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这个夜里，我第一次想到我一生中那些最悲惨片段里的一件事。我十七岁时，我的父亲，为了摆脱我，一天下午叫来了警察，囚车在大楼前等着我们。他把我交给区警察分局局长，说我是个“小流氓”。我宁愿忘记生活中这段插曲，但是，就像一颗定时炸弹似的，四十年后，这天夜里的梦中，一个也已经被淡忘的细节和其余的事情都一起重现在我的脑海里，并使我心绪不宁。我坐在警察分局尽头的一张凳子上，我等待着，不知道他们要把我怎么样。我不时地陷入半睡半醒的状态。从午夜起，我便听到有规律地响起了马达声和砰砰作响的车门声。便衣警察把混杂的一群人推进大厅，其中有的人穿着整齐，有的举止就像流浪汉。是一次大搜捕。他们说出自己的身份。然后，渐渐地，他们消失在一个我只瞅见门大开着的房间里。最后出现在打字那个家伙面前的，是一位非常年轻的女子，褐色的头发，身穿一件毛皮大衣。警察好几次都把她姓名拼写错了，而她则不胜厌烦地重复说：雅克琳娜·博塞尔让。

在她走进隔壁房问前，我们的目光相遇了。

15

我在想，小轿车把我撞翻的那天夜里，我是否并没有送埃莱娜·纳瓦希那到北站去乘火车。遗忘，最终把我们生命中的主要方面，有时，把一些无关紧要的中间画面都侵蚀掉了。在这部老电影里，胶片的发霉部分造成时间的骤变。使我们感到两件相隔几个月出现的事情，是在同一天发生的，甚至是同时发生的。看到这些残缺不全的画面在我们极其混乱的记忆中交相香印，或者，这些画面在黑洞中央，时而缓缓地相继出现，时而又断断续续，怎么样排出一个最简单的顺序呢？结果，我头晕眼花。

我觉得，那天夜里，我是从北站步行回来的。不然，为什么我会这么晚了还会坐在夜班车车站前的凳子上呢？车站在圣雅克塔花园广场附近。一对男女也在站上等车。男的用威胁的口气同我说话。他要我送他们，他和那个女人，去一家旅馆。那女子默默无言，显得十分窘迫。那男人拉住我的胳臂，企图把我拖走。

他把我推向那女人，说道：“她挺好看，嗯……你还没有瞧见全部呢……”

我竭力挣脱开身，但是，他实在缠人。每次，他又再拉住我的胳臂。女人脸上露出讥讽的微笑。他大概喝醉了，他的脸靠近我，跟我说话。闻不到他身上有酒精味，但是，却散发出一种奇特的香水味，“森林之水”

牌的气味。我用前臂狠狠地推开他。他张口结舌地看着我，显得很失望。

我走到库泰勒里街，那是一条偏僻的斜向小街，恰好在市政厅前面。后来几年里——甚至就在最近——我回到这里，试图弄清楚这条街第一次引起我不安的原因。烦躁不安的情绪始终挥之不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滑入一个并行的世界的感觉，而与时间无关。

我只要沿着这条街行走就行了，我懂得，往昔已一去不复返，而我却还不太知道我究竟生活在什么样的现实中。这条街只是一条通道，夜里，各种车辆像龙卷风般过往。是一条被人遗忘的街，任何人从来都没有留意到它。那天夜里，我注意到左边人行道上的红色灯光。

那家店叫做“小海湾”。我走了进去。亮光是从天花板上的一盏小油灯洒下的。四个人正围坐在一张桌子旁玩扑克。一名留着小胡子的棕发男子站起身朝我走来。

“先生，用晚餐吗？在二楼。”

我跟着他上楼。那儿也一样，只有一张桌子被四个人占用，两男两女——靠近玻璃窗洞。他向我指了指左边第一张桌子，就在楼梯口那儿。其他人丝毫也没有注意我。他们低声地在说话，一阵悄悄说话声不时地被笑声打断。桌子上，有一些被打开的礼品盒，他们好像在过生日，或许是圣诞前夜的聚餐。红桌布上放着菜单。我念：芳香淡水鱼段汤菜。其他菜名都用极小的字写的，在强烈的，几乎发白的光线下，我无法辨读。在我身旁，他们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芳香淡水鱼段汤菜。我心想，这个地方的顾客可能是什么样的。是那些在悄声交换地址的某个协会的成员？或者，在这条街上，时光不再流动，而一些迷失的人便这样永久地围着桌子坐着？我不太清楚，我为什么会疲惫地在这儿落脚。毫无疑问，是埃莱娜·纳瓦希那的离去引起了我这种烦躁不安的感觉。再说，正是星期日的夜晚，星期日夜晚总是留下一些奇特的回忆，以及您生活中一些毫无价值的小插曲。必须回到学校或营房。您在一个再也想不起名字的火车站站台上等候。再晚些，您在宿舍的小长明灯蓝色的灯光下，睡得很不踏实。如今，我在“小海湾”，坐在一张铺有红色桌布的桌子旁，菜单上，推荐一份芳香淡水鱼段汤菜。那儿，他们忍俊不禁，噗嗤而笑。其中一名男子戴着一顶黑色的阿斯特拉罕羔皮帽。他的眼镜和瘦削的法国式脸庞与这种俄罗斯或波兰骑兵的帽子形成鲜明的对比。一顶波兰军帽。是的。这就叫做波兰军帽。

