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招募人员，吉尼·约翰逊单枪匹马四处找寻着那些愿意像有偿妓女那样进行既定性行为的大学生、医院员工以及教员妻子。当然，在这一方面，她的老板也的确没有安排另外的人手。在她加入之前，比尔·马斯特斯依靠“免罪”通行证——圣路易斯警方安排的一种缓刑，来招募妓女进行实验研究。当马斯特斯意识到这些合并有宫腔感染以及慢性重度盆腔淤血的妓女无法代表“解剖常态”时，他因害怕自己的实验因此而失败，便将整个研究整整搁置了一年。

自从担任助理之后，约翰逊很快就招募到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女性，她们愿意在象征性的报酬以及匿名承诺之下参与这项性爱研究。当她宣称说她们是把自己作为礼物献给科学事业、参与到文化屏障的历史性突破之中时，她那富有感染力的热情很快就博得了许多人的信任。约翰逊预想着，通过这种对女性身体本质的探索，所有的女性同胞都将因此而受益。

有一天吉尼在调用志愿者使用的检查套件时，并未参与性爱研究而只是在不孕不育门诊工作的迈克·弗赖曼医生彻底见识到了她的强大说服力。在初期阶段，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手上只有几个女性志愿者，他们同时还在参与避孕以及生育相关的研究项目。在这个特殊的案例中，弗赖曼说一个年轻志愿者在使用带有摄像头的电动驱动装置进行自慰的同时测试了艾莫克泡沫(Emko foam)——一种用于杀灭精子的阴道内避孕药。内部的摄像头记录了在性交过程中泡沫是如何全面覆盖阴道壁并中和男志愿者提供的精子细胞的。在实验中为了防止怀孕，她事先佩戴了一个塑料宫颈帽。一轮自慰之后，女人洗去残留的泡沫，这时弗赖曼听到马斯特斯在叫他。他回忆说：“马斯特斯医生当时正在手术室里忙碌，又到了年轻女子离开的时候，于是他们问我是否可以去帮忙把宫颈帽拿出来，我照做了。”

尽管知道秘密试验的事，弗赖曼之前却从来没有来过这间房间，更不用说观看实验现场了。当他走进房间，一个裸体年轻志愿者出现在面前，只佩戴了一张面具。他记得：“这个女子身材出色，看起来十分眼熟。”当弗赖曼上前准备摘除宫颈帽的时候，年轻女子突然锁上了房门，就好似他做错了什么一样，然后她迅速地扯下了面具。

“嗨，迈克！”认出弗赖曼的她高兴地叫道。满脸笑容的她就像是在后院烧烤聚餐时遇到了老朋友。

弗赖曼立马认出了这位护校学生的面孔，如他自己说的那样：“我曾经和这位年轻女子交往过。”

然而，最让人记忆深刻的还是吉尼·约翰逊劝说这位正经的护校学生参加一线研究的经历。当弗赖曼询问她情况时，这个年轻女人所讲的理由听起来十分无私，而非利己享乐。这位护士谈起约翰逊的招募时说道：“她让我感到，我不仅得到了报酬，同时也可以帮助到自己的女性同胞。”当弗赖曼再次听到类似的回答时，不禁对吉尼的天分折服了。他说：“学校里很多女性都参加了。很多人把它视作是勇气的徽章——类似于此，‘我正在支持某些非常有价值的东西。’”在不景气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冒险对于女人来说就意味着紧身裤，约翰逊呼吁将性自由看作基本权利也是顺理成章的。就如弗赖曼回忆所说：“她让人们觉得他们正在做上帝的工作。”

一个女护士和一个男医学生是罗伯特·戈尔医生所知道的两名志愿者，此外还有一个医院里的年轻住院医师。戈尔说：“他们定期在吉尼·约翰逊的监视下进行性交，心率以及其他指标都会被记录下来。”这位产科护士“谈论此事的时候相当坦率。她说那个地方很安静，有两个人进行性交。吉尼·约翰逊进来的时候悄无声息，在不打搅他们的情况下记录仪器监测到的数据”。另外一位年轻医生艾拉·高尔说，他对此事的了解是源于约翰逊的朋友麦克唐纳·道格拉斯，他是圣路易斯地区的一名飞机制造商，后来也成为了这项研究的积极参与者。“弗吉尼亚对于性爱有着独到的见解，”高尔说，“她有着世界级的宽阔视野，而且，她对此非常感兴趣。”

