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长到十五岁的时候，别人可能都以为我已经十九岁了。甚至以为我满了二十岁。我本名雅克林娜，不叫露姬。我第一次趁母亲不在家跑出去时，年纪还要小。她在晚上快九点钟的时候去上班，凌晨两点钟之前不会回来。第一次从家里跑出去之前，我早就想好了，万一在楼梯上被门房撞见了，我该如何撒谎。我会告诉他我要到布朗西广场那里的药店去买一种药。

我一直没有再回过这个街区，直到有一天晚上，罗兰带我乘坐出租车去那个名叫居伊·德·威尔的朋友家。我们相约和所有那些经常参加聚会的人在他家里见面。罗兰和我，我们俩才认识没多久，当他叫出租车在布朗西广场停下时，我什么也不敢跟他说。他想和我走一走。他也许没有注意我抓着他的胳膊抓得有多紧。我感到天旋地转。我觉得要是我穿越那个广场的话，我会晕倒在地。我好害怕。他常常跟我说起“永恒轮回”，他或许会明白的。是的，我所有的一切又从头开始了，就好像跟那些人的聚会只是一个借口，就好像是有人派了罗兰过来，把我悄悄地带回我的老家。

我们没从红磨坊前面经过，让我松了一口气。可是，我母亲离世已经四年了，我再也没有什么好怕的了。她夜里不在家的时候，我每一次从那套房子里逃出来，总是走在林荫大道另一边的人行道上，那边属于九区。那条人行道上没有一点灯光。于尔·费里中学那幢黑魆魆的大楼，那些窗户都已经漆黑一团的大楼的墙面，一家餐馆，但餐馆的大厅好像总是昏暗不明。而每一次，从土台的另一边，我都忍不住要看一眼那个红磨坊。当我走到棕榈咖啡馆附近，准备进入布朗西广场时，我就没那么从容不迫了。那里又有灯光了。有一天夜里，我从那家药店前面经过，看见我母亲和其他客人在一起，在窗户玻璃后面。我暗忖她比往常提早下班了，会很快回家。假如我跑的话，我可以比她先到。我站在布鲁塞尔街的街角，想观察一下她会选择走哪一条路。但是，她穿过广场，回到了红磨坊。

我常常觉得惶惶不安，为了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我很想去找母亲，但是那可能会打搅她工作。今天我却可以肯定她是不会呵斥我的，因为她来大采石场警察分局接我的那天晚上，她一句批评的话都没说，没有对我进行威逼，没有给我上什么德育课。我们默默地走着。在走到考兰古桥中间的时候，我听见她冷漠地说“我可怜的孩子”，但是我很纳闷，不知道她是在说我，还是在说她自己。等我脱了衣服上床之后，她才走进我的卧室。她坐在床边，一句话也没说。我也是。最后她终于露出了微笑。她对我说：“我们俩都不是很健谈……”说完，她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我。她还是第一次注视我那么久，我也是第一次发现她的眼睛是那么明亮，眸子呈灰色或者淡蓝色。灰蓝色。她朝我俯下身子，亲了一下我的脸颊，更确切地说，我感觉到她的嘴唇蜻蜓点水般掠过。依然是凝视着我的目光，炯炯有神但心不在焉的目光。她把灯熄了，在关上房门之前，她对我说：“别再那么干了。”我觉得这是我们惟一的一次交流，很短暂也很笨拙，但对我的内心造成强烈的震撼，以至于我现在很后悔在那件事发生之后的几个月里，我没有对她做过一次冲动的事情，否则我们之间还会出现这种交流的。但是，我们俩谁也不是那种感情容易外露的人。也许，她对我不抱任何幻想才会对我漠不关心。她也许在心里对自己说，这闺女没什么好指望的，因为我就是她的翻版。

但是，我当时并没有去想这些事情。我一直是活在当下，不去问为什么。罗兰把我带回这个我一直回避的街区时，一切都已经面目全非了。母亲死后，我就没有踏上过这片土地。出租车开进了昂丹马路街，我看见最里头三位一体教堂那一团黑乎乎的影子，就像一只正在放哨的雄鹰。我觉得很难受。我们正在接近边界。我告诉自己还有一个希望。我们也许要改道朝右边走去。可是，没有改道。我们笔直地前行，我们穿越三位一体广场，我们在上坡。在到达克里希广场之前，遇到红灯，我差一点就打开车门，落荒而逃。可是，我不能对他做这样的事情。

