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年轻人是我在孔岱的邻座，我们之间的谈话都是以一种轻松自然的方式进行的，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幸运的事情。我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凭我的年龄我可以做他的父亲。三年来，他日复一日，锲而不舍地对进出孔岱的顾客进行汇编，记录在一个笔记本上，这大大方便了我的工作。遗憾的是，我向他隐瞒了我想查阅这部文献的真正动机，虽然他好心好意地把它借给了我。可是，当我跟他说我是美术编辑的时候，我撒谎了吗？

他信赖我，对此我是心知肚明的。比别人大二十岁的好处正在于此：他们不知道你的老底。就算他们漫不经心地打探一些你此前的生活经历，你也可以天花乱坠地瞎编一气。新的生活。他们不会去追根问底。这种想象出的生活，你讲着讲着，就有大股大股的清新空气从一个很久以来一直让你觉得憋闷的封闭堵塞的地方吹过。一扇窗户忽地打开，百叶窗在风中喀拉喀拉响。你会重新感觉到，你的未来不是梦，它就在你的眼前。

美术编辑。这个名称不假思索就脱口而出了。倘若在二十年前，有人问我将来有何打算，我会含糊不清地嘟哝一句：做美术编辑。而且，我今天也是这么说的。什么也没有改变。所有这些年头都被一笔勾销。

只不过，我并没有与过去彻底决裂，没有把过去的一套东西全然抛弃。在我的同代人当中，还有一些见证人，一些幸存者。一天晚上，在蒙大拿，我问瓦拉医生是哪年生的。我们生于同一年。我跟他说我们以前见过面的，就在这家酒吧，那个时候，这个街区尽享繁华，流光溢彩。而且，我好像觉得甚至在那以前就见过他，在巴黎右岸的其他街区。我甚至很肯定。瓦拉用生硬的语气要了四分之一升伟图矿泉水，在我有可能唤起他最糟糕的回忆的时候，打断了我的话。我赶紧闭上了嘴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有许多事情讳莫如深，必须三缄其口。我们彼此都是知根知底的。于是，我们都极力避开对方。当然，最好的方法是，彻底的消失，消失得无影无踪。

真是冤家路窄啊……世界上的事情还真就这么巧，那天下午，我第一次跨进孔岱的大门时，再次与瓦拉不期而遇。他坐在大厅的最里头，和两三个年轻人在一起。他看我的眼神充满不安，就像一个大活人见到鬼一样。我朝他微微一笑。我默默地握了一下他的手。我觉得自己随便说一个字，都有可能让他在新朋友面前颜面尽失、很不痛快。当我在大厅的另一头那张仿皮漆布长椅上坐下来的时候，我的沉默和审慎似乎让他松了一口气。坐在那里，我可以观察他，但不会碰到他的目光。他把身体凑过去，低声和他们交谈。于是，为了打发时间，我想象着我可能会用装模作样的社交界的语气跟他说的所有话语，这些话可能会让他的前额渗出豆大的汗珠。“您还在做医生吗？”稍作停顿之后，继续追问：“说呀，您一直在路易-布雷里奥河堤路行医吗？除非您还留着莫斯科街的那间诊所……很久以前您在弗雷斯纳住过一阵子，我希望那段日子没有给您造成恶果……”我一个人坐在角落里，想着想着，差点爆笑起来。大家都没有变老。随着时光的流逝，许许多多的人和事到最后会让你觉得特别滑稽可笑和微不足道，对此你会投去孩子般的目光。

第一次去孔岱，我在里面等了很久。她没来。要有耐心，不能操之过急。可能要等别的时间。我观察过店里的客人。大部分不超过二十五岁，要是有一个十九世纪的作家来描写他们的话，会把他们描写成“浪子大学生”。但是，以我之见，他们当中在索邦大学或者高等矿业学校读书的人屈指可数。我必须承认，通过近距离的观察之后，我一下子就明白是怎么回事，所以我很为他们的前程担忧。

两个男子走了进来，两人一前一后，几乎没有什么间隔。来人是阿达莫夫和那个步态轻柔的棕发男子，棕发男子已经用莫里斯·拉法艾尔的名字出了几本书了。我与阿达莫夫面熟。以前，他基本上总呆在“老军舰”，他的目光让人难以忘怀。我相信自己曾经帮过他一个忙，那个时候我跟情报部还有一些联系，我帮他办理了合法的居留手续。至于莫里斯·拉法艾尔，他也是街区酒吧里的常客。据说，战后他用原来的名字惹出了一些麻烦事。那个时候，我在替布雷曼做事。他们俩一起走到吧台前，手肘支在吧台上。莫里斯·拉法艾尔自始至终都笔直地站着，阿达莫夫则做着一脸痛苦的怪相爬上了一张圆凳。他没有发现我也在场。再说了，我的脸会让他想起跟他有关的什么事情吗？三个年轻人，其中有一个穿着一件变旧了的风衣、留着刘海的金发女子把他们一起引到了吧台那里。莫里斯·拉法艾尔把一包香烟递了过去，笑吟吟地看着他们。阿达莫夫，他则没那么随便。他那紧张的眼神让人以为他有些被他们吓着了。

