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会被记录在案，并有可能被用作证词。”

这是英国和爱尔兰警察对疑犯的正式警告之一。

一辆宽大的警车缓缓停在街沿石旁边，约五十英尺外，一道警戒线横在路上，将看热闹的人群拦在外面。司机开着引擎，雨刷有节奏地刮去落在挡风玻璃上的毛毛雨。后座上，威廉·汉利总警司透过车窗，看着警戒线外围观的一群人，还有里面三三两两不知所措的官员。

“你待在这儿。”警司告诉司机，并准备下车。司机很乐意照办，因为车内温暖舒适。他觉得，这种下雨天不适合在贫民窟的街上走来走去。他点点头，关掉发动机。

警司“砰”的一声关上身后的车门，再次用深蓝色的大衣裹紧身子，朝警戒线的缺口走去。一位浑身湿淋淋的警官在那里注视着警戒区出入的人。看到汉利后，他敬了个礼，站向一旁让他进去。

大个子比尔·汉利从一个自由党人社区的小警察干起，用了二十七年才升到现在的位子。他身高超过六英尺一英寸，身材像卡车一样结实，很适合干这行。三十年前，他曾经是爱尔兰阿斯隆郡英式橄榄球队中的最佳前锋，后来他穿上绿色的爱尔兰队球衣，加入了这个国家有史以来最强大的球队。在队长卡尔·穆伦的率领下，球队在三角赛中横扫英格兰队、威尔士队、苏格兰队和法国队，夺得了三连冠。他成为警察后，打球也并没有影响他的晋升。

他喜欢这份工作。虽然工资低、工时长，但从中能获得满足感。当然，每个行业里都会有棘手的任务，今天上午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驱逐住户。

两年来，都柏林市政府一直致力于拆除一片破败杂乱的旧房子，其所在地叫格洛斯特钻石区。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是个谜。那地方既没有英国格洛斯特王室的财富和名气，也没有昂贵炫目的钻石，它只是坐落在利菲河北岸码头后面的一片工棚贫民窟。现在，这里的大部分楼房已被夷为平地，原先的居民被安置到了政府建造的公寓楼里。透过雨丝，人们能够看到半英里外那些毫无生气的楼房的轮廓。

但这里是比尔·汉利管辖区的中心，所以，今天上午的事情由他负责，尽管这使他颇感头痛。

被两条警戒线隔开的地方，是以前梅奥路的中心地段。现在，这里与十一月的天气一样荒凉。街道的一边只有一堆瓦砾，推土机很快就要开工，为一座新的购物中心开挖地基。街道的另一边才是人群注目的焦点。这几百英尺的范围内，没有一座建筑物。整个区域如一张馅饼一样平整，雨水在光滑的黑色沥青上闪闪发亮。这是一座停车场，面积有两英亩，是供将来在附近办公楼上班的人们使用的。整整两英亩的场地，已经围上一道两米多高的栅栏。事实上，这两英亩还差一点儿就要被全部围起来了。

场地中央，面朝梅奥路的地方还有一座孤零零的房子，好像一排整齐漂亮的牙齿里嵌着一颗破旧的残牙。房子两边已经被推平，因此这座仅存的房子两侧都用木条支撑着。曾经与这座孤独的房子相连的所有房屋都不存在了。周围三个方向的地方都已铺上沥青，这座房子就像海滩上被海水包围的一座孤零零的沙堡。正是这座房子，还有住在里面被吓坏了的老头，成了上午的事件中心和人们茶余饭后的焦点。已经迁居到新公寓楼的居民都赶过来，围观他们最后的一位老邻居是如何被赶走的。

比尔·汉利朝正门对面走去。那里聚集了好多官员，他们都盯着这座破房子，似乎世界末日来临，而他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里没什么好看的。面对人行道的是一面矮砖墙，把人行道与所谓的前花园隔开。这花园也没有花园的样子，只有几英尺高的杂草互相缠绕着。正门在房子的一侧，已经被无数扔过来的石子砸得伤痕累累。汉利知道，门内一定是个一码见方的小门厅，正对面是一条狭窄的通往楼上的楼梯；门厅的右边应该是一扇门，通向一个单间的客厅，门边的客厅窗户已经破碎，用纸板挡着；两者之间是廊道，通向一个脏兮兮的小厨房，还有一扇门，通向后院和露天茅厕；客厅里应该有一个小壁炉，因为房子的一侧有一根烟囱伸向细雨蒙蒙的空中。汉利从侧面已经看到，房子后面有一个院落，与房子一般宽，长度约有二十五英尺。这个院子用六英尺高的木板栅栏围着。之前汉利已经得知，院子的地面上到处是鸡屎，因为那老头儿在院子边紧靠后栅栏那里修了一个鸡窝，养着四只芦花鸡。情况就是这些。

市政厅已经尽量为老头作了安排，提供了他一套明亮又干净的新公寓，甚至还在别处另送了他一座小房子。社工、救济人员和教会工作人员轮番去看望他。他们劝他，给他讲道理，一次又一次答应他推迟搬迁日期；但他就是不搬。他住处的前后左右都已经被拆光了，他还是拒绝搬走。工程有条不紊在进行中，停车场已经修建平整，浇上了沥青，老头的房子周围也被围起了栅栏。然而，这老头依然按兵不动。

当地新闻媒体热闹了一番，并以《梅奥路隐士》的标题作了报道。当地小青年也聚拢来，朝着窗口投掷石子和泥块，把窗玻璃砸了个七零八落。老头隔着破窗户大声叫骂，这使得他们更加起劲。

最后，市政厅下达了驱逐令，地方法官也下令对住户实施强制动迁。在这个潮湿的十一月上午，许多市民也汇集到这座房子的正门前。

房管局局长招呼汉利。“真是麻烦事，”他说，“这就是麻烦，我真讨厌这种强制驱逐。”

“是啊。”汉利说。他扫了一眼人群，有两名法警前来执行任务，他们长得膀大腰圆，但显得有点不好意思，另有两位市政厅的官员、两个汉利手下的警察、一名卫生福利部门的官员、一个当地医生，还有几名小官吏。当地报纸的资深摄影记者巴尼·凯莱赫也在场，身后跟着个嘴上还没长毛的年轻小记者。汉利与当地媒体的关系一向很好，与那些老员工交情也不错。双方各司其职，没必要钩心斗角。巴尼眨了眨眼睛，汉利点点头表示回应。小记者认为这是亲密的象征。

“你们要用武力把他轰出来吗？”他轻快地问道。

巴尼·凯莱赫瞪了他一眼。汉利把灰色的眼睛转向这个小青年，盯住他看，直到小记者开始后悔刚才不应该多嘴。

“我们会尽可能温和的。”汉利认真地说。小记者急忙记下来，倒不是怕忘记这么短的一句话，而是为了找点事情做。

地方法官命令的时间是九点钟，现在已经是九点零两分了。汉利对房管局局长点了点头。

“开始。”他说。

市政厅官员走到房门前，大声地敲起门来。没人答应。

“拉金先生，你在里面吗？”他喊道。没人答应。那官员回头看汉利，汉利点点头。官员清了清嗓子，开始宣读市政厅的驱逐令。他的声音洪亮，里面完全能够听到，却仍然没有回答。他回到路上的人群中。