吉尼真诚的举止让人们感到舒服。在讨论这个人们从不敢在公共场合提及的私密话题时，她拥有一种非凡的天赋。她的成功姿态鼓动了许多女人，令她们自愿地，甚至是欢快地参加了他们的研究，按照他们的要求公然进行着性爱活动。约翰逊会陪同新成员参观实验室，并向她们介绍所有需要连接到她们身体敏感部位的物件。她会让她们与那些戴着面具、互不相识的性爱伙伴熟悉，并且保持她们的坚定意志。“吉尼·约翰逊在这方面的工作上特别有效，”马斯特斯写道，“她能使焦虑的新研究对象放松，并且明显地增加她们的信任以及舒适程度。”作为招募活动的一部分，她在学校各个公告栏里张贴广告，寻找愿意“在实验室环境中参与公然性活动”的人。当消息传遍整个圣路易斯的时候，马斯特斯回忆说，他们召集了“远多于我能有效处理的志愿者”。面试中大约2/3的人最后成为了研究对象。由于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性反应，那些从没有过性高潮或者不确定自己有没有过性高潮的面试者被排除在外。“我们的经验法则是，如果他们不确定有没有，那么他们很可能就没有过。”马斯特斯解释说。

所有的志愿者都被要求尽量习惯于在实验室里裸露，并且能够在医学人员面前表现出正常的性功能。有一些人参与是为了提高他们的性表现，而有一部分女性参与者告诉马斯特斯，“这个研究项目代表了一种释放情欲的方式。”尽管有心理筛选，但马斯特斯承认，“我们的工作中始终有可能有那么几个偷窥狂或者暴露狂。”研究对象就好像优质的小豚鼠，首先被单独放入一个检查室，等待“既定情节”的发生，就如马斯特斯用他从兔子身上借鉴来的科学术语所描述的那样。“在他们第一次开始性交的时候，研究队伍不会出现，”他写道，“然而适时的，这种性活动会导致既定情节。如果没有出现，性高潮也会被鉴定和鉴别，但不会被重视。我们努力确保任何可能对性活动产生压力的潜在因素在它发展为病理部分之前都被个体中和了。”与此相对，吉尼对于性爱的讲述则更为直率、有趣、吸引人，没有丢失一点她的尊严和诚实。她温柔的眼神以及甜美的嗓音流露出一种温暖而放松的情绪，避免了别人可能带入这种努力之中的某种自觉意识或专业性的强迫。“她在谈论所要做的这项研究时从不支支吾吾，”阿尔弗雷德·谢尔曼解释说，他和吉尼以及马斯特斯经常在午饭的时候聊天，“她从不犹豫使用这个词，如果你不介意我说的话，那就是‘乱搞’。她也从不犹豫谈论性爱，以及让女性具有性吸引力的因素和让事物具有性刺激的东西。”

有一次，比尔和吉尼邀请谢尔曼医生参观在他办公室进行的午后测试。透过隔音检查室墙上的一面单向镜，他们观看着女志愿者参与自慰的过程，自慰的方式是为定标她们的性反应所特别设计的。约翰逊在现场进行辅导和训练，而马斯特斯则在后面进行指导和纠正。“病人坐上妇科检查椅之后，检查窥器被放入阴道内，”谢尔曼回忆说，“实验初期，他们只按摩阴蒂和阴户，然后观察宫颈看她是否兴奋或者达到高潮。她(吉尼)会让病人自己刺激自己的阴道，假装有那么一个阴茎，或者使用某种类似阴茎的仪器。”

当测试进入真实性交阶段之后，圈子进一步扩大，一些教授的秘书以及医生的妻子都成为积极参与者，谢尔曼说，她们和医学生以及住院医师一样希望在实验过程中赚几个钱。不论他们的动机是什么，几乎所有的志愿者都似乎被约翰逊执着的兴趣吸引了。数年之后，她用同样理想化的、几乎英雄般的口吻描述这些志愿者，无疑她已经习惯了说服他们。“在实验室里，我们和一群普通人一起工作——或者也许我们应该称他们为不同寻常的人——因为他们无比关心这项研究，愿意奉献自己的宝贵时间投入到解除疑惑、探寻真理的努力中来，”约翰逊回忆说，“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积累的那些信息是多么重要，我们很确信自己是正确的，我们正在做一件‘好事’。我们活在一个坚定信念的泡沫之中，让我们与所有的怀疑相隔开来。”