我的口袋里有两张一次成像照片，是那个雅克林娜·德朗克的照片……在我替布雷曼做事的那个时候，我轻易就能把随便什么人识别出来，对我的这种绝活，他总是啧啧称奇。随便什么人的面孔，我只要见过一次，它就会铭刻在我的脑海之中，布雷曼常常拿我这种在老远的地方就能一眼认出一个人的本事来打趣，因为即使是半侧着身子甚至是背对着我，我也能认出来。所以，我压根儿就不担心。她一走进孔岱，我就知道是她本人。

瓦拉医生朝柜台方向转过身，我们的目光交集在一起。他做了一个友好的手势。我突然很想走到他所坐的桌子，跟他说我有一个私密的问题要问他。我或许可以把他拉到一边，把那两张照片拿出来让他看一下：“您认识吗？”说真的，通过孔岱的一个顾客来了解这个女孩更多的情况也许能帮上我的忙。

我刚得知她所住的那家旅馆的地址，便赶往那里。我选择了下午的悠闲时刻。这个时候，她更有可能不在家。至少，我希望如此。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在前台那里打探一下她的情况。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秋日，我决定徒步前往。我从河堤那里出发，慢悠悠地朝着大地的纵深处走去。走到“寻找正午”街的时候，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睛。于是，我走进“抽烟狗”酒吧，要了一杯干邑白兰地。我开始焦虑起来。我透过玻璃窗凝望着梅纳大街。我可能要走左边的人行道，然后就会到达目的地。没有任何焦虑的理由。我沿着那条大街前行，走着走着，心境重新平静下来。我几乎可以肯定她不在，而且这一次我可能不会进那家旅馆去打探她的情况。我会在四周来回转悠，就像人们测定方位一样。我有的是时间。别人出钱就是让我做这种事的。

我到了塞尔街，决意要做到胸有成竹。一条静谧灰暗的街道，让我想起的不是一座村庄或者一个郊区，而是被人称作“内地”的神秘区域。我径直朝那家旅馆的前台走去。没有人。我等了十来分钟，希望没有人出来。但是，一扇门打开了，一个穿着一身黑衣服、头发很短的棕发妇女来到收银台。我和气地说：

“我找雅克林娜·德朗克。”

我心想她在这里登记用的是她少女时代的名字。

她朝我微微一笑，然后从身后的一个格子里拿出一个信封。

“您是罗兰先生吗？”

那家伙是谁？为了以防万一，我含含糊糊地点了一下头。她递给我的那封信的信封上用蓝墨水写着：烦交罗兰。

信封没有封口。一张大纸上写着：

罗兰，五点钟以后到孔岱来找我。要不，打电话到奥特依15-28这个号码，给我留话也行。

信末签的名字是露姬。是雅克林娜的昵称吗？

我把信重新折好，塞进信封里，然后把它还给了那个棕发女子。

“对不起……刚才搞错了……不是我的信。”

她没有对我发牢骚，而是机械地把那封信重新放进那个格子里。

“雅克林娜·德朗克在这里住了蛮久吗？”

她犹豫了片刻之后，和气地回答说：

“住了大约一个月吧。”

“一个人吗？”

“是的。”

她好像无所谓，准备回答我所有的问题。但她落在我身上的目光显示出厌烦。“谢谢您。”我说道。“没什么。”

我还是赶紧走人，不要耽搁了。这个罗兰很有可能随时出现。我重新回到梅纳街，朝着来时相反的方向往前走。在“抽烟狗”酒吧，我又要了一杯干邑白兰地。我在一本年鉴上寻找着孔岱的地址。它位于奥黛翁街区。下午四点钟，我还有一些时间可支配。于是，我拨通了奥特依15-28那个号码。一个生硬的说话声让我想起电话报时机的声音：“这里是拉封丹汽车修理厂……我能为您提供什么服务吗？”我说我找雅克林娜·德朗克。“她现在不在……要留言吗？”我想挂掉，但我还是让自己回答道：“不，不用留言。谢谢。”

无论如何，为了更好地弄明白人们的意图，首要任务是尽可能最精确地确定人们所行走的路线。我低声地重复着：“塞尔街的旅馆。拉封丹汽车修理厂。孔岱咖啡馆。露姬。”然后，在布洛涅森林和塞纳河之间的诺伊利区域，那个家伙就是约我在那里跟我诉说他的妻子，一个名叫雅克林娜·舒罗、婚前姓德朗克的女人。

我忘记了是谁建议他来找我的。他可能是在年鉴中查到我的地址的。约定的时间还早得很，但我提前坐了地铁去。那条地铁线是直线。我在萨博隆下的车，在附近地区转悠了将近半个小时。我习惯先熟悉现场的环境，而不是马上下手。以前，布雷曼常常批评我这么做，认为我是在浪费时间。他告诉我，与其在游泳池边转悠，还不如干脆跳进水里。我的想法则正好相反。不要贸然行事，消极被动一些，慢条斯理一些，就能慢慢地让自己融入到现场气氛当中。

空气中飘荡着一股秋日和乡野的味道。我沿着动物园边上的林荫大道往前走，但我走在左边，靠树林和练马场的跑道那边，我更愿意这只是一次普普通通的散步。

那个让-皮埃尔·舒罗跟我确定这次约会时声音语调平直。他只告诉我事关他的妻子。我离他的寓所越近，浮现在眼前的是他像我一样正沿着马道走过的身影，已经过了动物园的那个圆形竞技场。他多大年纪了？听他的声音还很年轻，但是声音总能迷惑人。