“不如我们给他五分钟时间？”他问道。

“好的。”汉利说。现场警戒线的外面，格洛斯特钻石区的前居民们在这里越聚越多，人群中开始传出小声的议论。终于，后排的一个家伙壮起了胆子。

“别折腾他了，”那声音说，“可怜的老头。”

汉利信步走到警戒线那边，不慌不忙地挨个巡视着一排排面孔，凝视着每一双眼睛。大部分人都避开了视线，没人敢吱声。

“你们这是在同情他吗？”汉利温柔地问道，“去年冬天把他的窗户全都砸碎，让他在里面挨冻，这是同情他吗？向他扔石头和泥块，这是同情他吗？”一阵漫长的沉默，“别在这里浪费时间了。”汉利说完就回到门前的人群里。两名法警正盯着他，汉利朝他们点了点头。

“你们可以动手了。”他说。

两人都拿着撬棍。其中一人绕到房子侧面的网状栅栏与砖砌墙角之间。他熟练地轻轻一撬，就撬开三块栅栏木板，进入后院。他走到后门，用撬棍连连敲门。他的同事在前面听到响声后，也敲响了前门。前后门都无人应答。待在前门的那个人把撬棍尖头插到门和门框之间，一下子就把门撬开了。门开启了一条三英寸的缝后就不动了——里边有家具挡着。法警无奈地摇摇头，转向门的另一边，撬掉两个合页，把门拆下来放在前花园里。接着，他把堆在门厅里的椅子、桌子一件件搬出来，直至房间被清空。最后，他走进去喊道：“拉金先生？”后边传来有东西破碎的声音，他的朋友从厨房那头进来了。

两人在一楼搜寻着，街上的人们鸦雀无声。接着，他们发现，楼上卧室的窗前出现了一张惨白的脸。

“他在楼上！”人群里三四个声音喊道，就像是比骑手先发现狐狸的侍从。其实他们只是希望帮上点忙。一个法警从前面的门框探出头来。汉利朝楼上的卧室窗户点头示意，于是那两人踏上了狭窄的楼梯。窗边的脸不见了。没有发生扭打，很快，他们就下来了，前面的人怀里抱着那个虚弱的老头。他走进毛毛细雨中，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救援人员拿着一条干毛毯急忙走了过来。法警支撑着老头站稳，把毯子裹在他身上。老头看上去已经饿得没了力气，并且有些晕眩，但主要是被吓破了胆。汉利作出了决定。他转向自己的汽车，招呼司机把车开过来。市政厅之后可以把老头送到老人院去，但现在得先让他好好吃顿早饭，喝杯热茶。

“扶他到后座去。”他对法警说。等老人被安置到温暖的汽车后座上后，汉利也上了车，坐在他的旁边。

“走吧，”汉利对司机说，“从这儿出去半英里，第二个路口左转，那儿有家公路咖啡店。我们去那里。”

当汽车倒出去，穿过警戒线、经过围观的人群时，汉利看了一眼这位不同寻常的客人。老人穿着一条破旧的宽松裤和一件薄夹克，里面的衬衣没扣上。据说，他这几年里一直邋里邋遢、愁眉苦脸的。老人默默地盯着前排座位的靠背，对汉利的凝视毫无反应。

“这天迟早要来的，”汉利温和地说，“其实你早就知道了吧。”

汉利个子高大、身体强壮。如果高兴，他能把码头上的小流氓们揍得尿裤子。虽然满脸横肉，鼻子还被打折过两次，但大个头比尔·汉利是个善良的人。老头慢慢转过头来看着他，但没有说话。

“搬家，我的意思是，”汉利说，“他们会找个好地方安顿你，冬天暖和，吃得也好。你会明白的。”

汽车在小饭馆前停了下来。汉利下车后，转向司机。

“带他进去吧。”他说。

温暖的餐馆里热气腾腾，汉利朝角落的一张空桌子点了点头。警车司机扶着老头走到角落，帮他靠墙坐下。老头一语不发，既没说谢谢，也没表示异议。汉利看着柜台后墙上的菜单。饭店老板用湿抹布擦了擦手，露出探询的眼光。

“两个鸡蛋、培根、西红柿、香肠和薯条，”汉利说，“给角落里的那个老家伙先来一大杯茶。”他把两镑纸币放在柜台上，“我等会儿回来拿找头。”

司机从角落的餐桌回到柜台前。

“待在这里看着他，”汉利说，“我自己来开车。”

司机心想，今天真是好运气，先待在暖和的汽车里，现在又在温暖的咖啡馆里，正是喝杯茶、抽支烟的好机会。

“我要跟他坐一起吗？”他问道，“他身上有股味儿。”

“看着他。”汉利重复道。他自己则开车回到了梅奥路的工地上。

施工队早就准备好了，他们不想浪费时间。承包商的工人从房子里进进出出，把原主人那些脏兮兮的家什物件都搬出来堆在路边，任凭雨淋。现在雨下大了，房管局局长撑起雨伞，在一边看着。停车场里，两辆橡胶轮子的挖土机正在待命，准备从屋后开始，把后院和茅厕逐一碾平。挖土机的后边是一排翻斗卡车，一共十辆，准备运走房子的砖瓦碎片。屋里的水、电和煤气供应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切断了，所以，房子里又潮又脏。那里从来没有装过下水道，所以，配有地下化粪池的露天茅厕也很快会被填埋起来，浇上永久性混凝土。看到汉利又从汽车上下来，房管局局长向他走去，并朝一辆敞着后门的市政局货车示意了一下。

“我已经把稍微值点钱的东西都收拾起来了，”他主动介绍，“旧照片、硬币、几枚奖章、一些衣物，还有装在一个雪茄盒里的一些私人证件，大部分都已经发霉了。至于那些家具……”他指着雨中的一堆老古董，“都在那儿，卫生局官员建议一把火全烧了。那东西值不了几个钱。”

“好的。”汉利说。那官员说得对，但那是他自己的事。汉利似乎还是想在道义上帮老人一把。

“他能拿到一点赔偿费吗？”汉利问道。

“噢，当然。”局长急切地说，极力解释他的部门并不是没人性的禽兽，“房子是他的私有财产，家具、设施、固定设备以及一切个人物品所受的损失，我们都作了一个合理的估价。还有搬家安置的补贴……虽然坦率地说，相比于他长时间拒绝搬迁给我们造成的损失，他的这点损失算不上什么。”

这时，一名工人从房子一侧走出来，双手各拎着一只鸡，都耷拉着脑袋。

“这些家伙怎么办呢？”他问道，并不是特别在问什么人。

他的一个同事回答了他。巴尼·凯莱赫抓拍了一张照片。不错的照片，他心里想——“梅奥路隐士”最后的几个伙伴，很好的注释。一名承包方的人说，他家里也养着鸡，可以让这几只加入到他那里的鸡群中。于是，他找来一个纸箱子，把这两只湿漉漉的鸡塞到里边后放到了面包车上，以便之后送到家里去。