在耀眼的灯光以及科学的审查之下，有些看似健康而魁梧的男志愿者遭遇了性无能、早泄，或者如这两个研究者所说的“怯场”。记录显示，项目中每5个“失败”案例中的4个——那些无法成功性交的——都是男志愿者。“我原本以为，女性会更难处理，”马斯特斯后来解释说，“我是彻底的错了！在实验室里，男人比女人更难弄。”马斯特斯对于表现和结果的关注会让原本放松的周末晚上变得忙碌不堪，并一直延续到周一早上。马斯特斯回忆说：“所有配对好的研究对象都目标明确，在实验过程中没有太多甚至压根没有前戏，而是直入主题。”与此相比，他们生硬的方式导致了“比那些关系稳定的搭档高两倍的失败率”。作为一个科学家，马斯特斯似乎觉得性爱是一件单调、无爱的事情，“性交也只是布置给两个人的相互手淫练习”。80%的人依赖于传教士体位，没有任何变化。在面对男人时，约翰逊展示了足够的耐心，如同对女性参与者一样。她允许紧张的志愿者先到门诊办公室，看看杂志、说说话、透透气，直到他们感到舒服。有些人中途停顿了三四次，她对于他们也不会有额外的要求。伴着亲切的笑声，她给研究进程带来了一种幽默，让那些对自己不确定的年轻男人放心，一切都很好。

有一天早上，一个志愿者——一位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学生——浑身颤抖地冲入他们的办公室。

“马斯特斯医生在这儿吗？”他着急地问道，“我想见马斯特斯医生！”

当时只有约翰逊在办公室。“天啊，我想他这个时候在手术室里，”她想起了马斯特斯的手术排班表，“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地方吗？”

这个男学生摇摇头，立马离开了。一个多小时之后，他又带着这个同样的急迫问题回来了。

“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够回来，”她解释说，“我能帮忙吗？”

这个年轻男人盯着她看了一会儿，不确定自己是否可以信任她。随后脱口而出：“我想我失去了它。”

“你失去了什么？”吉尼疑惑地问道。

他一脸失望地回答道：“我想……我无法再参加了。”

约翰逊认出了这个有礼貌的可爱志愿者，他的行为更像是一个乡村男孩，而不是城里人。在他加入这个项目之前，她就已经在例行背景调查中整理过他的个人资料。她记得，他和自己来自同一个故乡，而且“在一个非常传统的家庭长大，作为家里的独子”，很少有社交活动。“直到他进入医学院的第二年，才勉强开始有了约会。”然而，这个志愿者初次尝试性爱之后，和其他同龄的男性一样，开始变得如狼似虎，好似一个干渴的男人突然想要咽下整个大海一样。

就在满脸绝望地出现的那个早上，他已经和两个不同的女人连续做爱36小时，把自己彻底搞垮了。身体的无反应让他困惑不已、倍感惊恐。一急之下，他想要寻求马斯特斯的帮助。

耐心地听完之后，吉尼认定这个年轻男子“只是刚跑完了一个马拉松”，然后忍受着“不应期”，一种只有男人才会遇到的特殊情况，就如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后来描述的，在性高潮之后对于性刺激暂时的“身心耐受”。对于有些男人来说，不论有多少女人主动示好，他们的阴茎都只会勃起大约1个小时。如果太频繁地性交，有些事实上会造成疼痛。他们的实验显示，女人没有这种“不应”问题。约翰逊对于这个年轻男人的问题表示同情。“我只是让他放心，他只是纵欲过度。”她解释说，就好像是一位射击教练。“他当时非常非常不安，但他并不会一直这样没有反应。”

在这方面，这位来自戈尔登城的男人并不是个例。约翰逊说：“许多奉献自己身体的志愿者确确实实没有很多经验，在门诊做爱似乎是解答自己问题的一种方式，缓解自己对于异性的恐惧，或者克服他们自身的羞怯和好奇。”这也是志愿者托马斯·吉尔帕特里克的遭遇。作为一位哈佛毕业的32岁已婚住院医师，托马斯·吉尔帕特里克在不孕不育门诊马斯特斯医生的手下工作。身材高大的他看上去像个运动员，但同时又戴着一副深色牛角框近视眼镜。他总是把自己一头深色的卷发梳得一丝不苟、老式且无趣。在这个满是冷战恐慌、麦卡锡式迫害以及老气横秋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担任美国总统的乏味年代里，吉尔帕特里克似乎就是下一位穿灰色法兰绒外套的人。从1955年开始，吉尔帕特里克协助医治那些支付250美元年费看马斯特斯专家门诊的不孕不育症夫妇。他一遍又一遍地听着自己导师对那些没有孩子的夫妻进行解释，在讲话中马斯特斯或者承诺让他们成功怀孕，或者直接同领养机构以及其他医生联系。“我们无法保证你一定会怀孕，但我们可以保证你拥有一个孩子。”这句话马斯特斯说了很多次。