他弯下身子要亲吻旁边那位金发女子的肩窝，但是，那女子不让他这么做。其他人就哈哈大笑。即便我怀有最好的愿望，我也不可能与他们一起欢笑。我相信，假如我朝他们的桌子走去，他们也不会瞧见我；假如我对他们说话，他们甚至不会听见我说话的声音。我尽量致力于具体的细节。“小海湾”，库泰勒里街4号。也许，不安的情绪是起因于这条街的地形位置。它通向塞纳河畔警察局的大楼。这些大楼的窗户里没有一点灯光。为了推迟我将孤零零地待在这个地区的时刻，我依然坐在桌子旁。即使想到夏特莱广场的灯光也没有使我安心。圣日耳曼一奥赛尔倒也并不很远，可是也得走过偏僻的沿河街道才能到达。另一名男子脱下帽子，擦了擦额上的汗。没有人过来拿我点的菜单。

再说，我也许根本不能咽下小小的一口。在一家名叫“小海湾”的餐厅里，一份芳香淡水鱼段汤菜……这种杂烩似的菜肴有某种令人不安的东西。我越来越没有把握自己是否能够战胜星期日夜晚的焦虑。

16

走出餐厅，我暗自思忖是否不应该再去等夜班车。

我一想起将孑然一身回到旅馆房间里，便不由得惊慌失措。我突然觉得奥尔良门街区令人备感凄凉，也许，因为它使我想起了最近的经历：父亲的背影朝着蒙鲁日渐渐远去；人们以为碰上了一支行刑队；我们所有在“择耶尔”、“罗东德”和郊区地铁的“终点站”咖啡馆错过了的约会……这正是我需要埃莱娜·纳瓦希那做伴的时候。和她在一起，我觉得可以安心地回到我的房间，我们甚至可以步行穿过星期日夜晚死气沉沉的街道。我们会比刚才在“小海湾”那个戴波兰军帽的家伙和他的宾客笑得更大声。

为了给自己鼓劲，我对自己说，在奥尔良门街区，一切并不是那样阴郁。夏天，那儿，高大的铜狮子安坐在树叶浓荫下，每当我从大老远处看着它，它显现在地平线上的姿态便使我感到欣慰。它照看着过去，它也关心着未来。这天夜里，铜狮子充当我的方位标。我对这名哨兵无比信任。

我加快脚步到了圣日耳曼一奥赛尔。在我到达里沃里街的连拱廊的时候，当时就像有人猛然把我唤醒一样。“小海湾”……企图亲吻金发女子那个戴着波兰军帽的家伙……顺着长长的连拱廊，我却感到回到了露天。左边是卢浮宫，一会儿就是我童年时代的杜伊勒里王宫花园。我一步步迈向协和广场，同时，我努力推测黑暗中公园铁栅栏后面的东西：最前面一个水池，花木园景，旋转木马，第二个水池……现在，只要走几步就可以呼吸到海的气息。笔直往前走。尽头，那狮子就像哨兵那样安坐在十字路口的中央……那天夜里，城市显得比平时更加神秘。首先，我从未感受过在我周围如此深沉的寂静。居然没有一辆车。过一会儿，我就要穿过协和广场，根本不把红绿灯放在眼里，就好像在穿过一片草地。是的，我又陷入了梦境，不过，比刚才在“小海湾”的梦更加宁静。就在我到达方尖碑广场时，小轿车冒了出来，在感到腿上一阵剧痛的同时，我心想我快醒了。

17

撞车事故发生后，在米拉波诊所的房间里，我有时间思考一些事情。我首先想起了童年时一天下午被轧死的小狗，然后，那一时期发生的一件事情也渐渐地在记忆中重现。直到那时，我想我一直在回避思考这件事。惟有乙醚的气味有时使我想起了它，这种令人介于阴阳两界的气味把你一直带到生与死之间一个脆弱的平衡点。一股清新的气息和终于在露天自由呼吸的感觉，而不时又有一种裹尸布令人窒息的沉重。前一天夜里，在市立医院，当那个家伙给我脸部罩上嘴套，让我入睡时，我记起了，我曾经经历过这个。同样的夜晚，同样的车祸，同样的乙醚气味。

是在学校门口。院子面向一条稍有些倾斜的林荫大道，道路边上有树和一些房屋，我不知道是别墅，还是农村住宅，还是郊区小屋。在我整个童年里，我曾经在各种各样的地方逗留过，以至我最终都把它们混淆起来。对这条林荫道的回忆，也许同我记忆中的比亚里茨的某条大街或儒伊一昂一若扎斯镇的一条斜街混同一起了。我曾经在同一时期，在这两个地方分别住过一些时候，我想那条狗是在儒伊一昂一若扎斯镇的居尔泽讷博士街上被轧死的。