后来，当我们沿着女修院院长街徒步前往我们聚会的那栋楼房时，我的心才平静下来。所幸的是，罗兰什么也没察觉到。如今，我觉得遗憾的是，我们俩一起在这个街区行走的时间太短暂，我希望走得更久些。我本来想带他参观这个街区的，告诉他我住了六年的地方，那一切都变得非常遥远，是在另外一种生活当中……母亲死后，把我和那段时期牵扯到一起的惟一联系，是某个名叫居伊·拉维涅的人，他是我母亲的男友。我早就明白，是他在支付那套房子的租金。如今，我还时不时地跑去看他。他在奥特依的一家汽车修理厂工作。但我们几乎从不谈论过去。他和我母亲一样，也属于不善言谈的人。那些人把我带到警察局时，问了许多我必须回答的问题，但是，刚开始的时候，我总是缄默不语，于是他们对我说：“你呀，你不善言谈。”假如母亲和居伊·拉维涅也落到他们手里，他们也会说同样的话。我不习惯别人问我问题。我甚至觉得很奇怪，他们竟然对我的情况感兴趣。第二次，在大采石场警察分局，我碰到的警察比前面那个人更和蔼可亲，我觉得他问问题的方式很有意思。这样一来，就有可能把心里话说出来，而坐在你对面的某个人对你的所作所为也听得饶有兴致。我对这种情况一点也不习惯，所以我都不知道用什么话来回答。那些具体的问题除外。比方说：你是在哪里上学的？考兰古街的圣-万桑·德·保罗女子学校以及安托瓦娜特街的市镇小学。于尔·费里高中没有要我，这件事难以启齿，但我还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向他坦白了这件事。他朝我俯下身子，仿佛想安慰我似的，声音温柔地对我说：“于尔-费里高中活该倒霉……”这句话让我大吃一惊，我好想笑。他朝我微笑着，直视着我，目光跟我母亲的目光一样炯炯有神，但他的目光更温柔，更加专注。他还问了我的家庭状况。我感觉自己放心大胆起来，我终于把少得可怜的家庭情况告诉他：我母亲原来住在索洛涅的一个小村子里，红磨坊的经理福克雷先生在那个村子里有一处房产。就是因为这个关系，母亲年纪轻轻来到巴黎的时候，就在红磨坊里找到了一份工作。我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我是在索洛涅出生的，但我们从来也没有回去过。母亲常常对我说：“我们已经没有屋架了……”他听着我说话，有时还做些记录。而我，我体会到了一种全新的感觉：我把这些少得可怜的细节和盘托出的同时，我自己也如释重负。那些事情说出来之后，跟我就不相干了，我说的是另外一个人的故事，看到他做记录，我觉得轻松自如了。倘若所有那一切都白纸黑字地写了下来，那也就意味着都结束了，就像人死了会在他的坟墓上刻上名字和日期一样。我滔滔不绝地越说越快：红磨坊，我母亲，居伊·拉维涅，于尔-费里高中，索洛涅……我从来都没有机会跟任何人说话。所以这些话语从我这里脱口而出时，那是何等的解脱啊……我的一段人生结束了，这段人生是命运强加到我头上的。从今往后，将会由我本人来决定我自己的命运。一切都会从今天开始，为了毫无羁绊地一往无前，我更愿意他把刚才所做的记录一笔勾销。我准备跟他说一些其他的细节和名字，跟他说一个想象中的家，一个我梦想的家。

凌晨两点钟的时候，我母亲来警察局接我。他跟她说事情不严重。他一直用他那专注的目光凝视着我。未成年流浪，在他们的事件记录簿上就是这么写的。出租车在外面等着。先前，他问我在哪里上学时，我忘记告诉他几个月来我上的是另外一所学校，路程要更远一些，跟这个警察局在同一条道上。下课后我在学校的食堂里等着，母亲在黄昏的时候来接我。有时，她来晚了，我就坐在土台的一张凳子上，等着她。就是在那里，我发现这条街道两边的街名并不一致。那天晚上，她又来接我，在离学校很近的地方，但这一次不是到学校接，而是在警察局里。这条有着两个名字的怪街，似乎想在我的人生中扮演一个什么角色……

母亲时不时地偷偷瞄一眼出租车的计价器。她叫司机在考兰古街的街角停车，当她从钱夹里掏出那些硬币时，我知道了那些钱正好够付车费。剩下的路程我们自己安步当车。我走得比她快，让她跟在我身后。然后，我又停下等她跟上来。在那座俯瞰公墓的桥上我们可以看见下面我们住的那栋房子，我们在桥上停了很久，我感觉到她缓过气了。“你走得太快了。”她对我说道。今天，我萌生了一个想法。我当时可能试图带着她从那狭窄的生活圈里稍稍往外走出来。假如她没死的话，我相信我可以让她看到别的天涯。

