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迪从床上伸手按掉了闹铃，一把掀掉了盖在身上的被子，强迫自己直直地坐了起来，以防挡不住瞌睡的强烈诱惑——再睡一分钟这样的念头——而倒头再睡过去。弗兰妮听到了响动，在他背后小声地嘟囔着什么。他感觉到她的手在他背上轻轻拂了一下，哈迪避开她迷迷糊糊地在他身后摸索着的手，迅速地把她按回到床上，松开自己的手起身从床上站了起来。

房里的光线还有些暗。他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努力下决心让自己挪动了步子。屋外，清爽的风正在拍打着窗子，暴风雨还没有结束。

冲完澡、剃完胡须之后，为了尽可能地让自己看上去给人一种庄重的印象，他在浴室穿上了长裤和衬衫，不过头脑显然还没有清醒过来，这肯定是昨晚没有睡好。此时，他仍然没有完全醒过来，弗兰妮还没有起身。他想自己应该下楼去给她拿杯咖啡上来，那样的话，他们俩就可以在每天送孩子上学这种马拉松式的奔忙开始之前，得到一小会儿的悠闲时光。

他来到厨房，打开电灯，给他养的热带鱼喂了点食。通往房子前门的那道长长的走廊看起来也显得格外黑暗，不过他断定那是天气的原因，因此也没有多想什么。打开门时，他注意到送报人已经将《旧金山纪事报》放在门廊里了——这绝不是天天都能遇到的事情，这让他感到十分满意，或许是个好兆头，预示着他今天会有好运。

不过天哪，他想到，现在还是昏天黑地的。

他常向别人表明自己的这个观点——自动咖啡机是最重大的现代发明之一。它可以在你的早晨起床闹铃停下时，自动开始为你调制一天当中至关重要的第一杯咖啡，这样，当你走到它跟前时，它就已经为你准备好了你想要的东西。不过这次当他走到它跟前时，皱着眉头愣在了那儿，因为盛咖啡的玻璃水瓶是空的。更糟糕的是，那个小小的绿色“程序”灯还在亮着——当它进入“运行”模式时，灯就变成红色的。这是怎么回事呢？他清楚地记得昨晚在上楼睡觉之前，自己是准备好了咖啡的。此刻，他弯下腰来，眯缝着眼查看了一下咖啡机上的时钟。

四点四十五分。

他扭头望了望四周，又抬起头来看了看挂在厨房墙上的大钟。没错，还是同样的时间。最后，他想到了去看看自己的手表，第三次证实了时间没有错。现在是星期四早上四时三刻，他早早地醒了，穿戴整齐却无处可去。找不出什么特别的原因，只可能是有人重新设置了他的闹铃时间。一旦他找出是谁开的这个玩笑，那这个人就会有麻烦了。他甚至有点想现在就把那两个孩子都叫醒，确认罪魁祸首并准备好惩罚犯人用的拇指夹。

刚刚还觉得自己要走好运，现在就遇到了烦心事。他还得等着自己那该死的咖啡煮磨好。除了消磨时间之外，现在是无事可干了。他气呼呼地打开报纸，扔到了餐厅的餐桌上，坐了下来，发现房间里的光线还是很昏暗。

至少他现在知道了天色这么暗的原因。

接下来他注意到了报纸上的头条新闻：“健康维护组织首席执行官之死被指谋杀。”连提到钾的副标题也没有放过。尽管他通读了这个报道，他新委托人的重症监护室当值医师的身份也只在文中出现过一次，但一次就足够了。哈迪不由得开始为这件事担忧起来。

对于马卡姆家庭的相关报道，进一步加剧了他的担心。文章用别有用心的词句讲述了这个事件，暗示有证据表明那位妻子之死牵扯到谋杀或自杀案——又一个毫无新意的美国悲剧，其中的缘由或许永远都是个不为人知的谜。但在哈迪看来，目前将马卡姆的死定为谋杀，从而就对其家人如何和为什么被屠杀作出任何决定性的结论都是草率的。