傍晚时分，我走出教室。大概是冬天。天色已黑。

我在人行道等候，有人要来找我。不久，我周围一个人也没有了。校门已关闭。玻璃窗后已不再有一丝亮光。我不知道应该走哪一条街回家。我想穿过林荫大道，但是，我刚一离开人行道，一辆小型卡车猛地一刹车，把我撞倒了。我的踝骨受了伤。他们扶我躺在后面的篷布下。其中一个男人和我在一起。发动机开始运转的时候，一位女子上了车。我认识她。我和她住在同一栋房子里。我又看了看她的脸。她很年轻，大约二十五岁左右，头发是金黄色，或者是浅栗色，面颊上有一块瘢痕。她向我弯下身子，拉住我的手。她气喘吁吁，仿佛刚才跑过步似的。她向我们身旁的男子解释，她之所以来得太迟，是因为汽车发生了故障。她告诉他，“她从巴黎来。”小型卡车在一座花园的栅栏前停了下来。一位男子抱起我，然后，我们穿过花园。她始终拉住我的手。我们走进房子里。我躺在一张床上。一问四面白墙的房间。两名嬷嬷向我俯下身，她们的脸被白色的修女帽箍得紧绷绷的。她们在我的鼻子上放上同市立医院一样的黑色的嘴套。在我入睡之前，我闻到了乙醚这种如阴阳界散发的气味。

18

那天下午，我走出医院，顺着沿河街道，向格勒内尔桥走去。我极力回忆，在嬷嬷那儿醒来以后所发生的事情。总之，他们把我带去的那问四周都是白墙的房间和米拉波诊所的那问非常相像。乙醚的气味也同市立医院的一样。这可能有助于我的追索。有人说，气味最能重现过去，而乙醚的气味对我总是产生某种奇特的作用。它甚至就好像是我童年的本真气味，然而，由于它使人处于睡眠状态，而且也消除痛苦，它所显现的画面也就立刻变得模糊不清。毫无疑问，正是这个原因，从我童年起，我的记忆就这么混乱。乙醚既激起我的回忆，却也诱发我的遗忘。

学校门口，带篷的轻型运货卡车，慈善医院……我寻找其他的细节。我瞧见自己在车上，坐在那女子身旁，她打开一扇大门，车子顺着一条小路驶去……她在二楼有一间房，就在走廊尽头的最后一间。但是，这些回忆的片段是那么模糊，我根本无法抓住。只有那张脸和面颊上的伤疤清晰可见，我真的确信那张脸就是那天夜里在市立医院见到的同一张脸。

沿着塞纳河畔堤街走去，我到了阿尔博尼街的街角，正在空中地铁经过的那段拱桥下。而阿尔博尼花园广场则更远些，与阿尔博尼街相互垂直。偶然间，我在一栋巍峨高楼前停下脚步，这栋高楼有一扇黑色铁花装饰的玻璃大门。我非常想跨过通车辆的大门，去询问门房，雅克琳娜·博塞尔让住在哪一层；如果她确实住在那儿，我就去按她家的门铃。但是，这样贸然到别人家里实在不符合我的性格。我从来没有恳求过什么人，也从来没有要求过任何人的帮助。

在校门口发生的和那天夜晚在方尖碑广场发生的撞车之间，已经过了多少时间？将近十五年。警车上的和市立医院的女人都显得很年轻。十五年的时间并没有很多变化。我拾级而上，一直走到帕西地铁站。

于是，在那个小站的月台上等候列车的时候，我便寻找那些能使我知道阿尔博尼花园广场的这个女人是否就是十五年前同一位女子的痕迹。也许还应该想起那个地方的名字，那儿有学校、慈善医院和一栋我曾住过一段时期，而她在走廊尽头有个房间的房子。这就追溯到在比亚里茨和儒伊一昂一若扎斯镇居住的那段时期。那么，以前呢？在这两段时期之间呢？按照年代顺序，先是比亚里茨，然后是儒伊一昂一若扎斯镇。而离开了儒伊一昂一若扎斯镇以后，就回到了巴黎，回忆就变得越来越清晰了，因为，我已到了被称为“理智之年”的懂事的年龄。惟有我的父亲可能向我提供些模糊的情况，但是，他已销声匿迹。因此，得由我自己来应付，再说，我觉得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地铁将经过塞纳河，开往左岸。它路经一些楼面，其每一个灯光闪耀的窗户，对我来说，也都是一个谜。有一件事使我大吃一惊，撞车前，一个平常的夜晚，我在地铁不期遇上了博维埃尔博士。他对我们的相遇却丝毫没有感到惊讶，他向我解释，在我们的生活中，同样的境遇，同样的面庞常常重新出现。他告诉我，在我们下一次的讨论会上，他将就“永恒回归”这一命题加以发挥。我感觉到，他快要向我推心置腹了。

“您看到我那天古怪的样子，大概很吃惊吧。”他几乎用亲切的目光注视着我。他的脸上，脖颈上已不再有任何瘀斑。

“您瞧，我的小兄弟……有些事情，很久以来我一直在向自己隐瞒……某些我从未在光天化日之下承受过的东西……”

随即，他便恢复镇静。他摇了摇脑袋。“对不起……”

他朝我莞尔一笑。显然，他因为在最后时刻抑制住自己吐露心声而感到宽慰。他过于滔滔不绝地讲些毫无意思的东西，就好像他要毁踪灭迹。他站起身，然后，在皮卡尔站下车。我可有点为他担心。

