拥有超乎想象的出色性能力。一旦马斯特斯感到男妓的说法“只是幻想，而非事实”，他就会将其从研究队列中剔除。无论如何，这些访谈让马斯特斯掌握了比自己预想之中更为深入的细节。他解释说：“对于许多性交方式我都缺乏了解，通常我会依据我在他们面前明显的无知决定我需要问的问题。”

在妓院里，马斯特斯得以近距离地直接观察有偿性服务的世界，这种观察是任何访谈都无法取代的。起初，刑警队捐献了一些在突击检查中收集来的色情电影，其中的性爱场面虽然绘声绘色却十分乏味。马斯特斯解释说他需要“观察性功能，从而可以让研究尽可能地具有客观性”。马斯特斯靠着自己无比的真诚以及支持者的权势终于说服了妓院老板以及妓女答应了这个请求，而没有把他当作性变态来拒绝。

马斯特斯躲在隐蔽的地方记录着妓女的叫床，并观察着男方的反应。在妓女的屋内，他透过窥视孔或者双向玻璃镜进行观察，这些都是偷窥狂为了偷窥其他男女做爱过程有意且神不知鬼不觉地安装的，或者是妓院老鸨和老板用来监视那些粗暴顾客的。“我一直很感兴趣为什么妓女会以她的那种方式去靠近目标男性，”他解释说，如同人类学家问及一个未知的遥远文明一样。他注意到，有些妓女会“明显地表现出一种冷漠”，而另外一些则会“努力挑逗、鼓励并取悦某部分客人”。初步接触之后，妓女总会问顾客同一个问题——“你是哪里人？”马斯特斯后来了解到，这个问题绝非是出于友好——如果顾客回答说自己是本地人，那么这些妓女就会卖力取悦他，争取能把他变为自己的回头客。

透过窥视孔进行观察对于比尔·马斯特斯来说着实是一份吃力而紧张的工作。为了观察仔细，他不得不蜷坐在闷热而不透气的墙后或者屋角，紧紧地靠着窥视孔。对于那些好奇的同事，他回答说：“那绝对是你所能想象的最为古怪且乏味的事情了。”当安静地蹲在一旁时，马斯特斯不仅会记录面前这次性交的时长、插入和抽离的节点，甚至还包括床晃动的程度。他一边观察，一边设想着如何通过心电图、呼吸记录仪以及其他医学仪器来测量性爱过程中身体的变化。事后，他会回到自己的汽车或者酒店房间把这些观察迅速地整理一番。从1955年到1956年末，马斯特斯的研究已经从圣路易斯的中心西区扩展到了周边的其他城市，比如芝加哥、明尼阿波利斯以及新奥尔良。在马斯特斯逗留期间以及前后一个礼拜，通常都会安排当地警察暂停相关的逮捕行动。作为信息交换的一部分，马斯特斯通常会为每一个志愿者做体格检查，包括咽喉、阴道、宫颈以及直肠的细菌培养。

然而，到了后来，马斯特斯开始意识到妓女并不适合作为研究对象，不仅样本量太小，而且无法代表普通的美国女性。妓女常常会患上感染性疾病以及慢性盆腔淤血，即我们熟知的泰勒综合征(Taylor syndrome)。马斯特斯觉得，通过这种不具代表性的样本，他根本无法做出任何明确的有关女性性反应的陈述。更麻烦的是，如果他在学术论文中声明自己的研究人群是妓女，那他必将面临“圣路易斯当地社区极度的负面反应”，所引起的风暴一定会摧毁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不管怎样，马斯特斯相信，在夜晚工作的这些女士为他提供了大量的线索，这对于学习曲线至关重要。后来他自己承认说：“在访问这些参与者的过程中，可以说是收获颇丰，特别是对于一个根本不了解女性性生活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对这位想要理解女性性反应的男医生而言，当他访问到一个“最具吸引力的”大学生、一位聪明而好奇的主修生物学的女人时，这种限制再显然不过了。根据马斯特斯回忆，她当时“为自己即将举办的婚礼筹备资金”，正在试图涉足一些性交易，并成为了马斯特斯研究中的一名志愿者。有一天，她无意中的一句话彻底改变了一切。

在妇产科医院的一间检查室里，这位年轻的女士正在挑逗自己——用马斯特斯的医学术语来说这称作“自慰”——直至高潮，马斯特斯记录下了整个过程，并用相应的仪器对其进行了分析。在事后的访谈中，他们详细讨论了她蜷起的脚趾、发麻的感觉，以及性爱过程中内心最深处的感受。他想要“明确在个体反应中的那些主观部分”。这位年轻女士描述了自己的高潮体验，并且表示高潮与否完全取决于谁来刺激以及如何刺激。

“如果这是我装的呢？”她突然问道。

马斯特斯彻底蒙了。“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是……”停顿了很久之后他好奇地问道。

“那就是我谋生的手段——假装高潮。”她坦率地回答道，就好像在给孩子解释压根没有圣诞老人一样。她说，性爱中她唯一的目的就是“快——让男人快点完事，然后付钱走人”。

尽管身为已婚男士，并且作为妇产科医生接诊过成百上千个妇科病人，马斯特斯仍旧是一头雾水。这位年轻的女性对于高潮的描述——以及她的假装只为让整件事早点结束的可能性——似乎超出了他的理解范围。“我只是不能理解，”他回忆说，“我不确定我是否真的搞懂过。”

面对这位监测了自己高潮，却无法听懂自己讲解的才华横溢的医生，年轻的女士终于开始不耐烦，声明说自己对他已经够有耐心了。

她对这位医生尖锐地训斥道：“如果你想做这个研究的话，真的需要一个翻译。如果有一位女性搭档，你一定会受益匪浅。”

马斯特斯闷声听着，并没有回应。恍然大悟的他似乎被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敲了一下脑门，直到现在才搞懂。他越想越觉得她讲的有道理。如果他想搞懂“女人的性心理”——愿意冒着毁掉自己整个职业生涯的风险也执意要去探索研究的这片医学未知领域——那么，他必须找一个女性研究伙伴。马斯特斯知道他不可能找自己的妻子莉比，她已经辞了妇产科医院的工作，把所有心思放在了两个小孩身上。

马斯特斯决定招一个助理，一个完全的陌生人，于是他在华盛顿大学的招聘办公室发布了一条无伤大雅的求助信息。经过几个礼拜断断续续的面试，1956年的圣诞节前夕，马斯特斯终于找到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