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器库大楼的陆军预备役办公室里，行贿生意正兴隆得很。我公务员生涯中第一次得到了“出色”的评价，为了我的受贿勾当，我彻底研究了那些复杂的新规定，并终于成为一名高效的文员和这一领域的专家。

正因为这一特殊的知识，我为自己的客户设计了一个运作系统。当他们服完六个月的现役，重回我的预备役队伍，参加会议和两周的夏季训练营时，我会让他们人间蒸发。我设计了一个完美而合法的系统帮助他们逃兵役。具体来说就是，我可以向他们提供一个选择，当他们结束六个月现役后，就能变成陆军预备役非活跃人员名单上的一员，只有战时才会被征召。不用再参加每周一次的会议，也不用每年参加夏季训练营。我的价钱上涨了。而且，当我把他们弄出去后，就会有一个极有价值的空缺。

一天早上，当我翻开《每日新闻报》时，头版赫然出现一幅有三个年轻人的照片，两个都是我头一天刚刚招入部队的，每人两百块。我的心猛地一跳，开始觉得恶心——除了曝光整桩交易外，还能是什么呢？这件事被人爆出来了。我逼着自己读文字说明，中间那个人是纽约州最大的政客之子，文字部分赞扬了这位政客之子参加陆军预备役的爱国举动。仅此而已。

不过，那张新闻图片还是吓到了我。我想象着自己锒铛入狱，瓦莱莉和孩子们被独自留下的画面。当然，我知道她父母会照顾他们，但我不在他们身边，我会失去我的家庭。不过，当我去办公室告诉弗兰克时，他大笑起来，觉得那妙极了。我的两个行贿客户上了《每日新闻报》的头版，太妙了。他把照片剪下来，放到自己的公告板上，这对我们而言是个极好的内部笑话，少校还以为它被贴在公告板上是为了鼓舞士气的。

那一场虚惊在某种程度上让我放下了戒备。和弗兰克一样，我开始相信这种交易会永远持续下去。其实的确是有可能的，但柏林危机出现了，那让肯尼迪总统决定征召几十万的预备役部队。之后的事情证明，这一点非常不走运。

当我们预备役小队被征召进陆军服一年现役的消息传出来时，武器库大楼里一片疯乱。那些逃避兵役，花钱混进六个月项目的人都气疯了，简直是勃然大怒。最令他们痛苦的是，他们——这群美国最精明的年轻人、事业刚起步的律师们、成功的华尔街操盘手、广告业天才——却输给了最愚蠢的存在：美国陆军。他们被六个月项目迷花了眼，从未注意到这个小小的危险：他们有可能被招入现役重回陆军。城里的骗子被乡下人骗了。我自己也不太高兴，我的生意全泡了汤。每个月再也拿不到一千块不用交税的收入，我却马上就要搬进长岛区的新房子了。我一直没有意识到，这一切即将引发我长久以来一直忧虑的那场灾难，处理我负责的小队服现役的无数文书工作让我无暇他顾。

供给和制服需要正式申请，各种不同的指令要颁布，再加上一窝蜂想要摆脱一年征召而疯狂活动的人。人人都知道陆军对困难个案有相关规定。那些在预备役项目里待了三四年，已经快要完成兵役的人所受到的冲击最大。在这些年里，他们的职业有了发展，结了婚生了孩子。现在，这一切都成了泡影。

但记住，这些可都是全美国最聪明的孩子，未来的商业巨头、法官和娱乐业大佬。他们才不会束手就擒。一个与父亲一起在华尔街证券交易所工作的年轻人，把他妻子弄进了精神病院，然后提交了因困难境况而退役的申请，理由是他妻子精神崩溃了。我把包括医生和医院官方信件的完整资料转发了出去。还是没成。华盛顿收到了数千个这样的个案，他们的立场是谁也不能因为境况困难而退役。有一封信寄回来，宣布那可怜的丈夫将被招入现役，而且红十字会将介入调查他所宣称的困难境况。红十字会的活儿肯定干得很漂亮，因为一个月后，当那男人的小队被调往弗吉尼亚的李将军堡时，他那精神崩溃的妻子来到我的办公室，申请随军必需的文件。她很快活，健康得很，健康到都没法继续待在医院里。也许连医生们都不愿那么投入地继续参与这种骗局了。