不到一个小时东西就搬完了，这座小房子已被清理一空。身穿闪闪发亮的黄色油布雨衣的大个子工头走到市政官员面前。

“我们可以开始了吗？”他问道，“老板要求停车场完工，并用栅栏围起来。如果今晚浇上混凝土，明天一早我们就可以铺沥青了。”

官员叹了一口气。“开始吧。”他说。工头转过身去，朝一辆移动式吊车挥了挥手。吊车的吊臂下悬挂着一只半吨重的大铁球，现在它正慢慢向房子的侧面开过去。定位后，随着一阵轻柔的咝咝声，车身被液压脚抬了起来。铁球开始摆动，起初很慢，然后摆动的幅度加大了。人群饶有兴趣地观望着。他们已经见识过自己的房子被这样拆毁，但这种情景总是看不厌的。终于，铁球撞向烟囱附近的房子侧面，打飞了十多块砖头，在墙面上留下两条裂缝，一路向下延伸。“啊……”人群发出一阵长长的低沉感叹。对于闲得无聊的人来说，没有比搞破坏更振奋人心的事了。在第四次撞击时，楼上的两扇窗户从窗框上掉下来，落到停车场上。房子的一角与其余部分分裂开来，慢慢地转了半圈后，倒向后院。过了一会儿，结实的砖砌烟囱也被拦腰撞断，上半部分砸穿屋顶和地板，落在一楼地面上。这座旧房子已经四分五裂，人们就喜欢这样的场面。汉利警长重新坐上汽车，回到那个小饭馆。

小饭馆里比原先更温暖潮湿了。他的司机坐在吧台前，喝着一杯热气腾腾的茶水。汉利走进去时，司机掐灭了手中的烟头，从凳子上滑下来。老头似乎还在角落里忙活。

“他吃完了吗？”汉利问道。

“他吃了好长时间了，长官，”司机说，“那些黄油面包下肚的速度，就好像他明天没饭吃了似的。”

汉利看到，老头又把一块黄油抹在又白又软的面包上，开始咀嚼起来。

“面包得另外加钱，”店老板说，“他已经吃了三份了。”

汉利看了看手表，现在十一点半。他叹了一口气，坐上一张凳子。

“来一杯茶。”他说。他已经通知卫生福利部门的官员三十分钟后来碰头，把老人转给市政厅去照管。然后，他就可以回办公室，去处理他的案头工作。他很欣慰这件事马上要了结了。

巴尼·凯莱赫和他的见习小记者走了进来。

“你给他买了早饭？”巴尼问道。

“我会把钱要回来的。”汉利说，虽然凯莱赫知道他是不会这样做的，“拍了几张照片了吧？”

巴尼耸了耸肩。“还可以，”他说，“鸡的那张很不错，还有烟囱倒下来的，还有他裹在毯子里被弄出来的。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我还记得一万人住在这个钻石小区的日子。那时候，他们都有工作。钱是少得可怜，但都在工作。当时，把一个地方变成贫民窟要花五十年时间；现在只要五年就够了。”

汉利哼了一声。“这是进步。”他说。

第二辆警车在门前停下来。刚才在梅奥路的一名年轻警官下了车，透过玻璃看到他的长官与记者在一起，便犹豫地停住了脚步。小记者没有注意到这些，巴尼·凯莱赫则装作没看见。汉利从高凳上滑下来，走向门口。在门外的雨中，那名警察对他说：“您最好回去一下，长官。他们……发现了一点情况。”

汉利招呼他的司机，两个人一起来到外面的人行道上。“我要回去一趟，”他说，“看住那个老头儿。”他又朝咖啡馆里看了一眼。

远处的角落里，老头已经停止了进食。他一手拿着叉子，一手拿着卷了半截香肠的一块面包，一动不动地默默盯着人行道上三个穿制服的人。

工地上，所有动作都停了下来。身穿雨衣、戴着安全帽的承包队工人在房子的废墟旁边围成一圈，剩下的那名警察也与他们在一起。汉利下了车，从瓦砾堆穿行过来，走向正往下看的那一圈人。身后，还未散去的人群中传来了七嘴八舌的议论。

“一定是那老头的宝贝！”人群中一个人大声说。有人应声附和着：“他把财宝都藏在那里，怪不得死也不肯搬走呢。”

汉利走到那伙人中间，去看引起他们注意的地方。剩下的半截烟囱仍然矗立着，有五英尺高，周围是一堆瓦砾。烟囱底部，一个黑乎乎的旧壁炉依然可见。在一边，还有两三英尺的房屋外墙仍旧竖立着；内侧的墙根边上是一堆倒下的砖头，里面伸出一条干枯萎缩但依然清晰可辨的人腿，一片像是长统袜的布条还依附在膝盖下面。

“是谁发现的？”汉利问。

工头走上前来：“汤米用镐头在壁炉腔那儿干活。他清掉了几块砖，这样抡镐头更顺手些。他看到这个，就向我报告了。”

汉利一眼就找出了那名目击证人。

“那么，是在地板下面发现的吗？”汉利问道。

“不。这里整个住宅区都是建在沼泽地上面的，屋子里是水泥地。”

“那么是在哪里？”

工头弯下腰，指向壁炉的残余部分：“从客厅里看过来，壁炉好像是与墙壁齐平的，但其实不是。这壁炉原本是从房墙里突出来的，后来，有人在烟囱突出部位和房间尽头之间砌了一道简易的砖墙，一直通到天花板，形成一个十二英寸深的夹层。为了对称，壁炉的另一边也砌了一道墙，但那一边是空的。尸体就在假墙与屋墙的夹层里。为了掩饰，这个房间还重新贴过墙纸。你看，烟囱的突出部位与假墙用了同样的墙纸。”

汉利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几片破碎的墙纸都带着相同的霉斑，不但依附着壁炉架上方的壁炉腔正面，也贴满了砖墙，包括掩盖了尸体的那部分。这是一种老旧的墙纸，上面印有玫瑰花蕾的图案，但在壁炉旁边，在房屋原先的墙壁上，一层年代更加久远的肮脏条纹图案墙纸也依稀可辨。

汉利站起身来。“好吧，”他说，“你们今天的工作到此结束。你最好把工人们叫下来，让他们回去。这里现在由我们接管。”工人们纷纷走出瓦砾堆。汉利转向他手下的两名警察。

“继续保留警戒线，”他说，“把这个地方封锁起来。再多叫点人来，多设几个路障。我要你们把这个地方四面都围起来，谁也不准进来。我去加派更多人手来这里，还有刑事技术人员。未经他们允许，什么也不要碰。明白吗？”

两个警察敬了礼。汉利又回到汽车里，给总部打电话。他吩咐了几件事，然后，又把电话转到刑事调查部门的技术科。技术科设在赫斯顿火车站后面一座模样刻板的维多利亚式旧兵营里。他很幸运，接电话的是刑侦队长奥基夫，他们是多年的老相识了。汉利告诉他自己的发现以及需要的帮助。

“我这就派他们过去，”奥基夫的声音在电话里噼啪作响，“你要谋杀组的人也去吗？”

汉利抽了抽鼻子：“不用了，谢谢。我认为我们分局可以应付。”