读完第二篇报道之后，他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地沉思了好一阵子，然后起身去倒了一杯咖啡又坐回到餐桌旁，读起杰夫埃利奥特的专栏文章来。

城市对话

杰夫埃利奥特

身为帕纳塞斯医疗健康集团的医疗主管，马拉奇罗斯医生过去几个月以来一直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该集团，也就是备受争议的健康维护组织，获得了向市里的雇员提供医疗健康保险的合同。从他首先发起并最终转而拒绝将伟哥作为医疗保险费用范围内的处方药品到波托拉医院里病情危重的婴儿艾米丽这一事件，他的商业决策已经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持续不断的攻击，其中包括大量的消费者、公共利益团体和监督机构，本报也在其中。现在，帕纳塞斯的首席执行官蒂姆马卡姆星期二死亡之后，紧接着，罗斯被该集团的董事会推选到了那个职位上，看起来他真正的麻烦也许才刚刚开始——就在本专栏发表时，《旧金山纪事报》获悉警方的调查者已宣称马卡姆的死亡为谋杀案件。

上星期较早时候，作为其生前最后一次公务活动，马卡姆先生向市政当局递交了先前未被查出的，在不同社区的诊所就诊的门诊病人总计超过一千三百万美元的医疗费用账单。地区检察长办公室是这样描述这些账单的文书处理工作的：“起码是不合乎规范的”，而且很可能是具有“欺骗性的”。与此同时，帕纳塞斯已经提出申请，要把市里每一个参保雇员每月的保费缴纳金额提高二十三美元。这个申请如果获得批准，将意味着市财政预算将每个月增加一笔近七十万美元的额外庞大开支。

同时，帕纳塞斯和它的招牌医院波托拉的麻烦还在增加，在星期二晚间的一次采访中，罗斯医生承认该医疗集团已经深陷资金危机的泥淖之中，虽然他把没有给帕纳塞斯的部分医生支付工资的做法说成是一个自愿贷款的项目。另有消息称——该集团内部的一名医生说——有另外一种略有出入的说法。“不错，”他说，“那是自愿的。你自愿把你的工资作为贷款交给集团，否则你就会被解雇。”

虽然如此，罗斯仍然坚信帕纳塞斯能够安然度过这次危机。“目标是最大限度地造福于大多数人。”他说。当问到他是否看到了集团商业利益与患者需求之间存在冲突时，罗斯回答说：“公司需要努力支撑住自己，这样才能继续发挥它的功能。”

由于帕纳塞斯是跟市政当局做的交易，因此它的财务数据属于一种公开的档案。去年，帕纳塞斯普通医师的人均年薪是九万八千美元。执行董事会中的三十个成员，年薪加上奖金，每人每年可拿到三十五万美元，公司为此将支付一千零五十万美元的费用。作为首席执行官，最近在职的马卡姆先生在集团中享有最高额的薪水——一千四百万美元的年薪。接下来的是罗斯医生，薪水加绩效奖金是一千二百万美元。

想象一下吧，如果帕纳塞斯不破产的话，他会有多大的好处。

格里斯基在电梯里。当电梯门在四楼打开时，他看到了迪斯马斯哈迪。哈迪说：“我刚到你的办公室去了。你不在那儿。”

“你在开玩笑吧。”格里斯基跨出电梯进到门厅里，“什么时候去的？”

“就在刚才。”

“我不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吗？”

“没看到你的影子。”

“我一直以来都佩服你的事情之一，就是你对细节敏锐的观察力。”

两个人并排着向凶杀案组走去。“另外一点是什么？”哈迪问。

“另外的什么呀？”

“你一直都佩服我的事情之一。有了其一，就预示着还有别的呀。”

格里斯基匆匆扫了他一眼，埋头向前走了几步，摇了摇头。“我回头想了想，那就是唯一的一点。对细节敏锐的观察力。”

来到凶杀案组，进了格里斯基的办公室，哈迪拉过一把折叠椅坐到办公桌前。他挑剔地向周围看了看。“你应该弄点儿装饰品，这里看上去让人觉得有点压抑。”