西勒先生打电话给我，询问他儿子杰里米，我告诉他我什么都做不了。他步步紧逼，我于是开玩笑说，如果他儿子是同性恋，也许陆军预备役会让他退役。电话那头安静了许久，然后他谢了我后便挂了电话。两天后，杰里米·西勒过来填了离开陆军的必要文件，理由是他是同性恋者。我告诉他，这将永远留在他的档案里，也许某一天，他会后悔自己有这么一条官方记录。我能看出来他很不情愿，但最终，他说：“我父亲说，这好过在战争中被杀。”

我寄出文件，美国陆军第一司令部所在的加夫纳斯岛驳回了申请。在一等兵西勒被征召后，他的情况将由一个陆军正规军委员会进行评估。又一个失败的。

我很惊讶伊莱·赫姆西没有打电话给我。制衣厂老板的儿子保罗在现役通知发出去后甚至都没在武器库大楼露过面。当我收到一位因出版过一本精神病学书籍而出名的医生的材料时，谜团解开了。这些材料证实保罗·赫姆西曾在过去三个月内接受过治疗神经问题的电击疗法，因此无法被征召进现役，那会对他的健康造成灾难性影响。我查了查相关的陆军规定。果然，赫姆西先生找到了退出陆军的法子。他肯定是从比我级别高得多的人那儿得到了建议。我把资料寄去加夫纳斯岛。不出意外，它们最终被寄回来，并加上了一条特别命令——命令保罗·赫姆西退出美国陆军预备役。我很好奇这场交易花了赫姆西先生多少钱。

我尽量帮助每一个申请困难境况退役的人，确保所有的资料都能寄到加夫纳斯岛的司令部，还专门打电话追踪事情办得怎么样了。换句话说，我竭尽所能帮助所有的客户。但弗兰克·阿尔柯则完全相反。

弗兰克和他的小队一起被征召，他认为那是一种光荣。即便他有妻子孩子和年迈的父母，退役理由很充分，但他完全没有尝试利用困难境况申请退役。他毫不同情队里那些想逃避一年征召的人。不论是以他的平民身份，还是以他军士长的身份，他都是小队里的首席行政官员，他扣下了所有困难境况退役申请，尽一切可能让申请对所有人来说都难上加难。他的手下没一个逃得了服役征召令，即使有合法理由也不行。而他扣下的很多人都是塞了他钱买进六个月项目的。到弗兰克和他的小队离开武器库大楼去往李将军堡时，他们之间已经积累了很多仇恨。

我因为没被征召进陆军而被大家开玩笑，说我肯定知道什么内幕。但伴随这种玩笑的是尊重。我自己也有点骄傲。我真的是在好几年前就想清楚了，金钱上的奖赏可不够弥补随之而来即使可能性很小的危险。虽然被征召服役的可能性只有百分之零点一，但我仍然拒绝了。讽刺的是，很多二战老兵都掉进了这个陷阱。他们完全没法相信这一点。此时此刻，他们这些在二战中打过三四年仗的人又得穿上绿军装。的确，大部分老兵不会再参加战斗或有生命危险，但他们仍然很生气。只有老弗兰克·阿尔柯似乎不介意。“我赚了外快，”他说，“现在我得为它付出代价了。”他冲我微笑，“梅林，我总想着你是个笨蛋，但现在看来，你挺聪明。”

那个月底，大家都要出发时，我给弗兰克买了份礼物，是块手表，上面所有那些玩意儿都可以显示：指南针方向和时间什么的，而且绝对防震。我花了两百美金，我真心喜欢弗兰克，我猜自己还有点内疚，因为他要参军而我不用。他很感动，充满喜爱地单臂拥抱了我。“运气不济时，你还能当了它。”我说。我们俩大笑起来。

接下来的两个月，武器库大楼很奇怪，空荡荡的，而且安静。一半的小队都加入了征召计划去服役。六个月项目名存实亡。现在它不再是好选择了。在受贿这方面，我完全没了生意。无事可做，我开始在办公室写小说。少校常外出，正规陆军中士也是，加上弗兰克去服役了，我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待在办公室里。某一天，一位年轻人走进来，坐到我桌边。我问他能为他做什么，他问我是否记得他。我记得，但不确切，然后他说出了自己的名字，莫雷·内德尔逊。“你不收分文帮了我，我妻子得了癌症。”