“那么，你们有疑犯了吗？”奥基夫问道。

“噢，是的，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汉利说。

他又自己开车返回那个小饭店。他从巴尼·凯莱赫身边驶过，凯莱赫正试图穿过警戒线到里面去。这一次，值勤的巡警可没这么好商量了。

在餐馆里，汉利发现司机还坐在吧台前。那老头坐在后面，已经吃完了饭，正小口喝着茶。他凝视着这位向他走来的高大警察。

“我们已经找到她了。”汉利说。他朝桌子俯下身去，说话的声音很轻，不让餐厅里的其他人听到。

“我们还是走吧，嗯？拉金先生？去局里，怎么样？我们要谈谈，行吗？”

老头一言不发地迎视着他。汉利意识到，到现在为止他还没开过口。老头的眼睛闪烁了一下。恐惧？放心？很可能是恐惧。怪不得那么多年来他一直在害怕。

他默默地站了起来，汉利一只手坚定地挽住他的胳膊，他们一起朝警车走去。司机跟过去，坐到方向盘后面。雨已经停了，萧瑟的寒风把太妃糖纸吹得满街飞舞，就像秋天的落叶，但街上没有一棵树木。汽车驶离了街边。老头躬身坐着，默默地凝视着前方。

“回局里。”汉利说。

任何国家的谋杀案调查都不会像电视里放的那样，充满振奋和猜测。实际上，百分之九十都是单调乏味的程式和手续，还有行政工作，大量的行政工作。

大个子比尔·汉利亲眼看着老头被关进拘留所后面的一间拘禁室里。老头没有提出任何抗议，也不要求找律师。汉利还不想起诉老头，毕竟，他还能以嫌疑人的名义拘留老头至少二十四个小时。首先，他需要的是更多事实。他坐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开始打电话。

“按规章办事，小伙子，按规章办事。我们不是夏洛克·福尔摩斯。”多年前，他的老上司曾这么告诫他。很好的忠告。由于手续不全而在法庭上败诉的案子，要多于靠聪明才智的胜诉。

汉利正式通知市验尸官办公室，报告一起死亡事件。他的电话打得正是时候，在那位资深公务员要去吃午饭前找到了人。接着他又通知位于长途汽车站后面的斯托尔大街停尸所，说下午有一具尸体需要彻底尸检。他追踪到了法医蒂姆·麦卡锡教授。教授在基尔德尔俱乐部的门厅里静静地听完电话，然后叹了一口气——菜单上美味的野鸡胸脯肉看来是吃不成了。他答应马上过来。

要组织人去找些帆布屏障，还要安排一些人带上铁锹和十字镐到梅奥路去报到。他把正在食堂吃午饭的三名刑警叫来办公室，自己准备了两份三明治和一品脱牛奶，边工作边吃了起来。

“我知道你们很忙，”他告诉他们，“我们都很忙。所以，我想把这个案子尽快了结，应该用不了多久。”

他任命首席侦缉督察为犯罪现场调查员，让他立即去梅奥路；又让两名年轻的侦缉警长分头执行任务，其中一个去详细调查那座房子。房管局局长说过，那房子归老头所有，是自由产权。市政厅地税局会有该房屋过去的交易和所有权变动的登记，详细信息在财产注册中能找到。

另一名侦缉警长干跑腿工作。他要去查访梅奥路的每一家老住户，他们现在大都被安置在政府建造的公寓大楼里。找到老邻居，打听流言蜚语，还要走访小店老板，该小区拆毁前十五年间的巡警和当地牧师——所有了解梅奥路和老头情况的人，年头越久越好。而且，汉利还强调，调查对象还包括知道已故拉金夫人的任何人。

他还派出一名穿制服的警官开车到房管局，把上午他在拆房现场看到的被房管局货车运走的所有私人物品，包括家具等，都拉回警察局的院子。

当他站起来伸懒腰时，已经是下午两点多了。他让人把老头带到审讯室去。他自己喝完牛奶后，又等了五分钟。他走进审讯室时，老头坐在桌子旁，双手抱在胸前，眼睛凝视着墙壁，一名警察站在门边。

“他说过什么没有？”汉利轻声问那个警官。

“没有，长官。什么也没说。”

汉利点点头示意他离开。

只剩下他们两人了，他在老头对面坐了下来。市政厅的记录显示，老头的名字叫赫伯特·詹姆斯·拉金。

“嗯，拉金先生，”汉利温和地说，“你觉不觉得，把情况坦白告诉我才是明智的做法？”

经验告诉他，没必要去吓唬这个老人家。在他面前的人不是黑社会的街头地痞。他曾经处理过三个杀害老婆的凶手，全都胆小而温顺。他在桌子对面显得高大而富有同情心，他们就纷纷把不堪的细节交代了出来，并很快显得如释重负。这个老头儿慢慢抬起头来看他，看了一会儿后，又低头去看桌子。汉利掏出一包烟，打开烟盒。

“抽烟吗？”他问道。老头没有动。“其实我也不抽。”汉利说，但他把敞着盒盖的香烟放在桌子上，旁边是一盒火柴。

“你本事不小，”他承认道，“在那座房子里坚持了好几个月，但迟早还是斗不过市政厅。这点你也懂的，对不对？知道他们总有一天会派法警过来，那滋味儿一定不好受。”

他等着对方发表评论，等着老头显露出任何打算交流的迹象，但没有。没关系，等待一个人开口说话时，他总是很有耐心的，而且他们迟早会说出来。说出来才会轻松，才会卸去负担。教会最清楚一个人在忏悔之后的轻松了。

“多少年了，拉金先生？多少年的担惊受怕和等待？从第一辆铲土机开到那个地方起，已经多少个月了，嗯？老兄，你肯定没少受折磨。”

老头抬起眼皮，与汉利的目光相遇，他也许在寻找着什么。一个多年自我封闭的人或许是在寻求一丝同情。汉利觉得他快要开口说话了。老头的眼光飘移过去，掠过汉利的肩头望向后墙。

“这事结束了，拉金先生。全结束了，迟早会水落石出的。我们会追溯过去那些年月，慢慢地，一点点把真相拼凑起来。你知道的，是拉金夫人，对吗？为什么呢？她有了别的男人？或者只是吵了一架，还是只是一场意外？所以你害怕了，然后你就那么干了，过上了隐士那样的生活。”

老头儿的下唇颤动了，他用舌头去舔。

有突破，汉利想，现在快了。

“你一定过得很糟糕，这么多年了，”他继续说，“孤身独居，没有以前那样的朋友，就你自己。心中老是想着她就在那里，近在咫尺，就在壁炉旁边的砖墙里面。”

老头儿的眼睛闪烁了一下。对往事的震惊？或许休克疗法会起到更好的作用。他眨了两下眼睛。我差不多要成功了，汉利想，我马上就成功了。但当老头的目光转移回来与他的目光相遇时，那双眼睛又变得空洞了。他还是什么也没说。

汉利又耗了一个小时，但老头始终没有吐出一个字来。

“随你便吧，”汉利边说边站了起来，“我会回来的，我们还得谈谈。”