19

那天傍晚，走出地铁，我就到药房去了。我出示诊所给我的那张药方，询问我应该如何敷药。药剂师想要知道我受伤的原因。当我向他解释，我是被一辆汽车撞倒的时候，他对我说道：“但愿您已经起诉了……”

药剂师一再坚持地问道：“那么，您起诉了吗……？”

我不敢给他看我在米拉波诊所签过名字的那份文件。我觉得这份文件很奇怪。我打算在自己房间里头脑冷静地重读一遍。我离开药房时，他对我说道：“每次都别忘记用红汞对伤口进行消毒。”

一回到旅馆，我便打电话给问讯台，希望得知住在阿尔博尼花园广场的雅克琳娜·博塞尔让的电话号码。

但是，查遍这个花园广场的所有号码都没有她的名字。

我觉得我的房间好像比往常更小，仿佛我几年不住之后又回来似的，或者，甚至，我是在前世里居住过。是否可能那天的撞车在我的生活中造成了这么一个断裂，从此便存在一个前，一个后呢？我数了数钞票。不管怎么说，我从来都没有这样富有过。有一阵，我把刚从一家书店买来的书转手卖给另一家书店，以赚取一点可怜的利润，这种在巴黎令人疲惫的奔波可以结束了。

我踝骨处感到疼痛。我觉得自己没有勇气去换绷带。我躺在床上，双手交叉枕在脑后，力图思索过去。

然而，我没有这个习惯。很久以来，我竭力忘掉自己的童年，我从未体验过对童年的刻骨铭心的怀念。我没有一张照片，没有这个时期的任何有形的痕迹，除了一本疫苗接种手册。是的，仔细想来，校门口，小型货车和嬷嬷的这段插曲发生在比亚里茨和儒伊一昂一若扎斯镇两个时段之间。当时，我大约六岁。儒伊一昂一若扎斯镇之后，就是巴黎和罗迪桥街的市镇小学，然后，进各种各样的寄宿学校，辗转于法国各地简陋的房子：圣洛，上萨瓦省，波尔多，梅茨，重又回到巴黎，直到今天。总之，我生活中的惟一秘密，惟一与别的环节没有关联的，就是这第一次与小型货车及这位少妇，或者说这位年轻姑娘有关的撞车事故，那天晚上，这位姑娘来晚了，“因为，她来自巴黎，而她的车在路上坏了。”

为了使这一被遗忘的插曲浮出水面，必须要有那天夜里在方尖碑广场发生的相撞事故。博维埃尔博士对此会怎么想呢？在下一次当费尔一罗什鲁的讨论会中，他是否可能用许多例子中的这一个来阐明“永恒回归”的命题呢？但是，不仅仅如此。我觉得，在我的生活中，有一个裂口正面向未知的境界敞开。

我站起身，我在壁柜最高一层的阁板上，取下一只海军蓝色的纸盒，里面，我放置所有这些后来证明我在人世间逗留的昔日的文件。为申请护照，我刚要求布洛涅一比昂库尔区政府出具的一份出身证明抄件，一份格勒诺布尔学区证明我曾获得业士学位的证书，一张动物保护协会的会员卡，还有，在我的军籍簿里，有我在比亚里茨的圣马丁教堂受洗礼的证书，以及这份旧的疫苗接种手册。我打开这本手册，平生第一次查阅疫苗清单及其接种日期：其中一次是在比亚里茨，由某位名叫瓦拉特大夫为我接种。后来，六个月后，另一种疫苗，正如迪瓦尔大夫的印章显示，是在卢瓦尔一歇尔省的福松波罗那林区接种的。然后，另一种则是很多年后，在巴黎接种……我找到它了，这个标志。这也许是大海捞针，不然，要是我运气好，也许是一条我依靠它可以回顾往事的线索：福松波罗那林区的迪瓦尔大夫。

然后，我把离开诊所时那位壮实的棕发男子交给我的那份有关撞车的报告重读一遍，那位男子留了一份副本。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份报告是以我本人名义写的，它这样开始：“我署名……”而其中使用的措辞却让人设想，是我应该对事故负有责任……“在穿过方尖碑广场时，在靠近里沃里街的连拱廊处，朝协和广场走去，我没有注意到牌照号为3212Fx75的湖绿色‘菲亚特’牌汽车驶来。驾驶者雅克琳娜·博塞尔让小姐试图避开我，以至汽车撞到广场的一根拱廊上……”

是的，毫无疑问，这是事实。这辆车车速并不快，我在穿马路前理应先往左看，但是，那天夜里，我正处于精神反常状态。雅克琳娜·博塞尔让。问讯台告诉我，阿尔博尼花园广场没有人用这个名字。但是，也许因为她的名字没有列入电话簿里。我曾问过在这个花园广场里有多少门牌号。十三个。耐心些，我最终会知道她的门牌号。

