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后，将近5点钟。大妻警部赶到濑户内造纸东京分公司。

新宿西口、高耸入云的摩天大厦，26楼口上悬挂着精致的公司门牌。

“我是警视厅的大妻，这里的详情不甚了解，想会晤一下总务或庶务科的负责人。”

传达室里一位年轻女职员，听说是警视厅的，不由流露出惊诧的神色，片刻，她和一个瘦削的中年男子一同走了出来。

“警视厅的先生，您有什么事情？”

“一句话说不清楚，请问：这里分公司任职最长的有几位？”

“这个……我算老职员啦，大致有十一二年了吧！”

那位瘦削的中年男子边说，边递上名片，姓名前印着的头衔是：总务科主事。

“噢，主事先生，在此干了12年？”

“长年主事嘛，不晋级，不降职。”

“科长先生有多少年？”

“去年刚从四国总公司调来工作。”

“分公司经理先生呢？”

“工作期限吗？嗯，有1年半了。”

“大家都是新来东京的啊，我想了解三十三四年前的精况。”

身体瘦削的男子对此表示大惑不解。

“那可难办了。分公司经理作为董事候补人，在总公司、分公司的任职即便很久，也只有20余年。30年前的人员，不要讲东京，就是总公司也不多。”

“大家都早早地离职了吗？”

“不，不是。退休60岁，30多年前，当时只有20几岁，30岁的人，早就退休了。”

这时，那位传达女职员看着瘦男子说道：“那么……”

“什么？”瘦男子反问道。

“庶务佐伯文子，不是干了30多年吗？”

“噢——阿文吗？可她是女的呀，……”

“不，妇女也没关系。我想见一见。”

5分钟后，大妻警部坐在虽有点狭窄，却摆设讲究的接待室沙发上，与一个叫佐伯文子的妇女会了面。

“我想询问一下，听说您在贵公司工作了30多年啦。”

“是的。纸是统制物资，纸张在战争中的宣传工作中有重大作用，所以，我有幸从动员应征中逃避掉。”

“此后一直在这个公司吗？”

“不知这该论褒还是论貶。我的青春年华都消磨在这东京分公司的庶务工作中。然而，女职员是55岁退休，我也只剩下三四年了。”

大妻警部暗暗揣度了一番：17岁进公司，又渡过34个春秋，该五十一二岁了吧？可是眼前的女人，风韵犹存，显得更年轻些，若是化妆后，很象40岁左右的老小姐。

“30多年了，可谓饱经风霜啊！”

“是啊，战后，经历了许多磨难，有清共的骚乱，统制纸浆则导致公司的危机，石油冲击使四国的工厂陷入瘫痪，要求提高工资的罢工等……我虽然也加入了工会，但却不太喜欢工会运动。因为我长年担任庶务工作，通常情况也比较了解，对于每年要求增加工资斗争的这种惯例，我也颇感为难。”

“遇到这种情况时，跟您的丈夫怎么讲呢？”

“哎呀！”

佐伯文子唰地一下脸上呈现出臊的红晕，两手捂着面庞。

“我是独身的呀。”

“对不起，失礼了，我想您年轻时一定非常美貌，现在都还显得年轻，看不出接近退休年龄，您在年轻时怎么没有结婚呢？”

“警部先生连那种事也要调查吗？”

“哪里，干这项工作已养成刨根问底的习惯，请别介意。”

“没结婚的理由很简单：一是不想结婚，二来没有合适的对象……青年男子战死的太多了。”

大妻警部虽然非常想询问她青年时为何逃避结婚，但是，这和来此的目的确实是离题了。

“您说干了30多年的庶务工作？”

“是的。”

“庶务工作，主要搞些什么事务呢？”

“这个工作范围很宽。首先是人事，工资，还有公司经费的预算，管理职员福利等，简单地讲是东京分公司的勤杂。”

“那么，这和30年前生产什么纸，何处订货、诸事务有无关系？”

“没有。”

大妻警部对文子明确地回答甚感沮丧。

“这类工作具体由哪个科负责呢？”

“东京分公司是由营业部负责，总公司由营业总局负责，从组织结构上讲有：营业总局分为的受理订货部、生产监督部、缴纳成品部等部门来管理这类工作。”

“现在东京分公司营业部里有了解三十三四年前情况的人吗？”

“大都是新调来的，可能不知道，或者说，他们在公司的时间短，几乎不了解以前的事情更恰当吧。”

“总公司营业总局会有了解战争结束前后情况的人吧？”

“也可能有，但具体是哪一位我也说不清楚。”

文子冥思苦索般地闭上了眼睛。

“您怎么啦？”

“没什么，我在回忆从前营业部里的人，有的退休，有的辞职，那些人现在都在哪里干什么呢？……毫无了解。”

“经理已经换人了吗？”

“是的，10年前新经理上任，他是前经理的儿子。”

“前经理呢？”

“去世了！”

“那么，会晤经理也徒劳无益吗？”

“不仅是经理，连董事会也全都换新人了。”

“可不是嘛！当年的董事，假定是50岁，现在也都80开外了。”

“嗯。说起来唯有一个人，有位车间主任还是过去的老前辈。”