随后的那三四年里，我常常走同样的路线，同样的街道，可是我越走越远了。起初，我甚至不会走到布朗西广场。我只是围着那一片房屋兜圈子……最先是那家小得不能再小的电影院，在离我们所住的那栋大楼几米远的大街的一角，在那里，每天晚上十点钟电影准时开演。放映厅里空空荡荡的，只是在星期六例外。电影里的故事发生在一些遥远的国度，譬如墨西哥和亚利桑那。我并不关心电影情节，只对那些如画的风景感兴趣。走出电影院后，在我的脑海里，亚利桑那和克里希大街奇怪地融为一体。熠熠闪亮的招牌和霓虹灯的色彩跟电影中一模一样：橘黄色，祖母绿，夜蓝色，土黄色，色彩太强烈，让我总感觉自己置身于电影或者是在梦中。美梦，还是噩梦，要看具体情况。开始时是噩梦，因为我害怕，因为我不敢去更远的地方。那倒不是因为我母亲。假如她撞见我深更半夜独自一人走在大街上，她也只会批评我一句。她会声音平静地叫我回屋去，好像对我那么晚还在外面瞎逛并不觉得奇怪一样。我觉得我走的是另外一条人行道，黑魆魆的那一条，因为我觉得从那边走的话，母亲对我就鞭长莫及了。

他们第一次把我抓走时，是在九区，在都外街的街头，在那家通宵营业的面包店里。当时已经是凌晨一点钟了。我站在一张高高的桌子前面，吃着一块羊角面包。从那一刻起，这家面包店里总会发现一些奇怪的人，他们大都是从对面的咖啡馆里过来的，无忧咖啡馆。两个便衣警察进来检查身份。我没有身份证，他们想知道我的年龄。我想告诉他们实情。他们把我和另外那个高个子金发男子弄进囚车，金发男子穿着一件翻过来的羊皮外套，好像认识那两个警察。没准他也是干这一行的。一会儿，他递给我一支香烟，但其中的一名便衣警察阻止他这么做：“她还小得很……对身体有害。”我觉得他们彼此都是以你相称。

在警察局的办公室里，他们询问我的姓名，出生日期和住址，他们把我的回答都记录在一个登记簿上。我跟他们解释说我母亲在红磨坊上班。“那好，我们给她打个电话。”其中的一个便衣说道。在记录簿上写字的那名警察跟他说了红磨坊的电话号码。他一边盯着我的眼睛一边拨着那个电话号码。我很忐忑不安。他说道：“您能叫热娜维艾芙·德朗克夫人接电话吗？”他那无情的目光一直紧盯着我，于是我垂下了眼帘。而后，我听见他说：“算了……别打搅她了……”说完，他挂掉了电话。现在，他朝我微笑着。他刚才想吓唬我。“这一次就算了，”他对我说道，“但是您下一次再这样的话，我就非通知令堂大人不可了。”他站起身来，我们走出了警察局。那个身着反穿的羊皮外套的金发男子还在人行道上等着。他们让我上了一辆汽车，坐在后面的座位。“我送你回家。”那名便衣对我说道。现在他用你来称呼我了。反穿羊皮外套的金发男子在布朗西广场的药店前面下了车。独自一人再次坐在由那个家伙驾驶着的汽车后座上时，感觉很特别。他在我所住的那栋大楼前面停了下来。“您去睡觉吧。别再干这种事了。”他再一次用您来称呼我。我相信我嘟嘟囔囔地说了一句“谢谢，先生。”我朝楼房的大门走去，开门的时候，我回过头来。他把汽车熄了火，一直目送着我，仿佛要亲眼看见我确确实实已经回到那栋大楼里面。我从卧室的窗户往外看，汽车依然停在那里。我把脸贴在玻璃窗上，很好奇，想知道他到底要待到什么时候。我听见汽车的马达声，然后它掉头，消失在街角。我感到一阵恐惧，这种恐惧常常在夜里把我攫住，比害怕的感觉要强烈得多——我感觉从今往后要独自一人面对人生，无依无靠，没有人来帮我。无论是我母亲，还是其他人。我真希望他一整个晚上都站在大楼前，为我站岗放哨，不只是这天晚上，还有今后的每一天晚上，就像一个哨兵一样，更确切地说，像个照看我的守护天使。

但是，在其他的夜晚，恐惧消失了，我急不可耐地等着母亲离去，好从这套房子里溜出去。我走下楼梯时，心通通地跳着，就好像去赴约一样。再也没有必要跟看门人撒谎了，再也没有必要编造借口或者征求许可。征求谁呢？有必要吗？我甚至都不能肯定会不会再回到这套房间。走到外面之后，我不走那条黑魆魆的人行道了，我走到了红磨坊的那一边。那边的灯光好像比墨西哥电影院放映的影片上的灯光还要强烈。我感到沉醉，淡淡的……我在无忧咖啡馆喝了一杯香槟酒的那天晚上也有过同样的沉醉。生活就在我的前面向我招手。我怎么能蜷缩起来把自己隐藏在四面墙壁之间呢？我害怕什么呢？我要去见人。只需要随便进一家咖啡馆就行了。