“我喜欢它的这种压抑，”格里斯基说，“这可以让会面时间变得更短。说到——”他指着他那只满得快要溢出来的文件盒，“那就是我今天要干完的事，我已经干不完了。我能帮你什么吗？”

“我对细节敏锐的观察力告诉我，今天早上你没有跟人闲扯的心情，那么我就直截了当地说了：我以为布拉科是你手下的一名巡警。”

“那样说或许更准确。”他伸手去拿文件盒，“好吧，随时都可以顺便过来看看我。这一直都是让人感到高兴的事。”

“我又接了一起案子。对蒂姆马卡姆的情况你知道些什么？”

格里斯基拨弄文件的手停了下来，抬起头转向一边，皱起了眉头。“你代表的是谁？”

“埃里克肯森。”

“真了不起。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最近。”

格里斯基的身子在椅子里朝前挪了挪，伸手摸了摸脸上的疤。“据我回忆，上一次在这个阶段我跟你讲过一起案子的情况，因此，有好几星期我都没有工作可做。”

“没错。但那是该去做的正确的事情。”一年前，格里斯基把一盘录像带在地区检察长办公室还未宣布这是出于取证的目的就让哈迪看了，而这盘带上是哈迪的委托人所做出的可疑的供词，为此，他受到短期停职的处分。“你知道大卫克罗克特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吗？‘确信你是对的，然后就勇往直前。’”

“我一直认为那是我听过的最愚蠢的东西。监狱里到处都是像老大卫那样想事情的人。我相信，成吉思汗也有同样的座右铭。”

“但他是个不错的领导人。我只有几个小小的问题，他们不会开除你的，我保证。”

“那你就先问一个看看，我再作决定。快点说，如果可能的话，最好不是那种需要长时间讨论的问题。”

“肯森遇到麻烦了吗？”

格里斯基满意地点了点头。“这对你来说真是太好了。”他调侃式地耸了耸肩，“嗯，无论我们从哪个角度指控马卡姆的谋杀案，我敢肯定你的委托人仅仅就医疗责任事故这一点来讲，就需要找一位律师。除此之外……”格里斯基的眼睛向门的方向扫了一眼——门是关着的。他回过头来对哈迪继续说：“我猜他告诉过你，他有作案的动机。”他停顿了一下，然后又把答案说了出来，“他也是最后一个与那家人待在一起的人。”

“你指的是马卡姆一家？报上透露出来的信息是那是个精神失常的妻子。”

“是的，我看过。”格里斯基坐在椅子里的身子又向后挪了挪，“我想你已经明白了你的问题。”

“你认为不是他妻子干的？但如果不是的话，那就是干掉那个丈夫的同一个人所为？”

“我什么都没想。我的脑袋还是一片空白。”

“但如果我的委托人是马卡姆案子的嫌疑人，那么他是——”

格里斯基止住了他的话。“我们不是在讨论这个问题。你这样做超出了你提问的界限。就是这样。”

“好吧。这不是一个问题。今天早晨，我出门之前就和肯森谈过了。他想和你谈谈。”

“他当然想这样做。我是巴伐利亚的王后。你打算让他这么做吗？”

“我告诉你那是个笨主意。我当时对他说的话比这还要难听。但或许你听说过，医生知道得最清楚不过了。他认为你会听他的故事并且放过他。他是个证人，不是嫌疑犯。”

“他是说想在这个阶段供出真相而免受刑罚吗？”

“不，完全不像是这样。他没有做任何不对的事情。他是个证人。”

“最好的防卫就是最好的攻击。”哈迪不以为然地耸了耸肩。这不是他的想法。他知道格里斯基或许会这样看，不过他认为在这一点上他的工作是减轻肯森的不安，按他的日程表来安排这次谈话。“在我的办公室谈怎么样，下班之后？”

格里斯基想了一下，然后点头表示同意。“好吧。这样可行。”

“记住他是个证人，不是嫌疑犯。”

“我想这事你都说过好几次了。”

“可是你还没有说你同意这一点。”