后来，我离开房间，下了楼，再一次给问讯台打电话。在福松波罗那林区，没有迪瓦尔大夫。我一瘸一拐地一直步行到茹尔丹大街街头的小书店。我在那儿买了一张卢瓦尔一歇尔省的地图。然后，我向后转，朝“巴比伦”咖啡馆的方向走去。我的腿疼痛难忍。我坐在装有玻璃的露天座上的一张桌子旁。见到时钟上指示的时间才晚上七点整，我不由得大为惊讶。我的确为埃莱娜·纳瓦希那的离去感到遗憾。我很想跟什么人说说话。一直走到稍远些的热纳维埃芙·达拉姆住的大楼？可是，如果博维埃尔博士还没有到皮卡尔街那儿的话，她一定同他在一起呢。不应该打扰别人的生活。得了，其实我不会出其不意地去按响热纳维埃芙·达拉姆家的门铃……于是，我摊开地图，我化了好多时间才发现福松波罗那。不过，这件事的确使我很上心，使我忘掉了我的孤独感。阿尔博尼花园广场。

福松波罗那林区。我即将得知有关我本人的某种重要东西，而这些东西可能会改变我生活的进程。

堤岸边，阿尔博尼街入口处，有两家咖啡馆相对而开。光顾的人比较多的是右边的那一家，那儿还出售香烟和报纸。我最终询问老板，是否知道本地有一位名叫雅克琳娜·博塞尔让的女子。不，他一点儿印象也没有。就住在附近的一位金发女子。她曾经有过一次撞车事故。不，他不清楚，但是，我也许可以去离这里远些的，那家规模挺大的汽车库打听，就在特罗卡代罗宫花园前的沿河街道上，那个汽车库专营出售美国生产的汽车。他们有不少顾客是在这个街区的。她的脸受伤了？这种事情就更好弄清楚了。去问汽车库里的人吧。他对我的问题并不感到惊讶，他彬彬有礼地回答我的问题，不过说话声音显得有点疲乏，但是，我很后悔在他面前说出了雅克琳娜·博塞尔让的名字。应该等别人自然而然地来顺着你的心思。不能操之过急。我静静地、默默地混迹于人群中。我一直坐在最冷落的桌子旁。然后我等待着。我是属于那种黄昏时分在池塘边停住脚步的人，是在观看死水所有的动静前，让自己的眼睛适应昏暗光线的人。在邻近街道散步时，我越来越确信，我可以不向任何人打听任何东西就能找到她。我正在一个敏感的区域行走，我花了很多时间才进入这里。我在巴黎所走的人生道路，从左岸到樊尚森林、布洛涅森林，我童年的轨迹，从南到北，与我父亲的会面，最近几年里，我自己闲逛、徘徊的癖好，所有这一切都把我引到这塞纳河畔位于山丘坡上的街区，一个我们可能说，它只是个“住宅区”或“没有特色的区”。在我前一天收到的信里，有人约我在这里见面，而十五年内，这封信曾去向不明。不过，对我来说，为时并不太晚：某个人还在这些全都一个模样的窗户中的一扇后面等待着我，这些窗户嵌在这些大楼的墙面上，人们常把这些大楼同别的大楼搞错。

20

一天早晨，我坐在右边那家咖啡馆里，咖啡馆坐落在沿河街道和阿尔博尼街交接的街角上，一名男子和另一个人走了进来。我立刻认出那位壮实的棕发男子。他身上那件深色的大衣，就是发生车祸那天夜里和我离开米拉波诊所时他穿的同一件大衣。

我竭力保持镇定。他没有注意到我。我看见他们的背，两个人都坐在柜台边。他们在低声交谈。那另一个人在本子上做笔记，一边听着棕发壮汉对他说的话，一边时不时地摇摇头。我坐在离柜台比较近的桌子旁，但是，我听不见他们说的只言片语。当时，在那女子和我肩并肩坐在大厅的沙发上，而他朝我们走过来的时候，为什么他给我“棕发壮汉”这样一个印象呢？由于撞车产生的冲击力，大概我的视线变得模糊了。

我离开诊所的那一天，我的确还没有完全恢复知觉。

其实，他的外形倒也不乏某种优雅，然而，他那理得短短的头发，脸部的轮廓，都有点粗俗的东西，使我想起一位我已经忘记名字的美国演员。

我犹豫片刻。还是应该利用机会嘛。我站起身，来到他身旁，把臂肘支在柜台上。他转过半个背对着我，我则弯着身子来吸引他的注意力。倒是那另一个人注意到我想跟他讲话。他一边用手指指着我，一边拍拍他的肩膀。他朝我转过身来。我一声不吭，不过，我不认为这仅仅是因为腼腆的缘故。我正搜索枯肠，寻找字眼。我希望他会认出我来。但是，他用一种惊奇而又厌烦的目光端详我。

“很高兴再见到您。”我说道，一边向他伸出手来。

他漫不经心地握握手。

“我们见过面吗？”他皱起眉头，向我问道。

“最近一次见面，就在不久前，在米拉波诊所。”

另一位在一旁也目光冷冷地打量我。

“您说什么？我不明白……”一丝微笑在他唇边掠过。“您说在哪儿？”

“在米拉波诊所。”

“您搞错了吧……”

他的眼光从上到下地审视我，也许他要估摸一下我对他构成的威胁。他注意到我左脚穿的鞋。因为绷带，我已经把鞋上的裂缝撑大了。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我甚至把绝大部分的皮都割开了，让脚腕儿自在些，我因为裹着绷带而没有穿袜子，就像我们有时因为那些纯种马的娇弱而在它们的脚踝处绑上护带那样。