当他来到梅奥路时，那里是一片繁忙的景象。围观人群比先前更多了，但距离太远了看不清楚。房子废墟的四周都被帆布围了起来，虽然被风刮得啪啪作响，但足以挡住那些试图窥探里面工作情况的好奇的目光。在罩住了包括部分路面的这个方块里面，二十名身强力壮的警察穿着沉重的靴子，带着搜查装备，徒手在废墟堆里翻找。每一块砖头和石板，楼梯和栏杆扶手的每一块碎木头，每一块瓦片和天花板，都被小心地抽出来，仔细察看有没有什么痕迹，没有的就被扔到路上。那里的废墟越堆越高。橱柜里的物品都检查过了，橱柜本身也被拆下来，看看后面是否藏着什么。所有的墙体都被敲打了一遍，听听里面是不是有空心的夹层。一块块砖头被拆下来扔到了路上。

壁炉周边的两个人干得格外小心。尸体上面的砖头被轻轻拿开，只剩下厚厚的一层尘土覆盖着尸体。尸身侧卧，像一个胎儿那样蜷缩着，不过，她在夹墙里原先很可能是脸朝侧面坐着的。麦卡锡教授仔细察看着剩下的屋墙，指挥着那两人的工作。在他认为差不多的时候，他走进遍地砖瓦的夹层里，像一个细心的家庭主妇那样，用一把软刷子刷去尸体上的尘土。

在清理掉大部分灰尘后，他近距离检查了那具尸体，敲了敲露出来的大腿和上臂，然后把它从夹墙里弄出来。

“是一具干尸。”他告诉汉利。

“一具干尸？”

“是的。砖头或混凝土的地面上，在六面封闭的环境中，两英尺外的壁炉的热气熏烤让尸体发生了干化，脱水了，但保存得很好。内脏器官也许完好无损，但硬得像块木头。今晚是不可能切开了，我要用热甘油把它泡一泡，这需要时间。”

“多长时间？”汉利问道。

“十二个小时是少不了的，或许更久。我知道，这种情况有时要花上几天时间。”教授看了看表，“快四点钟了。我争取五点钟能把它泡上。明天上午九点左右，我会去停尸所检查一下，看看能不能开始解剖。”

“糟糕，”汉利说，“我还想尽快解决这个案子呢。”

“这就有难度了，”麦卡锡说，“我会尽力而为。实际上，我认为内脏器官说明不了多大问题。根据我的观察，尸体脖子周围有勒痕。”

“勒死的？”

“有可能。”麦卡锡说。市殡仪馆接到的运送尸体工作通常都是在市内。送葬灵车停在了屏障外面，在法医的监护下，两名工作人员抬起依然侧卧的僵硬尸体，把它放到一个尸架上，盖上一条大毯子，抬到殡仪车上。他们让教授跟在后面，驱车去斯托尔大街的停尸所。汉利走到技术科的指纹检查员身旁。

“发现什么没有？”他问道。

那人耸耸肩：“这里全是砖头瓦块，连一块干净的表面都没有。”

“你呢？”汉利又问该科的摄影师。

“我还得等一会儿，长官。我要等到他们把地面清理干净，才能看看有没有什么可拍照的。如果他们搞不完，那我就得等到晚上了。”

承包商的工头漫步走了过来。按照汉利的建议，他被留下来，这样万一出现废墟倒塌险情时，他可以做个技术指导。他露出了微笑。

“你们活儿干得真不赖，”他用浓重的都柏林口音说，“这里几乎没我们工人什么事了。”

汉利朝街道那边比画了一下，那里有一大堆从房子上拆下来的砖瓦木头。

“如果你们愿意，可以把那些东西搬走。我们都检查过了。”他说。

暮色渐浓，工头看了看表。“还有一个小时，”他说，“我们可以把大部分搬走。房子剩下的部分我们明天上午开始可以吗？老板要求先完成停车场的工程并把它用栅栏围起来。”

“明天上午九点钟与我联系。我会告诉你的。”他说。

离开之前，他把统筹一切工作的首席侦缉督察叫过来。

“手提灯会送过来的，”他说，“让小伙子们清理地板层，检查地上是否有曾经再次施工的痕迹。”

侦缉督察点点头。“到目前为止，只发现了这么一个隐藏的地方，”他说，“但我会继续留意观察，直至这里清理完毕。”

回到局里后，汉利首先检查了个人相关物品，这也许可以了解拘留室里那个老头的身份。他的办公桌上堆放着那些上午由法警从房子里搬出来、装上汽车并经过清理的物品。他仔细阅读每一份材料，用放大镜去看那些老旧和褪色的文字。

其中有一份出生证明，记录着老头的名字、他的出生地都柏林，还有他的年龄——他生于一九一一年。有一些旧信件，但寄信人对汉利都没有什么意义，这些信大都是很久前寄来的，看不出与本案有什么关系。但有两件物品引起了他的兴趣。一个是张褪了色的照片，已经斑驳起皱了。照片装在一个廉价的相框里，但外面没有玻璃，上面是一名战士，看上去穿着英国陆军制服，面对照相机露出不太自信的微笑。汉利看出那是老头年轻时的模样。挽着他胳膊的是一个年轻丰满的女子，她的手里拿着一束鲜花。她穿的不是结婚礼服，而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那种垫肩的素色两件套西服。

另一个是雪茄盒，里面还有一些信件，也都与案子无关。三枚勋章丝带用别针固定在小棍上，还有一本英国陆军部队的存款簿。汉利伸手去拿电话。时间已经是五点二十分了，但他想试试运气。他确实很幸运，英国武官还在桑迪福德的英国大使馆办公室里。汉利解释了自己的问题。英国武官道金斯少校说，他会尽量帮忙的。当然，这是非正式的；正式的要求必须通过多个渠道。爱尔兰警方与英国之间的任何正式交流，都免不了要通过层层手续。如果是非正式的询问，双方的沟通就能更密切，两边都省去了不少虚文。道金斯少校答应，在下班回家的路上绕些弯路，去一趟警察局。

夜幕早就降临了，两个外出跑腿的警长有一个回来报到了。他是去调查注册和纳税单的。现在，他坐在汉利办公桌的对面，打开笔记本念了起来。

注册记录显示，梅奥路三十八号的房子，是赫伯特·詹姆斯·拉金于一九五四年买下的，原业主已经去世。当初他花四百英镑买下该房产，是自由产权，没有抵押凭证，说明他当时能拿得出那么多钱。地税清单表明，自那天起，该房屋就归这位赫伯特·詹姆斯·拉金所有，并一直由赫伯特·詹姆斯·拉金先生和维奥莱特·拉金夫人居住。记录上没有显示他老婆去世或离开，但地税清单是不会显示住户变化的——即使是一部分住户，除非是接到后继住户的书面通知，但这房子没有后继住户。海关一直查询至一九五四年的死亡证书，也没发现任何与名叫“维奥莱特·拉金夫人”的人有关的死亡线索。那个地址也没有任何人死亡的记录。

卫生和福利部门的记录表明，拉金从两年前开始领取国家养老金，但从没提出过津贴补助的申请。退休前，他显然是个仓库保管员和守夜人。还有一点，警长说，他一九五四年开始的个人所得税报表上面，有一个他之前在英国北伦敦的地址。

汉利翻开书桌上的陆军部队存款单。

“也就是说，他曾在英国陆军服役过。”警长说。

“这不奇怪，”汉利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五万名爱尔兰人在英国武装部队服役。拉金看来是其中之一。”