我这才记起来。将近两年前，一个对我的服务满意的顾客帮我安排去见了莫雷·内德尔逊，我们三个一起吃了午餐，那个叫巴蒂·史窦夫的顾客是个华尔街经纪人，一个超级会做间接营销的销售员。他跟我讲了问题所在。莫雷·内德尔逊的妻子患了癌症，治疗费用非常高，莫雷付不起进陆军预备役六个月项目的钱，所以他非常惧怕会被迫入伍两年被派驻海外。我问他为何不以他妻子的健康理由申请困难境况延期。他说试过了，但遭到了拒绝。

听上去不太对劲，但我没有追究。巴蒂·史窦夫解释说，六个月现役项目最大的吸引力就是服役地点在美国，莫雷·内德尔逊可以让他妻子随军，住在他被分配的任何基地外面。在他的六个月结束后，他希望能被转到我控制的那个组里，这样他就不用参加会议了。他真的必须得尽可能地陪伴妻子。

我点点头。巴蒂·史窦夫抛出了最重要的一点。他希望这一切都免费，不收钱，他的朋友莫雷一分钱也花不起。

莫雷不敢迎上我的视线，他一直低着头。我猜想这大概是个谎言，但我无法想象会有人这样诅咒自己的妻子，只为了不付钱。这时我突然想象到一个场景：要是有一天整件事都被曝光，那些报纸说我逼着一个妻子身患绝症的男人贿赂我才征召他怎么办？我将会变成世界上最糟糕的恶棍，这根本说不通，即使是在我的想象里。所以我说，当然，没问题，然后对莫雷说了几句希望他妻子康复的话，便结束了那顿午餐。

我那时有点生气。我有自己的选择，会把那些没钱的人也招进六个月项目，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多次，我把它当成行善。但这可是特殊的交易，值很多钱。这是我第一次被要求免费那么做。巴蒂·史窦夫自己就是花了五百块才得到了特殊关照，再加上他入伍的两百块。

无论如何，我仍顺利高效地做完了一切。莫雷·内德尔逊服了六个月的兵役，然后我把他弄进小组，把他变成了名册上的一个名字。可现在莫雷·内德尔逊跑到我办公桌边干吗？我握了他的手，等待着。

“我接到了巴蒂·史窦夫的电话，”莫雷说，“他被招募了，他们需要他在其中一支现役小队中发挥他的军事专长。”

“巴蒂可真不走运。”我说，语调没太多同情，我可不想让他觉得我会帮忙。

莫雷·内德尔逊正直视着我的双眼，就像他在鼓足勇气说某些难以启齿的话。我靠到椅背上，让它向后斜，然后说：“我没办法为他做任何事。”

内德尔逊坚决摇头：“他明白这一点。”

他停顿了一下。“你知道，我从没有正式感谢过你为我做的所有事，你是唯一肯帮我的人。那次我就很想告诉你，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你为我做的。所以我才来，因为也许我能帮你。”

轮到我羞愧了，我不想让他这个时候再给我钱，已经做过的事就过去了，再说我也喜欢自己的记录上有些好事。

“别惦记。”我说，很谨慎地不去问他妻子情况如何。我一直都不信那个说法。我觉得别扭，他因为我的同情心而感激我，但其实事实并非如此。

“巴蒂叫我来见你，”内德尔逊说，“他想警告你，李将军堡里满是FBI探员在质询你队里的人，你知道的，关于付钱入伍的事。他们在打听你和弗兰克·阿尔柯的事。你的朋友阿尔柯看来是惹上了大麻烦，大概有二十个人提供证据说他们给了他钱。巴蒂说，两个月后会在纽约召集一个陪审团起诉他。他不知道你的情况如何，但叫我来警告你，注意你的言行，如果你需要律师，他会帮你找一个。”

有那么一刻，我甚至连他都看不见了。整个世界彻底黑暗，我觉得恶心，一波反胃差点让我吐了出来。我的椅子在往下掉。我仿佛看到了那耻辱的一幕：我被逮捕，瓦莱莉的极度震惊，她父亲的愤怒，我哥哥亚蒂的羞愧和对我的失望。我对社会的报复不再是一个开心的嬉闹。但内德尔逊正等着我说点什么。

“上帝啊，”我说，“他们是怎么听到风声的？召集令后我们就没再干了。他们怎么会查上我们呢？”