位居医学前沿对于吉尔帕特里克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他特别钦佩马斯特斯高超的能力以及自信的风格。在华盛顿州长大的吉尔帕特里克申报了哈佛大学，并在1946年被录取。度过了大一新生生活之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吉尔帕特里克在军用信号公司服役，之后又回到了哈佛，并于1948年毕业。那年春天，吉尔帕特里克娶了“人生中第一个真爱”，奥德丽，她是他在服役期间认识的女子。接下来的几年里，吉尔帕特里克去华盛顿大学上了医学院，在部队医院完成了实习，最后又回到华盛顿大学的妇产科做了住院医师。1955年在马斯特斯手下开始做总住院医师时，汤姆和奥德丽已经是一男一女的父母了。吉尔帕特里克来的时候，马斯特斯还在妓女身上做他性爱研究的预实验，他时常和这位年轻的助理讨论一些新发现。聘用吉尼·约翰逊之后，研究突飞猛进。在做事方面，约翰逊很擅长与医学生、住院医师和医生打交道——几乎所有人都是男性——在让他们顺从自己的意愿方面也很有自己的一套。“弗吉尼亚非常有吸引力，并非廉价的华丽，她能散发出一种特别的性感。”吉尔帕特里克回忆说，“她并不是特地在调情，但是，她总让人感觉在调情。这就是她的特点之一。对某些女人来说，这就是她们的特色。”

有一天下午，在不孕不育门诊，约翰逊给正在将一个窥器塞入病人阴道的吉尔帕特里克打下手。这个闪亮的漏斗状金属仪器附带了一只很小的灯泡，有点像圣诞灯饰，但灯不亮了。吉尼走上前，轻轻地拍了一下他，手里抓着没有连上的电线插头。

“哦，医生，我需要帮你插上。”她低声说道，无邪中又带着一丝淫笑地把插头插入了插座。

吉尔帕特里克一直都没有忘记她的俏皮话。“这明显是有意无意间的一语双关，”他说，“我们事后为此笑了好一会儿。”也许她感觉到了他的兴趣，但约翰逊一直都在工作方面保持得很专业，知道微妙的社交界线应划在什么地方。“她对于自己的性感非常自信，也展现得很好。性爱是生活的一部分。”他回忆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吉尼走在时代的前端。”

在努力招募的过程中，约翰逊了解到吉尔帕特里克在医院值班时背着家里的老婆孩子有了婚外情。当知道吉尔帕特里克有在婚姻之外与人发生性关系的意愿之后，约翰逊立马就开始接近这位同事，为他提供做志愿者的机会。她说，他们对陌生人性反应的调查完全是他生育研究顺理成章的后续。

吉尔帕特里克并不需要太多的劝说。

第一次实验时，一个裸体女志愿者躺在吉尔帕特里克隔壁的单人床上，在绿色亚麻布床单上伸开了自己的双腿。女人的酥胸、滑亮肌肤上泛起的鸡皮疙瘩以及开始爱抚他身体的双手对于他来说全然是一种神秘。

“挑逗我吧。”她对他说。

在进房间之前，吉尔帕特里克已经脱了自己的外套。走进房门之后，他最后的贴身衣服，一件轻薄的病人袍，也被脱下。

“我们各自脱了衣服，”吉尔帕特里克回忆说，“吉尼用单名介绍了我们。”介绍之后，约翰逊离开了房间，大概去了单向镜后面。

作为惯例，这个迎接他的裸体女人除了头上戴一个纸袋外全身一丝不挂，就和他一样。很快他们一致认为应该把纸袋子也摘掉。“我们一开始会用那个，但我们都说它很傻。”吉尔帕特里克回忆说，头上戴个袋子让人呼吸困难。而且，他们之前也从不认识对方，之后也不会再这么做。