我认识了一个女孩子，她的年龄比我要大一些，名叫亚娜特·高乐。有一天夜里，我的偏头痛又犯了，我走进布朗西广场的那家药店买一些维佳宁和一瓶乙醚。付钱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身无分文。那个身着风衣、目光——碧眼——和我相遇过的短头发金发女子走到收银台前面，替我付了钱。我感到局促不安，不知道如何谢她。我提议带她回那套房子拿钱还给她。我的床头柜里总留着一些钱的。她说道：“不用的……不用了……下次吧。”她也住在这个街区，但还要往下去一点。她笑盈盈地用她那双碧眼端详着我。她提议带我去喝点什么东西，就在她的住所附近，然后我们到了一家咖啡馆——更确切地说是拉罗什福柯街的一家酒吧。这里的气氛和孔岱真是有天壤之别。墙壁上镶嵌了浅色的细木护壁板，就像吧台和那些桌子一样，朝向大街的是一扇彩绘大玻璃窗。绛色的天鹅绒长椅。朦朦胧胧的灯光。吧台后面坐着一个四十来岁的金发妇女，亚娜特·高乐与她很熟，因为她直接叫她的名字苏珊娜，而且彼此以你相称。她给我们送来了两杯皮姆香槟。

“为您的健康干杯。”亚娜特·高乐对我说道。她一直朝我微笑着，我感觉她那双碧眼在打探我，想猜出我脑子里在想什么。她问我：

“您就住在这个街区吗？”

“是的，再往上去一点。”

在这个街区有数不清的区域，这些区域之间的疆界我了如指掌，尽管它们是看不见的。我很胆怯，不大知道自己该跟她说些什么，便补充道：“是的，我住在更上面。这里我们还在刚上坡的地方。”她皱起了眉头。“刚上坡的地方？”这几个字使她吃惊，但是她的脸上依然挂着微笑。这是不是皮姆香槟酒在起作用？我的羞怯融化了。我跟她解释“刚上坡的地方”是什么意思，在这个街区的小学里所有的孩子都是这么说的。“刚上坡的地方”从三位一体广场开始算起，然后一直往上，直到迷雾城堡和圣万桑公墓，然后才往下通往正北面的科里尼昂库尔的腹地。

“你知道的事情还不少嘛。”她对我说道。她脸上的微笑变成了嘲笑。她突然用你来称呼我，可这对我来说显得很自然。她跟那个名叫苏珊娜的人又要了两杯酒。我不习惯喝酒，一杯香槟对我来说就已经过量了。但我不敢拒绝她。为了早点喝完，我干脆一干而尽。她一直默默地观察着我。

“你在上学吗？”

我犹豫着不知该怎么回答。我一直梦想着自己是个大学生，因为我觉得大学生这三个字很好听。但是，自从那一天我被于尔-费里中学拒之门外后，这个梦想对我来说已经是遥不可及的事情。是香槟酒给了我自信吗？我向她俯过身子，也许是为了使她信以为真，我把脸凑近她的脸：

“是的，我是大学生。”

第一次到那里，我没有注意周围的顾客。跟孔岱一点边也沾不上。假如我不怕再见到一些幽灵，我很乐意在某个夜晚故地重游，以更好地弄明白我是从哪里来的。但是凡事得小心谨慎。而且，我也有可能吃闭门羹。有可能换了老板。干这一行的人并不是谁都有美好前景的。

“学什么专业的？”她的问题出其不意，没给我充分的时间考虑。她那真诚的目光让我深受鼓舞。她肯定想不到我在撒谎。

“学习东方语言。”

她显得很诧异。但后来，她从未问过我学习东方语言的细节、上课时间以及学校的具体位置。她本来应该明白我是不去任何学校的。但是，以我之见，这对她来说——对我来说也一样——我拥有的是某种贵族名号，这种名号我们无需做任何事情就可以继承。她把我介绍给那些经常光临拉罗什福柯街的这家酒吧的客人时，总说我是“大学生”，也许那里的人现在都还记得。

那天夜里，她一直把我送到我住的那栋房子。我也想知道她从事的是何种职业。她对我说，她当过舞蹈演员，但是出了一次事故之后，不得不中断了跳舞生涯。跳古典舞的吗？不，不完全是，不过她接受过古典舞蹈的训练。今天，我很想问自己一个问题：她说自己是舞蹈演员是不是像我说自己是大学生一样？但是那个时候我从来就没想过这种问题。我们沿着封丹街朝布朗西广场走去。她告诉我她“暂时”与那个名叫苏珊娜的女人“合伙”，那是她的一个老朋友，有点像她的“姐姐”。她那天晚上带我去的那个地方，由她们两个人共同打理，那既是酒吧也是餐馆。