内德尔逊为他的行贿同行们感到内疚。“他们有些人因为被征召而非常生气，就写了匿名信给FBI，说了交钱加入六个月项目的事，他们都怪罪阿尔柯，想让他惹上麻烦。还有些人生气是因为，当他们想躲过召集令时阿尔柯完全不配合。加上阿尔柯在军营是个非常强硬的军士长，他们不喜欢那样，所以想让他惹上麻烦，也确实成功了。”

我的大脑在急速运转。离我去赌城见卡里藏好钱已经差不多过去一年了，在此期间我又存了一万五千块。另外，我很快就要搬进长岛的新房子。一切都在最糟糕的时刻爆发。如果FBI在李将军堡跟每个人都谈了话，那他们至少会跟超过一百个我收过钱的人谈过了。他们中有多少人会承认给了我钱呢？

“史窦夫确定将会有陪审团审弗兰克吗？”

“肯定有，”莫雷说，“除非政府决定瞒下整件事，你知道的，把那些烂事都盖住。”

“有那种可能吗？”我问。

莫雷·内德尔逊摇了摇头。

“没有，但巴蒂认为你有机会脱身。跟你打过交道的所有人都觉得你是好人，从不像阿尔柯那样漫天要价，没人想给你惹麻烦。巴蒂也在四处跟人说不要把你卷进去。”

“帮我谢谢他。”我说。

内德尔逊站起身，握了握我的手。“我只想再次感谢你，”他说，“如果你需要有人帮你做见证人，或需要让FBI找我谈话，我都会尽量帮忙。”

我充满感激地握了握他的手。“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我说，“你有可能被征召吗？”

“不，”内德尔逊说，“我有个小儿子，记得吗，而且我妻子两个月前死了，所以我很安全。”

我绝不会忘记他说这句话时的表情，满是耻辱和痛恨，声音中充满了苦涩的自我厌恶。他自责自己还活着，却什么也不能做，只能顺应人生给他安排的未来，照顾好他的小儿子，每天早上去上班，应一个朋友的要求来警告我，为一件我曾为他做过、他当时觉得很重要、但其实对他毫无意义的事而感激我。我说很遗憾他的妻子去世了。现在我相信他了，他的确说的真话，我为自己曾经那么想过他而觉得糟透了。也许他是故意最后才说起这个，因为多年前，当他低着头听巴蒂·史窦夫哀求我时，他肯定知道我以为他们俩都在撒谎。这是个小小的报复，而他非常乐意这么做。

我惶恐不安地等了一个礼拜，刽子手才终于到来。那是个周一，我惊讶地看到少校一大清早就走进了办公室——对他而言很早——那可是周一。他走进私人办公室前奇怪地看了我一眼。

十点整，两个男人走进来找少校，我立即知道了他们是什么人。他们几乎就跟文学作品描述的和电影里扮演的一模一样，穿着保守的西装，打着领带，戴着显示他们坏脾气的软呢帽。年长的那个大约四十五岁，线条分明的脸上带着冷淡。另一个就有点不太协调，他年轻得多，是那种非运动员式的瘦高体型，厚厚的保守西装下是一副非常瘦削的骨架。他的脸稚气未脱，但有种好脾气的帅气。我把他们带去少校的办公室。他们待了大约三十分钟，然后走出来站到我办公桌前。年长的那个很正式地问我：“你是约翰·梅林吗？”

“是。”我说。

“我们可以找个单独的房间谈谈吗？你的长官批准了。”

我起身，带他们去了一间在开会时用作预备役小队司令部的房间。他们两人都立即翻开钱包给我看了绿色的身份卡。年长的那个自我介绍：“我是联邦调查局的詹姆士·华莱士，这位是汤姆·汉侬。”

汉侬冲我友好地微笑：“我们想问你几个问题，但你在没有咨询律师的情况下不必回答。一旦你回答了我们的问题，任何你所说的都会被用来指控你，明白吗？”

“明白。”我说，坐到桌子一头，他们在桌子两边分别落座，我被夹在中间。

年长的那个姓华莱士的问道：“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来找你吗？”

“不。”我已经下定决心一个字也不主动吐露，绝不说俏皮话，也不搞任何事情。他们肯定知道我清楚他们为何而来，但那又如何？

汉侬说：“就你所知，有任何可以提供有关弗兰克·阿尔柯不管何种原因，从预备役军人那里受贿的信息吗？”

“没有。”我说，一点表情也没有。我想好了，不当演员，不大吃一惊、不微笑、不做任何会引发多余问题或攻击的事情。让他们以为我在为朋友打掩护，即使我没罪，这样做也很平常。