“也许他老婆是英国人。他在一九五四年带着老婆一起从北伦敦回到了都柏林。”

“她很有可能是英国人，”汉利边说，边把结婚照片推过去，“他与她结婚时还穿着军装。”

内线电话响了，说英国大使馆的武官已经到前台。汉利朝警长点了点头。“请把他领进来。”汉利说。警长离开了。

道金斯少校是汉利当天最大的收获。他穿着条纹裤子，跷着二郎腿，闪闪发亮的皮鞋尖对着办公桌对面的汉利，静静地倾听着。然后，他仔细看了一会儿那张结婚照。

最后，他一手拿着放大镜，一手握着铅笔，绕到桌子后面，站到汉利身旁。他用铅笔尖轻戳照片中拉金脸部上方的帽徽。

“国王重骑兵卫队。”他信心十足地说。

“你是怎么知道的？”汉利问道。

道金斯少校把放大镜递给汉利。

“双头鹰，”他说，“国王重骑兵卫队的帽徽，很清楚。其他部队没有那样的图案。”

“还有什么吗？”汉利问。

道金斯少校指着照片上新郎胸前的三枚勋章。

“第一枚是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的星章，”他说，“排在最后的第三枚是胜利纪念章，但中间那枚是非洲星章，从中间穿过的那个杠条来看，像是第八军。没错。国王重骑兵卫队在北非与隆美尔打过仗。确切地说，是装甲部队。”

汉利拿出三枚勋章。照片上的是在正式仪式上佩戴的勋章，桌子上是微缩型的，在不穿制服时佩戴。

“啊，是的，”道金斯少校说，他瞟了一眼勋章，“瞧，同样的图案，还有第八军的杠条。”

汉利通过放大镜可以分辨出，图案是相同的。他把陆军部队存款单递给道金斯少校。道金斯的眼睛亮了起来，他开始逐页翻看。

“一九四○年十月，在利物浦志愿参军，”他说，“很可能是在伯顿。”

“伯顿？”汉利问道。

“伯顿服装店。战时它是利物浦的一个征兵中心。许多爱尔兰志愿者都是在利物浦码头上岸，由征兵站的中士引介到那里的。一九四六年一月遣散。光荣复员。奇怪。”

“奇怪什么？”汉利问。

“志愿参军，与装甲兵部队一起在北非作战，在部队里一直待到一九四六年，但他始终是一名二等兵，臂章上一条杠也没有，连个下士都没混上。”他拍着结婚照上的制服袖子说。

“或许他不是一个好兵。”汉利提出。

“有可能。”

“你能给我搞点他在战争中的详细记录来吗？”汉利问道。

“我明天一上班就去安排。”道金斯说。他记下存款单中的一些细节，然后离开了。

汉利在食堂里吃了晚饭，等待着第二个警长回来汇报。警长过了十点半才回来，身体疲惫，但收获颇丰。

“我走访了十五个认识梅奥路上的拉金夫妇的人，”他说，“其中三人提供了意想不到的情况。莫兰太太是隔壁邻居，她在那里住了三十年，还记得拉金搬来时的情形。还有一个邮递员，现在退休了，但直到去年，他一直都在梅奥路送邮件。还有伯恩神父，他也退休了，如今住在‘退休教士之家’。我刚从那里回来，所以耽搁了点时间。”

汉利把身体往椅背上一靠，警长翻开笔记本，从头开始汇报起来。

“莫兰太太回忆说，一九五四年，住在三十八号的那个鳏夫死了，此后不久，那房子就挂出‘出售’的牌子。只挂了两周，牌子就摘下了。两周后，拉金夫妇搬了进来。那时候，拉金大约四十五岁，他的妻子要年轻得多。她是英国人，一个伦敦人。她告诉莫兰太太说，他们从伦敦搬来，她丈夫曾在那里当一名仓库职员。有一年夏天，拉金夫人不见了，莫兰太太认定那是在一九六三年。”

“为什么她那么肯定？”汉利问道。

“那年的十一月，肯尼迪总统被暗杀了，”警长说，“消息是从街上一个高级酒吧传出来的，那里有一台电视机。不到二十分钟，梅奥路的人就都聚集到人行道上议论美国总统遇刺的消息。莫兰太太非常激动，她闯到隔壁的拉金家去告诉他这个惊人的新闻。她没有敲门，直接闯进了客厅。拉金正在一把椅子上打瞌睡，他惊跳起来，迫不及待地把她赶出了屋子。那时候，拉金夫人就已经不见了。但春天和夏天时她还在，她总是在星期六晚上给莫兰家看孩子。莫兰太太的第二个孩子生于一九六三年一月。所以，是在一九六三年的夏末，拉金夫人才消失的。”

“原因是什么呢？”汉利问道。

“离家出走，”刑警毫不迟疑地说，“所有人都这么认为。他工作很努力，但晚上从来不肯出门，甚至连星期六都不出去，所以，拉金夫人才能给人家看孩子。他们为此有过争吵。还有别的原因，她轻浮，有点风骚。所以，当她收拾包裹离他而去的时候，谁也没有感到惊奇。有些女人认为他活该，因为他待她不够好。谁也没有怀疑过什么。”

“此后，拉金更是把自己封闭起来。他极少出门，既不打理自己，也不在乎房子。人们主动去帮他收拾，小地方的人总是那样，但他都拒绝了。最后，人们就再也不管他了。两年以后，他丢了仓库管理员的工作，成了个守夜人，天黑后离家，日出时回来。他的房门上总有两把锁，因为夜间他不在家，而白天又要睡觉——他是这么说的。他开始饲养宠物。先是雪貂，养在后院的一个棚子里，但都跑掉了。后来养鸽子，但不是飞走了，就是在别处被人用猎枪打死。最后，在过去的十年里是养鸡。”

教区的神父大致肯定了莫兰太太的回忆。拉金夫人是英国人，但信天主教，经常去教堂，并定期作忏悔。一九六三年八月，她离家出走了。人们大都认为，她是跟一个男人私奔了。伯恩神父想不出还有别的原因。他不能违背忏悔的誓言，但他只能说，他并不怀疑她离家出走。他曾经好几次走访过这所房子，但拉金不信教，拒绝所有精神上的安慰。他曾称他那离家出走的老婆是个娼妇。

“这些都符合，”汉利沉思着，“她或许是想离开他，当他发现后，他对她下手狠了点。天知道呢，这种事发生得够多了。”

邮递员没有补充多少情况。他是一个本地人，经常去本地的酒吧。拉金夫人也喜欢在周六晚上出去喝一杯，有一年夏天，她甚至还当过吧女。但她丈夫很快就不让她干了。他回忆说，她比拉金年轻很多，快乐活泼，遇上别人调情也不抗拒。

“长得怎么样？”汉利问道。

“矮个儿，身高大约五英尺三英寸，身材丰满，圆溜溜的，深色的卷发，喜欢笑，胸很大。邮递员回忆说，当她从旧式酒桶里把淡啤酒泵出来时，那模样还是值得一看的。但拉金发现这个情况后气急败坏，他冲进来把她拉回家去了。不久，她就离他而去，或者说消失了。”