“你那对细节敏锐的观察力又来了。”格里斯基说，随后，他又坐了下去，“他是什么就是什么，迪兹。恐怕我们得去看看这件事怎么收场了。”

离开凶杀案组后，哈迪径直下楼来到了杰克曼的办公室，想看看自己能否顺便得到些对他的新委托人可能有用的零碎消息。这看似不太可能，不过相对来说，地区检察长在犯罪问题的处理上缺乏经验，如果他和哈迪只是朋友的话，或许在随意的闲谈中会不经意地泄漏出点什么来。

哈迪在杰克曼办公室外间的门口停下了脚步。特雷娅一边在电话上对某人连连说着“好的，先生”，一边向哈迪打招呼式地笑了笑，伸出一个手指头，示意他“稍等片刻”。哈迪进门走了过去，在她的面颊上吻了一下，随后坐在杰克曼房门边的椅子上等候。特雷娅用她那抑扬顿挫、职业化的腔调继续得体地回答着，但在做出这些回答的间隙还不时俏皮地骨碌骨碌转着眼睛，做出夸张的表情。

看着她，哈迪被逗得咧嘴笑了起来。

格里斯基的第一任妻子去世后，哈迪绝不相信还有人能像特雷娅那样，成为他这个最好的朋友的宽容体贴的伴侣。不过还不到一年时间，特雷娅就赢得了他的心，弗兰妮给他照看孩子的任务也就结束了。特雷娅不仅仅能干和自信，她还用自己的幽默，花了很长时间终于使阿布走出了生活中极其艰难的境地。

终于，她挂断了电话。“是市长打来的，”她解释道，“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总是想听听我的看法。”然后，用询问的眼神看着，“你有预约吧？克拉伦斯在等着你的来访吗？我没有记下来过呀。”

“不，我只是顺道来拜访的，看看他有没有时间跟我聊上几句。”

“我想他今天的日程上没有安排聊天的时间。他刚刚叫我告诉市长大人他不在。”她甜甜地笑了笑，“或许你愿意按正常的方式来做这样的事，并确定某件事的时间。”

“我会的，但不能确定我什么时间会回到大厅。”

“我有个主意，迪兹，你可以计划好，别的就不用再说了。”

“除非我和克拉伦斯事前早就走了。我们是好朋友。”

“他也是这么认为的。”

“我只是不愿看到我们的关系失去了那种自然的感觉，而去添加一些刻意做作的东西。”

特雷娅同情地点了点头。“克拉伦斯也是一样，他一直都为这事感到烦恼。我会记下你明天下午三点的来访预约。那时你可以跟他谈论这事。”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她向哈迪挥手做了个再见的动作，拿起了话筒。

※※※

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哈迪给水族馆打了个电话，得知那条叫弗朗西斯的鲨鱼仍然活着，而且还是靠自身的力量在游泳。不过比科还不承认这就是胜利。“他一点东西也没吃。游泳是一回事，但他也得吃东西才行啊。”

“你怎么就知道它是个公的呢？”

“你怎么看我当上这儿的馆长这件事？因为是海洋生物学的哲学博士吗？有分辨雌雄鱼的能力吗？这些中的哪一条呢？”

“我总认为是积极的行动。你在喂它什么？”

“鱼食。”显然，哈迪问的那些不动脑子的问题让比科感到头痛了，“我们能不能谈点别的？埃里克的事怎么样？”

哈迪的脸沉了下来，口气变得严肃了。“我有个问题要问你。你对他有多了解？”

“非常深。他是我的家人多年的医生。我们过去走得很近。我的意思是——从交际的角度上讲——在他和安关系破裂之前。为什么问这个？”

“你认为他会杀人吗？”

比科气呼呼地说：“绝不可能。”停了一下又接着说，“你想听个关于他是个什么人的故事吗？”

“能让他看起来不错的任何事。”

“好的，你记得丹尼第一次发病的时候吗？”

“当然。”比科的大儿子现在已经十七岁了，但十年前他被诊断出患有白血病。哈迪记得围绕着诊断和治疗的一些极富戏剧性的片段，结果是要进行骨髓移植，但最终又免除了这种手术。“那就是肯森吗？”