他会将我带入一个什么样的婚姻悲剧或者婚姻地狱呢？我觉得自己开始泄气了，要不要去赴约，心里一点底也没有。我进入布洛涅森林，朝圣詹姆斯水塘和冬天滑雪者常去的那个小湖方向走去。我是惟一的散步者，感觉自己远离巴黎，到了索洛涅的某个地方。我下了狠劲，又一次克服了自己的气馁情绪。一股隐约的职业性的好奇让我中断了散步，回到去往森林边的诺伊利方向。索洛涅。诺伊利。我想象着住在诺伊利的那些舒罗们度过阴雨连绵的漫长午后时光。而在那边的索洛涅，人们可以听到黄昏时分吹响的狩猎号角声。他的妻子是不是侧坐在马上？我想到布雷曼的那番话时，情不自禁地大笑起来：“盖世里，你啊，你进展过快。你本该去写小说的。”

”

他住在最里头，靠马德里门，那是一幢现代化的大楼，有一扇大玻璃门。他告诉我往左边走到大厅的最里面。我会看到他家门上的名字。“是在底层的一套公寓。”我听到他说“底层”时流露出的那种忧伤语调时很是吃惊。因为他说完之后沉默了良久，好像很后悔自己坦白交代了这件事。

“那具体的地址呢？”我问他。

“在布雷特威尔大道11号。您记好了吗？11号……四点钟，您觉得合适吗？”

他的声音更加坚定，用的几乎是社交界的语调。

门上有一个镀金的小门牌：让-皮埃尔·舒罗，我看见门牌下面有个猫眼。我按响门铃。我等待着。在这个沉寂无人的大厅里，我心想我来得太晚了。他已经自杀了。我为自己有这种想法感到羞愧，我又一次萌生了撒手不管的念头，我想离开这间大厅，到索洛涅去，继续我的闲庭信步，享受自由空气……我又按了一次，这一次门铃短暂地响了三下。门随即打开了，仿佛他一直就站在门后，透过猫眼窥探我。

一个四十来岁的棕发男子，头发很短，身材比我高大得多。他穿着天蓝色的衬衫和一套深蓝色的西服，衬衫的衣领敞开着。他一言不发地把我带到一个可以叫做起居室的地方。他示意我坐在一张茶几后面的沙发上，我们并排坐在一起。他说话很费力。我想让他感觉舒服一些，便尽可能用最温柔的声音问他：“那么，是关于您的妻子吗？”

他试图采用一种冷淡的语气。他朝我淡淡地笑了笑。是这样的，他的妻子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和他吵了一架之后，已经失踪两个月了。那她失踪之后，除了我，他是不是没跟其他人说起过？其中的一扇玻璃窗的铁质百叶窗放下来了，我寻思着这个人是不是两个月来一直幽居在这套房间里。但是，除了那个百叶窗以外，这个起居室里没有一点散乱和放任自流的痕迹。他本人在犹豫片刻之后，又略略镇定了一些。

“我希望这种状况很快就能明朗起来。”他终于跟我说出了这句话。

我近距离地观察着他。浓黑的眉毛，非常明亮的眼睛，高高的颧骨，五官端正。一举一动都显示出那种运动员才有的体力充沛，那一头短发更加重了这种感觉。别人更乐意想象他光着上身，站在一艘帆船上，独自远航的情景。可是，尽管他是如此雄健有力，如此富有男子气概，他妻子还是弃他而去。

我想知道，都过去两个月了，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他是否尝试过寻找她。没有。她给他打过三四次电话，明明白白地告诉他她不会再回来了。她极力劝他不要煞费苦心和她联系，也不跟他做任何解释。她的语气已经改变。那已经不是同一个人了。那声音非常平静，非常自信，让他张皇失措。他和他的妻子相差十五岁。她，二十二岁。他三十六岁。他透露的细节越多，我越感觉到他身上的谨慎，甚至有些冷漠，这可能是所谓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结果。现在，我必须问一些更明确具体的问题了，但我不知道是否还有这个必要。他到底想要什么？要他妻子回来吗？抑或，他只是想弄明白她为什么要离他而去？也许知道这一点就足够了？除了那张沙发和茶几，起居室里没有任何其他家具陈设。那几扇玻璃窗朝着大街，从街上通行的汽车非常少，所以这套公寓位于底层并不受什么影响。夜幕降临。他点亮了放在我右边、紧靠沙发的那盏装着红色灯罩和三脚灯座的落地灯。灯光刺得我睁不开眼睛，白晃晃的灯光使这里显得更加静谧。我以为他在等我提问题。他跷起了二郎腿。为了节约时间，我从外套里面的口袋里拿出了一个螺旋笔记本和一支圆珠笔，做了一些记录。“他，三十六岁。她，二十二岁。诺伊利。底层公寓。没有家具。玻璃窗朝向布雷特威尔大道。没有车流。茶几上放着几本杂志。”他默默地等待着，就好像我是一位正在写处方的大夫。

“您妻子娘家姓什么？”

“姓德朗克。她叫雅克林娜·德朗克。”

我问他这个雅克林娜·德朗克的出生日期和出生地。还有他们俩结婚的日期。她有驾照吗？有固定的工作吗？没有。还有什么亲人吗？巴黎有吗？外省呢？有银行支票吗？他语调忧伤地回答着这些问题，我把所有这些细节都记录下来，它们常常是一个人在人世间走过一遭的惟一证明。只要哪一天有人发现这个记录了所有那些细节的螺旋笔记本就行了，笔记本上的字非常小，很难辨识，像我写的字。