“就是那场撞车的事故。”我对他说道。可是，他似乎一点儿也不明白。“那天夜里……在方尖碑广场……”他默默地注视着我。我觉得他蔑视我。

“是这样，”我对他说道，“我想知道雅克琳娜。博塞尔让的消息……”

他拿出一支烟放在嘴里，而那另一个人便把打火机递给他，眼睛也一直盯着我。

“先生，我对您所说的一点儿也不明白。”他说话的语气相当轻蔑，是那种用来对付流浪汉或酒鬼的口气。

咖啡馆老板走了过来，见我面对一位他觉得应该尊重，甚至害怕的客人采取如此的态度而大为惊讶。的确，在这张面孔和这一头理得短短的棕色头发上，有着某些令人不安的东西。甚至在那有些嘶哑的嗓音里也存在这种让人感到不安的东西。但是，这一切却不能吓唬我。自童年起，我见识过那么多同我父亲在一起的陌生人……这个男人并不比其他人更可怕。

“我还想跟您说……我真的不需要那笔钱……”然后，我从羊皮衬里上衣的衣内袋里，拿出我离开米拉波诊所时他交给我的那一沓钞票，我一直把这笔钱放在身上。他做了个生硬而倨傲的手势。“先生，很遗憾……够了。别再说了……”然后，他就朝他邻座转过身去。他们重又低声交谈起来，根本无视我的存在。我回到桌子旁坐下。柜台后，老板瞅着我，连连摇头，仿佛告诉我，我是个卤莽的人，而我侥幸脱险了。为什么？我倒很想知道原因。

当他们离开咖啡馆的时候，根本就没有瞧我一眼。

在玻璃后面，我看见他们俩在沿河街道旁的人行道上行走。我不敢跟踪他们。不，应该慎重行事。我已经后悔在这个男人面前失去了镇定。我也许应该待在自己的座位上，别引起他的注意，而是等他走了以后再跟踪他。然后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并知道他是否能够把我一直带到她那儿。可是，错过了这次机会，我恐怕已经自断退路。

老板待在柜台后，一直面露谴责的神色看着我。

“我大概搞错了人，”我对他说，“您知道这位先生的名字吗？”

他犹豫俄顷，脱口而出，仿佛很不情愿似的答道：“索里耶尔。”

他说，我很幸运，因为这个索里耶尔并没有因为我对他的态度而太恼火。什么态度？那天夜里，一辆车把我撞倒了，而我只是在努力查明并找到驾驶者。我这样做难道不是合情合理的吗？我想我已经成功地说服了他。

他露出了微笑。“我明白……”

“那么，这个索里耶尔究竟是谁呢？”我问他道。

他的笑容变得更灿烂了。我的问题仿佛使他很开心。

“他可不是唱诗班的孩子，”他告诉我，“不，可不是唱诗班的孩子……”

从他说话那种含糊其词的语气，我意识到我不可能获知更多的东西。

“他就住在这一带吗？”

“他曾经住在这一街区，不过，我想，现在不再……”

“那么，您知道，他是否结婚了？”

“这我可不能告诉您。”

其他顾客的到来打断了我们的谈话。再说，他也不再留意我了。我的确白以为是地相信，他高度重视刚才我同索里耶尔的交谈。顾客们进进出出，他们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偶尔也听见一些大嗓门。甚至，有时候，深更半夜了，不得不求助于警察。在这一片鼎沸的喧哗声和来来往往中，人们终于记住了几张面孔，几个名字。但是，用不了很长时间就忘了。

21

我寻思，我也许碰巧会看见那辆车又出现了，它就停在附近。我一直走到沿河街道那儿的大车库，询问加油站里的人，在他的顾客里，他是否知道有一位金发女子曾发生过车祸，并且脸上受了伤。她驾驶的是一辆湖绿色的“菲亚特”。他思索片刻。不，他没有瞧见过。沿河街道上，过往的人和车是那么多……简直就像是一条高速公路。他甚至根本不注意顾客的面孔。

太多的顾客。太多的“菲亚特”。而且，那么多的金发女子……我又走到稍远些的特罗卡代罗公园。起先，我认为我是第一次在这公园里漫步，但是，面对水族馆，对童年时代一种非常模糊的记忆油然而生。我买了票，走了进去。我久久地观察着玻璃后面游弋的鱼儿。它们身上鳞光闪闪的色彩使我联想到某种东西。

曾经有人把我带到这儿，但是，我无法说出确切的时期。是居住在比亚里茨之前？是居住在比亚里茨和儒伊一昂一若扎斯之间的那一段？或者，是在我还没有完全到懂事的年龄，即回到巴黎的初期？我觉得是和小型卡车在校门口把我撞倒的同一时期。然后，当我默默地观赏鱼儿的时候，我想起咖啡馆老板在我问他这个名叫索里耶尔的究竟是何许人时的回答：“他可不是唱诗班的孩子。”而我，我曾经是唱诗班的孩子，是我一生中惟一的一次。我从未想到过这件事，然而回忆却突然又显露出来。那是在乡村教堂里做午夜弥撒。