不像其他志愿者，吉尔帕特里克并不需要热身阶段来放松自己的紧张情绪。在这之前，他在这间检查室已经呆过很长时间，当然，那是作为一个住院医师在接触女性病人。他非常清楚心电图机器的位置，对于带有电极的电线以及那个马斯特斯医生和吉尼·约翰逊可以观察一切的单向镜位置也十分清楚。“我知道我们正在被观察，但我不觉得紧张，”吉尔帕特里克记得，“这是为了科学。”他相信马斯特斯可以解决看到他赤身裸体出现在面前所带来的困惑。他意识到，这个项目很容易破坏自己刚起步的医学职业生涯，如果有关于他参与其中的谣言泄露出去的话。但是他认为许多伟大的科学成就都离不开一定的风险，即使这一次牵涉的是某种窥阴癖。“我不认为比尔以此为乐，”吉尔帕特里克说，“我认为他单纯地觉得这是生理学的一个未知领域，搞懂这个最后会为他赢得诺贝尔奖或者其他类似的科学奖项。”

在实验室里勃起对于吉尔帕特里克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他自认为是一个健康、热血的美国男人。然而，当裸露的搭档起初请他帮忙让她“热身”时——前戏中理所当然的努力——却超出了他有限的床上经验。“后来我才知道，尽管已经结了婚，但自己是多么没有经验。”他说。他的女搭档们，在重复的半小时会面中，没怎么引导他进入正轨。这些女人也许同样也是新手，也没什么经验。“除了关于天气的评论之外我想不起当时还有什么其他对话，”他说，“没有一句‘感觉很好’或者‘再接再厉’之类的话。”

在后面，当看到吉尔帕特里克在他的搭档身上猛烈抽插时，可以听到吉尼·约翰逊发出的指导。她的指令主要是为了确保不让电极掉落。而当他们在床上震荡和摇摆时，其他记录身体反应的仪器也不能脱落。观看了吉尔帕特里克和他的一位女搭档匆忙交合之后，约翰逊轻轻地给他披上衣服。“她说以后，‘你能做得长一点吗？’大致这个意思，”吉尔帕特里克回忆说，“也许我不是他们真正想要寻找的种马。”

那些与吉尔帕特里克交配过的年轻女志愿者，她们的脸庞、身体、声音以及甜美的气味，数十年之后已渐渐消失在遥远的记忆之中。唯一他能清晰回忆起来的是一位来自俄克拉何马州前来圣路易斯寻找领养者的、大概是未婚的孕妇。在这个过程中，比尔和吉尼让这位准妈妈作为志愿者参加了性爱研究，通过电子设备记录了高潮时候她子宫的活动，并和之后分娩时进行了对比。“她大概20岁，或者21岁，也许是个大学生，”吉尔帕特里克回忆说，“她在俄克拉何马州的医生是比尔的朋友，于是推荐她成为了候选人。”吉尔帕特里克并不介意和一位孕妇做爱。为了配合她突起的肚子，他在自己常用的传教士体位上结合了“小四分之三”方式。“她的肚子并没有大到让人不舒服，我猜大概四五个月身孕的样子。”他回忆说，“我想怀孕七八个月的时候我们绝不会冒着早产的风险这样做。”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对于孕妇性反应的调查“当吉尼问我的时候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

为什么这个来自俄克拉何马州的女人会同意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做性爱志愿者？是否因为她的身孕以及个人经济状况？此外，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筛查程序——他们许诺怀疑者说筛查程序是经过深思熟虑，并且会剔除潜在的不适合候选人——是否充分考虑到了和陌生人性交对于这个年轻女人可能产生的心理影响？但吉尔帕特里克，作为一个学医的男人，没有问太多问题。想要和这位有着硕大乳房的漂亮孕妇发生性关系的身体冲动让他无暇过问这些沉闷的问题。“我确定比尔和吉尼让她觉得自己正在为科学知识作贡献，”他解释说，“‘不要尝试猜出那个人是谁。’这是来自吉尼的警告，可能不是比尔，说这一切都是匿名的。”