现在，我要涉及一些更为敏感的问题，这些问题将让你未经许可进入一个私人领地。谁赋予的权利呢？

“您有朋友吗？”

是的，有几个经常见面的人。他们都是他在商业学校里认识的。而且，还有一些曾经是让-巴布蒂斯特-赛中学时的同学。

他甚至尝试过和其中三个人一起合办企业，后来以合伙人的身份为赞纳塔茨房地产公司工作。

“您一直在那里上班吗？”

“是的，在和平街20号。”

他上班乘坐什么样的交通工具？每一个细节，即使表面看来无关紧要，实际上却能暴露一些问题。他时不时地为赞纳塔茨出差。里昂。波尔多。蓝色海岸。日内瓦。那么，那个在娘家的时候姓德朗克的雅克林娜·舒罗呢，她独自一人留在诺伊利吗？借出差的机会，他带她去过几次蓝色海岸。那她一个人在家里时，怎么打发时间呢？确确实实没有一个人可以向他提供跟这个夫姓舒罗、娘家姓德朗克的雅克林娜的失踪有关的情况和哪怕一丁点线索吗？“我不知道，哪一天她心情郁闷的时候，是否跟别人透露过隐情……”不。她从不跟别人诉说自己的心思。她经常数落他，说他的朋友索然寡味，缺乏激情。但要说明的是，她比他们所有的人都小十五岁。

这时，我突然想到一个很难说出口的问题，但是，我还是得问他：

“您觉得她是不是有了情人？”

我说话的声调有些唐突和愚蠢。但只能是这样了。他皱了一下眉头。

“没有。”

他迟疑了一下，直视着我的眼睛，好像在等待我的鼓励或者在斟酌措辞。一天晚上，商业学校的一位老同学和一个叫什么居伊·德·威尔的人来这里吃晚饭，那人年龄比他们都要大一些。那个居伊·德·威尔非常精通神秘学，提出要带一些这方面的著作给他们看。他妻子多次参加这类聚会，甚至还参加这个居伊·德·威尔定期举办的讲座。由于赞纳塔茨办公室里超负荷的工作，他没能陪她一起去。他的妻子对这一类的聚会和讲座表现出了兴趣，他却不大明白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居伊·德·威尔建议她读的那些书中，她借了一本，她觉得最容易阅读的那一本。那本书名叫《消失的地平线》。妻子失踪之后，他和居伊·德·威尔联系过吗？是的，他跟他打过许多次电话，但他什么都不清楚。“您确定吗？”他耸了耸肩膀，眼神疲惫地看了我一眼。那个居伊·德·威尔闪烁其词，他明白从他嘴里是得不到任何情况的。有这个人确切的名字和地址吗？他不知道他的地址。年鉴里没有。

我寻思着还有什么其他问题问他。我们之间出现了一阵沉默，但这好像并不让他觉得尴尬。我们并排坐在沙发上，好像是坐在一名牙医或者一个医生的候诊室里。光秃秃的白色墙壁。一幅女人的肖像挂在沙发上方。我差点就抓起放在茶几上的一本杂志。一种空落落的感觉袭上心头。我得承认，那个时候，我感觉到那个娘家姓德朗克的雅克林娜·舒罗的不在场，她的失踪在我看来是毅然决然的。但是，不应该从一开始就那么悲观。而且，当那个女子在家的时候，这间起居室也给人这种空虚的感觉吗？他们在这里吃晚饭吗？在这里吃晚餐的话，可能是在一张桥牌桌上吃，吃完马上就收起来放好。我想知道她是不是因为一时冲动才离家出走的，家里是否还留下了她的私人用品。没留下。她带走了所有的衣服和居伊·德·威尔借给她的那几本书，全都放在一个石榴红色的皮箱里带走的。这里没有留下她的任何印记。甚至那些与她合影的照片——度假时拍摄的很少几幅照片——都不见了。晚上，一个人孤零零地待在这套公寓里时，他常常扪心自问自己是否曾经和这个雅克林娜·德朗克结过婚。能佐证这并不是做梦的惟一证明，是结婚后发给他们的那本户口本。户口本。他重复着这几个字，仿佛已经不明白这三个字的意思一样。

没有必要再参观其他几个房间了。空荡荡的卧室。空空如也的壁橱。死一般的寂静，偶尔被一辆从布雷特威尔大道经过的汽车打破。这里的夜晚一定漫长得没有尽头。

“她带了钥匙走吗？”

他否定地摇了摇头。连在某个晚上听到宣布她打道回府、将钥匙插入锁孔的声音都没有希望听到了。而且，他觉得她永远也不会再打电话回来了。

“您是怎么认识她的？”

她被招聘到赞纳塔茨公司接替一个女职员。一份临时秘书的工作。他跟她口授过几封给客户的信件，他们就这样认识了。他们在下班之后也见面了。她跟他说自己是大学生，在东方语言学校读书，每周上两次课，但他无论如何都没弄清她学的是什么语言。亚洲语言，她就是这么说的。然后，经过两个月的交往，他们结婚了，那是在一个星期六的上午，在诺伊利区政府，赞纳塔茨公司办公室的两位同事做证婚人。这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简单的形式，没有其他人参加。然后，他们俩和两名证婚人到离家很近的地方去吃午饭，在布洛涅森林边上，附近的圆形杂技表演场的游客经常光临那家餐馆。