“是的。不过也许你不知道，在医院的一些董事会议批准他制定的治疗方案之前，他做了长时间的反复诊断。他们说这是个昂贵的方法，他们想等等看，让他做更多的测试，就是这样。那埃里克又做了什么呢？”

“告诉我。”

“他认为我们不能再等下去了，如果我们继续等，丹尼可能就会死掉。因此他撒了谎。”

“对谁？”

“健康维护组织。你最后一次听说一个医生冒着丢掉自己工作的风险去挽救一个病人是什么时候？那好，埃里克就这么做了。他使丹尼的病历报告看上去比当时的实际情况还要严重。如果他搞错了，就会白白花掉了健康维护组织的一大笔钱，抱歉，但如果他是对的，丹尼就活下来了。”比科把他激动的嗓音压低了一些，“总之，埃里克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迪兹，这是确实无误的。他自始至终都在做着这样的事情。天哪！他给病人家里打电话访问病人的情况。他跟我的鲨鱼转圈。你问我的看法，那人最起码也是个圣人，如果算不上是个英雄的话。”

当哈迪挂断电话，一种想法又让他感到困惑了。比科讲的故事有不好的方面。肯森或许是一个圣人，一个英雄，但也是一个喜欢反复盘问琢磨的人。这也证明了他自己一贯具有精妙的欺骗能力。他篡改了医疗档案，很可能骗取了自己的雇主成千上万美元。而且如果对丹尼莫拉莱斯这样做过一次，很有可能他对别的病人也这样做过，而且起码其中有几次，他弄错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

大卫·弗里曼巨大的办公室是用抛光的老乌木镶嵌的。两个窗户上挂的是勃艮第产的窗帘，中央摆放着狮爪足式的、皮包面的办公桌，四十八英尺那么大的地方，大部分杂乱无章地散落着报纸、文件、烟灰缸、打开的和合着的袋子、镇纸、名人照片和好几部电话机。存货满当当的酒吧也配一个可控温的酒柜，锚船牌啤酒随时可以饮用，两只雪茄盒子，还有一台蒸汽加压的咖啡机。与律师的座位相对的是为委托人们预备的几个就座区域，选择的是介于正式和非正式之间的一种中间风格的陈设。地板上铺的是波斯地毯。在不同样式的支架和台子上，摆着近半个世纪以来富有而充满感激之情的委托人赠送的各种小饰品。在屋子的一角，一尊由艺术家布法罗创作的意大利动物及环境守护神弗朗西斯的雕像护佑着整所房子。在一个拜占廷式的玻璃柜中，陈设着一些所谓的谋杀犯使用过的武器——之所以说是“所谓的”，是因为它们各自的主人最后都被宣判无罪，它们无言而又无可争辩地证明了弗里曼在法庭上的能力。事实上，作为自己所赢得的官司和自己声望的证据，大卫在案件胜诉后可以从检察人和警方那儿得到它们。

哈迪跷着二郎腿，啜了一小口咖啡杯中的浓咖啡后，又把它放在了沙发的扶手上。他的房东也给自己煮了一杯，拿过去放到他的办公桌上，坐在那儿吹一口滚烫的咖啡，就又全神贯注地埋头于一些文书工作之中。喝掉杯子里的咖啡后，伸手小心翼翼地将杯子不偏不倚地放到小瓷碟的正中央位置上。接下来足有一分多钟的时间，弗里曼除了翻动摆在自己面前的纸页外，连头都没有抬一下。他时不时地做着记录，嘴里不时地对自己嘀咕着一两句什么，对他正在翻阅的东西表示出不同的看法或是赞同。

看着他自顾自地埋头工作，哈迪有些按捺不住了，但同时又被这个人孩子一般的旺盛精力和工作激情所打动。毕竟，弗里曼已经七十六岁了。他已经从事了五十年之久的法律工作，尽管见多识广、经验丰富，但他对自己工作上的事情仍然没有丝毫的懈怠。他每天七点钟准时来到办公室，而且不出庭时，他也尽可能一如既往地待在自己的办公桌前直到很晚才去用晚餐，之后通常又回到办公室，在一两杯睡前饮料的伴随下快速地写下二十多页的备忘录或是信件。