这话大大鼓舞了大妻警部，生产掺进粘土纸张的负责人尚健全，真可谓“柳暗花明又一村！”

“那位车间主任叫汁么名字？”

“小西隆平，巳经60多岁了，享受董事级待遇，他一直是车间的负责人。当然，当年仅是一名造纸技师。警部先生要了解30年前的什么事情呢？”

“纸张啊！纸……来调査含有某种粘土的纸情况。”

“我们公司的纸张，几乎都是日本（和纸）不加粘土。我想如果真生产过那种特殊纸张的话，那一定是根据军部的命令生产的？”

“军部命令？……”

大妻警部觉得很久没有听到这种语言了。据说日本在战败前——军队的命令……这是绝对不能违抗的。

今年32岁的大妻警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那年尚未出世，因而，他没有体会过“军令”一词的不可抗拒的强制性。但是却从故世的父亲的话中常听到。父亲原是教育部的事务官。

“往事不堪回首啊！陆军士官学校出身的年轻少尉来到教育部，他们敲打着桌子，吵吵嚷嚷地喊道：这是军队的命令！不管是显微镜下潜心钻研的学生，还是抱着英日辞典用功的学生，都必须立即扛上步枪进行军训。军令这话是万能的王牌哪！”

父亲曾多次对大妻和妹妹阿霞说过这话。

“再问一下：濑户内造纸公司经常接受军方的订货吗？”

“没有订贷之说，是必须按命令生产。据说是为了祖国，四国的车间曾竭尽全力生产过汽球炸弹用纸，当时，军方向车间、公司派遣了监督官。这些人，盛气凌人，对工人从不客气的。”

“东京分公司这里也来过吗？”

“当然来了。”

文子说着，嘴唇痉挛般地顫抖不已。这些都没能逃脱大妻警部的眼睛。

“是个军官吧？”

“陆军大尉。”

“还记得姓名吗？”

“叫高仓勇主郎。只要他在公司一露面，分公司经理以下的全体职员都会非常紧张。当然，我也一样，胆战心惊地往返接待室，因我必须为高仓大尉送茶端饭。”

“战后，还见过高仓大尉吗？”

“不，一次也没见过。”

“您了解高仓大尉隶属于哪个部队吗？”

“详细情况不知道，只听说是总参谋部第三科的。”

大妻警部觉得再也难于问出更多情况，于是站起身来向文子提出最后一个问题。

“高仓大尉怎么样？”

“身材和长相呀。”

“是这样的，身高1.70米左右。”

“体重多少？胖吗？还是瘦长个儿？”

“相貌呢？看来令人生畏呢？还是较和善？”

“无论怎样说，他有一种军人中罕见的富家子弟风度。他曾说，他父亲是外交官。他生在华盛顿，长在伦敦，曾就读于牛津大学，经常用我们听不懂的英语嘟囔，记笔记时也特意书写英文。”

“军人也说敌国语言，书写那种文字吗？”

“这么说，我倒是想起一件事。他曾讪笑我们疲乏：把英语当作敌国语言则舍弃，是荒谬的。他举例说，打垒球时，裁判都用外来语‘好球’、‘坏球’一词，却不用日语‘很好’、‘不行’。总之，垒球不就是从美国开始的体育项目吗……”

“高仓大尉直至战争结束，一直是这个公司的监督官吗？”

“可以这么说，不知是好是坏，他被任命为少佐参谋，在即将赴任缅甸之前，战争就结束了。”

“不是大尉，是少佐？”

“是的，战争将要结束时他晋升为少佐。公司还举办宴会祝贺他晋级并欢送他。我记得在宴会上，他曾说：我还有未办完的工作，上司怎么搞的，要调我去缅甸。”

“最后我想再问一下，公司有没有高仓少佐的照片？”

“监督官和公司的干部时常一起摄影留念，但那些干部们有的退休，有的已死，有无照片不清楚。”

“您没有一起摄影吗？”

文子摇了摇头，以示否定。

“当时的我，与其说是职员，毋宁讲是个沏茶端水的女子罢了。”

“对不起，34年前的职员姓名登记簿能让我看一下吗？”

“有没有这种登记簿，得问末广先生。”

文子说着，先于大妻警部走出接待室。

大妻警部想起，刚才他写着庶务事务衔名片的那个面颊消瘦的男子。

名片上果然印着末广次郎几个字，他慢吞吞地穿过走廊，对面，那男子和文子一同返了回来。

“这个东西有用吗？”

男子递过小册子，这是一本濑户内造纸公司老职员手册。

“是1944年的，有用吗？恰是34年前的，最后几页里记录着当时的职工名单，当然，还有很多应征来的工人和被动员来的学生在这里劳动过，那些人则没有入册。”

“能借用一下吗？”

“虽然是陈旧的职工手册，都是公司史实编汇时的珍贵资料，禁止携出，但是，如果对侦察有用，就破例借给你，但是，请务必送回……”

“我一定负责奉送。是否写一张借据？”

“那就不必了，对您的诺言，我们深信不疑的。”

大妻警部小心翼翼地把那份陈旧的职工手册放入内衣袋，离开了濑户内造纸公司的东京分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