他向我投来一丝难为情的眼神。看来，他本想为他的这场婚姻向我做出更充分的解释。我朝他微微一笑。我不需要那些解释。他下了个狠劲，好像要豁出去似的：

“我们试着建立关系，您明白我的意思……”

是的，我当然明白。这种生活出现在你的人生当中，有时就像一块没有路标的广袤无垠的开阔地，在所有的逃逸线和消失的地平线之间，我们更希望找到设立方位标的基准点，制作某种类型的地籍，好让自己不再有那种漫无目的、随波逐流的感觉。于是，我们编制关系网，试着把那些随机性的相聚变得更加固定一些。我缄默不语，目光固定在那一堆杂志上。在那张茶几中间，放着一只黄色的大烟灰缸，上面印着新扎诺几个字。一本装订起来的书，书名叫《别了，佛克拉拉》。赞纳塔茨。让-皮埃尔·舒罗。新扎诺。雅克林娜·德朗克。诺伊利区政府。佛克拉拉。要从所有这一切中找出一个意义来……

“而且，她是一个相貌秀丽、气质优雅的女孩，我对她是一见钟情……”

他才低声说出这句心里话，就好像已经后悔了。在她出走之前，有没有感觉到她身上有什么异常？是有些反常的，她对他们俩的日常生活越来越挑剔，横挑鼻子竖挑眼的。她说，真正的生活，不是这样的。可当他问她那种“真正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时，她就一直耸肩膀，不置一词，就好像说了也是白说，她事先就知道他是听不懂她的解释的，一点也不懂。然后，她的脸上又露出往日的笑容和亲切，几乎在求他原谅她的坏脾气。她显出一副百依百顺的样子，对他说，这一切说到底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有朝一日，也许，他终会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生活。

“您真的没有她的任何照片吗？”

有一天下午，他们俩在塞纳河边散步。他打算在夏特莱坐地铁去办公室。他们从王宫大街那家很小的一次成像照片照相馆前经过。她需要照片办一本新护照。他在人行道上等她。从照相馆出来后，她把照好的照片交给他，跟他说她担心弄丢。回到办公室后，他将这些照片装进一个信封，忘记拿回诺伊利。妻子失踪之后，他发现那个信封一直在那里，放在办公桌上，和其他文件放在一起。

“您等我一下好吗？”

他把我一个人留在沙发上。暮色苍茫。我看了一眼手表，很吃惊，指针才指到五点四十五分的位置。我感觉在那里呆的时间要长得多。

一个左边印着“赞纳塔茨（法国）房地产公司，和平街20号，巴黎1区”的灰色信封里有两张照片。一张是正面照，但另外一张是侧面的，就像从前警察局要求外国人提供的照片一样。她的姓氏德朗克和她的名字雅克林娜却是地地道道的法国人名。我用拇指和食指夹着那两张照片，默默地审视着。一头棕色的头发，一双明亮的眼睛，侧面的线条非常清晰，如果是现在照的话，这种人体测量照片会照得非常好看。但那两张照片尽显人体测量照片的单调乏味和冷漠。

“您可以借我用一段时间吗？”我问道。

“当然可以。”

我把那个信封装进外套的一个口袋里。

有一刻再也不用听任何人说话。他，让-皮埃尔·舒罗，对雅克林娜了解多少呢？对她所知甚少。他们在诺伊利的这个底楼一起生活才一年时间，他们俩面对面吃晚餐，有时是和商业学校以及让-巴布蒂斯特·赛中学的老同学一起吃。这些就能够揣度出一个人脑子里发生的事情吗？她还去见娘家那边的人吗？我竭尽全力，终于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

“不。她已经没有亲人了。”

我站起身来。他忧心忡忡地看了我一眼。他呢，依然坐在沙发上。

“我得走了。”我说道，“时候不早了。”

我对他微笑着，但是他对我想离开他的想法仿佛真的很吃惊。

“我会尽快给您打电话，”我对他说道，“希望很快就能有消息告诉您。”

他也下意识地站起来，这个下意识的动作跟先前领我到起居室的动作一样。我想到最后一个问题：

“她走的时候带了钱吗？”

“没带。”

“她走后给您打电话时，从未跟您提及过她的生活方式吗？”

“没有。”

他迈着僵硬的步子朝大门走去。他还能回答我的问题吗？我打开门。他站在我身后，岿然不动。我不知道是什么在作祟，是一阵什么样的痛苦发作，使我头脑发昏地用咄咄逼人的语气问了这么一句话：

“您原来可能希望与她白头偕老吧？”

这是为了把他从麻木和消沉中唤醒吗？他瞪大了眼睛，恐惧地看着我。我站在门框下。我走到他身边，一只手搭在他的肩膀上。

“随时都可以给我打电话。不用客气。”

他脸上的肌肉放松了。他费力地笑了笑。在关门之前，他挥挥手和我道别。我在楼梯平台上呆了很长一段时间，定时开关的照明灯熄灭了。我想象着他孤身一人坐在沙发上刚才所坐的那个位子上的情景。他用一个机械的手势，拿起叠放在茶几上的一本杂志。