尽管我竭力追忆所有往事，但这件事只可能发生在福松波罗那林区，那儿有学校，慈善医院和问讯台告诉我不再列入电话簿的某个迪瓦尔大夫。是她，而不是另一个人，把我带往午夜弥撒和特罗卡代罗公园的水族馆。在小型卡车的篷布下，她抓住我的手，她的脸朝我俯下。在这间玻璃鱼缸的灯光闪闪发亮的寂静的大厅里，回忆变得清晰得多了。做完午夜弥撒回来，沿着那条小街，直到住宅大门，一直有人牵着我的手。同一个人。而我在同一个时候来到此地，我观赏着同样的色彩斑斓的鱼儿在玻璃后面静静地滑行。当我听见身后响起的脚步声，当我转过身，看见她恍如昨日那样走过来的时候，我都不会感到惊讶。而且，从福松波罗那林区到巴黎那段路程，我们坐在一辆与在方尖碑广场把我撞倒的一样的车上，就是那辆湖绿色的车。夜里，她始终不停地在巴黎的大街小巷转悠，四处寻找我。

走出水族馆，我感到寒气袭人。公园里的小径上、草地上，缀有一小堆一小堆的白雪。天空清湛、蔚蓝。

我觉得平生第一次看得那么清楚。这湛蓝的天庭，清晰地呈现出夏约宫的身影，这凛凛的寒气，在经年累月的麻木之后……那天夜里的撞车事故发生得真是时候。我需要某种冲击，使我从消沉、麻木的状态中惊醒。我再也不能继续在浓雾中行进……而这一切是在我步入成年的几个月前来临的。多么离奇的巧合。我刚好得到了拯救。这起事故大概是我一生中最具有决定性的事件之一。它使一切恢复了秩序。

学校和带篷轻型运货卡车……我这是第一次回顾往事。为此，必须要有那天夜里的撞击。直到那时，我都是过一天是一天。我好比是在一条薄冰覆盖，简直可以说没有能见度的公路上驾驶的汽车司机。必须避免往后看。也许，我驶上一座过于狭窄的桥。不可能向后转。只要往后视镜看一眼，我就会头晕得要命。

但是，今天，我可以毫不惧怕地，从总体上来考虑已经过去的岁月。就好像不是我自己，而是另一个人俯视我的生活，或者，我在发光的屏幕上观察我自己的透视片。一切都是那么清晰，线条是如此精确、如此简练……只剩下最主要的东西：小型卡车，篷布下，朝我俯下的这张脸庞，乙醚，午夜弥撒，以及直通到那栋房子大门的归途；而她的房间就在那栋房子二楼的走廊尽头。

过了比尔一哈坎桥，在一条通往沿河街道的小林荫道上，我发现了一家旅馆。过了三天，我再也不想回到奥尔良门那儿的住处睡觉，于是，我在这“弗雷米埃”

旅馆里要了个房间，我暗想其他的顾客是什么样的人。

房间比绿道街的那间更舒适，备有电话，甚至带浴室。

不过，我能够让自己享有如此的奢华，全靠那个名叫索里耶尔在我离开诊所时交给我，并不许我归还给他的那些钞票。他活该倒霉。我原来这般顾虑重重真是个白痴。总而言之，他不是唱诗班的孩子。

夜里，就在这个房间里，我决定永远不再回到绿道街。我已经带了几件衣服和那个放置旧文件的海军蓝纸盒。我必须承认这样的事实：那儿，将不会留下我的任何痕迹。我根本没有感到伤心，这个想法反而给予我勇气面对未来。我如释重负。

我很晚回到旅馆。我下了楼，经过地铁站，去一家大餐厅里用晚餐。我还记得那个饭店的名字：“帕西舞园”。人并不很多。有几个晚上，只有我一个人和老板娘，一位头发很短的棕发女子，以及身穿快艇驾驶者白色上衣的服务员在那儿。每次，我都希望雅克琳娜·博塞尔让会走进来，然后，向酒吧台走去，就像那三三两两地坐在那里同老板娘攀谈的人那样。我挑选了一个最靠近门口的桌子。那么，我就会站起身，朝她走去。

我都已经决定要跟她说些什么……“我们俩在方尖碑广场曾经有过一次撞车……”只要看我走路的样子就够了。有裂缝的便鞋，绷带……“弗雷米埃”旅馆接待处的那名男子，皱着眉头打量我。我身上穿的那件上衣还有血迹。我感觉到他存有戒心。我预付给他十五天的房租。

但是，“帕西舞园”的老板娘对我的绷带和旧上衣上的血迹并不十分在意。看来，在其他不如这里安静的街区里，她已经见识得多了。酒吧台旁，一只鹦鹉待在一个黄色的大笼子里。数十年后，我翻阅一份这个时期的杂志，在最后一页上，登载着饭店的广告。其中一则映入了我的眼帘：“‘帕西舞园’和它的鹦鹉贝贝儿。每天营业。”一句没有多大意义的话却使我怦然心动。一天夜里，我感到自己如此孤独，因此，我宁愿和其他人一起，坐在吧台旁；我感受到，由于我那件沾上污迹的上衣、绷带和我瘦弱的体格，老板娘心中对我存有某种同情。她劝我喝些维昂多克斯酒。我问了她有关鹦鹉的问题，她对我说：“要是您愿意，您可以教它说一句话……”于是，我思考了一下，最后，发音尽可能清楚地说：“我在寻找一辆湖绿色的‘菲亚特’车。”不消多久，我就教会它说这句话了。它重复的方式则更加短促，更加有力：“湖绿色的‘菲亚特’车”，而且，它的声音比我更尖利，更专横。