汉侬说：“你曾经因为任何原因从任何预备役军人那里收过钱吗？”

“没有。”我说。

华莱士特意把语调放得很慢：“你知道这一切，你只有在那些面临征兵令的年轻人给你一定数量的钱财之后才征召他们入伍。你知道你和弗兰克·阿尔柯操控着那些名单。如果你否定这一点，你就是在向联邦职员撒谎，这是犯罪。现在，我再问你一次，你曾经收过钱或其他物品来优先征召某个人吗？”

“没有。”我说。

汉侬忽然笑起来：“我们有你朋友弗兰克·阿尔柯的确凿证据，有证词说你们俩是搭档，也许你们还跟这栋楼里的平民行政人员甚至官员合伙招揽贿赂。如果你跟我们坦白，告诉我们你所知道的一切，那对你会好得多。”

他没问任何问题，所以我只是看着他，没有作答。

华莱士突然用冷静平稳的声调说：“我们知道你是这一勾当的关键。”然后，我第一次打破了自己定下的规矩，大笑起来，笑得那么自然，他们没法因此觉得被冒犯。事实上，我看到汉侬也微笑了一下。

我大笑是因为“关键”这个词。第一次，整件事突然变得像某个B级片里的剧情。我笑是因为，我以为说这种话的人会是汉侬，他看上去那么稚嫩。我本以为华莱士是危险的那一个，显然，他才是负责人。

我大笑还因为，现在我知道他们明显搞错了方向。他们查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阴谋，一个有组织的“圈子”，有个“策划者”。否则这根本就不值得FBI那些重量级人物花时间来查。他们不知道这只是一小撮职员在捞外快。他们忘记了这里是纽约，每个人每天都这样那样在违反某条法律。他们无法理解这个概念：每个人都有胆量自己变坏。但我不想他们因我的大笑而生气，所以我盯着华莱士的眼睛。“我倒希望自己是某件事的关键，”我可悲地说，“而不是一个糟糕透顶的职员。”

华莱士紧盯着我，对汉侬说：“你还有其他问题吗？”汉侬摇了摇头。华莱士站起身：“谢谢你回答我们的问题。”汉侬也站了起来，所以我也跟着站起来。有那么一刻，我们站得很近，我想也没想就伸出手，华莱士握了握它。我同样跟汉侬握了手，然后我们一起走出房间，沿着走廊走到我办公室。他们点头跟我告别，继续走到通往楼下一直可以走出大楼的楼梯。我回到办公室里。

我绝对冷静，没有紧张，一点也没有。我琢磨着自己主动握手的行为，正是那个动作打破了我内心的紧张。但我为什么要那么做呢？我猜是要表达某种感激，他们并未试图羞辱我或吓唬我，问询一直很有礼貌。我看得出他们对我怀着某种同情，我显然是有罪的，但所犯的罪实在太微不足道了，一个可怜的糟糕职员弄点小钱。当然，如果他们可以的话，也会把我关进监狱，但他们心里并不特别想这么做。也许我只是太微不足道，他们没必要施以大力。甚至也许他们甚至忍不住要嘲笑这一罪行：人们花钱加入陆军。然后我大笑。四万五千块可不是一点小钱，我太沉浸于自怜情绪了。

我一回到办公室，少校就出现在刚才那间办公室的门边，招手示意我进去。少校的制服上挂着他所有的绶带和勋章。他曾打过二战和朝鲜战争，胸前挂着至少二十条绶带。

“情况怎么样？”他问，微微笑了笑。

我耸了耸肩：“还好吧，我猜。”

少校惊讶地摇了摇头。“他们告诉我，这事已经进行好几年了，你们这些家伙该死的是怎么做到的？”他带着钦佩摇头。

“全是胡说，”我说，“我从没见过弗兰克从任何人那里收钱，压根就是有些人恼火被征召服现役。”

“是啊，”少校说，“但在李将军堡那边，他们正在安排让一百多个大兵飞来纽约在陪审团前作证。那可不是胡说。”他微笑着凝视着我，“你在对付德国佬时隶属哪个部队？”

“第四装甲师。”我说。

“你的记录里有一枚铜星勋章，”少校说，“不算什么，但还是有。”他胸前的绶带之间有一枚银星和一枚紫星。

“的确不算什么，”我说，“我只是在敌军炮火下帮助法国平民撤离而已，我想我一个德国佬也没杀过。”