她问我是不是一个人住。是的，一个人和我母亲一起住。她想知道我母亲是干哪一行的。我没有说出“红磨坊”那三个字。我口气生硬地对她说：“她是会计师。”无论如何，我母亲完全有可能成为会计师的。她身上有会计师需要的认真和严谨。

我们在那栋大楼的大门前分手。我每天晚上回到那套房子时并没有感觉到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我知道早晚有一天我会永远离开那里。我把希望寄托在我即将认识的那些人身上，认识他们之后我的孤独将会结束。这个女孩是我认识的第一个人，也许她会帮助我远走高飞。

“我们明天还见面吗？”她对我问的这个问题显得很吃惊。我的问题太唐突，没能掩饰我的忧虑不安。

“当然。你想什么时候都可以……”

说罢，她朝我投来她那温柔而又揶揄的微笑，就像刚才我跟她解释什么是“刚上坡的地方”时她露出的微笑。

我记不起来了。更确切地说某些细节回想起来的时候已经乱成一团了。五年来，我再也不愿意去回想所有这一切。只要出租车爬上那条街，只要再见到那些熠熠闪烁的招牌——“夜行者”、皮埃罗……我已经记不起拉罗什福柯街的那家酒吧叫什么名字了。红色隐修院？但丁之家？康特尔？是的，叫康特尔。孔岱的顾客中，可能没有一个人去过康特尔。生活中有许多难以逾越的界限。可是，我刚去孔岱的那阵子，在那里见到我曾在康特尔碰到过的一个客人时，我还是大吃一惊，那人名叫莫里斯·拉法艾尔，别人给他取了个绰号叫美洲豹……我真的没料到此人是作家……在锻铁栅栏后面、最里端的小厅有许多打牌和玩其他游戏的人，他身上没有一丁点跟那些人不一样的地方……我认出他了。而他呢，我觉得我的面孔没让他想起任何东西。太好了。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我从来就没弄明白亚娜特·高乐在康特尔的角色。她常常负责拿走顾客的点菜单，为顾客提供服务。她还坐到他们中间。她认识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她把我介绍给一个长着东方人脑袋、身材高大的棕发男子，那人的衣着非常考究，像是受过高等教育，名字叫什么阿加德，是街区一个医生的儿子。他来的时候总有两个朋友相随：戈丁热和马里奥·贝。有时，他到最里面的小厅里和一些上了年纪的人玩牌和其他游戏。他们会一直玩到早晨五点钟的时候。其中的一个牌客从表面上看是康特尔的真正老板。一个五十岁上下的男子，灰色的头发很短，他也一样穿得非常考究，神情严肃，亚娜特告诉我他是个“老律师”。我记得他的名字：墨塞里尼。时不时地，他站起来，走到吧台后面跟苏珊娜待在一起。有几个晚上，他接替她，亲自上饮料，就像在自己的寓所、自己家里一样，而所有的顾客都是他的客人。他叫亚娜特“我的孩子”或者“死人头”，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叫她，我第一次到康特尔的时候，他打量我的目光有些不信任。有天晚上，他问我多大年龄。我的模样已经老了些，我告诉他说我“二十一岁”。他皱着眉头打量着我，满腹狐疑。“您能肯定自己已经满了二十一岁吗？”我越来越窘迫难堪，已经准备把真实年龄和盘托出，但他目光里的严厉突然之间就一扫而光了。他朝我微微一笑，耸了耸肩膀。“那好吧，我们就算您有二十一岁。”

亚娜特喜欢马里奥·贝。他戴着一副镜片略带颜色的眼镜，但他这么做绝对不是他喜欢戴眼镜。是他的眼睛怕光，见光就痛。他的手很纤细。一开始的时候，亚娜特还以为他是个钢琴家，在加沃或者普雷耶举办音乐会的钢琴家中的一员，她对我这么说过。他大约三十岁上下，像阿加德和戈丁热一样。但是，他不是钢琴家，他到底是干什么的呢？他跟阿加德和墨塞里尼关系非常密切。按照亚娜特的说法，墨塞里尼做律师的时候，他们俩跟他一起干过。从此，他们俩就一直为他做事。做什么呢？开公司，她对我说道。可是，“开公司”是什么意思呢？在康特尔，他们常邀我们过去他们那一桌，亚娜特说阿加德对我一见钟情。打一开始，我就感觉到她希望我和他一起出去，也许是为了巩固她和马里奥·贝的关系。但我感觉对我感兴趣的是戈丁热。他和阿加德一样也是棕发，但个头要高一些。亚娜特跟他没有另外两个那么熟。从表面上看，他很有钱，他有一辆汽车总停在康特尔的门前。他一直住在宾馆里面，常去比利时。