外面是黑沉沉的夜。我的思绪依然停留在底楼那个端坐在强烈灯光下的男子那里。他在睡觉之前会吃点东西吗？我寻思那里是否有厨房。我本该邀请他一起共进晚餐的。也许，不用我提问，他就会冒出一句关键的话、一个招供，就可以让我更快地追踪到雅克林娜·德朗克的线索。布雷曼反复地跟我说，每一个人，即使是最冥顽不化的人，都会有一个“供认不讳”的时刻，这四个字是他的口头禅。我们只要极其耐心地等待着这一时刻，当然也要试着想办法促使这一刻的出现，但要做得干净利索，让人感觉不到，布雷曼曾说道：“要使用一些微妙的带刺的话。”必须让那人感觉到他面对的是一个聆听忏悔的神父。这很难做到。但要干这一行就得做到这一点。我到了马约门，我还想在温煦的夜晚里走一走。不巧的是，我的新皮鞋把我的足背硌得好痛。于是，我走进那条大街上的第一家咖啡馆，我选了一个靠玻璃窗的位置。我解开鞋带，把左脚上的皮鞋脱了下来，那只脚最疼了。当服务生过来时，我要了一杯绿色的伊萨拉利口酒。

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只信封，久久地端详着那两张一次成像照片。她现在在哪里呢？在一家咖啡馆，像我一样，孤身一人坐在一张桌子边吗？也许是他刚才说过的那句“我们试着建立关系”让我产生了这种想法。大街上的邂逅，高峰时刻在地铁站里的相遇。那个时候人们也许应该用手铐把彼此链在一起。什么关系能够抵挡住那种把你卷走、让你失去控制的浩荡人潮呢？一个股份公司，在那里向一个临时打字员口授一封信，在诺伊利底层的一套公寓里，空无一物的白墙让人想起被称为“样品房”的公寓，人从那里走过将不会留下任何痕迹……两张一次成像照片，一张正面，一张侧面……要用它们来建立关系吗？有一个人可以帮我查找，此人叫贝尔诺尔。从我为布雷曼效命的时候起，我只在三年前的一个下午遇见过他一次，之后就没再见过他。我准备坐地铁，正穿过圣母院前面的广场。一个城市流浪者模样的人从主宫医院走了出来，与我擦肩而过。他穿着一件袖子撕烂了的雨衣，裤子短到脚踝上面，光脚丫穿着一双旧拖鞋。他胡子拉碴，黑头发非常长。但我还是把他认出来了。贝尔诺尔。我紧跟着他，想跟他说话。但他走得飞快，转眼就穿过了警察局的大门。我犹豫了片刻。要追上他已经为时太晚。于是，我决定在人行道上守候他。无论如何，我们是在一起长大的。

他从同一扇门里走了出来，换上了一件海蓝色的外套、一条法兰绒长裤和一双黑色的系鞋带的皮鞋。简直判若两人。我走上前去的时候，他有些尴尬。他刚刚刮过胡子。我们默默地沿着河堤走着。我们在稍远处的金太阳咖啡馆一坐下来，他就把近况和盘托出。他们依然差遣他做一些苦役似的情报工作，噢，没什么大事，做的是眼线和卧底，扮演成城市流浪者，以便更好地观察和窃听他周围所发生的事情：在一些大楼前面，跳蚤市场，皮嘉尔广场，火车站周围，甚至拉丁区潜伏。他的嘴角露出一丝忧郁的微笑。他住在十四区的一个单人房间里。他把电话号码给了我。我们绝口不提我们的过去。他把旅行包放在身边的长凳上。要是我告诉他那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他准会大吃一惊的：里面装了一件旧雨衣，一条过短的长裤，还有一双拖鞋。

我去诺伊利赴约回来的当晚，就给他打了电话。我们重逢之后，我时不时地求助他为我提供一些我所需要的情报。我请他帮我找一些与那个名叫雅克林娜·德朗克、夫姓舒罗的女子相关的详细资料。关于这个女子，我没有更多的情况提供给他，只说了她的出生日期，以及她和某个名叫让-皮埃尔·舒罗的结婚日期，此人家住诺伊利的布雷特威尔大道11号，是赞纳塔茨房地产公司的合伙人。他做了记录。“就这些吗？”他显得很失望。“我猜想，关于这些人，犯罪记录簿上不会有任何记录。”他轻蔑地说道。犯罪记录簿。我试着去想象舒罗夫妇在诺伊利的卧室，我本该出于职业意识瞧一眼那间卧室的。那间卧室将永远空在那里，床上也只剩下床绷了。

随后的几周当中，舒罗给我打了好几次电话。他说话的声音总是那么语调平直，打电话的时间也总是在晚上七点钟的时候。也许，在这个时刻，他一个人呆在底层的公寓里，形单影只，需要找个人说说话。我跟他说要有耐心。我感觉他已经不相信我的话了，会慢慢接受妻子失踪的事实。我收到了贝尔诺尔的一封信，信上写着：

我亲爱的盖世里：

犯罪记录簿里什么也没有。既没有舒罗的，也没有德朗克的。

但是，无巧不成书：他们派我对九区和十八区的警察分局的事件记录进行统计，这是个枯燥乏味的工作，但我在那里帮你找到了一些资料。

我两次看到“雅克林娜·德朗克，十五岁”的记录。第一次，七年前，在圣乔治街区警察分局的事件记录上，第二次是几个月后，在大采石场警察分局的事件记录中。原因：未成年流浪。

我问了雷奥尼是否能从旅馆方面查找一些信息。两年前，雅克林娜·德朗克住过阿玛依埃街8号的桑·雷默宾馆（十七区），以及星形广场街13号的大都会宾馆（十七区）。在圣乔治街区和大采石场街区的警察分局的事件记录上，写着她住在母亲家，在拉谢尔大街10号（十八区）。