汉利站起来伸了个懒腰，已经快到半夜了。他把一只手搭在这位年轻警长的肩上。

“现在很晚了，你回家去吧。明天早上把这些都写下来。”

夜晚，汉利的最后一位访客是侦缉督察，这个犯罪现场的调查员。

“清理完了，”他告诉汉利，“最后一块砖头也清走了，但有用的线索一点也没发现。”

“那就要靠那个可怜女人的尸体来告诉我们想要知道的其他情况了，”汉利说，“或者靠拉金本人。”

“他说了吗？”督察问道。

“还没有，”汉利说，“但他会说的。他们最后都会说的。”

侦缉督察回家去了。汉利打电话告诉妻子他今晚在局里过夜。刚过午夜时，他来到了楼下的囚室。老头醒着，坐在床边，一双眼睛凝视着对面的墙壁。汉利朝着陪同他的警官扬了扬脑袋，于是三人一起来到审讯室。那位警察坐到一个角落里，准备好笔记本。汉利面对着老头，向他宣读了警告：

“赫伯特·詹姆斯·拉金，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会被记录在案，并有可能被用作证词。”

然后，他在老头的对面坐下来。

“十五年了，拉金先生。与那样的东西一起生活了那么长时间。一九六三年八月，对吧？邻居们都记得，神父也记得，甚至连邮递员都记得。那么，你为什么不把这事告诉我呢？”

老头抬起眼皮，迎接汉利的盯视，然后低头去看桌子。他什么也没说。汉利坚持询问下去，直到天快亮。拉金似乎并不疲惫，虽然角落里的那个警察已经哈欠连天。拉金当过多年的守夜人，汉利想起来，他很可能在夜晚比在白天更有精神。

一抹灰色的亮光从结霜的审讯室窗玻璃透了进来。最后，他站了起来。

“随你便吧，”他说，“你可以不说，但你的妻子维奥莱特会说的。奇怪吗？十五年后，从墙壁后面的墓穴里说话。但再过几个小时，她会对法医说话的。她会说的。在解剖室里，她会告诉他，她身上发生了什么，是何时发生的，乃至是为什么而发生的。然后，我们再来这里，到时我就要起诉你了。”

虽然他不会轻易生气，但他还是被老头的沉默给激怒了。不是因为他说得少，而是因为他什么都没说。他只是用那种奇怪的眼神去迎视汉利。那是什么眼神？汉利问自己。惊恐？害怕他汉利？悔恨？嘲讽？不，不是嘲讽。这家伙马上就要完蛋了。

最后，他站起身来，用一只大手摸了一下脸上的胡子，回到办公室。拉金则被押回拘禁室。

汉利在椅子里睡了三个小时，脑袋后仰，两腿伸直，鼾声大作。八点钟，他起来，走到卫生间洗了把脸，刮了胡子。两个年轻的实习警察来上班时看到他八点半就到了，大为吃惊，赶紧小心翼翼地去忙自己的事。九点钟，他吃过早饭，像往常那样开始处理堆积如山的公文。九点三十分，梅奥路承包商的工头打来电话。汉利考虑着他的要求。

“好吧，”他最后说，“你们可以把那里围起来浇筑混凝土了。”

二十分钟后，麦卡锡教授打来电话。

“我已经把四肢都拉直了，”他欢快地说，“皮肤已经软化，可以动刀解剖了。我们正在排水干燥，再过一个小时我就可以开始。”

“什么时候可以给我一份报告？”汉利问道。

“要看你指的是什么，”电话里的那个声音说，“正式报告要两三天时间。非正式的话，午饭后我就能告诉你一些，至少是死亡原因。我们已经确认了脖子周围的勒痕，是长统袜，就像我昨天猜的那样。”

这位法医答应，两点半时从一英里远的斯托尔大街停尸所到汉利的办公室来。

上午没什么人打扰，只有道金斯少校中午打来电话。

“运气不错，”他说，“在陆军部的档案室找到我的一个老朋友。他给了我优先照顾。”

“谢谢你，少校，”汉利说，“我在作记录，说吧。”

“情况不是很多，但肯定了我们昨天的猜想。”

是昨天少校自己的猜想，汉利心里说。殷勤的英国礼节让少校把这事儿归功于他们两个人。

“二等兵赫伯特·詹姆斯·拉金乘坐都柏林的渡轮，于一九四〇年十月抵达利物浦并志愿参军。在约克郡卡特里克兵营参加了基本训练后，转到国王重骑兵卫队。一九四一年三月乘坐运兵船被派去加入埃及的军团。然后，我们就明白了他为什么连下士都没有混上的原因。”

“是什么原因？”

“他被俘了。在隆美尔那年的秋季攻势中被德国人俘虏了。他在第三帝国东部的西里西亚战俘营当上了一名农场工人，在那儿度过了战争的剩余时间。一九四四年十月，他被苏联红军解放。一九四五年四月他被遣返，正好赶上五月份欧洲战事的结束。”

“有没有关于他婚姻情况的信息？”汉利问道。

“当然有，”道金斯少校说，“他是当兵时结的婚，所以，部队也有档案记录。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四日，在北伦敦埃德蒙顿的圣玛丽救世主天主教堂结婚。新娘维奥莱特·玛丽·史密斯，旅馆服务员，当时她十七岁。你知道，他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光荣复员，留在埃德蒙顿当了一名仓库保管员，一直到一九五四年。这是部队当时了解到的他的最后地址。”

汉利向道金斯表达了深切的谢意，然后挂上电话。拉金娶那位十七岁姑娘的时候，已经是三十四岁快要三十五岁的年纪。当他们搬到梅奥路时，她可能只有二十六岁，活泼可爱，而他已经四十三岁，不那么有活力了。一九六三年八月她死去时，才三十五岁，风韵犹存，而且很可能相当性感；而他则已经五十二岁，变得乏味不堪，对别人也提不起兴趣。是的，这也许会出问题。他焦急地等待着麦卡锡教授的到来。

这位法医倒是说到做到。两点半时，他已经坐在了汉利对面的一把椅子上。他掏出烟斗，开始悠闲地装上烟丝。

“解剖室里不能抽烟，”他抱歉地说，“但烟味能盖住福尔马林味儿。你应该会喜欢的。”

他惬意地吐出一团烟雾。

“搞到了你要的情况，”麦卡锡教授轻松地说，“谋杀是毫无疑问的。用一只长筒袜以人力勒颈，导致窒息，并伴有休克。这里的舌骨，”教授指着自己下颚与喉结的部位，“有三处骨折。死亡之前，头部受过一记猛击，造成头皮破裂，但没有死。很可能是把受害人打晕了，然后又勒死了她。”

汉利身体往后一仰。“太好了，”他说，“死亡时间呢？”

“哦，”教授说，伸手去拿自己的公文包，“我给你带来一件小礼物。”他把手伸到包里，拿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一张已经发黄褪色的旧报纸碎片，约有六英寸乘四英寸大小。

“受害者头皮的伤口肯定流了一点血。为避免弄脏地毯，凶手肯定是用报纸把头皮伤口包了起来。这无疑是在他砌假墙密室的时候干的。值得庆幸的是，可以看出这是从一张旧报纸上撕下来的，上面的日期依然可以辨认出来。”