有时出现的是记忆的黑洞。之后，又有一些细节陡地浮现在脑海里，这些细节非常清晰，清晰得都没有什么意义了。他住的是宾馆，常去比利时。有一天晚上，我重复着这个荒唐的句子，就像人们在黑暗中为安抚自己而哼唱的一首摇篮曲结尾的叠句。可墨塞里尼叫亚娜特“死人头”究竟是为什么呢？一些细节把另外一些细节给掩盖了，那些细节更难回忆起来。我想起几年之后的一天下午，亚娜特到诺伊利来看我。那是在我和让-皮埃尔·舒罗结婚半个月之后的事情。我一直都叫他让-皮埃尔·舒罗，没有叫过别的，可能是因为他比我年龄大，因为他对我一直以“您”相称。她按了三下门铃，这是我事先要求她这么做的。有一刻，我不想答理她，但那么做很蠢，她知道我的电话号码和住址。她从门缝里钻了进来，就好像是偷偷溜进屋子里来偷东西的。她在客厅里环顾着，看着白色的墙壁、茶几、那一堆杂志、那盏红灯罩落地灯和挂在沙发上的让-皮埃尔·舒罗母亲的照片。她什么也不说。她摇了摇头。她想参观一下房间。见我和让-皮埃尔·舒罗分房睡时，她显得好吃惊。在我的卧室里，我们俩平躺在床上。

“那么，他是正派人家的孩子吗？”亚娜特问道。问完她就格格大笑起来。

从阿玛依埃街的那家宾馆出来之后，我这还是第一次见她。她的大笑让我很不舒服。我担心她会让我走回头路，回到康特尔的那个时代。可是，前一年她去阿玛依埃街看我时，就告诉过我她已经与其他人分道扬镳了。

“一间名副其实的闺房啊……”

衣柜上摆放着让-皮埃尔·舒罗的一帧照片，照片放在石榴红色的皮制相框里。她站起来，朝相框俯下身子。

“他长得还蛮帅气的……可你为什么要和他分房睡呢？”

她重新躺回到床上，睡在我身边。于是，我对她说我更愿意在别的地方而不是这里见到她。我担心她见到让-皮埃尔·舒罗时会局促不安。因为他在场的话，我们就不能无拘无束地聊天了。

“你担心我带其他人来看你吗？”

她笑了一下，但笑得没有刚才那么爽朗。是真的，我很害怕，即使是在诺伊利，害怕撞见阿加德。我很奇怪，我住在阿玛依埃街的那家宾馆时，他并没有发现我的行踪。

“放心好了……他们离开巴黎已经很久了……他们现在在摩洛哥……”

她抚摸着我的前额，仿佛想安抚我一样。

“我猜想你没跟你丈夫说起过卡巴素的派对……”

她刚才说的这句话里没有丝毫嘲讽的意味。恰恰相反，她那伤感的语调让我震惊。“派对”是她的男友马里奥·贝使用的词藻，就是那个戴着有色眼镜、长着一双钢琴家的手的家伙，他和阿加德带我们去巴黎附近的一家名叫卡巴素的酒店过夜时，就是这么说的。

“这里，真安静……跟卡巴素不一样……你还记得吗？”

对于这些细节，我很想把眼睛闭起来，就像一束强光射过来的时候一样。然而，那一次，当我们离开居伊·德·威尔的那些朋友，当我和罗兰一起从蒙马特回来的时候，我却把眼睛睁得非常大。一切都更加更加清晰，更加犀利，强烈的光线令我目眩，但我最后还是适应了。在康特尔的一天夜里，我和亚娜特一起坐在靠近门口的一张桌子旁，发现同样强烈的灯光。除了墨塞里尼和其他几个在栅栏后面的小厅里打牌的顾客外，那里没有一个人了。当时我母亲一定回到家里很久了。我心里寻思着我不在家她会不会担心。那天晚上，她到大采石场警察分局来接我，我是有些懊悔的。从现在开始，我已经预感到她永远也不会再来接我了。我跑得太远了。我感到一阵恐惧，我想把它掩饰起来，但它不让我呼吸。亚娜特把她的脸靠近我的脸。

“你脸色煞白……不舒服吗？”

我想朝她笑笑，让她放心，但我觉得像是做了一个鬼脸似的。

“没事……不要紧的……”