她现在住在十四区塞尔街8号的萨瓦宾馆。她的母亲四年前就去世了。在索洛涅-封丹（在卢瓦尔-谢尔省）市镇政府里找到了她的出生证副本，我会给你寄一份复印件，出生证上记录着她的生父不详。她母亲曾是红磨坊里的引座员，有一个男友，一个名叫居伊·拉维涅的人，此人在拉封丹街98号（十六区）拉封丹汽车修理厂工作，给她提供物质上的资助。雅克林娜·德朗克不像有正式工作。

我亲爱的盖世里，我能为你找的全都在这里了。我希望再次见到你，只要不在我穿着工作服的时候。这种城市流浪汉的装束会让布雷曼笑掉大牙的。我猜想，你是不会笑得像他那么厉害的。而我本人，我觉得一点也不好笑。

加油干吧！

贝尔诺尔

接下来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让-皮埃尔·舒罗，告诉他真相大白了。我试着去回忆我确切地是从哪一刻开始决定向他隐瞒这一切的。我拨了他的电话的前面几个号码，但我陡地挂掉了。一想到要像上次一样，在黄昏时分返回到诺伊利的那套底层公寓，和他一起在红色灯罩的灯光下等待夜幕降临，我就觉得沮丧。我的办公桌上触手可及的地方总放着那张塔利德出版社出版的用旧了的巴黎地图，我摊开那张地图。由于不断地查阅，地图的边缘经常被我撕烂，每次我都用透明胶把撕裂口粘上，就像给一个受伤者贴膏药一样。孔岱。诺伊利。星形广场街区。拉谢尔大街。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第一次觉得在展开调查的时候，有必要反其道而行。是的，我要在雅克林娜·德朗克走过的道路上逆行。至于让-皮埃尔·舒罗，他嘛，已经无足轻重了。他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哑角，我看着他手上拎着个黑色公文包，远远地向赞纳塔茨办公室走去，一去不返。总之，惟一有意思的人，是雅克林娜·德朗克。在我的生活中，有许许多多的雅克林娜……她可能是最后一个。我坐的是地铁，就像别人说的，坐的是南北线，这条线路把拉谢尔大街与孔岱咖啡馆连接在一起。地铁站过了一个又一个，我也在时间长河里追溯。我在皮嘉尔下了车。我迈着轻快的步伐走在林荫大道的土台上。一个阳光明媚的秋日下午，人们可能会在这个季节制定一些生涯规划，生活有可能从头开始。无论如何，雅克林娜·德朗克，她就是在这个区域开始她的人生之旅的……我好像和她定了约会一样。走到布朗西广场附近的时候，我的心跳得快了些，我感到激动，也觉得害怕。我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我继续在土台上走着，步子越来越快。在这个熟悉的街区，我本来可以闭着眼睛健步如飞，这里有红磨坊，蓝野猪……谁知道呢？很久以前，我曾在右侧的人行道上与这个雅克林娜·德朗克擦肩而过，她要去红磨坊找她母亲，要不在左边的人行道上，于尔-费里中学放学的时候见过她。好了，我到了。我忘记了街角的那家电影院。电影院的名字叫墨西哥，它取这样一个名字可不是偶然的。它让你萌发逃之夭夭、浪迹天涯的念头……我忘记了通向公墓的拉谢尔大街上的静谧与沉寂，但现在人们不去想它，不去想那个公墓，他们对自己说这条大街的尽头通向乡村，甚至有可能通向一条滨海散步大道。

我在拉谢尔大街10号的那栋楼房前面停了下来，犹豫片刻之后，走进那栋大楼。我想敲一下看门人的玻璃门，但忍住了。有什么必要呢？大门的一块玻璃上粘着一块牌子，用黑体字写着房客的名字和所住的楼层。我从外套里面的口袋里掏出笔记本和圆珠笔，把牌子上面的名字都记了下来：

克里斯蒂安娜·德尔洛尔

日热尔·迪斯

玛特·杜布衣

伊维特·艾思诺

阿丽丝·格拉维尔

阿尔比娜·马努里

玛丽斯卡

于格特·冯·博斯特罗

奥德特·扎扎尼

热娜维艾芙·德朗克的名字被划去了，换上了于格特·冯·博斯特罗的名字。母女俩曾经在六楼住过。但是，在合上笔记本的那一刻，我心里马上明白所有这些细节对我也许没有任何用处。

外面那栋大楼的底层，有一个人站在一家名叫“独角兽”的布店门口。当我抬头仰望六楼的时候，我听见他用尖细的声音问我：

“您在找什么东西吗，先生？”

我本来应该问他一个关于热娜维艾芙以及雅克林娜·德朗克的问题的，但我知道他会怎么回答我，他只会告诉我一些非常肤浅片面、不痛不痒的事情，一些不沾边的小细节，就像布雷曼常说的那样，永远也扯不到点子上。只要听一下他那尖细的声音，看一下他那鼬鼠般的脑袋和冷酷的目光就会发现：不，不要对他有任何指望，你从他那里得到的只有一个普通的告密者所提供的“情报”。要不，他就会跟我说他既不认识热娜维艾芙，也不认识雅克林娜·德朗克。看到这个长着鼬鼠脑袋的家伙，我怒不可遏。也许对我来说，突如其来的这个人代表了我侦察过程中询问过的所有那些所谓证人，由于他们的愚蠢、恶劣或者冷漠，他们对看见过的事情从来就弄不出个所以然来。我迈着沉甸甸的步子走过去，横在他面前。我的个头比他高出二十来公分，体重是他的两倍。