数月之后，1958年初，当这位来自俄克拉何马州的年轻女子在医院妇产科病房分娩时，吉尔帕特里克作为住院医师在一旁帮忙。他回忆说，母子平安，这件幸福的事情让马斯特斯有了做科学随访的机会，将分娩时的电子测试结果与性爱时的相对比。“我们记录到她宫缩时的活动与高潮时非常类似。”吉尔帕特里克回忆说。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就怀孕期间性反应的问题采访了111名女人，并且得出了许多具有见解的、开创性的结论，包括怀孕期间夫妻性生活对于胎儿并没有实质性伤害——这驱散了一个长久以来的谜团。他们的研究显示女人在怀孕早期和中期会性欲增加。在真实生活样本的帮助下，他们详细地描述了女性在怀孕期间乳房、外阴以及内部器官那些显而易见的变化。然而，在他们关于“怀孕及分娩后女性性反应的解剖及生理变化”这项研究中只用了6位怀孕女性。所有人都是已婚人士，他们在报告中说。在这6名女性中，4人在怀孕之前就已经成为了志愿者，让他们有机会就怀孕前后宫缩的模式进行对比。不知出于什么样的理由，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决定不将俄克拉何马州女子的数据纳入最后结果。

就和期望的一样，吉尔帕特里克跟随马斯特斯的那段经历让自己的职业生涯步入了正轨。在圣路易斯成功地结束任期之后，吉尔帕特里克和妻子以及孩子回到了华盛顿的斯波坎市，在那儿开始从事普通妇产科医生工作，包括治疗不孕不育症、内分泌疾病以及盆腔肿瘤。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他已经在斯波坎市协力开展了计划生育分会，在事业上大获成功。

然而，在他的私生活方面，当时作为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研究项目志愿者的经历可谓好坏参半。“我一度愚蠢地、自以为是地认为如果妻子不知道，那就没关系，最后这成为了我们之间的问题。”吉尔帕特里克回忆说。他在实验室里的那种自由思想逐渐侵蚀了他与妻子之间的信任。“在斯波坎市我有许多风流韵事，并且学会了许多此前并不了解的事——我很容易被引诱。”他说。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海滨度过的那些周末，他独自驾着水上滑艇巡航，一艘马力十足的摩托艇在水上飞驰，在不同的户外活动上勾搭着女人。他做志愿者以及周末浪子的时光给他带来了不曾预料到的后果。“我想那些事以某种方式影响了我，破坏并结束了我的第一段婚姻，”他说，“你一直以为没人会知道。”但他发现生活中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自己性生活方面的不忠，包括他的孩子们。

在离开圣路易斯之前，吉尔帕特里克曾希望和一个特别的女人发生关系，却始终未曾如愿，那个人就是吉尼·约翰逊。数年来他一直对她情有独钟，却从来没有敢在医院之外约她。然而，离开圣路易斯几年之后，吉尔帕特里克回到华盛顿大学参加维拉德·艾伦医生——对马斯特斯职业生涯举足轻重的系主任——举办的一个晚宴。许多在妇产科权威艾伦医生手下工作的医生、住院医师以及护士都前往参加了晚宴，不过在那个特别的晚上，比尔没能到场。吉尔帕特里克打电话给吉尼，问她是否愿意与他结伴一同前去参加晚宴。她同意了。

那天夜里，晚宴结束之后，吉尔帕特里克开车送老同事回家，陪她走到了门口。“我送吉尼回她的公寓，给了她一个晚安之吻，并且拥抱了她，”数年之后他回忆说，“我带着那个意思说，‘我们早就应该在一起。’她说她早就意识到我在性生活方面很活跃，但现在肯定不是回到当初的好时机。”他并没有要求她解释更多，很快就说了告别。约翰逊记忆中的吉尔帕特里克更多是一个朋友以及马斯特斯身边的年轻助手，而不是研究中的志愿者。“他和我们都很亲密，”她说，“我也很喜欢他，但不是那种喜欢，因为我一直都很投入在工作之中。”

约翰逊一直都避免与那些性爱研究中的志愿者走得太近，警觉着弗洛伊德关于“移情”的告诫——病人对于医生在爱以及强烈情感方面的心理投射。在所有门诊接触的裸体男人和女人面前，在性交以及自慰的观察中，吉尼一直保持着自己职业上的距离。“我很好奇，我不会因为任何事情而感到惊骇，”她解释说，“我的工作就是安慰和解释，不带一点个人感情。”

那晚离开吉尼·约翰逊的住处之后，吉尔帕特里克感到问题不止拒绝一个吻那么简单，也许还有其他原因。尽管比尔和吉尼一直在公共场合显得平心静气，好像两人之间没有任何事一样，但那天晚上吉尔帕特里克隐约觉得马斯特斯就在那里。就像他回忆所说的：“我意识到，就算他们当时没有在一起，也很有可能将要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