少校点点头。“不算什么，”他同意，“但比那些孩子能得到的绝对要多。所以只要我能帮得上忙，就告诉我，好吗？”

“谢谢。”我说。

我站起身往外走，少校愤怒地自言自语：“那两个混球竟敢质问我，我告诉他们回去操他们自己。竟然以为我也参与了那些破事。”他摇摇头，“好吧，小心点。”

当一个业余罪犯真的不划算。我遇事的反应就像电影里的杀人犯那样，承受着内疚的折磨。每当公寓的门铃在不寻常的时刻响起，我的心都会嗵嗵直跳，以为是警察或FBI。当然，只不过是某个邻居来借点什么，或是瓦莱莉的某个朋友顺路过来聊天。FBI探员每周会来办公室两三次，通常会带上他们认为可以指认我的某个年轻人。我猜是某个花钱参加六个月项目的预备役军人。有一次，汉侬过来谈话，我下楼去了一间快餐店，为我们和少校买来咖啡和三明治。当我们聊天时，汉侬用你能想象出来最友善的语调说：“你是个好人，梅林，我非常痛恨要送你进监狱的想法，真的，但你知道，我已经送过很多好人去监狱。我总想着他们要是能帮帮自己该多好啊。”

少校靠在椅背上，看着我的反应。我耸了耸肩，继续吃三明治。我的态度是：对这样的评论，我说什么都没用，反而只会引发一场关于受贿的简略讨论，在这样的讨论中，我也许会说漏嘴，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他们的调查。所以我什么都没说。我问少校能否放我两天假，好让我帮妻子圣诞购物。工作其实并不多，办公室里还有个新来的平民顶替弗兰克·阿尔柯，我不在时他可以盯着。少校说当然可以。汉侬有些傻，他关于送了很多好人进监狱的评论很蠢，他太年轻了，根本不可能送过很多人——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去监狱，我觉得他是个菜鸟，一个好心的菜鸟，但绝不是会把我送进监狱的那个人。如果他真的做到了，我会是他的第一个。

我们聊了一会儿汉侬就离开了。少校带着种全新的敬意看着我，然后他说：“即使他们不能定你的罪，我也建议你找份新工作。”

圣诞节对瓦莱莉来说一直是件大事。她热爱为她父母、孩子们、我和她的兄弟姐们买礼物。特别是这个圣诞节，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更多的钱花。有辆自行车正在两个儿子的衣橱里藏着，她给她父亲买了件很好的进口爱尔兰羊毛开衫，给她母亲的是同样贵重的爱尔兰蕾丝披肩。我不知道她给我买了什么，她总是保密，而我也得为我给她的礼物保密。那份礼物一点也不麻烦，我用现金给她买了一枚钻戒，那是我送她的第一份真正的珠宝。我从没送她订婚戒指，多年前，我们俩都不相信那种小资的胡诌。十年后，她变了，而我根本不在乎钱，我知道这会让她很开心。

所以，圣诞前夜，孩子们帮她装饰圣诞树，而我则在厨房里工作。瓦莱莉仍然不知道我在工作上遇到的麻烦。我写了几页小说，然后进客厅去观赏圣诞树。它裹在银色之中，红色蓝色金色的铃铛用银线编织的绳子挂在上面，树顶是颗发亮的星星。瓦莱莉从不用电灯，她痛恨把它们挂在圣诞树上。

孩子们都很兴奋，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把他们哄上床，让他们老实待在床上。他们不停溜出来，我们不能对他们太凶，在圣诞前夜可不行。最终，他们筋疲力尽，睡着了。我最后看了一眼，他们都换上了干净睡衣等着圣诞老人，都洗过澡梳过头。他们看上去那么美丽，我都不敢相信他们是我的孩子，他们竟然属于我。在那一刻，我真的爱极了瓦莱莉。我真是幸运极了。

我走回客厅，瓦莱莉正在把包装华丽的圣诞礼品袋塞到树下，数量看上去很可观。我过去把我为她买的礼物也放到树下。

“我没法给你买太多，”我狡黠地说，“只有一份小礼物。”我知道她永远也猜不到她会得到一枚真正的钻戒。

她冲我微笑并亲了我一下。她从不在乎自己在圣诞节会得到什么，她最爱的是为其他人买礼物，特别是为孩子，然后是为我和她的家人，她的父母兄弟姐妹们。孩子们都得到了四到五份礼物，还有那辆超级闪亮的自行车。我为她买了这个感到非常遗憾。那是辆两轮自行车，给我最大的儿子。我遗憾是因为，我得组装它，可完全不知道要怎么做。