汉利接过塑料袋，通过透明的薄膜，用台灯和放大镜来看这张新闻纸片。然后他坐直了身体。

“当然，这是从一张旧报纸上撕下来的。”他说。

“是啊，是很旧了。”麦卡锡说。

“是一份旧报纸。用来包住头上伤口的时候，已经是过期的旧报纸了。”汉利坚持说。

麦卡锡耸了耸肩。

“也许你是对的，”他表示同意，“这样的干尸，是无法判断其确切的死亡年份的，只能是合理地推定。”

汉利轻松了。

“我就是这个意思，”他宽慰地说，“拉金可能是随便抓来这张报纸，把它垫在抽屉或柜子里，留在那里多年没去动它。所以，报纸上的日期是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三日。”

“尸体也是那时候的，”麦卡锡说，“我认为死亡时间是在一九四一到一九四五年之间。很可能与这张报纸上的日期只相差几个星期。”

汉利用一双眼睛瞪住了他，半天没有转动眼珠。“维奥莱特·玛丽·拉金夫人死于一九六三年八月。”他说。

麦卡锡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一边重新点燃烟斗。“我认为，”他温和地说，“我们在谈论的不是一码事。”

“我是在说停尸所的那具尸体。”汉利说。

“我也是啊。”麦卡锡说。

“拉金和他老婆是一九五四年从伦敦抵达这里的，”汉利缓慢地说，“他们买下梅奥路三十八号的房子，原先的房主和住户在头一年死了。拉金夫人被认为是在一九六三年八月丢下丈夫离家出走的。昨天在拆毁那座房子时，我们发现她的尸体被砌在一道假墙里面。”

“你并没有告诉我，拉金夫妇在那座房子里住了多长时间，”麦卡锡合理地指出，“你要我对一具干尸进行病理检验。这个我已经完成了。”

“但尸体已经干化了，”汉利坚持着，“在那样的情况下，死亡时间的范围肯定是很大的吧？”

“但不会有二十年。”麦卡锡平静地说，“那具尸体根本不可能活过一九四五年。内脏的检验是不容置疑的。当然，可以对袜子进行分析，还有报纸，但如你所说，那两件物品在使用的时候可能已经是二十年以前的旧物，可是头发、指甲和内脏器官，这些是不会搞错的。”

汉利感觉像是大白天在做噩梦。在一九五一年英式橄榄球三连冠的最后一场比赛中，他使出浑身力量突破英格兰队的后卫，向着球门线冲去。就在他快要抵达时，球从他手中滑落了。他奋力去抓，但没能抓住……他回过神来。

“除了年份，还有什么？”他问道，“这个女人矮矮的，大约五英尺三英寸？”

麦卡锡摇了摇头：“对不起，即使在一道砖墙后面过了三十五年，骨头也是不会改变长度的。她的个头在五英尺十英寸到十一英寸之间，瘦瘦高高的。”

“黑色卷发？”汉利问道。

“直发，姜色的，依然长在头上。”

“她死去的时候年龄在三十五岁左右？”

“不，”麦卡锡说，“她已经五十多岁了，而且生过孩子，是两个，我敢说，在生下第二个孩子后，还做过引产手术。”

“你的意思是说，”汉利问道，“从一九五四年起，他们一直坐在客厅里，与被砌在墙里的一具尸体只相距六英尺，直至维奥莱特·拉金出走，拉金独自度过最后的十五年？”

“肯定是的，”麦卡锡说，“在那样温暖的环境下，一具尸体很快就会干化。干化状态的尸体是不会散发异味的。假定她确实如我所认为的，在一九四三年被害，到一九五四年的时候，尸体早就与我们昨天发现她时完全一样了。那么，一九四三年的时候，你的那位拉金在什么地方？”

“在西里西亚的一个战俘营里。”汉利说。

“那样的话，”教授边说边站了起来，“他没有杀死这个女人，也没有把她砌在壁炉旁边的墙里面。那么，谁干的？”

汉利抓起内线电话拨通刑侦队，接听的是年轻的警长。

“一九五四年以前，”他故意问道，“梅奥路三十八号那个死掉的房主和住户是什么人？”

“我不知道，长官。”年轻人回答。

“他在那里住了多长时间？”

“我没有记录下来，长官。但我记得以前的住户在那里居住了三十年。他是一个鳏夫。”

“他当然是鳏夫了，”汉利厉声说，“他叫什么名字？”

一阵停顿。“我根本没有想到去问名字，长官。”

两个小时后，老头被释放了，他是从后门离开的，以防前面的门厅里有记者守候。这一次，没有警车，也没有陪同。他口袋里揣着一份民政局招待所的地址。他一句话也没说，拖着脚步走过人行道，走进钻石小区内的街道。

在梅奥路，环形栅栏的那个缺口——也就是原先房子所占的地方——已经合拢了，把整个停车场都围了起来。在这个范围内，原先房子和花园所在的位置，已被浇上一层平整的混凝土，等待着最后的干燥。渐浓的暮色中，那位工头和两名工人一起，在混凝土地面上走来走去。

工头不时地用钉有铁掌的靴子后跟跺着地面。

“肯定已经干了，”他说，“老板让今晚搞完，铺上沥青。”

在路对面的废墟里，有一堆篝火在燃烧着，最后一批栏杆、楼梯、屋架、天花板、橱柜、窗框、房门、残余的栅栏、旧茅坑和鸡窝，都被扔进了火堆里。但即使在火光下，工人也都没有注意到在栅栏外面凝视他们的那个老头的身影。

工头巡视完这片新浇筑的长方形混凝土地面，走到另一头去，到了原本是后栅栏的地方。他低头去看脚下。

“这是什么？”他问道，“这不是新的，这是旧的。”

他指的地方，是一块六英尺乘两英尺的混凝土板。

“这儿以前是鸡窝。”一个工人回答说，上午是他在手工浇筑混凝土。

“你没有在这上面浇上新的混凝土？”工头问道。

“我没有。再浇上去会使这块地方升高。如果我浇了，铺上沥青后，这里会鼓起一个大包的。”

“如果这里发生地面塌陷，老板就会让我们返工，而且要承担损失。”工头阴沉地说。他走过去几步，拿来一根沉重的铁棍。他把棍子高高举过头顶，向那块旧混凝土板重重地砸下去。铁棍弹了回来，工头哼了一声。

“好吧，是够结实的。”他承认说。他转向等待着的推土机，招了招手：“把这里填上，迈克尔。”

推土机的推铲降下来，挪到了冒着热气的沥青堆后，开始向这座发烫的小山推去。沥青堆就像一团又湿又软的糖浆，流向已经浇筑了混凝土的长方形地面。几分钟后，这块地面就已经由灰色变成黑色。随后，沥青被摊铺平整，等待推土机后面的压路机完成最后的工作。天空最后一抹亮光消失时，工人们纷纷回家去了，停车场工程终于完工了。

栅栏外面，老头转身拖着脚步走开了。他没有说话，什么也没有说，但他第一次露出微笑，这是一抹悠长、愉悦的微笑，是彻底轻松和宽慰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