自从我在夜里离开那套房间之后，我经常有这种短暂的心慌意乱的感觉，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血压下降”，有一天晚上当我跟布朗西药店的药剂师解释我的感受时，他就是这么跟我说的。可是，我每次说一句话，我都觉得那是错的或者词不达意。最好还是保持沉默。在大街上，一阵空虚的感觉突然向我袭来。第一次，是在过了西拉诺之后的那家烟店前面。街上人来人往，但我并不放心。我就要晕厥了，那些人却会继续笔直地往前走，根本就不会在意我。血压下降。断电。我必须费很大的劲才能恢复线路。那天晚上，我走进那家烟店，要了几张邮票、几张明信片、一支圆珠笔和一包香烟。我坐在吧台那里。我拿了一张明信片，开始写起来。“再耐心一点，我相信都会好起来的。”我点燃一支香烟，在那张明信片上贴了一张邮票。可是，把它寄给谁呢？我本想在每张明信片上都写一些安慰人的话：“天气晴朗，我的假期过得非常愉快，我希望您也一切都好。再见。亲您。”我一大清早就坐在海边一家咖啡馆的平台上。我在给朋友们写明信片。

“你觉得怎么样？好些了吗？”亚娜特问我。她的脸离我更近了。

“你想出去吸点新鲜空气吗？”

大街从来没像现在这么寂静无人。另一个时代的路灯照耀着它。据说只要上了那个斜坡，就能在几百米远的地方找到星期六晚上的人群，还有那些显示有“世界上最美丽的裸体画”几个字的灯光招牌和停在红磨坊前面的旅游大巴……我害怕这一切喧嚷。我对亚娜特说道：

“我们也许可以呆在半坡那里……”

我们一直走到灯光开始明亮的地方，罗莱特圣母街尽头的那个十字路口。但是我们向后转身，在斜坡上逆行。当我从那边的黑魆魆的人行道往下走时，我慢慢地觉得放松了。只要顺着这条坡道往下走就行了。亚娜特挽着我的胳膊。我们几乎走到了坡道的最下面，女士塔街的十字路口。这时，她问我：

“你想不想来点雪呢？”

我没有听明白这句话的确切意思，但那个“雪”字让我大吃一惊。我以为雪花随时都有可能飘落下来，使我们周围的静谧世界变得更加沉寂。一下雪，也许就只能听见我们的脚步走在雪地上的沙沙声了。某处的钟声敲响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敲钟，心想那是午夜弥撒的时间到了。亚娜特领着我。我任凭她带着我走。我们沿着奥马尔街往前走着，这条街上所有的楼房都是黑漆漆的。就好像它们的每一面都统一成黑漆漆的墙面，在那条街上从头到尾都一样。

“去我的房间……我们来点雪……”

待会儿，等我们一进她的房间，我就会问她“来点雪”是什么意思。由于这些黑漆漆的建筑物的外墙，天气显得更冷了。我是不是在梦中呢，不然怎么能听见我们的脚步发出如此清晰的回声？

后来，我常常走这条路，有时独自一人，有时是和她一起。我常在大白天到她的房间里去找她，或者当我们在康特尔呆得太晚的时候就去她那里过夜。她的房间在拉费里埃街的一家宾馆里，那是一条呈肘子形状的街道，在刚上坡的区域，好像与世隔绝。一架安装了铁栅栏的电梯。上去的速度很慢。她住在最顶层，或者说最后一层。也许，电梯将不会停下来。她凑到我的耳边说道：

“你等会儿就知道了……感觉蛮爽的……我们来点雪……”

她的双手在打哆嗦。在昏暗的楼道里，她紧张得无法把钥匙插进锁孔里。

“你来试试……我，我弄不了……”

她的说话声时断时续，越来越不连贯。钥匙从她手中掉了。我俯下身子摸索着把它捡起来。我终于成功地把钥匙插进了锁孔。电灯是开着的。昏黄的灯光从天花板上的一盏灯那里泻下来。床上凌乱不堪，窗帘拉上了。她坐在床边，在床头柜的抽屉里搜寻着。她拿出一个小巧的金属盒子。她叫我吸那种被她称为“雪”的白色粉末。过了片刻，那东西就让我产生一种神清气爽和轻松自如的感觉。我坚信在大街上侵袭我的恐惧和迷茫的感觉可能永远也不会在我身上再现。布朗西广场的那个药剂师说我血压降低之后，我就觉得自己必须坚强地挺住，同我自己做斗争，努力地把自己控制住。我对此毫无办法。我在严酷的环境中长大。要么往前走，要么一命呜呼。假如我倒下了，其他人还会一如既往地走在克里希大道上。我不应该对自己心存幻想。但是，从今往后，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此外，这个街区的街道和边界突然让我觉得极其狭窄。

克里希大道上的一家文具书店一直营业到凌晨一点钟。马德。橱窗上很简单的一个名字。是老板的名字吗？我一直都不敢向那个棕发男子打听，他留着小胡子，穿着一件浅色细方格花呢外套，自始至终地坐在他的办公桌后面读书。每每有顾客购买明信片或者一本信笺的时候，总会打断他的阅读。我去那里的时间段，几乎没有顾客，只是时不时地有几个人从旁边的“夜半歌声”中走出来。常常是，书店里只有我们，他和我。橱窗里陈列的总是原来的那些书，我很快就发现那是些科幻小说。他建议我阅读这些书。我还记得其中几本书的名字：《天上的一颗石头》、《秘密通道》、《海盗船》。我只留下了一本，书名叫《会做梦的宝石》。