“帕西舞园”已不复存在，去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乘坐出租车上德莱塞尔大街时，我发觉它已经被一家银行取代了。但是，鹦鹉是很长寿的。也许，三十年后，这个鹦鹉在巴黎另一个街区，在另一家咖啡馆的喧闹声中，还在重复我教的这句话，而没有人明白这句话，也没有人真正在听这句话。只有鹦鹉始终忠实于往昔。

22

我把在“帕西舞园”的晚餐延长得尽可能晚。将近十点时，老板娘和她的朋友们都坐在尽头一张桌子旁，就在离吧台和贝贝儿的黄笼子不远处。他们开始打牌。一天夜晚，她甚至向我提议跟他们一起玩儿。但是，这正是我继续寻找的时候。湖绿色的“菲亚特”。

我曾想到，将近午夜时分，当我在这一带踯躅时，也许会有幸偶尔发现这辆车正停在那儿。这个时候，雅克琳娜·博塞尔让应该回家了。我觉得，我最终找到湖绿色的“菲亚特”，是在夜里，而不是在白天。

街头巷尾已夜阑人静，严寒砭骨。当然，我也不时地害怕一辆巡逻的警车会停在我面前，然后，要我出示证件。毫无疑问，我那带有血迹的上衣，有裂缝的便鞋使之显而易见的绷带，都使我看上去像个无赖。再说，我还没到二十一岁，大约还相差几个月左右。但是，幸而，那几天夜里，没有一辆囚车停下来，把我带到最近的警察分局，或甚至带到位于塞纳河畔的那幢少年犯罪刑侦队的黑幽幽的大楼里。

我从阿尔博尼花园广场开始。那里，沿着人行道停放的车辆中，并没有一辆湖绿色的“菲亚特”。我心想，她在她家对面永远也找不到一个空车位，于是，在那一带久久地转来转去，设法泊车。这样，可能把她带到相当远的地方。除非她把车放在汽车库里。在她家附近，德莱塞尔大街那儿有一座车库。一天夜里，我走进这家车库。尽头，一个男子正待在一个四面玻璃的类似办公室的房间里。他远远地瞅着我走来。当我推开门时，他站起身，我感觉到他正严阵以待。这一瞬间，我真后悔没有穿一件新的大衣。我一开始说话，他便有所戒备。一天夜里，一辆汽车把我撞倒了，我差不多可以肯定，那位司机就住在这一带。直到现在，我没有他的任何音讯，然而，我很想同他联系。另外，那是位女司机。是的，阿尔博尼花园广场。一辆湖绿色的“菲亚特”。这位女子的脸部可能已经受伤，而“菲亚特”车也有些损坏。

他查阅办公桌上一本已然打开的登记簿。他把食指放在下唇，慢慢地一页页地翻阅，当我的父亲在“科罗娜”和“鲁克世界”研究那些神秘的案卷时，也常常作出这个动作。

“您说一辆湖绿色的‘菲亚特’？”

他把食指按在一页的中间，指着某个东西，我的心怦怦地跳。确实，有一辆湖绿色的“菲亚特”，登记号……他抬起头，仿佛医生在看病似的，神情严肃地注视着我。

“那是某位叫做索里耶尔的车，”他告诉我，“我有他的地址。”

“他住在阿尔博尼花园广场吗？”

“不，根本不是。”他皱起眉头，仿佛在犹豫是否把地址给我。“您跟我说是个女人。您肯定那是同一辆车吗？”

于是，我把那天夜里发生的事件和盘托出，诸如这个索里耶尔和我们一起坐在警事应急队的车，市立医院，米拉波诊所，以及我离开诊所时，索里耶尔又在大厅等着我，所有这一切，我都一一向他描述一番。但我不愿意同他提及我最近曾在咖啡馆同这个男子相遇，而他却装作不认识我。

“他住在阿尔贝一德慕大街4号。”他对我说，“不过，他并不是我们的顾客。他第一次上我们这儿。”

我问他阿尔贝一德慕大街在哪里。就在那儿，沿着特罗卡代罗公园走。在水族馆附近吗？稍微远些。

是一条呈斜坡向着沿河街道南下的大街。那辆车已经换了挡风玻璃和一盏头灯，但是，有人在维修还没有全部结束就来把车取走了。是索里耶尔本人吗？他无法告诉我，因为那天他不在，他会去问他的合伙人。他时不时地看一眼我那裂开的便鞋和绷带。“您不是起诉了吗？”他以一种几乎亲切的指责的口气向我提出这个问题，就像那天药房里的药剂师那样。控告谁呢？我惟一应该控告的是我自己。直到现在为止，我一直生活得一塌糊涂。而这次撞车事故把这些年的混乱和不确定划上了句号。是时候了。

“那么，没有索里耶尔夫人的迹象吗？”我问他道，“或者说，一位叫做雅克琳娜·博塞尔让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