在哈迪看来，在他们交往的八年时间内，这位老人的身高萎缩了三到四英寸，体重却增加了十五磅。他疏而长的白发都可以编成辫子了。如果他让自己的眉毛继续生长而不修剪的话，也可以编成辫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不注重穿衣打扮的人——“陪审团不信任衣着光鲜的人”——他偏爱棕色的套装，很多都是从廉价商店里买来的，不管它们是否合身。他也从不把它们送去熨烫。他经常抽或者说是叼着雪茄，而且每天在办公室至少喝上一瓶葡萄酒，午饭时可能又会喝上一瓶，晚饭时也这样。他从不锻炼身体，手上和脸上布满了紫色的老年斑。今天，他衣服领口处的脖子现出了一圈斑斑的血迹，这肯定是他剃须时弄的。看着他，哈迪想到，他才是最快乐的人，而且可能是这个星球上最健康的人。

他还不失时机地开起了不痛不痒的玩笑。“你没事吧，迪兹？觉睡够了吗？”

哈迪心想，自己一直在盯着他看，但他根本就没有抬起头来看过自己，怎么会问出这话来呢？不过没有必要说是自己的闹钟时间出了错，孩子是一个人一生中全部麻烦的根源等这些话。如果哈迪开口诉苦的话，弗里曼只会对他说：“是你自己主动起床的，忘了这事吧。”因此哈迪做了这样的回答：“午饭后再睡一觉就是了。补充一点，我今天起早了。”

“但愿那个可以招待你，”弗里曼指着他酒吧的方向说道，“你想再来一杯的话，自己倒吧。同时，说到招待，我乐意为你效劳，不过要快一点。四十分钟后我该出现在联邦法院了。是对莱塞姆提起上诉的事，上帝保佑他那饱经折磨的心脏吧。是什么风把你给吹来的？”

哈迪简要地把他与肯森医生见面的情况说了说，结果遭到了这位老人的大声训斥。“你跟自己的新委托人谈了一个多小时，甚至接手了他的案子，一个可能的谋杀嫌疑犯，却从未跟他提出过你的酬金问题？”

对于罪案诉讼，律师业界里约定俗成的规则是要预先收取当事人的酬金。在这件事上，他反其道而行之，试过一两次，可以说是得到了严厉的教训，他才发现，事实证明老话说的道理不假。如果你成功地赢得了代理的诉讼，没拿到酬金就放那些委托人走了，他们就不再需要律师了，那他们为什么还要给你付钱呢？另一方面，如果你失败了，他们进了监狱，他们为什么又应该为你的辩护掏钱呢？因此，与委托人打完见面时的招呼后，在接下来的六分钟敏感时段内，你通常会不定时地向你的“聘请人”提起关于酬金的话题来。

现在，弗里曼这位和蔼的导师只是提醒他。“我的孩子，这就是你为什么恐怕会穷困而死，但真的没有理由让一个好律师死于贫穷。”

“是的，先生，我相信以前你就已经提醒过我类似的事情。不管怎样，我向格里斯基强调过，他是个证人而不是嫌疑犯。”

“啊。”弗里曼快活地点着头，“那个好上尉想更好地了解他，是这样的吗？”老人从办公桌后站起来，像在法庭出庭时那样吼叫着，“你是疯了吗？”随后又控制住了他那激动的情绪，恢复了常态，“一个证人，而不是一个嫌疑犯？他就是个主要的嫌疑犯！而且我还会告诉你一点别的东西。肯森无疑也想到了自己是个主要的嫌疑人。你认为他为什么想要找一个资深的律师呢？事实上，我越琢磨这事，越喜欢他这个人。”

“你还从未和他见过面。”

“那又怎么样？你也就见过他一面。你打算跟我说你知道他没有犯谋杀罪吗？”

“他给马卡姆注射了钾吗？”