瓦莱莉开了瓶红酒，弄了点三明治，我打开装着自行车不同零件的巨大纸箱，把所有东西都摊在客厅的地板上，还有三张纸的说明和图纸，我只看了一眼就说：“我放弃。”

“别傻了。”瓦莱莉说。她盘腿坐在地上，边啜着红酒边研究图纸，然后她开始工作。我是个白痴帮手，只能拿螺丝、起子、扳手和必要的部件，好让她把它们拧到一起。我们终于把那鬼东西拼好时已经凌晨三点了。那时候我们已经喝完了一整瓶红酒，完全一团糟。孩子们一醒过来就会立刻蹦下床。我们只能再睡大概四个小时，然后得开车去瓦莱莉父母家里，度过充满庆祝和激动的漫长一天。

“我们最好赶紧上床。”我说。

瓦莱莉摊在地板上。“我就睡在这里好了。”她说。

我躺到她身边，然后我们俩都翻身侧躺着，好紧紧拥住对方。我们就那样幸福、疲惫却满足地躺着。就在那一刻，门突然被很响地敲了一下，瓦莱莉很快起身，脸上带着惊讶，疑惑地瞥了我一眼。

在那一瞬间，我内疚的大脑勾勒出一整幅场景，当然是FBI，他们特意等到圣诞前夜，等到我的心理防线松懈的那一刻，他们还带着搜查逮捕令，他们会发现我藏在房子里的一万五千美金，然后把我带走，送进监狱。他们会提议，如果我坦白，就让我跟老婆孩子一起过完圣诞，否则我就会被羞辱，瓦莱莉会因为我在圣诞节被捕而痛恨我，孩子们会哭泣，他们的心灵会受到伤害。

我看上去肯定糟透了，因为瓦莱莉对我说：“出了什么事？”门上又响起一声重重的敲门声，瓦莱莉走出客厅到走廊去应门。我能听到她在跟谁讲话，我走出去吃药。她从走廊回来，转进厨房，怀里抱着四瓶牛奶。

“是送奶工，”她说，“他今天提早送奶，好赶在他的孩子们醒来之前回家。他看到我们门缝里的灯光，所以敲门祝我们圣诞快乐。他真是个好人。”她走进厨房。

我跟着她走进去，虚弱地坐到一把椅子上。瓦莱莉坐到我腿上。“我打赌你以为是某个疯狂的邻居或骗子，”她说，“你总担心会发生最坏的情况。”她充满爱意地吻了我，“我们上床吧。”她给了我一个更绵长的吻，我们上了床，做了爱，然后她悄声说：“我爱你。”“我也是。”之后，我在黑暗中微笑。我绝对是整个西方世界最胆小的小偷。

圣诞节过后第三天，一个奇怪的男人走进我的办公室，问我是否是约翰·梅林。我说是，他递给我一封折起来的信，我拆信时他走掉了。信是用旧体英文粗体印的：

美国地方法院

然后用普通的大写字母写着：

纽约南区

我的名字和地址用粗体大写印在右侧。

您好：

信上写着：“余等令汝，抛却一切工作及藉口，必须出席美利坚合众国之人民大陪审团接受质询”——接下来是时间和地点，结语是“被控违反美国法典第十八条。”下面接着说，如果我不出现，我会被控藐视法庭并可能受到法律制裁。

好吧，至少我现在知道自己违反了哪条法律。美国法典第十八条，我从没听说过这一条。我又读了一遍，对第一句话十分着迷。作为一个作家，我很爱这种表述方式，他们肯定是从旧英国律法里摘抄出来的。我又读了一遍那个句子：“余等令汝，抛却一切工作及藉口，必须出席美利坚合众国之人民大陪审团接受质询”。

这句话很棒，甚至有莎士比亚的味道。现在它真的发生了，我很意外地发现自己感到某种振奋，有一种不管输赢都赶紧搞定它的急迫。那天工作结束前，我打电话去赌城，找到了正在办公室的卡里。我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一周后我将会面对陪审团。他要我稳住别担心，他第二天就会飞来纽约，然后从酒店打电话去我家。