“我看看大楼的墙面都不行吗？”

他看着我，目光冷漠、胆怯。我本想给他来个下马威，吓得他屁滚尿流的。

过后，为了让自己平静下来，我在土台的一张长凳上坐下，那里靠近大街的入口，在墨西哥电影院的对面。我脱掉左边的鞋子。

天气晴好。我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浮想联翩。雅克林娜·德朗克可以对我的谨慎放一百个心，舒罗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萨瓦宾馆、孔岱、拉封丹汽车修理厂以及那个名叫罗兰的人，此人应该就是笔记本里面记录的那个穿麂皮外套的棕发男子。“露姬。二月十二日，星期一，二十三点。露姬四月二十八日十四点。露姬和那个身着麂皮外套的棕发男子。”我翻阅这个笔记本的时候，每每看到她的名字，都会在名字下面用蓝铅笔画一道杠杠，还在活页纸上把所有与她相关的内容都重抄了一遍。有日期。有时刻。尽管如此，她没有任何理由担忧。我可能再也不去孔岱了。有那么两三次，我在那家咖啡馆里，坐在其中的一张桌子旁等她，但她却没有来，说实在的，我倒觉得这是很幸运的事情。在她并不知情的情况下监视她，我可能会很局促不安的，是的，我会为自己扮演的角色感到羞愧难当。我们有什么权利强行闯入别人的生活？我们有什么了不得的，竟然像《圣经》中试心一样傲慢地探测他们的内心世界，并且要他们交代？……凭什么？我脱掉鞋子，按摩着脚背。痛苦减轻了。夜幕降临。我猜想，要是在从前，此时此刻正是热娜维艾芙·德朗克去红磨坊上班的时间。她的女儿独自一人呆在六楼。小姑娘长到十三四岁的时候，一天晚上，母亲上班去了，她小心翼翼地从那栋大楼里溜了出来，她非常小心，以免引起看门人的注意。走到外面之后，她并没有越过那条大街的街角。起初的那段日子，到墨西哥电影院看十一点钟的那场电影，她就很满足了。然后，她回到那栋楼房，上楼梯，不开定时楼梯开关，尽可能轻地关门。有一天夜里，在电影散场之后，她晃荡到了更远的地方，到了布朗西广场。然后，每天晚上，她都会走到更远一些的地方。未成年流浪，圣乔治街区和大采石场街区的警察分局事件记录里就是这么写的，大采石场这几个字让我想起皎洁月光下的一片草地，过了考兰古桥之后，在公墓的后面，一片终于可以在那里呼吸新鲜空气的草地。她母亲到警察分局来接她回去。从那以后，愈发不可收拾，再也没有人能把她拦住。在茫茫黑夜里向西漫游，这是我从贝尔诺尔提供的资料的蛛丝马迹中得出的判断。首先是星形广场街区，再往西去，是诺伊利和布洛涅森林。可她为什么要嫁给舒罗？结婚之后再次出逃，但这一次却是朝左岸逃，就好像过河之后，她就逃脱了迫在眉睫的危险，并得到了保护。可是，这桩婚姻对她来说不也是一种保护吗？假如她有足够的耐心呆在诺伊利，久而久之，人们就会忘记在让-皮埃尔·舒罗夫人的底下还藏着一个雅克林娜·德朗克，而这个雅克林娜·德朗克的名字两次出现在警察局的事件记录本上。

很显然，我仍然受到长久以来的职业性条件反射的支配，这种条件反射也让我的同事津津乐道，他们说我即使是在睡梦之中，也在做侦查工作。布雷曼把我与战后被人称作“边睡觉边抽烟的人”的那种流氓无赖相提并论。这种人在床头柜边永久性地放着一个烟灰缸，上面搁着一支点燃了的香烟。他的睡眠也是断断续续的，每每醒来，他都要吸一口烟。一支烧完了，他又点燃另外一支，动作犹如梦游者。但是，到第二天早上，他就什么也记不得了，他还以为自己睡得很沉很香呢。我也一样，坐在这张长凳上，在茫茫夜色中，我感觉就像在做梦一样，我在梦中继续追寻着雅克林娜·德朗克的行踪。

更确切地说，我感觉到她就在这条灯火如闪烁的信号灯一样辉煌的林荫大道上，我分辨不出这些信号灯，也不知道它们是从哪个远古年代发给我的。而这些灯火在土台的黑暗中显得更加璀璨夺目。既璀璨夺目又飘渺悠远。

我穿上了那只皮鞋，重新把我的左脚塞进鞋子里，离开了这张我原本很乐意在那里过夜的长凳。我像她十五岁那年被人抓住之前一样，沿着土台往前走着。是在哪里，是在什么时候，她开始被人盯上的呢？

让-皮埃尔·舒罗慢慢就会死心的。我有时还会在电话里告诉他一些含糊不清的信息——当然全都是谎言。巴黎是个很大的城市，要糊弄某个人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当我感觉到自己已经让他误入歧途之后，我就再也不回他的电话了。雅克林娜可以信赖我的。我会让她有足够的时间隐藏到一个别人永远也找不到的地方。

此时此刻，她也在这个城市的某个地方游荡着。要不，她正坐在孔岱的一张桌子旁。但她什么也不用害怕了。我再也不会去他们聚会的那个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