“或者用车轧过他。或许两兼而有之。”

“大卫——”

“为什么不呢？那个死掉的家伙干了他的老婆，这是世上最古老的杀人动机。”

“因此在等待了两年之后，他才杀了他吗？”

他的世界观丝毫没有改变，弗里曼坐回到椅子里，看上去就像一尊佛像一样。“这样的事每天都在发生。说真的，迪兹，这个案子不适合你干，你认为怎么样？看起来非常适合我。无论如何，我对应付控诉和逮捕有足够的把握。你明白我是如何办到的。”

按照弗里曼的观点来看，哈迪不得不承认他的委托人的确具备杀死马卡姆的作案动机、手段和时机。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哈迪曾代理过许多有大陪审团参与审理的控诉，但几乎没有赢过任何案子，只是偶尔有那么一个而已。

而且就在几小时之前，他还作为中间人为他的委托人牵线搭桥，安排他和凶杀案组的头儿简短谈论这档子蠢事。肯森或许已经在他的办公室里了，如果有更多的证据已经被人掌握的话，格里斯基或许会开给肯森一张有大陪审出庭的传票，甚至当场拘捕他。截至目前，哈迪为肯森所做的一切，就是让他自己跑出来，听取一些用处不大的建议和有点伤自尊的幽默。他现在才意识到，那个水族馆和三叶草酒吧相似的陈设，以及两个男人和比科莫拉莱斯的多边友谊已经鬼使神差般地让他错误地来到这儿。他一时被蒙蔽了眼睛，没能看清肯森所面临的现实。他之前都在想些什么呢？

他突然站起身来。“请原谅，大卫，我得走了。”

“我对此有种难以置信的似曾相识的感觉，”格里斯基说，“难道我们已经做过这件事了吗？”

“那是在今天早晨，”哈迪答道，“新的机遇到处都是，只要我们有勇气面对它们。”

上尉的目光越过办公桌直直地盯着他的朋友，接着拉开了他那件整天不离身的夹克衫侧面口袋的拉链，掏出一些圆片状的白色东西，掰了一块塞进嘴里，嘁嘁喳喳地嚼了起来。“你也来一些米饼吗？太难吃了。”他盯着手里剩下的米饼看了好一阵子，然后伸手把它扔进了废纸篓里。

“花生怎么样？”哈迪问。多年来，格里斯基办公桌的一个抽屉一直都是凶杀案组里的花生储存器，而且上尉经常都会随身带着几把花生。“我可以吃点花生。”

“胆固醇含量太高，或者是脂肪，或者是那类东西，我忘了究竟叫什么了。”

“那么除了这些对心脏有害的东西外，你也得到CRS了吗？”

格里斯基身子向后挪了挪，抱起胳膊注视着哈迪。“我也不打算去问。”

“好吧，没关系。如果你不知道，你就不知道吧。但如果你猜错了，不管怎样，你就只会说一些消极的东西。但什么时候做出改变都为时不晚，你知道的，要注重积极的东西。”

“把握那些积极的东西。”格里斯基语气冷淡地说，“我也有一件事要跟你说。让我们取消那件事吧。”

哈迪的脸沉了下来。“歌又唱得不同了。不过请注意，又是一个消极的调子。但是这一次，结果证明那也正是我所想的。”

“你想的是什么？”

“嗯，我抱歉地通知你，最终我的委托人今晚不能前来与我们面谈了。这个案子对我来讲太烫手了，因而不能让他跟别人谈话。不过，如果你愿意把你想问的东西写下来交给我，我愿意设法获取你需要的任何信息。”

格里斯基哈哈大声笑起来。“如果你愿意吻我的脚指头的话，或许我会变成一个芭蕾舞女听你的指挥。这是我一直以来都在梦想的事情。”

这两个男人亲切地看着对方，一时陷入了沉默。格里斯基最终打破了僵局。“好吧，”他说，“CRS是什么？”

哈迪夸张地一字一顿地说：“想……不起来……妈的。”他自己也忍不住咧开嘴笑了起来，“郁闷的一天，你别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