右边，靠近橱窗的书架上摆放着一些天文学方面的折价书。我找到一本黄色封面被撕去一半的书：《无限之旅》。这本书我也收藏着。我想，买下它的那个礼拜六晚上，我是书店里惟一的顾客，几乎听不到林荫大道上的喧嚣。橱窗后面，可以清楚地看见一些灯光招牌，甚至那个蓝白相间的“世界上最美丽的裸体画”招牌，但是它们显得那么遥远……我不敢打搅坐在那里埋头读书的那个人。我在寂静中站了十来分钟，他才把头转向我。我把那本书递给他。他微微一笑：“这书非常好。非常好……《无限之旅》……”我准备把书款给他时，他抬起了手：“不用……不用……我把它送给您……我希望您也有一段愉快的旅程……”

是的，这家书店不只是一个避风港那么简单，它也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阶段。书架旁边放着一把椅子，更确切地说那是一张高梯凳。我坐在那里浏览那些书籍和画册。我心想他是否意识到我的存在。几天之后，他一边读他的书，一边问我这样一句话：“那么，您找到您的幸福了吗？”后来，有人言之凿凿地告诉我：人惟一想不起的东西是人说话的嗓音。可是，直到今天，在那些辗转难眠的夜晚，我却经常能听见那夹带巴黎口音——住在斜坡街上的巴黎人——的声音询问我：“那么，您找到您的幸福了吗？”这句话一点也没有丧失它的亲切和神奇。

晚上，从那家书店出来的时候，我又走到了克里希林荫大道上，我觉得很惊讶。我不是很想往下一直走到康特尔。我的脚步把我带到了坡上。此刻我感受到了上坡或者上楼梯的快乐。我数着每一级台阶。数到三十的时候，我知道我得救了。很久之后，居伊·德·威尔让我阅读《消失的地平线》，该书讲述的是一些人翻越西藏的雪峰前往香格里拉寺院学习人生奥秘和智慧的故事。可是，没有必要去那么远。我回想起我的夜游。对我来说，蒙马特就是西藏。我只需爬上考兰古街的斜坡就行了。我走到上面，站在迷雾城堡前面，平生第一次可以畅快地呼吸了。有一天，黎明时分，我从康特尔酒吧里逃了出来，当时我和亚娜特在一起。我们正在那里等候阿加德和马里奥·贝，他们俩想带我们去卡巴素，同行的还有戈丁热和另外一个女孩。我憋得喘不过气来。我瞎编了一个借口到外面去透气。我撒腿跑了起来。广场上，所有的灯光招牌都熄了，甚至连红磨坊的招牌也不亮了。我的心中充满了沉醉的感觉，这种沉醉是酒精或者那雪什么的永远也给不了的。我往上一直走到迷雾城堡。我已经痛下决心永远也不和康特尔酒吧里的那帮人见面了。后来，我每次与什么人断绝往来的时候，我都能重新体会到这种沉醉。只有在逃跑的时候，我才真的是我自己。我仅有的那些美好的回忆都跟逃跑或者离家出走连在一起。但是，生活总会重占上风。当我走到迷雾街时，我深信有人约我在此见面，这对我来说又会是一个新的起点。再往上去一点，有一条街，我非常愿意在将来的某一天回到那里。那天早晨，我就是从那条街上走过。那里一定就是约会的地点。但是，我不知道那栋大楼的号码。那也无妨。我等待着一个信号为我指路。到了那里，街道豁然通向浩瀚天空，俨如在悬崖边上。我轻松自如地往前走着，这种轻松自如的感觉有时会在梦中出现。你感到无所畏惧，任何危险都不在话下。假如情况真的朝恶劣的方向发展，你只需醒过来就是了。你变得不可战胜。我一直走着，急切地想走到尽头，那里除了蔚蓝的天空和无边无际的空旷外，什么也没有。我的精神状态能够用哪个词来表达呢？我的词汇量非常贫乏。是沉醉吗？是狂喜吗？是心醉神迷吗？反正，这条街和我亲密无间。好像以前我就走过。我很快就会抵达峭壁的边缘，我会纵身跳入空中。飘浮在空中，终于找到我一直在寻寻觅觅的那种失重的感觉，那该是何等的幸福啊！那天早晨，那条街道和街道尽头的天空依然历历在目……

然后，生活在继续，时起时伏。在一个心情沮丧的日子里，我在居伊·德·威尔借给我的那本《不存在的路易丝》的封面上，用圆珠笔把那个名字换成了我的。《不存在的雅克林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